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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政策偏向导致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在城乡博弈机理分析基础上，运用“两部门”模型测度法，测算出1981年～2011年云南省城乡居民主要收入差距与非主要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贡献率。另外，选取与公共政策紧密相关的指标构建计量模型，并结合贡献率测算数值，得出相应的结论；最后，从公共政策偏向视角对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机理解释。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偏向；收入差距；非主要收入；城镇化
公共政策作为调节社会利益、社会关系的制度性工具，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由于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矫力，公共政策容易发生偏向。政策偏向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利益群体强弱分化，“强弱分化”问题在城乡群体之间显得尤为突出。据吕延芳的研究，公共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现实中，由于城市之于公共政策的反应能力较强，能在较短时间内显现出政策效果，地方政府往往会为了短期利益或政府绩效而推出有利于城市发展的公共政策。在城乡博弈机理分析基础上，根据云南省近三十年的相关数据，尝试从公共政策视角对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机理解释。
一、 研究假设与命题设计
假设Ⅰ：根据“两部门”测度模型，将社会群体分为城镇、农村两个部门。
假设Ⅱ：所有劳动力在城镇、农村部门就业。
根据周世军等学者的推导公式：
rucingapt=
■
=■·■（1）
其中，YtR表示农村总产值，YtU为城镇总产值。由上式可知，城乡收入差距值（Ruincgap）取决于城镇化率（1-R/N）、产业比（YtR/YtU）、？啄、？浊四个因素。据此提出：
命题Ⅰ：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使得愈来愈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若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则城镇化率（1-R/N）提高，城乡收入差距（Ruincgap）将会缩小。
命题Ⅱ：产业结构不协调导致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一般情况下，0 命题Ⅲ：人均GDP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作用有限。
命题Ⅳ：收入结构的变化是导致云南省Ruincgap扩大的重要原因，非主要收入差距扩大与云南省Ruincgap扩大的正关联性增强。
上述命题是基于研究假设提出，我们将在文章第二部分进行验证。
二、 实证分析
1. 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情况。三十余年来，云南省城乡经济快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矛盾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马太效应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方面。
绝对差距方面，呈现平稳中上升的趋势，由1981年的268.3元，到2004年突破万元大关，再上升到2011年的13 854元，30年翻了50余倍，尤其在2000年以后，这种差距表现的更为明显，通过对绝对差距进行趋势预测，发现绝对差距呈线性增长，意味着云南省城乡绝对差距值会保持继续扩大趋势。
相对差距方面，按其变动特征大致可以分为，第一阶段（1981年～1985年）：相对差距值较小且呈现下降趋势；第二阶段（1985年～1995年）：相对差距值出现快速增长趋势，十年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7%；第三阶段（1995年～2004年）：虽然这一阶段扩大的速度放缓，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一直保持在4.0以上，并且在2004年达到峰值4.76；第四阶段（2005年～2011年）：在经历了峰值之后，从2005年开始城乡居民收入比值有所下降，但仍居高不下。另外，通过对ruincgap进行趋势预测，发现预测曲线呈现倒U型增长，并且在2009年～2012年期间出现拐点①。这意味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保持居高不下的态势。如图1所示。
2. 基于“两部门”模型测度法的实证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分为主要收入与非主要收入。为测度两者对城乡居民收人差距的影响，引入曾国安等学者的推算公式，以相对差距系数G② 来衡量Ruincgap。
将云南省1994年、2000年～2011年相关数据代入上式，得到云南省城乡居民主要收入差距、非主要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C1、C2，其中C1：94%、91%、89%、89%、90%、86%、83%、85%、89%、80%、76%、74%、80%；C2：6%、9%、11%、11%、10%、14%、17%、15%、11%、20%、24%、26%、20%
根据表上述结果可以得出，（1）主要收入差距的贡献率C1均保持在74%以上，主要收入是影响Ruincgap的重要因素。（2）非主要收入差距的贡献率C2在增加，尤其在2008年以后，C2均保持在20%以上。通过对Ruincgap值基本持平的1994年、2009年两年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C1在1994年的基础上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C2却增加了20个百分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断出非主要收入差距扩大与Ruincgap扩大两者间的关联性增强。
3. 基于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根据云南三十年的数据，选取能够代表公共政策的指标：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人均GDP（代表经济发展政策）、城市化水平（代表城镇化政策）、产业比（代表产业化政策）、主要收入差距及非主要收入差距等数据（代表收入分配政策）。其中，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为被解释变量，以Ruincgap表示；云南省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产业比、主要收入差距、非主要收入差距均为解释变量，分别以Pcdgp、Urban、Uratio、Pgap、Mgap表示。得出计量模型，如表1。
