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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辛亥前后的历史，一种跨越朝代界限的“长时段”概念（比如从太平天国到北伐胜利）或许也是有帮助的。超越根深蒂固（因而习而不察）的朝代思维模式以及与之板结在一起的党派之见并不容易。
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有色彩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渗入本能的爱国思想，不然不足以应对形形色色“分”的挑战。我们还需要有新的想象和语言来与自己的过去对话。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美]亨廷顿，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
上世纪20年代末，某学者在论及四川保路运动时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清朝末年，中国的封建势力达到了它最后的专制阶段。由于要和国内新起的资产阶级作斗争，这股封建专制势力便尽力主张中央集权，企图把素来就和封建诸侯一样的各省督抚的军民财政大权都集中起来。但是它最终不能抵挡历史洪流。这观点背后是一种渐渐成为主流的“普世”历史观，即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历史洪流就是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社会发展的潮流。尽管革命未能完全成功，共和取代“帝制”，还是莫大的进步。[1]这样看来，晚清中国有三股势力、两种矛盾。三股势力是尽力集权的中央、各省割据的封建诸侯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两种矛盾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落后的封建统治阶级与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矛盾。然而上述观点还有点暧昧不清。既然各省督抚独霸一方，中央的专制从何谈起？封建与专制搭配在一起，岂不是矛盾修辞法？致中央权力于死命的究竟是地方分离势力，还是资产阶级？笔者以为，资产阶级在这里显得多余，去掉更好。推翻清朝的其实是大量未经整合、或大或小的分离势力。民国后各届政府努力的方向依然是晚清新政的目标——加强中央集权。
一、何来资产阶级？
能够揭示当时主导社会的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的矛盾，毕竟值得欢迎。但是所谓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得拿出更多史料上的证明。要说发动兵变的军人能代表资产阶级，似乎太勉强，[2]而张謇和盛宣怀等能够代表工商界的人物并不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再说，最终打败清政府的并不是“首义”的军队，而是各省宣布独立、同时握有最大军权的袁世凯放弃清廷这一事实。如此看来，主张集权的中央败给了地方诸侯，而同盟会则是各个急于抢夺权力的集团之一。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辛亥革命只是一大堆历史事件的笼统提法，这些事件所呈现的无非是一个大国中心难再维系、墙倒众人推的乱象。各种各样的势力以自己的方式争夺或巩固地盘，并不存在一股统一的力量。所谓的“推翻帝制”，只是揭开了大乱局的序幕。
如果温习一下晚清新政的具体过程，不难发现，中央集权是国家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宪政（召开国会、讨论全国预决算）的需要，但是这一努力最终失败了。辛亥后割据更加严重，省际战争频发，国家税收几乎停顿，有的省份土匪蜂起，民众“亦民亦匪”，军人“亦兵亦匪”，中央政府维持治安的能力远不及晚清。[3]共和只是新政府的美称，其实质意义如何，无从索解。研究这一时期的著作已经很多，一些新的趋势正在浮现。笔者以为，封建统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近乎虚构，学界需要改换研究的范式，焦点应该转移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来。
