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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经济改革
春秋时期，齐国的齐桓公是个有政治理想的人，他既想坐稳国君的位子，又想在诸侯争霸中抢得先机，但摆在他面前的现实却与目标相去甚远。齐桓公知道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任用能人，他看中了一个人，名叫鲍叔牙，但鲍叔牙认为自己的才能只够辅佐齐桓公做一个守成之君，无法实现称霸的梦想，于是推荐了自己的好朋友管仲。齐桓公于是拜管仲为国相。
按照当时的标准，管仲实在不是国相的理想人选：他家境贫寒，并非世家贵族；早年为谋生与别人合伙做过一些小生意，每次总因为多占红利而让伙计们看不惯；参军打过仗，每次冲锋都躲在后面；做过几次小官，每次都因为表现一般而被免职……
管仲认为要称霸先得兵强，要兵强先得国富，要国富先得民足，所以他的改革逻辑很简单。管仲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作为一名商人，理财是管仲的强项，他改革的重点首先放在了经济领域。
通过全面搞活经济、鼓励生产、减轻赋税、调节贫富、加强社会救助等使百姓充分富足，在这一系列措施中尤其以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推行自由贸易、鼓励消费等最为引人矚目，作为2600多年前的一场综合性经济改革，其技术层面具有划时代的先进性。
军事建设改革
“民足”“国富”为“兵强”提供了经济基础，在齐国的军事建设方面，管仲同样推行了改革，不仅扩充军备，而且从体制上加强了国家对军队的控制力。
过去，由于行政权、财权的分散，军队实际上分散地掌握在贵族、权臣们的手中，国君对外用兵必须与他们商量，常常遇到讨价还价的情况，这样的军队自然缺乏战斗力。为解决这个问题，管仲提出了“乡里建设”的构想，把齐国分为15个乡，每个乡分为10个连，每连分为4个里，每里分为10个轨，每轨由5户构成。如果每户征兵1人，每个乡就能征兵2000人，把5个乡的兵源集中在一起就是1万人，编为1个军。
这样齐国的常备军就有了三个军，总兵力保持在三万人左右，不仅军队的数量可观，而且士兵按照“乡里制度”层层征召上来，打破了原有的权贵垄断，国家此时也有能力提供军费支出，所以这支军队被牢牢地掌握在了国君的手中。
国富不是“万能的”
然而，齐国的辉煌仅昙花一现。公元前644年管仲去世，临终前向齐桓公推荐隰朋任国相，不巧的是隰朋这一年也死了，与他有“管鲍之交”的好友鲍叔牙也死于该年。第二年齐国就发生了内乱，齐桓公被软禁后活活饿死，死后60多天竟无人知晓，其后晋、楚、吴、宋等诸侯国先后崛起，齐国陷入长期低迷。
齐国为何“一世而衰”呢？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用人不当，齐桓公晚年出现了竖刁、易牙、开方等小人，他们最后祸乱了齐国。正是齐桓公用人不当、管仲荐人不力导致了小人弄权，齐国迅速由辉煌走向了衰落，所以苏洵在《管仲论》中说：“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
还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制度建设问题，管仲的改革多为人治而非法治，许多改革措施没有像商鞅变法的二十等爵制、户籍制、什伍连坐制那样成为制度固化下来，今后无论谁执政都不影响政策的执行，而齐国随着改革决策者和主要推动者的离去，改革事实上也消失了。
这些说法各有道理，但或许并不是问题的要害，“管仲奇迹”未能持续，更重要的原因也许与改革措施本身相关。
在一个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盛行的社会，很难完全控制人的思想、利益和欲望，自然也无法完全控制人的行动，“利出一孔”更像是为争取君王对改革的支持而提出的口号。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不富、国不富是“万万不能的”，但只有民富、国富也不是“万能的”，由民富、国富到兵强、国强再到实现持续强盛，有时差的还真不是一两步。
