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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族中几代人对碑帖嗜好，收藏了一些名碑旧帖，现取代表藏品《隋元公姬夫人墓志》拓本作为案例进行考证释疑。今人误解《隋元公姬夫人墓志》为单独一人之墓碑，实际上是元公及其夫人姬氏合葬在一起而同时出土的二块墓志。
《双志》的基本概况：《太仆卿元公墓志铭》隋大业十一年（公元六一五年）刻，石二尺五寸见方，楷书三十七行，行三十七字[1]。《元公夫人姬氏墓志》，石稍小，二尺一寸见方，楷书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书法严整方劲，全同《元公墓志》[2]。基本内容：述其墓主六世祖父辈官爵，及墓主历官经历和军功政绩。
一、《双志》的历史地位与时代背景
《元公双志》清嘉庆二十年（一八一五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二志皆建于隋大业十一年（六一五年），而无书者姓名，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中谓：“字画隽密，词理高华，玩其笔势，断为率更无疑”，竞直指《双志》为欧阳询书。隋代时间较短，《元公姬夫人墓志》是该朝代显赫有名的代表作之一，历史价值地位不可低估。赵万里评书云：“《董美人墓志》与《元公》、《姬氏》双志同为传世关中隋志三翘楚”。
就碑志书法发展而论，《元公双志》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隋朝的建立，使南北文化趋向融合，这种趋势也直接影响了书法艺术。它把南朝楷书的萧秀婉丽，与北朝碑书的朴厚雄强铸于一炉，进而演变为具有“风神疏朗，体格峻整”的一代书风。正如康有为《书镜》中所说：“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这种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朝代特点，大开初唐楷书之先声。从这承上启下的书风变化来看，《元公双志》与正定《龙藏寺》，西安《美人董氏志》以及丁道护所书的《启法寺》等都突出表现了这一时代的特色，可以说“建标千古”。
二、《双志》与作者家族的渊源
该二块墓志出土于陕西咸宁，在嘉庆二十年，由当地土著掘土发现的。后适逢武进（常州）文士陆绍闻（耀遹，著金石续编二十一卷）见到而爱不释手，当即与当地土著一再协商后购得，并雇用了两头驴日夜星晨，经长途跋涉后背归了常州。当时苏南地区，常州亦属文士聚集之地，当地文豪风闻陆氏得此二碑，参观者不绝。为应酬，陆即将二志精拓二十余份，以馈赠当地名流共同鉴赏。陆当时认为碑在家中，随时可以拓片，孰料前后不久，年至咸丰十年，常州为太平军占领，二墓志被砸毁，十分可惜！
常州化龙巷北端玉带桥畔“庆延堂”张氏家族在当地也是历代书香的“墙门人家”，对历史文化考据之学尤为擅长，耳闻目染，世代相传。家中收藏了一定数量碑帖，经过时代变迁和文革动乱，重要文物资料已失散无数。但大概由于家族历代的嗜好，许多碑帖却幸运地保护收藏下来了，其中就有当年陆氏原拓《隋元公姬夫人墓志》。
三、对《双志》拓本的比较分析鉴定
我们查阅了有关《双志》的出版情况，发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书店出版发行的《双志》影印本、本世纪初文物出版社发行的《元公志》影印本，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现把以上二种影印拓本和作者家藏《双志》拓本放在一起、来进行一个比较分析鉴定：
（一）对三拓本的初审
首先从外包装潢来看：上海书店拓本是纸板包锦装、家藏拓本是楠木板蝴蝶装、文物出版社拓本外包装潢未见。
其次从题签、印记来看：上海书店拓本前有吴湖帆篆书“隋元公姬夫人墓志精拓本，闽县陈氏猗文阁藏宝”题签，碑文首行第一个字“大”字破损处石花上有小印一方，文后有罗振玉赏读印一方。家藏拓本为自题签，碑文中第二列空格处有收藏私印一方。文物出版社拓本亦为自题签，碑文首字旁外围有曲阜玉虹楼考藏金石记印一方。
再次看内容与名目是否相符：三拓本内容与名目皆相符。
