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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对新时期文学30年所进行的研究中,有一些学者将这一阶段的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30年加以比较,对其成就持批评或否定姿态。王晖、谢泳和樊星等学者从不同侧面表达了他们对于这种姿态的回应,以及对近30年文学的基本认知。反思过去,前瞻未来,立足建设,推进前行,是他们对新时期30年文学进行研究的基本态度。王晖主要从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的角度观察近30年文学的流变,认为中国当代作家并非缺乏直面历史的勇气和书写"大历史"的力量,他们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呈现出阶段性,即"新时期文学"的初中期,大多呈现出历史意识的重新觉醒以及对"大历史"的直接表达;1990年代之后,则主要致力于"小历史"的书写,对于"大历史"的展现显得更加多元,甚至更加隐晦。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具有深广度地去形象化地诠释历史,如何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之心去叩问和反思历史,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掘历史的真相、以思想和艺术的亮度去烛照历史。谢泳将新时期30年文学放入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中来考察,认为观察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要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十七年文学的定型和文革文学的时代特征等三个时代背景。这样才会对这一时期文学更具"了解之同情"。新时期文学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它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历史责任,离开思想解放运动谈新时期文学,不可能理解其贡献和意义。樊星则通过对新时期30年和现代文学30年的比较,阐释了前者独具超越价值的"当代性",认为新时期文学对现代文学的超越体现在:现代文学多是从"思想启蒙"方面呼唤"改造国民性",新时期文学则更集中于对政治痼疾的深入探讨,并因此而产生了成就超过现代文学的"政治小说"、"长篇历史小说"和"政治性报告文学",现代"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也渐渐被"重新认识民间"的文学所取代。这些重要的超越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的某些"当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