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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０年的“不列颠保卫战”是战争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当时德军共出动飞机４１６万多架次，向英国投掷６万吨炸弹，而英军以９１５架飞机和４１４名飞行员的代价摧毁了１７３３架德机，击毙和俘获６０００名德国飞行员，取得了空战的胜利。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国会讲话中所说：“战争史上，还从来不曾有如此多的人?穴英国人民?雪从如此少的人?穴飞行员?雪那里得到如此大的好处．．．．．．”
这群“少数人”大概３０００人，被称为不列颠上空的鹰。他们大部分是来自英伦三岛的热血男儿，不列颠保卫战后，大家各奔东西。如今一晃６５年过去了，在我成稿时只有１８１人还活着，个个都已是８０多岁步履蹒跚的老人，成了名副其实的“老”鹰。为了纪念这些功臣，英国政府今年年底将在维多利亚堤上修建一座纪念碑，并在大理石碑上铭刻上所有热血男儿的名字。
以下是健在的“老鹰”们对那场战争的回忆——
英国皇家空军准将埃里克·莱特，索美塞得郡人
说到飞行，我相信每个人都兴奋异常。提起战争，却是痛苦沉重的话题。但是一旦面对敌人，所有的生离死别害怕顾忌就通通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战争前，在一个熟人的介绍下，我加入了后备役志愿军。当时加入飞行俱乐部价格很昂贵，而英国皇家空军却给后备役志愿军提供免费飞行训练。
战争来得太快太突然，我驾驶飓风式战斗机的实际飞行时间加起来总共还不到１０小时，就被收编入飞行中队，光荣担负起保卫不列颠的任务。
有一次，我驾驶飓风战斗机巡逻，突然遇到一架德国空军王牌战机梅塞施密特Ｂｆ１０９。当时我的飞机油料不足，飞行速度很慢，很难赶上它。于是我倾斜机身向它射击。出乎我预料，飞机机舱罩打开，那个德国飞行员打开降落伞逃生了。我继续监视他，发现这个德国佬落在农田里，一名农夫正举着长柄叉走向他。在整场不列颠保卫战中，我一共击落了７架德国飞机。
不列颠保卫战胜利后，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坐上了轮船，奔赴远东战场。
新加坡沦陷时，我刚好在当地指挥一支空军飞行中队。我和战友被日本人俘虏并被运送到日本监禁。我一直想忘记这段耻辱，但回忆却挥之不去，成了心头永远的痛。
在出征远东之前，我遇见了我的妻子。她接到我从日本寄来的信得知我成了日本人的战俘。此后几年，我们的联系中断。直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我们终于在路斯林火车站重逢。
战争过后，小伙子们，是死是活，我一无所知。很多人都是一去不回，我很幸运，因为我还活着。
巴兹尔·斯塔普列顿少校，林肯郡人
当时，我在德文郡上学。有一天，艾伦·柯伯汉姆马戏团来当地举行演出。我们这些学生只要花上５先令就可以环绕校园上空飞上一圈。从那时起，我对飞行深深着迷。
１９３９年１月，我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在不列颠保卫战前，接受了将近一年的飞行训练。
战争中，我驾驶的喷火式战斗机击落了一名叫冯·威哈的德国佬。这个男人后来回到德国，导演罗伊·沃德·贝克根据他的经历拍成一部电影《Ｔｈｅ Ｏｎｅ Ｔｈａｔ Ｇｏｔ Ａｗａｙ》。
第一次把敌人从飞机上打下来的感觉很棒。当时我心里欢呼：“上帝啊！我打败他了！”
而我也有被别人打的经历。有一次，飞机右舷被炮弹的碎片击中，我只好迫降在一片茂盛的稻田里。当同伴们被击落，我们也只能眼睁睁注目哀悼两秒钟，然后马上投入残酷的战斗中。
１９４４年，在荷兰安恒执行任务时，我的飞机发动机突然失灵。我滑翔飞机试图逃跑，但是飞机没跑多远就停了，两名荷枪实弹的德国兵把我投进法兰克福附近一个集中营。俄国人解放了我们。为感谢一流的俄国兵，我们在自己的衣服和帽子上都系上了红色布条。最后我们经由波罗的海坐船返回英国。
格拉汉姆·列哥特少校，萨里郡人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中旬，我加入了驻维尔德北部地区的空军第４６中队。当时，德国空军开始改变策略，改为夜间疯狂轰炸伦敦及其它主要工业城市，试图切断英国的经济命脉。我们的任务就是反德军的夜间空袭。
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航空辅助器械，只有一台甚高频收音机，所以很难发现敌人的战斗机。在有月光的晚上可以借助月光清楚分辨出轰炸机。但是如果飘来一朵云，它们马上又藏得无影无踪。我们中队只有一名雷达侦察兵，可惜他又被德国人的子弹打中了胸口。所以一切只有靠我们自己的眼力了。
不列颠保卫战于１０月底基本结束。我很幸运在胜利的前夕击落了一架德军的王牌战机Ｂｆ１０９。