按照本文开头转述的观点，辛亥革命是法国革命的中国翻版，既然法国革命是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辛亥革命也顺理成章地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以往喜欢给复杂而且充满悖论的历史进程定性（亦即贴标签），“资产阶级”（或曰“民主革命”）的名分确定了，其他一切就能够按照既定的模式解释下去。可惜的是我们对法国大革命只知皮毛。钱穆先生早就反对将简单的欧美阶级概念用于国史，并称这种“崇洋媚外”的史学几等于套用网球家的成格来书写足球家的技艺。为配合这一思路，笔者先概要介绍一点法国革命研究中的动向。
欧美史学界某些人士一度将法国革命解说为资产阶级对封建王权和贵族阶级的挑战，是历史进步的标记。但是在五六十年代，所谓的“修正主义学派”已经动摇了这种说法。英国史学家阿尔弗雷德•考本先作演讲揭穿“法国革命的神话”，后来又通过三卷本的《法国现代史》（1957-1963）和《法国革命的社会阐释》（1964）等一系列著作得出一些颇为惊人的结论：18世纪后期的法国，阶级不一定是分析革命缘起的有效范畴，笼而统之的一个阶级中其实有丰富的层次，各个层次的利益诉求往往不同，甚至互相冲突。工业资本家为数甚少，几乎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绝非革命的先锋，而一个跨越阶级划分的精英集团才是革命的真正推动力，革命后得益最多的是土地拥有者、食利者和政府官员。最有讽刺意味的是，革命的实质是不让资本主义的胚芽在法国社会生长。考本写道：“在他们[得益者]的鱼塘里有几条大鱼，很多尺寸一般，小鱼极多，他们维持了社会的等级，并且不让国家政府干预个人和家庭的财产权，不然他们局促的、保守的、不变的生活方式就难以存在了。这是一场他们的革命，完全取得了成功。”[4]少数人的革命并没有在经济上改变法国，日常生活几乎维持原样，整个社会基本上还是以小农庄为单位的农村社会，城市人口比例很低，工业局限于家庭作坊。没收教会财产、取消什一税等举措摧毁了天主教会的慈善机构，城市居民生活更为艰难。考本甚至怀疑“封建主义”是否存在。到了80年代，考本的解释在更大范围内为学界接受。法国史学家弗朗斯瓦•孚雷和摩娜•奥佐夫编撰的《法国革命批评词典》（1988）以怀疑的目光审视了这场惨烈疯狂的剧变，书中有的统计数字说明，法国革命得不酬失。史学家们又从不同方面为考本的基本论点提供了佐证。于是有人提出，革命更像是来自启蒙主义文化或“革命文化的政治”。[5]为纪念法国革命两百周年，《刽子手世家，1688—1847》（1989）以其特殊的方式记录了“恐怖统治”时期民众如痴如醉的嗜血本能。[6]在英语世界，那一年该领域最有名的出版物就是西蒙•夏马的《公民们》，全书结尾处是一位女性革命者在疯人院里念叨她抽象的人权理念。不过这是另话。
假如1911年的中国确有一个处于上升期的资产阶级，那么它会感到“封建的”中央政府想方设法不让它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当时的财政政策却显示，清政府绝无故意压制资产阶级利益的措施。当然，清政府无法有效抵制列强经济侵略从而保护民族资本和国家利益，这是任何弱国都无法逃避的命运。而且，缺乏反帝意识的孙中山比清廷走得更远。南京临时政府为了争取日本贷款，准备出让巨大利益，危及国家主权。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已经让日本的财团来参与、主导中央银行的设立和中国兴业公司的组建。他好像不知道，财政经济上的外国势力渗透，同样是对中国主权的威胁，同样是瓜分的一种形式，而当时日本的财界，恰是帝国主义的引擎。[7]
