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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直接登记”变革，不仅降低了准入门槛，更重要的是拿掉了“主管业务部门”这层重壳，社会组织可以独立自主地成长了。无需再找“婆家”，然而也因此没了“靠山”。
在深圳，李连杰的“孩子”“壹基金”拿到了身份证；在东莞，坤叔助学团队转了正，金鑫的剑道协会不到半年就给办了……社会组织发育好似蛋孵化般——啄破、破壳、脱壳，待出的“雏鸟”纷纷啄壳而破。
2011年11月24日，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会议传出消息，“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无须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这一举措的出台，与2011年初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的动情之言遥相呼应：“我们认为，民政不改革难有新突破，深圳不改革就不是特区，没人担责任就没有改革”。而刘润华，正是推动“壹基金”转为公募基金落户深圳的直接推手。
破壳之履
李连杰的“壹基金”与坤叔的“千分一”遭遇有几分相似，皆是艰难辗转之后再柳暗花明。
1988年，张坤独立资助湖南凤凰县的贫困儿童上学，随之“坤叔助学”声名鹊起。之后，更多的人希望通过坤叔牵线搭桥助学贫困儿童。
1998年，坤叔卖掉自己唯一的建材企业，由一名普通的企业家变成专职义务助学好人。至今，23年助学之路步步艰辛，坤叔带领的助学团队需要思考何去何从。
连续7年，坤叔怀揣希望走进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为他的团队争得一个合法名分，而这名分不为个人流芳百世，只为多年来坚持的“千分一”的公益慈善理念能够推而广之，能让坤叔助学团队薪火相传，而这唯一的路便是登记注册成为合法的社会公益组织。
为了求得一个“名分”，坤叔屡遭碰壁。在媒体舆论“护驾”下，关于坤叔申请登记的报道得到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批示。汪洋在批示中说，群众想办点好事怎么这么难！我们不能对公益组织在成立时就搞“有罪”推定，而成立后却疏于监管。随后，“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挂牌水到渠成。
正如坤叔所言，“千分一”是幸运的！的确，“千分一”的转正之路能否被其他草根组织成功复制，将是一个问号。
众所周知，社会组织乃至社会本身的发育、完善，需要的是制度性保障。“千分一”公益组织领先啄壳而破，外力的作用不容忽视，而这必定是一个良好开端。
与坤叔一样，李连杰的“壹基金”能顺利领到身份证，同是因为领导的“特殊关照”。对于2008年推动“壹基金”变为公募身份落户深圳的刘润华来说，压力不小，“任何改革都意味着对现有制度和政策的突破，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违法违规行为，成功了自然是上级英明领导的结果，失败了哪怕是小小的失误，执行者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11年初，在深圳召开的民政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座谈会上，谈到“壹基金”，刘润华动情之言至今令人难忘：“我们认为，民政不改革难有新突破，深圳不改革就不是特区，没人担责任就没有改革。”刘润华对“壹基金”的“特殊关照”恰是其破冰担当的体现，好在社会组织改革的先声由此打响。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杨雪冬在接受《决策》采访时谈到，“社会管理”是2011中国政治生活领域的关键词，社会管理成为年度热词，“更重要在于社会力量增强了，社会本身对社会问题越来越关注了。”“许多NGO、非政府组织借中央倡导这个理念的时机，大力地去参与、去推动社会管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机会。”
国家行政學院刘峰教授认为，社会管理离不开社会协同，参与主体要多元化，而社会组织正是扮演着多主体的重要角色，无疑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切入口。这一点也逐渐成为中央及地方的共识。
早在2008年9月，深圳就出台政策，对工商类经济组织、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类社会组织实行无主管登记。去年年初北京市也推出了类似的新办法。
专家认为，相较于深圳与北京，此次广东的改革试点范围更广，内容更加丰富。
与此呼应，自2011年12月起，长沙开始施行工商经济类等四大类社会组织可直接申请登记新规。
各地已然蓄势待发，一呼百应。
坤叔助学团队和“壹基金”的破壳无疑昭示了改革步伐加快，而社会组织“身份限制”的突破性进展，还有另一层不可忽略的背景。
2011年，可谓中国公益慈善界的多事之秋。
据统计，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个人捐款总额急剧下滑。自去年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全国7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环比下降50%，慈善组织6到8月的捐赠额降幅则达到86.6%。郭美美事件引发的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引起公众警惕，转而蔓延至其他社会公益组织，许多问题不断暴露，中国公益界如履薄冰。
郭美美事件将慈善界的信任危机推向了高点，而类似中国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河南宋基会公益医保和投资放贷等事件相继被媒体质疑。
可以断定，此类负面事件频发成为了社会组织新政推出的一针催生剂。郭美美等事件也反映出中国社会组织发育过程中的问题仅是冰山一角。资金运作欠透明、监管不力、法律条规层次低、行政化严重、专业人才缺乏、信任缺失等问题暴露出中国社会组织发育遇阻。
此次各地新政出台，也是于千万荆棘中迈开的艰难一步。
谁来充当孵化器
破壳，只是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变革的开端。打破原先的制度规制，由双重管制变为直接登记，业务主管变为业务指导，试点地区实现了“宽进”。
