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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灾难发生后5分钟内Twitter做出的贡献最大，12小时后就开始帮倒忙。
马特·罗勒
就像水的波纹泛起，我们不仅离震中有着空间的距离，也有着时间的距离。“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重温《唐山大地震》，如它的英文片名《余震》一样，与灾难相连的我们，又与生活相连，“灾难”只是一时，而“灾后”才是更长久的时间。媒体可以帮助我们跨越空间阻隔，快速反应，却也还有冷静、持久等作为，需要在经受内心的考验之后锻造。
在漫长的印刷文明之后，现代媒介虽然只有短短100余年的历史，却早已天翻地覆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面貌。犹记2008年汶川地震，几个郊县失去联系，大大耽搁了黄金72小时的最佳救援时间，而此次欣慰的是，作为生命线的通讯相对畅通。只是媒体虽然及时，但并非没有弊病。在灾难舆论中，两个事件引发的话题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反思媒体作用的机会。其中一个，是在二元对立思维上不断缀起的对垒阵营，是由志愿救灾引发的话题。相比汶川地震时成千上万志愿者自发到灾区救援获得的一边倒的赞扬与感动，这一次，整体上更为迅速、专业的志愿者们，却在一些报道中被指为堵塞交通、增添混乱，一时间，一派声嘶力竭的“跪求志愿者不要去灾区添乱”，另一派义愤填膺地说“袖手旁观的人无权指责志愿者”。
于是评论、转发，在媒体的放大下，我们充当着“捧杀”或“棒杀”的角色，却早已在无谓的论争中偏离了守候的初衷。
弗罗姆曾经这样描述过人类企盼技术进步给自己带来福音：“技术可以使我们无所不能，科学可以使我们无所不知。于是，我们都成了神……”可科技革命的乐观主义早就已经幻灭，技术的进步并不总是必然等同于文明的进步。作为技术进步的成果之一，媒体自然也不能免于此诘问。
所以，必时时铭记，时时反思；愿现代媒介这一利器，被赋予我们更多人性的温度。
正视媒介，是良好运用媒介的前提。作为为人所操控的工具，媒介不可避免地沾染着人所具有的洞见与盲点，它的无所遁形也是一种泥沙俱下。
为你掌握的媒体资源打个包
地震之后，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里，围绕两则消息形成的“话语场”颇为引人注目——它们远远超出事件本身，在人们推波助澜的言说中，形成了多层次、多中心、多方向的不断扩展的场所。
我无意再参与言说或评判，因为在我看来，症结正是媒介在事件中的角色。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马特·罗勒给出的结论，“灾难发生后5分钟内Twitter做出的贡献最大，12小时后就开始帮倒忙”，或许并非哗众取宠的无稽之谈。在灾难频仍的日子里，它为我们打开一个反思的角度，去再次审视已经遍布在我们生活各个角落的新媒体，是否能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发挥汇集信息、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
正视媒介，是良好运用媒介的前提。作为被人所操控的工具，媒介不可避免地沾染着人所具有的洞见与盲点，它的无所遁形也是一种泥沙俱下。英剧《黑镜》里就曾对此做过尖锐地讽刺：当绑匪挟持了公主，要求首相与猪做爱，并将丑态上传至视频网络公之于众，寻找替身是个听起来颇为巧妙的两全方案，但愚蠢而多事的工作人员却在后备演员进入演播室时拍下了照片上传到Twitter，计划暴露而流产——好吧，首相与猪太过遥远，欣赏不来这英式黑色幽默，不过你刚认真地拜读了那些看似层层剥茧般揭露一个幕后故事的长微博，迫不及待地转发诸位周知，还没到下班就发现自己的微博被开了“天窗”，取而代之的告示是“被查证为不实新闻而删除”——复杂的真实曲曲折折地隐藏在更幽深处，写故事的人却不知道从哪里排进了这个长队，你跟在后边为断章取义而振臂高呼，是不是也算一种堪比黑色幽默式的行为艺术？4月21日下午雅安又一辆救灾军车坠崖的消息、“徐敬求助”等各种诈捐信息不断传出，眼看被这些转发量过万的虚假信息欺骗的善心，就知道“地震后要防余震也要防谣言，谣言有时比地震更容易造成二次伤害”绝非危言耸听；不仅是汇集信息上鱼龙混杂，新媒体也未必那么优秀地扮演舆论监督的作用。说吧，对于所谓的“最美新娘”，你持何种看法？关于志愿者的讨论，你转发的是“跪求别添乱”，还是《每个S都有属于他的那个M：评“跪求别添乱”》？加入以界定善恶为名的论争，毫无意义地向人赠予鲜花或抛去鸡蛋，遂有人再次呼吁“勿被道德绑架”——其实倒不如说，“绑架你的是媒介！”
媒介有灵魂，日益浸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思维方式中，而人的智性正是用以平衡理性和感性、平衡人的思考方式和媒介的思考方式的。我们必须再次警醒，因为信息要快，所以有时甄别不善；因为观点必须鲜明，所以有时失之偏颇。当信息并不完全，真相并不明朗的时候，站在媒介之外，同样是一种值得敬重而并非犬儒的行为。在这浮云苍狗，转瞬城倾的世间，不作为却不忘记，谁说不是对内心信念的酿造和考验过程？