周育民先生在《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探讨了晚清财政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他指出，政府没有对列强在中国设立的各类企业的税收管理，华商为了逃避中央政府的合法干预，也托庇于外商，对五花十色的洋人挂名和华洋合股的企业，政府无可奈何。弱政府无法控制全国税源，这是典型的一例。中国官员为此数度与日本、英国等国提出征收“离厂税”、机器制造货税（10%），但一直无法开征。对外企尚且不征税，对华商的企业就更难以实行财政上的管理了。据估算，在辛亥之前，新式产业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重最多5%，纯粹民营企业的产出当然更少。政府除了煤矿业的税收，对非官督商办的民营工业没有税收管理和相关的政策，只是抽收厘金而已。周先生查阅《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后发现，当时城镇杂捐名目繁多，基本属于零售商业、小手工业和服务行业。他写道：“天津是清末国内近代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近代企业直接税却基本尚未发育，可见清朝的税收制度已经远远落后于近代经济的发展。”[8]这里的“落后于”三字颇堪玩味，主要指中央政府疏于治理，言下之意是推行一套征收企业直接税的制度才符合时代要求。从企业所有者的角度来看，政府的不干预（即放任自流）政策恐怕更受欢迎。而且，作者还在一条注释中指出，“我们很少看到工业资产阶级为抗捐税而采取的联合行动”。[9]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央政府的放任政策或许有利于工业资产阶级，二是那样一个对自身的共同利益十分敏感的阶级尚不存在。几年前，专治清代财政史的陈锋先生曾概述了诸多20世纪该领域的著作和论文，“资产阶级”的话题已经非常少见。[10]
也有学者提出，领导辛亥革命的人士不能代表资产阶级，他们是“共和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前面说过，清朝政府的架构是被众多地方分离势力（包括“兵为将有”的各支军队）拆毁的，统领全局的核心未见得存在过。破坏的头功非会党莫属，如保路运动时的袍哥。然而会党只是参加一场可能有利可图的动乱，除了个人和小团体的荣华富贵，没有公共精神和社会目标可言。孙中山本是洪门“大哥”，后来有意划清自己与秘密会社的界线，尽量淡化昔日革命主力的作用。[11]反清会党诚然也祭出“共和”的旗号，但是旗号未见得能用来作为史家定性的标准，正如梁山“聚义”的团伙未必就是“替天行道派”，主张自由的人士未必是自由主义者。[12]
至于“平民知识分子”，用于“洪秀全第二”有点不敬。孙中山幼名“帝象”，受到一点心理暗示在所难免，“伦敦被难”后他更讲“中国革命领袖”的气派，远洋客轮要坐头等舱（昂贵的船资由留学生募集），“平民”的称号未免委屈他了。不过革命酝酿期的宣传文字倒是确有浓烈的“平民”味道，只是此“平民”非“平民知识分子”一词暗中赞美的“平民”。同盟会中有些成员的语言极端暴力血腥（如刘道一的《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康梁该杀，张之洞该杀，立宪党该杀，假新党该杀），它们麻利爽快，就像“平民”李逵手里亮晃晃的板斧。我们不妨再来欣赏邹容《革命军》中的《革命歌》：“试看凤阳朱太祖，少年讨饭浑无路；一遇饥荒便起兵，赴汤蹈火休回顾。……纵使不成头被砍，也教人间称好汉。”与其饿死沟壑，不如拼命一搏。这仍然跳脱不出草莽造反的话语系统。陶成章在《龙华会章程》（也称《新中国军省政檄文》）里为诸位入会“平民”解释革命的真义：“怎样叫做革命？革命就是‘造反’。……列位！要晓得孔夫子庙里供的，不是孔夫子同孟夫子么？孔夫子孟夫子的说话，诸位兄弟们想必多愿意听的。他两位老先生的说话，载在《四书》上面，明明白白，何尝说皇帝是不许百姓做的、造反是大逆不道的？”[13]129-130他没有明说的就是，大家都是轩辕皇帝的后代，皇帝个个都做得。我们再来品味一下这两句的含义：“那陈涉虽然没有做到皇帝，然中国平民头一个造反的就是他。而且一个种田帮工的人，生前做到楚王，打破了封建的全局，也就可以心满意足了。”[13]131这些文字所暴露的心态岂能与新政期间开明派的境界相比。“平民知识分子”用以煽鼓“平民”的恰恰是给社会带来极大伤害的那套语言：“大丈夫生当如此也！”“彼可取而代之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龙华会的约章、入会仪式和祭文，以及兴中会和同盟会的誓词（“倘有二心，神明鉴察”）都有民间秘密会社的特点，成立于1914年的中国革命党誓词和指模当然更加过分了。[14]所有这些只指向一点：真正支配各种造反势力的还是一套传统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平民造反话语及其变种，资产阶级的民权、共和等漂亮辞藻只是浮在水面上的油花而已。法国革命在出现孚雷所说的“侧滑”以后，局面不可收拾，而此前一些共和主义者心地纯正，行为高尚。中国的会党还在流行跨火盆、喝鸡血那一套，公心匮乏，产生不出像拉法耶特侯爵那样的人物。