还要看是否染色，是否有拼补描填痕迹：三拓本未见染色、考据处未见拼补、描填迹象。
最后看有无名人跋文：上海拓本后有罗振玉和陈承修长短各一跋文、家藏拓本后有俞曲园先生长短各一跋和恽毓嘉跋、文物出版社拓本无跋尾。
总结前观三拓本印象，可得初步结论：三种《元公》拓本均为旧拓本无疑，如果是普通碑帖，鉴别工作就可结束。但前面文中已经介绍过，《元公》碑是历史名碑、隋志翘楚，其历史地位价值难以撼动。而志出土不久即毁，在晚清民国就有一定仿品，故旧拓名碑精品的鉴定必须详加考核，方可定论，在前面初审基础上，必须进行进行复审。
（二）对三拓本的复审
对于拓本的新旧优劣真赝，常规鉴别方法找不出毛病时，复审我们可以不按部就班，可采用非常规手段，综合鉴察，寻找突破口。我们可以看它的墨气，这一点至关重要。碑估作伪狡黠者，其他皆可修饰，惟墨气无能为力。旧拓佳本皆采用当时佳墨椎拓，或浓重黝黑精气内蕴、纸墨相发，神彩飞越，每一展卷足以使人动心骇目；或清丽雅洁，紫光隐露，墨香四溢，尤令人心旷神怡。而伪作则皆用近时劣墨，或则平淡无奇、或则粗犷浮滑，绝无半点墨香。
细察上海书店《元公》拓本，全碑淡墨精拓，字口生辣、刀锋果断，毫发毕现，意出字外，秀韵之致，字体肥润；家藏本淡墨精拓，字迹娟秀清晰，拓本半透明，露出后面纸帘纹，如轻云笼月，又如美人罗衣；再观文物出版社《元公》拓本，发现其为浓黑拓，但精气散，墨不佳，字无力。
一般人以为是印刷不清晰，其实是墨气不对。精气散，是翻刻本的特点，字是摹描上去的，不是写上去，要摹描成和原碑一样，就犹豫，就气散也，则字无力。字口有较平均的轻微损伤崩裂现象，这就是人工做旧之迹象。
墨不佳，是碑估节省成本用劣质墨，事实上到了近代，的确是佳墨难求。在我国，秦代有了人工造的烟墨；宋代发明了油烟墨；明代用名贵药材配和油烟墨制成漆烟墨，有芬芳而厚重，一点如漆的效果；清乾隆以后，墨的配方不如以前，墨开始走向没落；光绪民国西方化工进入我国，墨也变成了化工原料制成的化学墨。各个时代墨的不同，今天成了我们断代鉴定的用力武器。浓墨拓，是作伪者想遮去纸张帘纹和翻刻的人工石花印迹，一般翻刻拓本是不会采用淡墨椎拓的，因为淡墨拓本会暴露更多信息，伪品总要遮遮掩掩。 《元公》与《姬氏》二志和其它历史名碑比有一个很有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清嘉庆年出土，不久即毁，在人间时间很短（之前在地下，之后已毁），故马子云先生认为《元公》与《姬氏》初拓未损本为嘉庆年拓，此即嘉庆标准黑色[3]。即马先生的观点是，可以把《双志》原拓本的墨色，作为我们碑帖拓本断代鉴定时的时代墨色标杆。可见从墨气、墨色的角度来对《元公》拓本进行鉴别是有道理的，并且行之有效的。
另外我们现在同时有三种拓本在手，也可以采取并几联校法看看拓本相互之间文字，石花损泐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一定有一本是翻刻本，那就再看哪一本石花不自然，是人工做出来的。比对下来，三拓本文字、石花损泐基本一致，由于其中二本是拓本的影印本，就没有办法看出石花损泐的人工痕迹，通过此法进一步查找考据效果不理想。
再者，我们知道《元公》双志究竟是隋代名志，名碑珍本必定有著录，查找到马子云《碑贴鉴定浅说》中云：“元公墓志，正书咸丰年石毁后，有翻刻初拓者。姬氏墓志，正书，与元公同时毁之，后有翻刻本”。[4]观马子云先生著录，可知我们怀疑文物出版社《元公志》为翻刻本也不是空穴来风。
杨震方著《碑贴叙录》记载：“双志同在陕西咸宁（今西安市）出土，归武进陆耀遹所有，后为大兴恽毓嘉购得。又此志“君讳”下空一字，“字”下亦空一字，备填用。出土时一字不缺，现已断裂成三块。”[5]见杨震方先生著录，可知家藏《元公志》拓本来历是有记载可寻的。另著录还需要进一步勘正为“双志于咸丰十年兵毁，石碎后，归同邑恽毓嘉。”志到恽氏手上已断为三块，故原拓本只可能是陆氏拓本。杨震方不知恽氏是常州大姓，恽毓嘉是恽南田后人，记载应表述为和陆耀遹同邑为准。