去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2012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表示，要推广广东经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加入试点圈。这也是对胡锦涛总书记2011年初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的积极回应。
广东新规出台，“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无疑是首批受益者之一。在揭牌座谈会上，当坤叔被同行东莞阳光助学团队的代表问及“对阳光助学团队往后的发展有何建议”时，他说：“要好好斟酌。”正如坤叔所言，“千分一”虽是个幸运儿，但往后的发展还会遇到挫折与考验。注册放低了门槛，现在摆在草根社会组织面前的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那就是能否生存的拷问。
不只是草根的公益之路举步维艰，其他社会组织也面临生存与资源等多方面的困境。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社会组织44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43000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5000个，基金会2618个，未登记注册的草根组织不计其数。业内专家曾指出，国内优秀的社会组织太少，或形同虚设、名存实亡，或违规操作、纪律混乱，或艰难求生、困境重重……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部分在于其能得到的资源和支持太少，自身发展不成熟、不专业，加之受双重管制，社会组织发育呈现畸形。
畸形发展的社会组织亟需专业的培育。注册登记放宽只是封闭的蛋壳上破出一块小洞，谁来充当孵化器，使得社会组织最终破壳而出成为关键。
按照中国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的设想，社会上的公募基金可以扮演“公益组织孵化器”的角色，从而帮助民间慈善机构健康地成长起来。但徐永光表示，南都公益基金会每年会拿出3000万给民间慈善机构做事，但到头来这笔钱总是花不出去，“因为优秀的民间机构太少，好的项目也太少了。”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正是一家支持性社会组织。在提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社会工作专业咨询、督导等支持性服务的同时，整合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三方资源，引进、培育创新型社会组织，为筹建中的社会组织提供技术、资源与政府协调等支持。2011年5月23日，北京协作者的工作成绩得到了前来考察的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一行的肯定。
在深圳，李连杰的“孩子”“壹基金”拿到了身份证；在东莞，坤叔助学团队转了正，金鑫的剑道协会不到半年就给办了……社会组织发育好似蛋孵化般——啄破、破壳、脱壳，待出的“雏鸟”纷纷啄壳而破。
2011年11月24日，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会议传出消息，“从2012年7月1日起，除特别规定、特殊领域外，将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成立，无须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后再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
这一举措的出台，与2011年初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的动情之言遥相呼应：“我们认为，民政不改革难有新突破，深圳不改革就不是特区，没人担责任就没有改革”。而刘润华，正是推动“壹基金”转为公募基金落户深圳的直接推手。
破壳之履
李连杰的“壹基金”与坤叔的“千分一”遭遇有几分相似，皆是艰难辗转之后再柳暗花明。
1988年，张坤独立资助湖南凤凰县的贫困儿童上学，随之“坤叔助学”声名鹊起。之后，更多的人希望通过坤叔牵线搭桥助学贫困儿童。
1998年，坤叔卖掉自己唯一的建材企业，由一名普通的企业家变成专职义务助学好人。至今，23年助学之路步步艰辛，坤叔带领的助学团队需要思考何去何从。
连续7年，坤叔怀揣希望走进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为他的团队争得一个合法名分，而这名分不为个人流芳百世，只为多年来坚持的“千分一”的公益慈善理念能够推而广之，能让坤叔助学团队薪火相传，而这唯一的路便是登记注册成为合法的社会公益组织。
为了求得一个“名分”，坤叔屡遭碰壁。在媒体舆论“护驾”下，关于坤叔申请登记的报道得到了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批示。汪洋在批示中说，群众想办点好事怎么这么难！我们不能对公益组织在成立时就搞“有罪”推定，而成立后却疏于监管。随后，“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挂牌水到渠成。
正如坤叔所言，“千分一”是幸运的！的确，“千分一”的转正之路能否被其他草根组织成功复制，将是一个问号。
众所周知，社会组织乃至社会本身的发育、完善，需要的是制度性保障。“千分一”公益组织领先啄壳而破，外力的作用不容忽视，而这必定是一个良好开端。