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前，同盟会内部讨论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取舍，他说：“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之法度。”[15]598后来他的很多言行莫不说明，他理解的共和总统制几乎是一人独断专行。他在筹备中华革命党时与黄兴的关系日趋紧张，因为他坚持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唯一领袖，而他自己就是共和、民主的化身，“如离开我而讲共和、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于是有人才想到该党的誓约不妨照日本宪法第一条，将天皇改为中华革命党之总理。[15]884-885这些事例是革命伟人所理解的“共和制”的最好注释。孙中山在早期活动中就将个人看得过重，一度与他合作的谢缵泰注意到他“为建立个人的声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15]87这像是英国“摩罗诗派”的代表拜伦的风格，与法文“资产阶级”一词所暗含的循规蹈矩、平庸俗气的趣味相去太远了。
二、从清末民初财政看分离势力之盛：1853-1927
晚清的矛盾，不是共和与君宪的矛盾，也不是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实际上是分的势力与合的努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财政上的体现尤为突出。
清朝初建，为中央集权，州县赋税全部上缴(“悉数解司”)，分“起运”和“留存”两块，前者归中央，后者归地方，但是地方上的日常收支置于中央监管之下，国家为削藩集权，钱粮不敷，裁扣地方留存常有发生。地方若有留存或盈余，自行解决。据估算，乾隆时期地方留存只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1/5（实际上州县收入应该在此数之上，“实估敛于人，虚估闻于上”）。太平天国以上帝为号召，斩木揭竿，从此地方督抚自筹军饷。1853年，厘金所首先在扬州设立，集市交易抽取1%（厘金之名的来历），过了两三年，厘金制推行全国，厘金局（或曰厘金卡、厘金所）遍设于各地城镇集市和交通要道。各地税率不一，有的高达百分之18%。厘金由各省督抚掌握，中央不予过问，从此形成所谓的“外销制”。户部原来掌握的上报、下拨和奏销等权全部放弃，地方可以自行裁定。洋务运动办实业，盈利归省级财政。这时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唐代后期的财政割据：中央萎弱，地方益大。但是当时的中国未能像唐宪宗那样削翦藩镇，振刷国家。好在封疆大臣自己对这种状况也非常警觉，如曾国藩在奏折里直言财政失控之弊：“前代之制，一州岁入之款，置转运使主之，疆吏不得专擅。我朝之制，一省所入之款，奏明听候部拨，疆吏亦不得专擅。自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臣之权日重。”[16]402军款自筹，兵为将有，中央几乎不能插手地方。好在曾国藩等重臣矢志翼护礼教，绝无问鼎之心，不然中国必将分裂为数个国家。
这一时期财政上的巨变，何烈先生的研究最为透彻。中央政府在咸丰、同治之后，已经威风扫地。财权旁落，其他政务也难以过问：“督抚的权力已大于中央；自一省而言，新设各种机构的权力已大于原有的建置衙署。于是吏事、兵事与经费，实际上都非中央政府所能控制，只有督抚才是真正的主宰。一切政务实施，中央一惟地方大吏的意志为转移，本身绝少主见。”[16]403-404清政府如此窘迫还能维持运作，甚至出现同治中兴和晚清新政，主要依靠的是书生出身的封疆大臣公忠体国。但是到了清朝末年，地方大吏也穷于应付，无法约束省里的咨议局。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也是把持四川咨议局的士绅，他们为了修路余款的支配权操控暴民，凌驾于督抚之上。假如说川路公司的董事们与各地商办路局士绅有着共同利益的话，那就是合力排斥中央，不受监督地独占地方财源。
