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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先父余钦翼，字葵生，1872年出生于湖南武陵（今常德市）草坪镇夹岩嘴。由于他英俊倜傥，心怀壮志，为维新派人物熊希龄所赏识，清光绪二十年（1894）被带往北京，引见庆亲王奕劻，深得其好感。时值康有为、梁启超向光绪帝献计变法，认为富国强兵，必须仿效日本。同年，在庆亲王的关照下，光绪帝派父亲、阎锡山等官费留学日本。他初入壮武学堂，一年后转入日本士官学校，是第四期步科毕业生。孙中山常来学校传播革命思想。父亲与蔡锷、宋教仁、陈英士等结为莫逆之交。宋教仁在东京生活极为困难，父亲曾慷慨相助，贈以棉衣，其终身不忘。
1905年父亲学成回国，被分配到新军中当教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为策应武昌起义，父亲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小吴门，直捣巡抚衙门，为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立下功劳。湖南反正的第三天，湖南陆军成立“四镇”，父亲为第一镇统制。不久改镇为师，即为第一师师长。推翻满清帝制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父亲被罗致进京，授以总统府中将参军之职。由于袁世凯阴谋改元称帝，父亲洞察其奸，不屑与之为伍，毅然于民国2年（1913）申请解甲归田，以中将军衔领得退伍费黄金500两，白银200两。他用退伍金在常德大井巷修建了一座小巧玲珑的窨子屋（沅江流域水上交通运输兴隆的产物，前店后作坊，兼有库房），剩下的经费创办了“朗朗电灯有限公司”，使常德市民第一次享受到科学照明。其后，又与人合伙，在县境东北阳城乡“门板洲”投资垦荒，历尽挫折与艰辛，终于垦殖成功，30余万亩良田年年获得丰收，4万余农民得到温饱。
父亲在常德城内闲居，喜入茶肆，问桑田，特别喜欢奖掖后学。著名女作家丁玲少年时代在常德女校读书，曾慕名晋谒父亲。父亲见其举止大方，遂将其收为义女。父亲曾对我说：“丁玲如果来常德，定请来舍相叙。”但终其一生两人未再相见。
1937年抗战开始，父亲已经65岁了，身体也不大好。作为一个曾经的职业军人，他预感到天下大乱。“大难下乡，小难进城”，他在常德陈家咀建了个茅草屋，隐居于山野。蒋介石曾经给父亲写过一封信，邀请他出山。他考虑良久，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还是婉言谢绝了，但表示身为一个中国人，对抗战一定有力出力。他在乡间支持义军的建立。
那时候，因常德是国统区的川黔门户、军事战略要地，从1938年10月日寇占领武汉到1943年12月常德大血战的五年中，日宼的飞机隔三差五地偸袭常德，据记载：共出动敌机轰炸常德地区17000架次，炸死炸伤军民10000人以上，常德城区的房屋毁损十之八九，数次一片火海，浓烟滚滾，多日不熄。父亲亲手建立的家被完全炸毁。
当时我在沪溪上中学，习惯了携警报袋跑警报。警报袋是抗战时期“跑警报”时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创造。它是用“家织布”或“龙头细布”对折后两边一缝，另一边包根绳子缝制成松紧口，平日里盛入金钱、换洗衣服、干粮或谋生用的小器具，一旦听到警报声响起，立即将警报袋的袋口绳子拉紧，背到臂上快速地逃跑。它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命根子。 几乎每个背警报袋的人，都是长跑、弹跳的达人。只有缠过足的妇人迈着粽子形状的小脚，提着小小的警报袋，颠颠抖抖，趔趄地移动，念着“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她们是永远的弱势群体。大家成群躲在郊外的壕沟里，拥挤在一起，上面盖些树技打掩护，下面垫些稻草，挨饿又受冻，回到了原始人的生活状态。一旦敌机队形散开，说明开始扫射了，这时候，千万不要发出响声和动靜。因此，常有哭闹的小孩被自己的母亲堵住嘴鼻而闷死！待到解除警报后，人们还得背着警报袋返回城里，手不住、脚不停地做起生意养家糊口，这样的夜市常常开到晩上十点多钟才打烊。
1941年11月4日5时30分，一架日军97式轻型轰炸机，在黎明的薄霭中从南昌机场起飞，6时50分飞抵常德地区上空，在浓雾中盘旋。没有人知道，死神即将来临。接下来，敌机瞬间将携带鼠疫的谷子、麦子、棉絮等投放到常德城区，引发了惨绝人寰的“常德细菌战”，先后造成平民死亡7600多人，一时间“十室九空，哀鸿遍野”。父亲对此极为愤慨，痛骂日寇禽兽不如。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战场是战斗最多、战斗最为惨烈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之一。当时湖南总人口不到3000万，抗战8年间，湖南共向国民党部队输送了近200万青壮，平均15人中就有1人投身抗日前线。
陆放翁诗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945年抗战胜利了，老爷子那年73岁。他很高兴。年轻时，父亲游学日本学习强国之道;年老了，终于看到日本侵略者战败这一天。