与坤叔一样，李连杰的“壹基金”能顺利领到身份证，同是因为领导的“特殊关照”。对于2008年推动“壹基金”变为公募身份落户深圳的刘润华来说，压力不小，“任何改革都意味着对现有制度和政策的突破，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违法违规行为，成功了自然是上级英明领导的结果，失败了哪怕是小小的失误，执行者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11年初，在深圳召开的民政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座谈会上，谈到“壹基金”，刘润华动情之言至今令人难忘：“我们认为，民政不改革难有新突破，深圳不改革就不是特区，没人担责任就没有改革。”刘润华对“壹基金”的“特殊关照”恰是其破冰担当的体现，好在社会组织改革的先声由此打响。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杨雪冬在接受《决策》采访时谈到，“社会管理”是2011中国政治生活领域的关键词，社会管理成为年度热词，“更重要在于社会力量增强了，社会本身对社会问题越来越关注了。”“许多NGO、非政府组织借中央倡导这个理念的时机，大力地去参与、去推动社会管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机会。”
国家行政學院刘峰教授认为，社会管理离不开社会协同，参与主体要多元化，而社会组织正是扮演着多主体的重要角色，无疑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切入口。这一点也逐渐成为中央及地方的共识。
早在2008年9月，深圳就出台政策，对工商类经济组织、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类社会组织实行无主管登记。去年年初北京市也推出了类似的新办法。
专家认为，相较于深圳与北京，此次广东的改革试点范围更广，内容更加丰富。
与此呼应，自2011年12月起，长沙开始施行工商经济类等四大类社会组织可直接申请登记新规。
各地已然蓄势待发，一呼百应。
坤叔助学团队和“壹基金”的破壳无疑昭示了改革步伐加快，而社会组织“身份限制”的突破性进展，还有另一层不可忽略的背景。
2011年，可谓中国公益慈善界的多事之秋。
据统计，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个人捐款总额急剧下滑。自去年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全国7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环比下降50%，慈善组织6到8月的捐赠额降幅则达到86.6%。郭美美事件引发的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引起公众警惕，转而蔓延至其他社会公益组织，许多问题不断暴露，中国公益界如履薄冰。
郭美美事件将慈善界的信任危机推向了高点，而类似中国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河南宋基会公益医保和投资放贷等事件相继被媒体质疑。
可以断定，此类负面事件频发成为了社会组织新政推出的一针催生剂。郭美美等事件也反映出中国社会组织发育过程中的问题仅是冰山一角。资金运作欠透明、监管不力、法律条规层次低、行政化严重、专业人才缺乏、信任缺失等问题暴露出中国社会组织发育遇阻。
此次各地新政出台，也是于千万荆棘中迈开的艰难一步。
谁来充当孵化器
破壳，只是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变革的开端。打破原先的制度规制，由双重管制变为直接登记，业务主管变为业务指导，试点地区实现了“宽进”。
去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2012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表示，要推广广东经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加入试点圈。这也是对胡锦涛总书记2011年初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的积极回应。
广东新规出台，“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无疑是首批受益者之一。在揭牌座谈会上，当坤叔被同行东莞阳光助学团队的代表问及“对阳光助学团队往后的发展有何建议”时，他说：“要好好斟酌。”正如坤叔所言，“千分一”虽是个幸运儿，但往后的发展还会遇到挫折与考验。注册放低了门槛，现在摆在草根社会组织面前的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那就是能否生存的拷问。
不只是草根的公益之路举步维艰，其他社会组织也面临生存与资源等多方面的困境。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社会组织44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43000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5000个，基金会2618个，未登记注册的草根组织不计其数。业内专家曾指出，国内优秀的社会组织太少，或形同虚设、名存实亡，或违规操作、纪律混乱，或艰难求生、困境重重……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部分在于其能得到的资源和支持太少，自身发展不成熟、不专业，加之受双重管制，社会组织发育呈现畸形。
畸形发展的社会组织亟需专业的培育。注册登记放宽只是封闭的蛋壳上破出一块小洞，谁来充当孵化器，使得社会组织最终破壳而出成为关键。
按照中国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徐永光的设想，社会上的公募基金可以扮演“公益组织孵化器”的角色，从而帮助民间慈善机构健康地成长起来。但徐永光表示，南都公益基金会每年会拿出3000万给民间慈善机构做事，但到头来这笔钱总是花不出去，“因为优秀的民间机构太少，好的项目也太少了。”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正是一家支持性社会组织。在提供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育、社会工作专业咨询、督导等支持性服务的同时，整合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三方资源，引进、培育创新型社会组织，为筹建中的社会组织提供技术、资源与政府协调等支持。2011年5月23日，北京协作者的工作成绩得到了前来考察的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一行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