晚清各省自行开设的官银钱局开铸银元、铜钱的现象也很普遍，甚至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财权一散，国家征税的能力就弱，这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形成的鲜明对比。“日本在1873年修改土地税后，把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直接置于新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而晚清的政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没有能力扩大它对收入的控制。”[17]我们不妨来看看东邻日本在财政上的惊人成就：明治初年政府岁入三千三百余万圆，经常性收款仅约1/10，其余为非税收入，即临时性收款（发行钞钱及借款），到了明治三十七年，亦即日俄战争时，政府岁入跃增至二亿二千九百余万圆，绝大部分为经常性收款（二亿一千七百余万元），临时收款降至一千二百余万元。与明治初年相比，经常性收款增加72倍，临时收款减半。这一方面说明日本工商业发达，一方面说明中央制度更革有效，举国统治程度大大提高。[18]在中国，政治上的软弱和财政紧张互为因果。说得好听是清净无为的儒家济民之道，实质上则是消极被动的亡国之道。据统计，国民收入中受中央控制的部分太小（约3%），政府太弱，不能用财政手段来促进经济发展[19]，而社会公平无从谈起，国家听任强欺弱，大吃小。清末的财政制度建设颇有生气，但是“共和”来临，中央立即失去地方财政支持。
实行新政而没有强大的中枢，这是晚清十年的基本特点。如果政府能够控制地方财源，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预决算制度，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将改观。国家银行即户部银行一直到1905年才成立，1908年改为大清银行，资本一千万两。根据国际上的标准，中国的银行体系不能用信贷来促进工业投资和社会发展，“几乎完全不能超出山西票号式的汇兑银行和地方性钱庄的范围”。[20]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御史赵炳麟奏请置国家建立预决算制度，作为预备立宪的一部分。[21]第二年五月赵又奏：“我朝财政之散，实由于财权之纷。各部经费，各部自筹，各省经费，各省自筹，度支部臣罔知其数。至州县进款出款，本省督抚亦难详稽，无异数千小国，各自为计，蒙蔽侵耗，大抵皆是。请统一财政，整理国政。”[22]度支部在宣统元年（1909年）年初就拟出清理财政章程，令各省以及在京各衙门设立清理财政局，将各项出入款项细目编制成册交度支部，并将国税和地方税分别核定，以便该部为制订全国预决算作准备。度支部原打算第二三年调查、复查各省岁出入总数，宣统五年正式推出预算，交国会审核批准。立宪派呼吁早开国会，要他们公开本省财政，却藏藏掖掖。宣统三年的预算科目已基本符合现代国家财政预算的体系，宣统四年的预算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别编制，更加简明。中央收支款目在各部门递交的收支上统计，加上中央解款与各省协款两目。地方预算款目均按收支性质制定，收入门将各项赋税杂捐分列，支出门（外交费、内务费、教育费等等）则与中央财政基本一致。如果这一年的财政能够如此运转，那要比所谓的“逊位”重要得多，也称得上是一场意义深远、造福国家与民生的革命。这一场革命必然夭折，因为地方财政是中央难以涉足的领地，保路运动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事件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盐税在晚清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不小的比重，盐政也是国脉之一。宣统元年，盐价混乱，私盐泛滥，官吏中饱，度支部尚书（后为大臣）载泽督办盐政，立见成效，想不到引起东三省总督锡良电奏抗议（不久又联合各地督抚联御会奏）。各省督抚深恐中央插手会伤及地方，但是他们自己对地方上层层复层层的贪渎也苦无办法。