否则，喋喋不休的争论，才真的是在有限的媒介空间里，大堵特堵着救援通道。
马特·罗勒
就像水的波纹泛起，我们不仅离震中有着空间的距离，也有着时间的距离。“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重温《唐山大地震》，如它的英文片名《余震》一样，与灾难相连的我们，又与生活相连，“灾难”只是一时，而“灾后”才是更长久的时间。媒体可以帮助我们跨越空间阻隔，快速反应，却也还有冷静、持久等作为，需要在经受内心的考验之后锻造。
在漫长的印刷文明之后，现代媒介虽然只有短短100余年的历史，却早已天翻地覆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面貌。犹记2008年汶川地震，几个郊县失去联系，大大耽搁了黄金72小时的最佳救援时间，而此次欣慰的是，作为生命线的通讯相对畅通。只是媒体虽然及时，但并非没有弊病。在灾难舆论中，两个事件引发的话题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反思媒体作用的机会。其中一个，是在二元对立思维上不断缀起的对垒阵营，是由志愿救灾引发的话题。相比汶川地震时成千上万志愿者自发到灾区救援获得的一边倒的赞扬与感动，这一次，整体上更为迅速、专业的志愿者们，却在一些报道中被指为堵塞交通、增添混乱，一时间，一派声嘶力竭的“跪求志愿者不要去灾区添乱”，另一派义愤填膺地说“袖手旁观的人无权指责志愿者”。
于是评论、转发，在媒体的放大下，我们充当着“捧杀”或“棒杀”的角色，却早已在无谓的论争中偏离了守候的初衷。
弗罗姆曾经这样描述过人类企盼技术进步给自己带来福音：“技术可以使我们无所不能，科学可以使我们无所不知。于是，我们都成了神……”可科技革命的乐观主义早就已经幻灭，技术的进步并不总是必然等同于文明的进步。作为技术进步的成果之一，媒体自然也不能免于此诘问。
所以，必时时铭记，时时反思；愿现代媒介这一利器，被赋予我们更多人性的温度。
正视媒介，是良好运用媒介的前提。作为为人所操控的工具，媒介不可避免地沾染着人所具有的洞见与盲点，它的无所遁形也是一种泥沙俱下。
为你掌握的媒体资源打个包
地震之后，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里，围绕两则消息形成的“话语场”颇为引人注目——它们远远超出事件本身，在人们推波助澜的言说中，形成了多层次、多中心、多方向的不断扩展的场所。
我无意再参与言说或评判，因为在我看来，症结正是媒介在事件中的角色。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马特·罗勒给出的结论，“灾难发生后5分钟内Twitter做出的贡献最大，12小时后就开始帮倒忙”，或许并非哗众取宠的无稽之谈。在灾难频仍的日子里，它为我们打开一个反思的角度，去再次审视已经遍布在我们生活各个角落的新媒体，是否能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发挥汇集信息、舆论监督的积极作用。
正视媒介，是良好运用媒介的前提。作为被人所操控的工具，媒介不可避免地沾染着人所具有的洞见与盲点，它的无所遁形也是一种泥沙俱下。英剧《黑镜》里就曾对此做过尖锐地讽刺：当绑匪挟持了公主，要求首相与猪做爱，并将丑态上传至视频网络公之于众，寻找替身是个听起来颇为巧妙的两全方案，但愚蠢而多事的工作人员却在后备演员进入演播室时拍下了照片上传到Twitter，计划暴露而流产——好吧，首相与猪太过遥远，欣赏不来这英式黑色幽默，不过你刚认真地拜读了那些看似层层剥茧般揭露一个幕后故事的长微博，迫不及待地转发诸位周知，还没到下班就发现自己的微博被开了“天窗”，取而代之的告示是“被查证为不实新闻而删除”——复杂的真实曲曲折折地隐藏在更幽深处，写故事的人却不知道从哪里排进了这个长队，你跟在后边为断章取义而振臂高呼，是不是也算一种堪比黑色幽默式的行为艺术？4月21日下午雅安又一辆救灾军车坠崖的消息、“徐敬求助”等各种诈捐信息不断传出，眼看被这些转发量过万的虚假信息欺骗的善心，就知道“地震后要防余震也要防谣言，谣言有时比地震更容易造成二次伤害”绝非危言耸听；不仅是汇集信息上鱼龙混杂，新媒体也未必那么优秀地扮演舆论监督的作用。说吧，对于所谓的“最美新娘”，你持何种看法？关于志愿者的讨论，你转发的是“跪求别添乱”，还是《每个S都有属于他的那个M：评“跪求别添乱”》？加入以界定善恶为名的论争，毫无意义地向人赠予鲜花或抛去鸡蛋，遂有人再次呼吁“勿被道德绑架”——其实倒不如说，“绑架你的是媒介！”
媒介有灵魂，日益浸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思维方式中，而人的智性正是用以平衡理性和感性、平衡人的思考方式和媒介的思考方式的。我们必须再次警醒，因为信息要快，所以有时甄别不善；因为观点必须鲜明，所以有时失之偏颇。当信息并不完全，真相并不明朗的时候，站在媒介之外，同样是一种值得敬重而并非犬儒的行为。在这浮云苍狗，转瞬城倾的世间，不作为却不忘记，谁说不是对内心信念的酿造和考验过程？
否则，喋喋不休的争论，才真的是在有限的媒介空间里，大堵特堵着救援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