基于“两部门”模型测度以及回归计量模型，得出如下结论： （1）人均GDP与Ruincgap成反向关系。两者相关系数为-0.000 124，从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人均GDP的增长对于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较小。据此，命题Ⅲ得到验证，为真命题。
（2）Urban与Ruincgap成反向关系。城镇化率每增长1个单位，差距缩小0.089个单位，但相比较于2000年以前的全国情况（系数为-1.875），2000年后，城镇化对于缩小Ruincgap的作用明显减弱。由此，可以验证命题Ⅰ只是个半真命题，即城镇化进程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作用明显减弱。
（3）Uratio与Ruincgap成负相关关系。产业比提高1个单位，Ruincgap减少0.084个单位。因此，推断出命题Ⅱ为真。
（4）Pgap、Mgap与Ruincgap成正相关。进一步分析，2000年以来，非主要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主要收入差距（非主要收入差距Mgap与Ruincgap的相关系数为0.185，远远大于主要收入差距Pgap与Ruincgap的相关系数0.007），结合前面贡献率测算得出的推论，可以证实命题Ⅳ为真。
三、公共政策偏向导致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解释
公共政策会因为城乡群体间的矫力发生内在异化或偏向，致使公共政策的作用无法发挥，最终导致城乡差距分化（如图2所示）。
1. 公共政策偏向限制了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根据历史经验，城镇化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于缩小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起到巨大作用。然而实证表明，21世纪以后，城镇化政策的作用明显减弱，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政策的城市偏向。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城乡户籍制度，城乡户籍制度的存在，致使进城务工的农民“离土不离乡”，不仅享受不到城镇居民在公共服务、公共产品方面的“隐性”、“软性”待遇，而且经常遭遇就业领域的户籍歧视。一系列的政策城市偏向最终导致的是城镇化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的作用无法发挥，这恰恰也从侧面反映了政策偏向的弊端日益凸显。
2. 公共政策偏向阻碍了三大产业的统筹发展。经前面实证得知，产业比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国家推行的工业化政策促使二、三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然而产业经济总值的提升是建立在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差距增大的基础上，这种忽略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的“快马拉慢马”模式以及“重城市产业轻农业”发展路径未免得不偿失。尽管国家适时推出“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然而政策在自上而下的执行过程中往往发生异化或偏向，导致政策无法落实到实处。另外，政策执行过程中，没有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在教育、医疗、乡村基础设施以及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上资金缺口较大，公共产品投资来源主要靠政府财政，来源比较单一，没有充分发动社会的支援，也没有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发挥有效的乡村自给能力。
3. 公共政策偏向导致城乡居民的收入结构发生改变，致使非主要收入差距扩大，进而导致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实证表明，21世纪以来，非主要收入差距对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贡献率数值在不断上升，在2008年以后更为明显，数值均在20%以上，成为了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究其原由，进入21世纪后，资本市场逐渐成熟，居民的非主要收入增加，而非主要收入不仅是居民收入中容易形成马太效应的部分，而且易在公共政策偏向的情况下发生重大转移。因此，在政策城市偏向的长期影响下，农民在非主要收入方面追赶城镇居民的难度越来越大。
四、 结语
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然而，在公共政策推行过程中却容易产生政策偏向。政策偏向不仅违背了其作为公共产品的公益性，更不符合经济上的平等性、文化上的融合性、政治上的民主性。一方面，公共政策城市偏向导致城乡非主要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城镇化在缩小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程中作用减弱，从侧面反映了公共政策偏向的弊端凸显。基于此，一方面政府要公正的贯彻公共政策，防止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异。另一方面，须制定有利于农村发展的公共政策，采取有效措施打破城乡壁垒，破除城市保护现象，首先，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加大农村社会救助、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其他方面的投入；其次，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云南农村“一三二”产业结构的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增加农业的产值；最后，完善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加大推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保障农民利益，减少城乡居民在社会福利、补贴等“软性”、“隐性”方面的差距，缩小城乡居民的非主要收入差距。
注释：
① 与全国情况相比较，云南省拐点的出现晚了三年左右。根据周云波的研究，全国总收入差距将在2006年～2009年迎来倒U形曲线的拐点。
② Iu、Ir分别表示城镇、农村两部门的人均总收入；i=1表示主要收入，i=2表示非主要收入；u1、u2为城镇居民主要收入、非主要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r1、r2为农村居民主要收入、非主要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gi表示城乡居民第i项收入的差距。
参考文献：
[1] 吕延方.公共政策与我国城乡收入及其差距的关联性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3，（9）：107-114.