辛亥后各省独立，原来用以维持财政开支的各省解款，顿时中断。袁世凯任大总统（“窃国”一说太滑稽），众望所归，也是孙中山的临时政府财源枯竭所致。[23]中央财政此后稍有恢复，主要是借洋债度日。袁世凯去世后，中央权力日削，地方坐大，这正符合晚清各省立宪派的初愿。从财政上来说，地方割据不可阻挡，各省滥增捐税，滥发纸币，甚至栽种贩卖鸦片（尤其是陕西！），财权不受任何监督，公财转入私囊，危害不可胜言。曾经呈现出一线希望的清末财政改革，被地方分离势力彻底击垮。北京政府无力控制税收，只得借重外国势力来防止各省截留。盐税和关税是中国主要财源，但是武昌事发，英国等债权国为防止动乱蔓延损害切身利益，组织“海关联合委员会”，制定《总税务司代收关税、代付债款办法》，“把关税移存汇丰、德华、道胜等三个外国银行，代为保管，从此夺得了旧中国关税收入的支配权和保管权。盐税则于善后借款条件中规定非由稽核所洋会办会同签字，不能提用；对盐税收入，同样规定概存外国银行。”[24]虽然北京政府分得一点税收的余沥，绝大部分支付外债本息。20年代中期，北京政府与列强交涉，总算争取到恢复关税自主权的允诺。晚清政府虽然请赫德主政海关，关税的支配、保管权却未曾旁落。外国势力的深入渗透，则是由于原有的中央崩溃所致。辛亥之前，革命党人对“渔翁得利”这种最简单的道理懵懵然，还搬出一些内乱不致招瓜分的理由，令人喷饭。他们自己是鹬是蚌无所谓，靠“渔翁”帮一手胜出国内对手就好。
北伐胜利后，内战依然不息，但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集权还是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划分国家和地方的收支范围，收回关税自主权，裁撤厘金，整理债务，实行币制改革（废两改元、法币制度），开征所得税，所有这些举措带来不少新气象，有的是恢复了晚清中央政府依然保有的国家主权，有的则是晚清政府想做而暂时未能做到的。
研究辛亥前后的历史，一种跨越朝代界限的“长时段”概念（比如从太平天国到北伐胜利）或许也是有帮助的。超越根深蒂固（因而习而不察）的朝代思维模式以及与之板结在一起的党派之见并不容易。清朝被推翻后，社会革命并未发生，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一仍其旧，19世纪中期所出现的地方专权进一步演化，北洋时期的财政窘境是清末财权下行的继续。1927年至1936年，这种下行的趋势得以扭转，而更大的转变则发生于1949年。当然，峻厉的中央集权又带来新的问题，但是它毕竟为现代化的改革提供了基础。
三、治理程度低下与“自由”
辛亥后各省宣布独立的景象其实早已被力主改良的康有为料到。他在《辨革命书》、《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1902）等文预言，革命将直接导致“各省相争，即令不争，而十八省分为十八国”。康有为并且以19世纪意大利、德国的统一来说明“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的浅显道理。他还说，中国本是多民族的国家，将少数民族斥为“夷狄异种”，真是愚不可及。当时这些言论却招来“杞忧”之讥。辛亥后同室操戈，外人乘虚而入，日本伸出的利爪尤其尖利。这一历史进程几乎全被康有为言中。
康有为驳难革命派的一个理由其实牵涉到中国的统治程度究竟如何，[25]这一点百年以来未获学界应有的重视，其原因非常耐人寻味。晚清中国徒有专制之名，治理的程度太低才是亟待疗救的痼疾。我国知识界长期以来只重统治的形式，满足于空洞的标签和“推翻封建帝制”之类自我安慰的口头禅。辛亥前后的中国连统一的币制都没有，不像一个国家，统治程度之浅，令人震骇。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1905）一文写道，革命鼓动家动辄援引法国革命为证，徜徉自由，煽动全国，而中国实际上几乎是自由放任的国度，外国人有比较的眼光，看得更清楚：“英博士斋路士[当指英国外交官、剑桥大学中文教授翟理斯，Herbert Giles，]曰：不知中国者，以为专制之国，乃入其境则其民最自由，买卖自由，营业自由，筑室自由，婚嫁自由，学业自由，言论自由，信教自由，一切皆官不干涉，无律限禁，绝无压制之事。”[26]“英博士斋路士”近距离观察中国，所见自然不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描述的专制之国。