（摘自《北京日报》）
春秋时期，齐国的齐桓公是个有政治理想的人，他既想坐稳国君的位子，又想在诸侯争霸中抢得先机，但摆在他面前的现实却与目标相去甚远。齐桓公知道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任用能人，他看中了一个人，名叫鲍叔牙，但鲍叔牙认为自己的才能只够辅佐齐桓公做一个守成之君，无法实现称霸的梦想，于是推荐了自己的好朋友管仲。齐桓公于是拜管仲为国相。
按照当时的标准，管仲实在不是国相的理想人选：他家境贫寒，并非世家贵族；早年为谋生与别人合伙做过一些小生意，每次总因为多占红利而让伙计们看不惯；参军打过仗，每次冲锋都躲在后面；做过几次小官，每次都因为表现一般而被免职……
管仲认为要称霸先得兵强，要兵强先得国富，要国富先得民足，所以他的改革逻辑很简单。管仲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作为一名商人，理财是管仲的强项，他改革的重点首先放在了经济领域。
通过全面搞活经济、鼓励生产、减轻赋税、调节贫富、加强社会救助等使百姓充分富足，在这一系列措施中尤其以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推行自由贸易、鼓励消费等最为引人矚目，作为2600多年前的一场综合性经济改革，其技术层面具有划时代的先进性。
军事建设改革
“民足”“国富”为“兵强”提供了经济基础，在齐国的军事建设方面，管仲同样推行了改革，不仅扩充军备，而且从体制上加强了国家对军队的控制力。
过去，由于行政权、财权的分散，军队实际上分散地掌握在贵族、权臣们的手中，国君对外用兵必须与他们商量，常常遇到讨价还价的情况，这样的军队自然缺乏战斗力。为解决这个问题，管仲提出了“乡里建设”的构想，把齐国分为15个乡，每个乡分为10个连，每连分为4个里，每里分为10个轨，每轨由5户构成。如果每户征兵1人，每个乡就能征兵2000人，把5个乡的兵源集中在一起就是1万人，编为1个军。
这样齐国的常备军就有了三个军，总兵力保持在三万人左右，不仅军队的数量可观，而且士兵按照“乡里制度”层层征召上来，打破了原有的权贵垄断，国家此时也有能力提供军费支出，所以这支军队被牢牢地掌握在了国君的手中。
国富不是“万能的”
然而，齐国的辉煌仅昙花一现。公元前644年管仲去世，临终前向齐桓公推荐隰朋任国相，不巧的是隰朋这一年也死了，与他有“管鲍之交”的好友鲍叔牙也死于该年。第二年齐国就发生了内乱，齐桓公被软禁后活活饿死，死后60多天竟无人知晓，其后晋、楚、吴、宋等诸侯国先后崛起，齐国陷入长期低迷。
齐国为何“一世而衰”呢？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用人不当，齐桓公晚年出现了竖刁、易牙、开方等小人，他们最后祸乱了齐国。正是齐桓公用人不当、管仲荐人不力导致了小人弄权，齐国迅速由辉煌走向了衰落，所以苏洵在《管仲论》中说：“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
还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制度建设问题，管仲的改革多为人治而非法治，许多改革措施没有像商鞅变法的二十等爵制、户籍制、什伍连坐制那样成为制度固化下来，今后无论谁执政都不影响政策的执行，而齐国随着改革决策者和主要推动者的离去，改革事实上也消失了。
这些说法各有道理，但或许并不是问题的要害，“管仲奇迹”未能持续，更重要的原因也许与改革措施本身相关。
在一个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盛行的社会，很难完全控制人的思想、利益和欲望，自然也无法完全控制人的行动，“利出一孔”更像是为争取君王对改革的支持而提出的口号。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不富、国不富是“万万不能的”，但只有民富、国富也不是“万能的”，由民富、国富到兵强、国强再到实现持续强盛，有时差的还真不是一两步。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