最近，人们又开始关心起那一场战争来。我８岁的孙子和他的同学在做一份关于“不列颠保卫战”的调查。向好奇的孩子们展示我的飞行头盔，回答他们的提问，对我来说是一种嘉奖。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大多数人能平安回家，已经是上帝给我们的最大赐福了。
阿奇·温斯梯尔准将，泰晤士河边恒利城人
我一出生就跟机器有缘。别人家的孩子是含着金汤匙出生，而我则是含着螺丝起子出生。当时，我的父亲经营机动车业。１９１４年，他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厂。１９１７年，艾伦·柯伯汉姆马戏团来到当地演出，我花了５先令坐上飞机兜了一圈。飞的感觉让我着迷。
不列颠保卫战爆发了。刚开始，我的状态不佳，唯一的感觉就是害怕。慢慢地，逐渐克服了战争的恐惧，我们开始主动突袭德军。我们在法国南部和比利时跟德国空军作战。任务很危险，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击落在敌人的领土上。有一次，我在法国境内被击落，凭着一口流利的法语作掩护，我小心翼翼辗转法国、西班牙、直布罗陀海峡，前后共花了３个月的时间回到英国。回国途中，一名同伴为了掩护我而被德国人捉住。他们给他用刑，为逼迫他说出我的下落竟然把他的舌头活生生割下来，最后打死了他。从此，我与德国法西斯不共戴天。
不列颠保卫战后，我被派到比利时帮助他们组建空军。随后，我在英国皇家空军还担任了不同职务。我是航空部公关负责人，直接指挥达克福德和爱丁堡航空学院。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８２年间，我担任女王专机的机长。
从一开始，希特勒以为我们撑不了多久就会向他投降，可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我们是坚强顽固的岛国岛民，我们的意志坚不可摧，我们为保卫不列颠而接受训练，并誓死粉碎纳粹德国入侵英国之阴谋。
克里斯托弗·里都，萨西克斯郡人
大概是在１９３５年，我的哥哥加入英国皇家空军著名的第６０１飞行中队后不久，我也入伍了。评价一个飞行员的好坏标准是看他驾驶飞机的技术是否比别人更加娴熟高超，所以我们一直努力训练。对我而言，空战最大的优点是你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架挂有纳粹德国万字旗的飞机。而且，被你击落的飞机的驾驶员是死是活你不得而知。
德国兵在飞行战斗经验上胜过我们，他们在西班牙弗朗哥一战中出尽了风头。他们的飞机在飞行高度上也胜过我们，更何况它们已经在法国海岸边整装待发。我们的飞行员只能克服各种困难，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歼敌。毕竟，我们身后有热爱和平的人民的支持。
许多人并不了解战争，他们都在忙于打理他们的小生活，都试图比旁人过得更好，而我也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郑华良译自《星期日泰晤士报》）
这群“少数人”大概３０００人，被称为不列颠上空的鹰。他们大部分是来自英伦三岛的热血男儿，不列颠保卫战后，大家各奔东西。如今一晃６５年过去了，在我成稿时只有１８１人还活着，个个都已是８０多岁步履蹒跚的老人，成了名副其实的“老”鹰。为了纪念这些功臣，英国政府今年年底将在维多利亚堤上修建一座纪念碑，并在大理石碑上铭刻上所有热血男儿的名字。
以下是健在的“老鹰”们对那场战争的回忆——
英国皇家空军准将埃里克·莱特，索美塞得郡人
说到飞行，我相信每个人都兴奋异常。提起战争，却是痛苦沉重的话题。但是一旦面对敌人，所有的生离死别害怕顾忌就通通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战争前，在一个熟人的介绍下，我加入了后备役志愿军。当时加入飞行俱乐部价格很昂贵，而英国皇家空军却给后备役志愿军提供免费飞行训练。
战争来得太快太突然，我驾驶飓风式战斗机的实际飞行时间加起来总共还不到１０小时，就被收编入飞行中队，光荣担负起保卫不列颠的任务。
有一次，我驾驶飓风战斗机巡逻，突然遇到一架德国空军王牌战机梅塞施密特Ｂｆ１０９。当时我的飞机油料不足，飞行速度很慢，很难赶上它。于是我倾斜机身向它射击。出乎我预料，飞机机舱罩打开，那个德国飞行员打开降落伞逃生了。我继续监视他，发现这个德国佬落在农田里，一名农夫正举着长柄叉走向他。在整场不列颠保卫战中，我一共击落了７架德国飞机。
不列颠保卫战胜利后，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坐上了轮船，奔赴远东战场。
新加坡沦陷时，我刚好在当地指挥一支空军飞行中队。我和战友被日本人俘虏并被运送到日本监禁。我一直想忘记这段耻辱，但回忆却挥之不去，成了心头永远的痛。
在出征远东之前，我遇见了我的妻子。她接到我从日本寄来的信得知我成了日本人的战俘。此后几年，我们的联系中断。直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我们终于在路斯林火车站重逢。
战争过后，小伙子们，是死是活，我一无所知。很多人都是一去不回，我很幸运，因为我还活着。
巴兹尔·斯塔普列顿少校，林肯郡人