又观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记载：“翻刻本多，在原石面划伤处石花线不自然”。[6] “志初拓本为陕拓，见归陆氏前拓本二。一罗振玉藏沈氏旧藏本，淡墨精拓剪装，字体特肥润；又刘喜海旧藏归徐氏，今藏北京文物商店。此志归陆氏后，拓本不如陕拓本。志翻刻多，原石元公首行太仆，仆字右下钩上中断，翻刻者中断者少。”[7]张彦生先生从一个庆云堂学徒到故宫专家，六十多年的鉴碑经验，当然是目光如炬。身后留下著录，仍是我们有力帮手。著录佐证了二点：一是上海书店出版拓本原经罗振玉收藏，字体比陆氏本肥润；二是元公首行大仆，仆（繁体）字右下钩上未中断者，即是翻刻本的铁证。对照三拓本，可见上海书店拓本确实比家藏本字体肥润，又文物版为仆字右下钩上未中断本，故文物版《元公志》拓本为翻刻本确切无疑。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上海书书店拓本为罗振玉藏沈氏旧藏本，是墓志在陕拓本，有著录可查，当谓神品。家藏本为陆氏在常州拓本，流传有绪，可谓精品。文物版《元公》拓本当为志石碎后，碑估谋利翻刻碑之拓本，确谓赝品也。碑文首字右方外有“曲阜玉虹楼考藏金石记”的鉴藏章一枚，这章盖的位置不对，有装裱拼接的嫌疑。鉴定章应盖在损泐的字（考据字）处，或盖在碑文中空格位置，或在碑文装裱拼接处骑缝盖。另据考证曲阜玉虹楼是清代的著名刻帖书商，曾把《三希堂法帖》一再翻刻，最后竟翻刻至一百另一卷，号称百一帖。可见玉虹楼翻刻碑帖是有经验的，难怪把原碑的石花都翻刻的一模一样，使人真假难辨。
参考文献：
[1]杨震方著.碑帖叙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1.
[2]杨震方著.碑帖叙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0.
[3]马子云著.碑帖鉴定浅说[M].紫禁城出版社，1986：86.
[4]马子云著.碑帖鉴定浅说[M].紫禁城出版社，1986：104.
[5]杨震方著.碑帖叙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1.
[6]张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九号《善本碑帖录》[M].中华书局，1984：93.
[7]张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九号《善本碑帖录》[M].中华书局，1984，94.
（作者单位：1.苏州大学 2.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双志》的基本概况：《太仆卿元公墓志铭》隋大业十一年（公元六一五年）刻，石二尺五寸见方，楷书三十七行，行三十七字[1]。《元公夫人姬氏墓志》，石稍小，二尺一寸见方，楷书二十七行，行二十七字，书法严整方劲，全同《元公墓志》[2]。基本内容：述其墓主六世祖父辈官爵，及墓主历官经历和军功政绩。
一、《双志》的历史地位与时代背景
《元公双志》清嘉庆二十年（一八一五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二志皆建于隋大业十一年（六一五年），而无书者姓名，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中谓：“字画隽密，词理高华，玩其笔势，断为率更无疑”，竞直指《双志》为欧阳询书。隋代时间较短，《元公姬夫人墓志》是该朝代显赫有名的代表作之一，历史价值地位不可低估。赵万里评书云：“《董美人墓志》与《元公》、《姬氏》双志同为传世关中隋志三翘楚”。
就碑志书法发展而论，《元公双志》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隋朝的建立，使南北文化趋向融合，这种趋势也直接影响了书法艺术。它把南朝楷书的萧秀婉丽，与北朝碑书的朴厚雄强铸于一炉，进而演变为具有“风神疏朗，体格峻整”的一代书风。正如康有为《书镜》中所说：“隋碑内承周、齐峻整之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这种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的朝代特点，大开初唐楷书之先声。从这承上启下的书风变化来看，《元公双志》与正定《龙藏寺》，西安《美人董氏志》以及丁道护所书的《启法寺》等都突出表现了这一时代的特色，可以说“建标千古”。
二、《双志》与作者家族的渊源
