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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猪贩子李白光一年最多卖出过2000头猪。在去年结束了大半年的惨淡经营之后，他放弃了又养又卖的理想，退出生猪养殖，回到了自己熟悉的流通领域。他每天驾着农用车从方圆几十里内的农村购买生猪，再连夜运到当地最大的屠宰场——江油市郊的太平镇屠宰场，将生猪在这里屠宰后并卖给肉贩。这一进一出的价格，在5月底分别是每公斤9.2元和13.6元左右。
李白光说，一头100公斤的生猪，一般能杀出75～80公斤肉，也就是说，每头猪他可以赚取130元左右，再除去各种税费大约40元，以及运输、屠宰等费用，他能赚五六十元。
这个盈利水平并不是随着去年年中开始的猪肉价格回升而开始上涨的，相反，在猪肉价格的低谷，盈利水平反而可能更高。李白光解释说，农民有自己的考虑，跌价的时候，因为急于把家里的猪卖出，农民往往能接受很低的收购价，因为粮食未必跟着猪肉跌价，猪越养越划不来；而涨价的时候他们却舍不得把猪卖掉，要养到100公斤左右“足秤”了才肯卖出，而且这个时候猪仔的价格一定会涨的更高，卖出随时可以高价出栏的生猪，再高价买猪仔补栏并不划算。
凌晨2点多，继李白光们之后，肉贩们成为每天来到这座屠宰场的第二批客人。肉贩胡龙平每天的工作从此时开始，他先从猪贩子们从各地收购来的生猪里选出自己想要的，并在猪身上打上记号，然后早上4点左右等猪都被屠宰完毕，再把肉运到自己菜市场的摊位上。两个小时之后，他就能在早市上以每公斤十五六元的价格将肉卖出了。
和李白光一样，胡龙平也毫不讳言，对他来说肉价低的时候生意更好做，因为低肉价常常能刺激猪肉销量。在江油这座十余万人口的城市，绝大多数的猪肉流通是由养殖户-猪贩子-肉贩这个简单的链条完成的，只有一小部分猪肉被猪贩子送进了肉联厂，然后送进超市或者销往市外。
不管猪肉怎么流动，养殖户都是降价的惟一受害者。桂溪乡的养猪农民郑世才告诉记者，在生猪价格最低迷的时节，总有农民试图越位，想直接把猪肉送进市场，但生猪与市场之间复杂的检疫、税收和各种手续使他们最后往往还是知难而退。
上涨还是回归
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对36个大中城市大中型养殖场的监测和统计，截至今年3月末，河北、江苏、湖南、山西、福建、甘肃、北京等省市生猪存栏量比去年同期下降1%～7%，这被认为是5月以来全国范围内猪肉涨价的主要原因。
但四川的猪肉涨价并非由于供给不足，在猪肉价格骤涨的5月份，四川的生猪出栏与存栏与去年同期相比还分别增长了7%和3.26%。四川省畜牧食品局生产科教处副处长富刚认为，四川肉价上涨主要是由养猪成本增加，猪肉价格的周期性波动，以及省外猪肉涨价而拉动省内的涨价预期三个原因所致。
生猪与粮食的比价一直对养猪规模构成最关键的影响，它决定养猪者是多养还是少养，直接售粮还是用粮养猪。从国外情况来看，1974年美国商品猪头数达到8200万头，生猪生产出现供过于求，从而使玉米和生猪的比价跌到约12：1，这就引起1975年大量地宰杀生猪，缩小养殖规模，生猪产量迅速下降到6900万头以下。随之而来的是生猪价格迅速上升，玉米与生猪比价1976年回升至17：1，到1978年上升为20：1。生猪养殖规模随之扩大，到1980年商品猪超过9600万头，新的玉米与猪比价重新降至14：1左右。
玉米与生猪的比价对生猪生产规模的相互影响，构成美国养猪生产的周期性变化，一个周期平均约4年。而在中国，由于养殖模式的不同以及超乎寻常的低廉劳动力，人们往往将粮猪比价5.5：1作为养猪盈亏的平衡点，但即使以今年5月以来骤涨的猪肉价格，结合同期玉米价格来看，也只不过刚刚超过这一比例。
此外，四川幸运地躲过了2006年中南方各生猪主产省的“蓝耳病”影响，从去年下半年起逐渐恢复了生产规模。“蓝耳病”是猪高热病的一种，学术名称是“母猪繁殖与呼吸系统综合征”，患病后果主要是造成母猪流产、死胎，导致疫区母猪大量淘汰，无猪可养，这是造成受害各省生猪产量下跌、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而四川的生猪出栏量连续20多年是全国第一，其中大约30%销往省外，必然受到省外价格上涨的影响。
于是，在5月初京、津、沪的猪肉价格迅速上涨后大概一个星期，价格传导到了成都，此后，再到江油市的肉价上涨，以及桂溪乡的仔猪价格上涨，又用了一个星期。
四川省畜牧食品局生产科教处副处长富刚说，所谓猪肉涨价其实是在回归其正常价格，四川猪肉的大量外销，对农民的增收很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