当时，我在德文郡上学。有一天，艾伦·柯伯汉姆马戏团来当地举行演出。我们这些学生只要花上５先令就可以环绕校园上空飞上一圈。从那时起，我对飞行深深着迷。
１９３９年１月，我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在不列颠保卫战前，接受了将近一年的飞行训练。
战争中，我驾驶的喷火式战斗机击落了一名叫冯·威哈的德国佬。这个男人后来回到德国，导演罗伊·沃德·贝克根据他的经历拍成一部电影《Ｔｈｅ Ｏｎｅ Ｔｈａｔ Ｇｏｔ Ａｗａｙ》。
第一次把敌人从飞机上打下来的感觉很棒。当时我心里欢呼：“上帝啊！我打败他了！”
而我也有被别人打的经历。有一次，飞机右舷被炮弹的碎片击中，我只好迫降在一片茂盛的稻田里。当同伴们被击落，我们也只能眼睁睁注目哀悼两秒钟，然后马上投入残酷的战斗中。
１９４４年，在荷兰安恒执行任务时，我的飞机发动机突然失灵。我滑翔飞机试图逃跑，但是飞机没跑多远就停了，两名荷枪实弹的德国兵把我投进法兰克福附近一个集中营。俄国人解放了我们。为感谢一流的俄国兵，我们在自己的衣服和帽子上都系上了红色布条。最后我们经由波罗的海坐船返回英国。
格拉汉姆·列哥特少校，萨里郡人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中旬，我加入了驻维尔德北部地区的空军第４６中队。当时，德国空军开始改变策略，改为夜间疯狂轰炸伦敦及其它主要工业城市，试图切断英国的经济命脉。我们的任务就是反德军的夜间空袭。
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航空辅助器械，只有一台甚高频收音机，所以很难发现敌人的战斗机。在有月光的晚上可以借助月光清楚分辨出轰炸机。但是如果飘来一朵云，它们马上又藏得无影无踪。我们中队只有一名雷达侦察兵，可惜他又被德国人的子弹打中了胸口。所以一切只有靠我们自己的眼力了。
不列颠保卫战于１０月底基本结束。我很幸运在胜利的前夕击落了一架德军的王牌战机Ｂｆ１０９。
最近，人们又开始关心起那一场战争来。我８岁的孙子和他的同学在做一份关于“不列颠保卫战”的调查。向好奇的孩子们展示我的飞行头盔，回答他们的提问，对我来说是一种嘉奖。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大多数人能平安回家，已经是上帝给我们的最大赐福了。
阿奇·温斯梯尔准将，泰晤士河边恒利城人
我一出生就跟机器有缘。别人家的孩子是含着金汤匙出生，而我则是含着螺丝起子出生。当时，我的父亲经营机动车业。１９１４年，他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厂。１９１７年，艾伦·柯伯汉姆马戏团来到当地演出，我花了５先令坐上飞机兜了一圈。飞的感觉让我着迷。
不列颠保卫战爆发了。刚开始，我的状态不佳，唯一的感觉就是害怕。慢慢地，逐渐克服了战争的恐惧，我们开始主动突袭德军。我们在法国南部和比利时跟德国空军作战。任务很危险，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击落在敌人的领土上。有一次，我在法国境内被击落，凭着一口流利的法语作掩护，我小心翼翼辗转法国、西班牙、直布罗陀海峡，前后共花了３个月的时间回到英国。回国途中，一名同伴为了掩护我而被德国人捉住。他们给他用刑，为逼迫他说出我的下落竟然把他的舌头活生生割下来，最后打死了他。从此，我与德国法西斯不共戴天。
不列颠保卫战后，我被派到比利时帮助他们组建空军。随后，我在英国皇家空军还担任了不同职务。我是航空部公关负责人，直接指挥达克福德和爱丁堡航空学院。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８２年间，我担任女王专机的机长。
从一开始，希特勒以为我们撑不了多久就会向他投降，可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我们是坚强顽固的岛国岛民，我们的意志坚不可摧，我们为保卫不列颠而接受训练，并誓死粉碎纳粹德国入侵英国之阴谋。
克里斯托弗·里都，萨西克斯郡人
大概是在１９３５年，我的哥哥加入英国皇家空军著名的第６０１飞行中队后不久，我也入伍了。评价一个飞行员的好坏标准是看他驾驶飞机的技术是否比别人更加娴熟高超，所以我们一直努力训练。对我而言，空战最大的优点是你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架挂有纳粹德国万字旗的飞机。而且，被你击落的飞机的驾驶员是死是活你不得而知。
德国兵在飞行战斗经验上胜过我们，他们在西班牙弗朗哥一战中出尽了风头。他们的飞机在飞行高度上也胜过我们，更何况它们已经在法国海岸边整装待发。我们的飞行员只能克服各种困难，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歼敌。毕竟，我们身后有热爱和平的人民的支持。
许多人并不了解战争，他们都在忙于打理他们的小生活，都试图比旁人过得更好，而我也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郑华良译自《星期日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