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位度”隐喻大学本原缺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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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位度”隐喻大学本原缺席
  朱四倍
  
  中国学术教育机构的“官本位”程度究竟深几许?在通常的模糊感知之外是否有精确的量化指标?顾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这个概念来对此类现象进行量化,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从五年的动态趋势看,‘官味度’呈上升趋势。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长24%。”
  为什么在全社会市场化、专业化的大趋势下,在舆论不断抨击大学行政化的大背景中,教育科研的官味度不是下降而是上升?山东省教育厅厅长齐涛认为大学越来越不像学术单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认为现在大学的行政化趋势越来越强,许多大学用行政力量来干预定职称、评教授、分经费,这是身处大学行政化之中个体的直接感受。
  大学是学术组织,本是常识。本是不言自明的问题。然而我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却有愈演愈烈之势。我国的大学过于追求内部的行政等级,此前舆论曾报道深圳三十个教授争一处长职位,现在则已经出现了副部级的大学校长。“官本位”正在演化为一种大学内部的价值取向——拜官主义。大学里的一些学术带头人若不委以官职,就会被看作是不重视人才。我国大学的官本位趋势,不仅使大学的学术组织属性受到侵蚀,而且影响到学术的可持续发展。种种事实,无非说明了“官味度”的上升趋势令人堪忧。
  大学“官味度”的畸形上升促使我们去反思和反省大学的本原: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一个世纪前,蔡元培先生就作出这样的界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留下的名言至今传诵:“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之道,在于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的精神灯塔之角色和使命。
  面对“官味度”这个充满反讽和警醒的词语,我们理应明白,大学之道,在于尊重学术自由。没有学术自由,教授不拥有学术权力,就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遑论世界一流大学。
  我们更应明白,虽然大学不能脱离政治而自存。然而过度的行政权力介入,不但无益于大学质量的提升,还有可能成为学术腐败的渊薮。
  回归大学的本原。回归知识分子群体的本分,这是学人良知之要求,也是开放时代之必然。
  
  编辑:衡 洁
  
  烧钱再造江宁织造府,是典型的折腾
  谢浮名
  
  元旦期间,历时三年、耗资超过7亿的江宁织造府再造工程面世了。府内建筑叠叠高起,如同一幅山水画。如果身处府内,朝北、东、西三面均不见现代高楼。
  7亿啊!过去的一年里,全国各地,类似的大手笔不在少数。光是12月,就有秦皇岛海港区港城投资5亿,改造“秦皇求仙入海处”;陕西偏僻贫穷的凤县则耗费6.5亿建造月光城,设置了2700余颗人造星星。更早一点,去年3月,山东省有关部门在北京高调宣布将投资300亿元,在济宁建中华文化标志城。这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我們的各地方政府,太有钱了!
  自然,舍得下大本钱,都有各自冠冕堂皇的理由。世界上有几个曹雪芹呢!秦皇岛让游客临时将自己想象成秦始皇,过一把游仙瘾,有何不可呢?至于陕西凤县,穷是穷了点,可是,为旅游业的兴旺,叫整个夜空都金碧辉煌起来,似乎也不好指责什么。至于山东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造,据称“是传承和延续中华文明的千秋伟业”,意义更是大得吓人。
  且不说纳税人的钱该怎样悠着点花,如果地方政府富得流油,能保证民众安居乐业钱还用不完,那么,要建造什么大观园、求仙处、月光城、文化城,犹有可说。问题是,我们的地方政府,真的这么有钱吗?未必。以凤县而论,有资料显示,去年1~5月,全县实现财政总收入1.78亿元。据此测算,光建造月光城,就耗去了该县近两年的财政收入。也就是说,凤县政府实际上是在负债运行。
  和企业资不抵债要破产一样,如果政府的债务超出其偿还能力,同样是要破产的。2005年11月,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历时近三年打造的《中国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指出,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占GDP的10%。这意味着,我们有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一级政府正濒临破产边缘!
  原来,并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富得流油!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大把砸钱,从事和国计民生相去甚远的不急之务!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明确要求“不折腾”,请教诸君,一些地方政府一窝蜂地下血本再造江宁织造府,重建秦始皇求仙入海处,搞人造月亮城,是不是瞎折腾?
  
  编辑:衡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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