[2] 周世军，周勤.政策偏向、收入偏移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J].财贸经济，2011，（7）：29-37.
[3] 曾国安.2000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收入来源结构角度的分析[J].财贸经济，2008，（3）：53-58.
[4] 沈卫平.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J].现代经济探讨，2014，（11）.
[5] 陈萍，李平.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与城乡收入差距[J].财经问题研究，2012，（5）.
[6] 周世军，周勤.政策偏向、收入偏移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J].财贸经济，2011，（7）.
[7] 邓伟，向东进.转型时期的国有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11，（9）.
[8] 薛嘉春，韩建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发展趋势研究——基于ARIMA模型的预测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1，（12）.
[9] 邵敏.我国企业出口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1，（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会规划项目（项目号：09YJA630140）；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号：YB2009006）；云南省高等学校卓越青年教师人才项目；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项目。
作者简介：邓崧（1974-），男，汉族，四川省中江市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同济大学管理学博士，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罗强强（1990-），男，汉族，江西省赣州市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
收稿日期：2015-06-18。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偏向；收入差距；非主要收入；城镇化
公共政策作为调节社会利益、社会关系的制度性工具，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由于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矫力，公共政策容易发生偏向。政策偏向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利益群体强弱分化，“强弱分化”问题在城乡群体之间显得尤为突出。据吕延芳的研究，公共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现实中，由于城市之于公共政策的反应能力较强，能在较短时间内显现出政策效果，地方政府往往会为了短期利益或政府绩效而推出有利于城市发展的公共政策。在城乡博弈机理分析基础上，根据云南省近三十年的相关数据，尝试从公共政策视角对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机理解释。
一、 研究假设与命题设计
假设Ⅰ：根据“两部门”测度模型，将社会群体分为城镇、农村两个部门。
假设Ⅱ：所有劳动力在城镇、农村部门就业。
根据周世军等学者的推导公式：
rucingapt=
■
=■·■（1）
其中，YtR表示农村总产值，YtU为城镇总产值。由上式可知，城乡收入差距值（Ruincgap）取决于城镇化率（1-R/N）、产业比（YtR/YtU）、？啄、？浊四个因素。据此提出：
命题Ⅰ：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使得愈来愈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若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则城镇化率（1-R/N）提高，城乡收入差距（Ruincgap）将会缩小。
命题Ⅱ：产业结构不协调导致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一般情况下，0
命题Ⅳ：收入结构的变化是导致云南省Ruincgap扩大的重要原因，非主要收入差距扩大与云南省Ruincgap扩大的正关联性增强。
上述命题是基于研究假设提出，我们将在文章第二部分进行验证。
二、 实证分析
1. 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情况。三十余年来，云南省城乡经济快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矛盾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马太效应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方面。
绝对差距方面，呈现平稳中上升的趋势，由1981年的268.3元，到2004年突破万元大关，再上升到2011年的13 854元，30年翻了50余倍，尤其在2000年以后，这种差距表现的更为明显，通过对绝对差距进行趋势预测，发现绝对差距呈线性增长，意味着云南省城乡绝对差距值会保持继续扩大趋势。
相对差距方面，按其变动特征大致可以分为，第一阶段（1981年～1985年）：相对差距值较小且呈现下降趋势；第二阶段（1985年～1995年）：相对差距值出现快速增长趋势，十年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约为17%；第三阶段（1995年～2004年）：虽然这一阶段扩大的速度放缓，但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一直保持在4.0以上，并且在2004年达到峰值4.76；第四阶段（2005年～2011年）：在经历了峰值之后，从2005年开始城乡居民收入比值有所下降，但仍居高不下。另外，通过对ruincgap进行趋势预测，发现预测曲线呈现倒U型增长，并且在2009年～2012年期间出现拐点①。这意味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保持居高不下的态势。如图1所示。