该二块墓志出土于陕西咸宁，在嘉庆二十年，由当地土著掘土发现的。后适逢武进（常州）文士陆绍闻（耀遹，著金石续编二十一卷）见到而爱不释手，当即与当地土著一再协商后购得，并雇用了两头驴日夜星晨，经长途跋涉后背归了常州。当时苏南地区，常州亦属文士聚集之地，当地文豪风闻陆氏得此二碑，参观者不绝。为应酬，陆即将二志精拓二十余份，以馈赠当地名流共同鉴赏。陆当时认为碑在家中，随时可以拓片，孰料前后不久，年至咸丰十年，常州为太平军占领，二墓志被砸毁，十分可惜！
常州化龙巷北端玉带桥畔“庆延堂”张氏家族在当地也是历代书香的“墙门人家”，对历史文化考据之学尤为擅长，耳闻目染，世代相传。家中收藏了一定数量碑帖，经过时代变迁和文革动乱，重要文物资料已失散无数。但大概由于家族历代的嗜好，许多碑帖却幸运地保护收藏下来了，其中就有当年陆氏原拓《隋元公姬夫人墓志》。
三、对《双志》拓本的比较分析鉴定
我们查阅了有关《双志》的出版情况，发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书店出版发行的《双志》影印本、本世纪初文物出版社发行的《元公志》影印本，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现把以上二种影印拓本和作者家藏《双志》拓本放在一起、来进行一个比较分析鉴定：
（一）对三拓本的初审
首先从外包装潢来看：上海书店拓本是纸板包锦装、家藏拓本是楠木板蝴蝶装、文物出版社拓本外包装潢未见。
其次从题签、印记来看：上海书店拓本前有吴湖帆篆书“隋元公姬夫人墓志精拓本，闽县陈氏猗文阁藏宝”题签，碑文首行第一个字“大”字破损处石花上有小印一方，文后有罗振玉赏读印一方。家藏拓本为自题签，碑文中第二列空格处有收藏私印一方。文物出版社拓本亦为自题签，碑文首字旁外围有曲阜玉虹楼考藏金石记印一方。
再次看内容与名目是否相符：三拓本内容与名目皆相符。
还要看是否染色，是否有拼补描填痕迹：三拓本未见染色、考据处未见拼补、描填迹象。
最后看有无名人跋文：上海拓本后有罗振玉和陈承修长短各一跋文、家藏拓本后有俞曲园先生长短各一跋和恽毓嘉跋、文物出版社拓本无跋尾。
总结前观三拓本印象，可得初步结论：三种《元公》拓本均为旧拓本无疑，如果是普通碑帖，鉴别工作就可结束。但前面文中已经介绍过，《元公》碑是历史名碑、隋志翘楚，其历史地位价值难以撼动。而志出土不久即毁，在晚清民国就有一定仿品，故旧拓名碑精品的鉴定必须详加考核，方可定论，在前面初审基础上，必须进行进行复审。
（二）对三拓本的复审
对于拓本的新旧优劣真赝，常规鉴别方法找不出毛病时，复审我们可以不按部就班，可采用非常规手段，综合鉴察，寻找突破口。我们可以看它的墨气，这一点至关重要。碑估作伪狡黠者，其他皆可修饰，惟墨气无能为力。旧拓佳本皆采用当时佳墨椎拓，或浓重黝黑精气内蕴、纸墨相发，神彩飞越，每一展卷足以使人动心骇目；或清丽雅洁，紫光隐露，墨香四溢，尤令人心旷神怡。而伪作则皆用近时劣墨，或则平淡无奇、或则粗犷浮滑，绝无半点墨香。
细察上海书店《元公》拓本，全碑淡墨精拓，字口生辣、刀锋果断，毫发毕现，意出字外，秀韵之致，字体肥润；家藏本淡墨精拓，字迹娟秀清晰，拓本半透明，露出后面纸帘纹，如轻云笼月，又如美人罗衣；再观文物出版社《元公》拓本，发现其为浓黑拓，但精气散，墨不佳，字无力。
一般人以为是印刷不清晰，其实是墨气不对。精气散，是翻刻本的特点，字是摹描上去的，不是写上去，要摹描成和原碑一样，就犹豫，就气散也，则字无力。字口有较平均的轻微损伤崩裂现象，这就是人工做旧之迹象。
墨不佳，是碑估节省成本用劣质墨，事实上到了近代，的确是佳墨难求。在我国，秦代有了人工造的烟墨；宋代发明了油烟墨；明代用名贵药材配和油烟墨制成漆烟墨，有芬芳而厚重，一点如漆的效果；清乾隆以后，墨的配方不如以前，墨开始走向没落；光绪民国西方化工进入我国，墨也变成了化工原料制成的化学墨。各个时代墨的不同，今天成了我们断代鉴定的用力武器。浓墨拓，是作伪者想遮去纸张帘纹和翻刻的人工石花印迹，一般翻刻拓本是不会采用淡墨椎拓的，因为淡墨拓本会暴露更多信息，伪品总要遮遮掩掩。 《元公》与《姬氏》二志和其它历史名碑比有一个很有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清嘉庆年出土，不久即毁，在人间时间很短（之前在地下，之后已毁），故马子云先生认为《元公》与《姬氏》初拓未损本为嘉庆年拓，此即嘉庆标准黑色[3]。即马先生的观点是，可以把《双志》原拓本的墨色，作为我们碑帖拓本断代鉴定时的时代墨色标杆。可见从墨气、墨色的角度来对《元公》拓本进行鉴别是有道理的，并且行之有效的。