先父余钦翼，字葵生，1872年出生于湖南武陵（今常德市）草坪镇夹岩嘴。由于他英俊倜傥，心怀壮志，为维新派人物熊希龄所赏识，清光绪二十年（1894）被带往北京，引见庆亲王奕劻，深得其好感。时值康有为、梁启超向光绪帝献计变法，认为富国强兵，必须仿效日本。同年，在庆亲王的关照下，光绪帝派父亲、阎锡山等官费留学日本。他初入壮武学堂，一年后转入日本士官学校，是第四期步科毕业生。孙中山常来学校传播革命思想。父亲与蔡锷、宋教仁、陈英士等结为莫逆之交。宋教仁在东京生活极为困难，父亲曾慷慨相助，贈以棉衣，其终身不忘。
1905年父亲学成回国，被分配到新军中当教官。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为策应武昌起义，父亲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小吴门，直捣巡抚衙门，为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立下功劳。湖南反正的第三天，湖南陆军成立“四镇”，父亲为第一镇统制。不久改镇为师，即为第一师师长。推翻满清帝制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父亲被罗致进京，授以总统府中将参军之职。由于袁世凯阴谋改元称帝，父亲洞察其奸，不屑与之为伍，毅然于民国2年（1913）申请解甲归田，以中将军衔领得退伍费黄金500两，白银200两。他用退伍金在常德大井巷修建了一座小巧玲珑的窨子屋（沅江流域水上交通运输兴隆的产物，前店后作坊，兼有库房），剩下的经费创办了“朗朗电灯有限公司”，使常德市民第一次享受到科学照明。其后，又与人合伙，在县境东北阳城乡“门板洲”投资垦荒，历尽挫折与艰辛，终于垦殖成功，30余万亩良田年年获得丰收，4万余农民得到温饱。
父亲在常德城内闲居，喜入茶肆，问桑田，特别喜欢奖掖后学。著名女作家丁玲少年时代在常德女校读书，曾慕名晋谒父亲。父亲见其举止大方，遂将其收为义女。父亲曾对我说：“丁玲如果来常德，定请来舍相叙。”但终其一生两人未再相见。
1937年抗战开始，父亲已经65岁了，身体也不大好。作为一个曾经的职业军人，他预感到天下大乱。“大难下乡，小难进城”，他在常德陈家咀建了个茅草屋，隐居于山野。蒋介石曾经给父亲写过一封信，邀请他出山。他考虑良久，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还是婉言谢绝了，但表示身为一个中国人，对抗战一定有力出力。他在乡间支持义军的建立。
那时候，因常德是国统区的川黔门户、军事战略要地，从1938年10月日寇占领武汉到1943年12月常德大血战的五年中，日宼的飞机隔三差五地偸袭常德，据记载：共出动敌机轰炸常德地区17000架次，炸死炸伤军民10000人以上，常德城区的房屋毁损十之八九，数次一片火海，浓烟滚滾，多日不熄。父亲亲手建立的家被完全炸毁。
当时我在沪溪上中学，习惯了携警报袋跑警报。警报袋是抗战时期“跑警报”时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创造。它是用“家织布”或“龙头细布”对折后两边一缝，另一边包根绳子缝制成松紧口，平日里盛入金钱、换洗衣服、干粮或谋生用的小器具，一旦听到警报声响起，立即将警报袋的袋口绳子拉紧，背到臂上快速地逃跑。它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命根子。 几乎每个背警报袋的人，都是长跑、弹跳的达人。只有缠过足的妇人迈着粽子形状的小脚，提着小小的警报袋，颠颠抖抖，趔趄地移动，念着“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她们是永远的弱势群体。大家成群躲在郊外的壕沟里，拥挤在一起，上面盖些树技打掩护，下面垫些稻草，挨饿又受冻，回到了原始人的生活状态。一旦敌机队形散开，说明开始扫射了，这时候，千万不要发出响声和动靜。因此，常有哭闹的小孩被自己的母亲堵住嘴鼻而闷死！待到解除警报后，人们还得背着警报袋返回城里，手不住、脚不停地做起生意养家糊口，这样的夜市常常开到晩上十点多钟才打烊。
1941年11月4日5时30分，一架日军97式轻型轰炸机，在黎明的薄霭中从南昌机场起飞，6时50分飞抵常德地区上空，在浓雾中盘旋。没有人知道，死神即将来临。接下来，敌机瞬间将携带鼠疫的谷子、麦子、棉絮等投放到常德城区，引发了惨绝人寰的“常德细菌战”，先后造成平民死亡7600多人，一时间“十室九空，哀鸿遍野”。父亲对此极为愤慨，痛骂日寇禽兽不如。
抗日战争时期，湖南战场是战斗最多、战斗最为惨烈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之一。当时湖南总人口不到3000万，抗战8年间，湖南共向国民党部队输送了近200万青壮，平均15人中就有1人投身抗日前线。
陆放翁诗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945年抗战胜利了，老爷子那年73岁。他很高兴。年轻时，父亲游学日本学习强国之道;年老了，终于看到日本侵略者战败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