2. 基于“两部门”模型测度法的实证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分为主要收入与非主要收入。为测度两者对城乡居民收人差距的影响，引入曾国安等学者的推算公式，以相对差距系数G② 来衡量Ruincgap。
将云南省1994年、2000年～2011年相关数据代入上式，得到云南省城乡居民主要收入差距、非主要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C1、C2，其中C1：94%、91%、89%、89%、90%、86%、83%、85%、89%、80%、76%、74%、80%；C2：6%、9%、11%、11%、10%、14%、17%、15%、11%、20%、24%、26%、20%
根据表上述结果可以得出，（1）主要收入差距的贡献率C1均保持在74%以上，主要收入是影响Ruincgap的重要因素。（2）非主要收入差距的贡献率C2在增加，尤其在2008年以后，C2均保持在20%以上。通过对Ruincgap值基本持平的1994年、2009年两年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C1在1994年的基础上下降了20个百分点，而C2却增加了20个百分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断出非主要收入差距扩大与Ruincgap扩大两者间的关联性增强。
3. 基于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根据云南三十年的数据，选取能够代表公共政策的指标：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人均GDP（代表经济发展政策）、城市化水平（代表城镇化政策）、产业比（代表产业化政策）、主要收入差距及非主要收入差距等数据（代表收入分配政策）。其中，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为被解释变量，以Ruincgap表示；云南省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产业比、主要收入差距、非主要收入差距均为解释变量，分别以Pcdgp、Urban、Uratio、Pgap、Mgap表示。得出计量模型，如表1。
基于“两部门”模型测度以及回归计量模型，得出如下结论： （1）人均GDP与Ruincgap成反向关系。两者相关系数为-0.000 124，从相关系数可以看出，人均GDP的增长对于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较小。据此，命题Ⅲ得到验证，为真命题。
（2）Urban与Ruincgap成反向关系。城镇化率每增长1个单位，差距缩小0.089个单位，但相比较于2000年以前的全国情况（系数为-1.875），2000年后，城镇化对于缩小Ruincgap的作用明显减弱。由此，可以验证命题Ⅰ只是个半真命题，即城镇化进程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作用明显减弱。
（3）Uratio与Ruincgap成负相关关系。产业比提高1个单位，Ruincgap减少0.084个单位。因此，推断出命题Ⅱ为真。
（4）Pgap、Mgap与Ruincgap成正相关。进一步分析，2000年以来，非主要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主要收入差距（非主要收入差距Mgap与Ruincgap的相关系数为0.185，远远大于主要收入差距Pgap与Ruincgap的相关系数0.007），结合前面贡献率测算得出的推论，可以证实命题Ⅳ为真。
三、公共政策偏向导致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解释
公共政策会因为城乡群体间的矫力发生内在异化或偏向，致使公共政策的作用无法发挥，最终导致城乡差距分化（如图2所示）。
1. 公共政策偏向限制了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根据历史经验，城镇化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于缩小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起到巨大作用。然而实证表明，21世纪以后，城镇化政策的作用明显减弱，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政策的城市偏向。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城乡户籍制度，城乡户籍制度的存在，致使进城务工的农民“离土不离乡”，不仅享受不到城镇居民在公共服务、公共产品方面的“隐性”、“软性”待遇，而且经常遭遇就业领域的户籍歧视。一系列的政策城市偏向最终导致的是城镇化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的作用无法发挥，这恰恰也从侧面反映了政策偏向的弊端日益凸显。
2. 公共政策偏向阻碍了三大产业的统筹发展。经前面实证得知，产业比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国家推行的工业化政策促使二、三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然而产业经济总值的提升是建立在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差距增大的基础上，这种忽略农村经济和农业发展的“快马拉慢马”模式以及“重城市产业轻农业”发展路径未免得不偿失。尽管国家适时推出“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然而政策在自上而下的执行过程中往往发生异化或偏向，导致政策无法落实到实处。另外，政策执行过程中，没有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在教育、医疗、乡村基础设施以及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上资金缺口较大，公共产品投资来源主要靠政府财政，来源比较单一，没有充分发动社会的支援，也没有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发挥有效的乡村自给能力。