另外我们现在同时有三种拓本在手，也可以采取并几联校法看看拓本相互之间文字，石花损泐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一定有一本是翻刻本，那就再看哪一本石花不自然，是人工做出来的。比对下来，三拓本文字、石花损泐基本一致，由于其中二本是拓本的影印本，就没有办法看出石花损泐的人工痕迹，通过此法进一步查找考据效果不理想。
再者，我们知道《元公》双志究竟是隋代名志，名碑珍本必定有著录，查找到马子云《碑贴鉴定浅说》中云：“元公墓志，正书咸丰年石毁后，有翻刻初拓者。姬氏墓志，正书，与元公同时毁之，后有翻刻本”。[4]观马子云先生著录，可知我们怀疑文物出版社《元公志》为翻刻本也不是空穴来风。
杨震方著《碑贴叙录》记载：“双志同在陕西咸宁（今西安市）出土，归武进陆耀遹所有，后为大兴恽毓嘉购得。又此志“君讳”下空一字，“字”下亦空一字，备填用。出土时一字不缺，现已断裂成三块。”[5]见杨震方先生著录，可知家藏《元公志》拓本来历是有记载可寻的。另著录还需要进一步勘正为“双志于咸丰十年兵毁，石碎后，归同邑恽毓嘉。”志到恽氏手上已断为三块，故原拓本只可能是陆氏拓本。杨震方不知恽氏是常州大姓，恽毓嘉是恽南田后人，记载应表述为和陆耀遹同邑为准。
又观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记载：“翻刻本多，在原石面划伤处石花线不自然”。[6] “志初拓本为陕拓，见归陆氏前拓本二。一罗振玉藏沈氏旧藏本，淡墨精拓剪装，字体特肥润；又刘喜海旧藏归徐氏，今藏北京文物商店。此志归陆氏后，拓本不如陕拓本。志翻刻多，原石元公首行太仆，仆字右下钩上中断，翻刻者中断者少。”[7]张彦生先生从一个庆云堂学徒到故宫专家，六十多年的鉴碑经验，当然是目光如炬。身后留下著录，仍是我们有力帮手。著录佐证了二点：一是上海书店出版拓本原经罗振玉收藏，字体比陆氏本肥润；二是元公首行大仆，仆（繁体）字右下钩上未中断者，即是翻刻本的铁证。对照三拓本，可见上海书店拓本确实比家藏本字体肥润，又文物版为仆字右下钩上未中断本，故文物版《元公志》拓本为翻刻本确切无疑。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上海书书店拓本为罗振玉藏沈氏旧藏本，是墓志在陕拓本，有著录可查，当谓神品。家藏本为陆氏在常州拓本，流传有绪，可谓精品。文物版《元公》拓本当为志石碎后，碑估谋利翻刻碑之拓本，确谓赝品也。碑文首字右方外有“曲阜玉虹楼考藏金石记”的鉴藏章一枚，这章盖的位置不对，有装裱拼接的嫌疑。鉴定章应盖在损泐的字（考据字）处，或盖在碑文中空格位置，或在碑文装裱拼接处骑缝盖。另据考证曲阜玉虹楼是清代的著名刻帖书商，曾把《三希堂法帖》一再翻刻，最后竟翻刻至一百另一卷，号称百一帖。可见玉虹楼翻刻碑帖是有经验的，难怪把原碑的石花都翻刻的一模一样，使人真假难辨。
参考文献：
[1]杨震方著.碑帖叙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1.
[2]杨震方著.碑帖叙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0.
[3]马子云著.碑帖鉴定浅说[M].紫禁城出版社，1986：86.
[4]马子云著.碑帖鉴定浅说[M].紫禁城出版社，1986：104.
[5]杨震方著.碑帖叙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1.
[6]张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九号《善本碑帖录》[M].中华书局，1984：93.
[7]张彦生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考古学专刊，乙种第十九号《善本碑帖录》[M].中华书局，1984，94.
（作者单位：1.苏州大学 2.中国劳动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