3. 公共政策偏向导致城乡居民的收入结构发生改变，致使非主要收入差距扩大，进而导致云南省城乡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实证表明，21世纪以来，非主要收入差距对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贡献率数值在不断上升，在2008年以后更为明显，数值均在20%以上，成为了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究其原由，进入21世纪后，资本市场逐渐成熟，居民的非主要收入增加，而非主要收入不仅是居民收入中容易形成马太效应的部分，而且易在公共政策偏向的情况下发生重大转移。因此，在政策城市偏向的长期影响下，农民在非主要收入方面追赶城镇居民的难度越来越大。
四、 结语
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然而，在公共政策推行过程中却容易产生政策偏向。政策偏向不仅违背了其作为公共产品的公益性，更不符合经济上的平等性、文化上的融合性、政治上的民主性。一方面，公共政策城市偏向导致城乡非主要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城镇化在缩小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程中作用减弱，从侧面反映了公共政策偏向的弊端凸显。基于此，一方面政府要公正的贯彻公共政策，防止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异。另一方面，须制定有利于农村发展的公共政策，采取有效措施打破城乡壁垒，破除城市保护现象，首先，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加大农村社会救助、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和其他方面的投入；其次，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云南农村“一三二”产业结构的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化，增加农业的产值；最后，完善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加大推广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保障农民利益，减少城乡居民在社会福利、补贴等“软性”、“隐性”方面的差距，缩小城乡居民的非主要收入差距。
注释：
① 与全国情况相比较，云南省拐点的出现晚了三年左右。根据周云波的研究，全国总收入差距将在2006年～2009年迎来倒U形曲线的拐点。
② Iu、Ir分别表示城镇、农村两部门的人均总收入；i=1表示主要收入，i=2表示非主要收入；u1、u2为城镇居民主要收入、非主要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r1、r2为农村居民主要收入、非主要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gi表示城乡居民第i项收入的差距。
参考文献：
[1] 吕延方.公共政策与我国城乡收入及其差距的关联性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3，（9）：107-114.
[2] 周世军，周勤.政策偏向、收入偏移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J].财贸经济，2011，（7）：29-37.
[3] 曾国安.2000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收入来源结构角度的分析[J].财贸经济，2008，（3）：53-58.
[4] 沈卫平.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J].现代经济探讨，2014，（11）.
[5] 陈萍，李平.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与城乡收入差距[J].财经问题研究，2012，（5）.
[6] 周世军，周勤.政策偏向、收入偏移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J].财贸经济，2011，（7）.
[7] 邓伟，向东进.转型时期的国有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11，（9）.
[8] 薛嘉春，韩建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发展趋势研究——基于ARIMA模型的预测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1，（12）.
[9] 邵敏.我国企业出口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1，（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会规划项目（项目号：09YJA630140）；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号：YB2009006）；云南省高等学校卓越青年教师人才项目；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项目。
作者简介：邓崧（1974-），男，汉族，四川省中江市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同济大学管理学博士，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罗强强（1990-），男，汉族，江西省赣州市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
收稿日期：2015-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