民众因政府失职而享有诸多法制国家公民所无法想象的自由，这是清末改良派、革命党人和官员都曾注意到的现象。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1901年）中写道：
我中国谓其无自由乎，则交通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住居行动之自由官吏不禁也，置管产业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书信秘密之自由官吏不禁也，集会言论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信教之自由官吏不禁也，（近虽禁其一部分，然比之前世纪之法、普、奥等国相去远甚。）凡各国宪法所定形式上之自由几皆有之。虽然，吾不敢谓之为自由者何也？有自由之俗，而无自由之德也。……今所以幸得此习俗之自由者，恃官吏之不禁耳，一旦有禁之者，则其自由可以忽消灭而无复踪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尊重人权而不敢禁也，不过其政术拙劣，其事务废弛，无暇及此云耳。[27]
这里所说的各种自由，其实是因国家缺乏治理（“政术拙劣”、“事务废弛”）造成的。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失职，绝少管理社会，干预百姓的生活，因无为而不治。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1906年）一文是对中国现实和晚清难局最深刻透彻的分析。他在文中警告说，中国人久经“无意识的放任”，骤获自由，必陷于无秩序。而且这些民众，因与国家关系浅薄，必不能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即使参政，也往往意气用事，判断、处置失当。[28]梁启超求治心切，盼望国家主义（以及超越狭隘汉族主义的大民族主义）整合一盘散沙的中国。他对德国法理学家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兴趣，产生于他对中国“政术拙劣”、“事务废弛”的深刻认识。他渴望自己的祖国像列强一样建设强大的国家机器，在法制的前提下尊重人权，养成“自由之德”，从而渐次呈现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笔下统治程度较高的那些国家的特点：“一致性、一体性、合法性、组织性、高效和稳定”。[29]亨廷顿毫不含糊地要求政府有效履行其基本职能。他有一段名言：一个软弱、缺少权威的政府就同受贿的法官、怯懦的士兵、愚昧的教师一样失职，是不道德的。[30]20世纪初的中国无力约束个人和集团的欲望，人们互不信任，互不合作，是亨廷顿笔下典型的政治机构衰弱的失治之国。将亨廷顿列为国家主义者，就大谬不然了。
严复对中英两国统治程度以及民智、民德和民品的巨大反差，感受尤深。他翻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3），深恐穆勒的自由学说旅行到语境迥异的中国产生不良影响，于是为该书中译本作《译凡例》，重点也是在“自由之德”。此前，他在《论中国教化之退》（1898年）一文称国人“乃以自由而病”，沦为“无政教之民”。这种凄惨的“自由”境况是国家无所作为的结果：“吾闻之西人曰：人人皆有自主之权，此彼律法之公理。然以视吾民，谁无自主之权哉！其学也，国家听之；其不学也，国家亦听之。其富也，僭人多逾度，国家听之；其贫也，转乎沟洫，国家亦听之。……观衰世之本源，而施以扶植，是所望于为父母者矣。”[31]扭转衰世，还必须有敢于承担的中央政府。无法对富人有所约束，无法为学龄儿童提供义务教育，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正是弱政府的表征。
如果上述三人都有改良派的嫌疑，我们再来请教章太炎。这位革命怪人在1908年致马相伯信中称立宪党人“志不过升斗，藉成名以取宠”，比旧党更加猥鄙。他说，代议制未能伸民权，有中国的特殊国情，因为中国自秦朝统一以来实际上是平等社会：“中国混一既二千年，秩级已驰，人人等夷，名曰专制，其实放任也。故西方有明哲者，率以中国人民为最自由。无故建置议士，使废官豪民梗塞其间，以相陵轹。斯乃挫抑民权，非伸之也。”他也看到中国执法能力低下，乡士秀髦和土豪巨室，害民甚于官吏：“以中国行立宪代议之政，其蠹民尤剧于专制。今之专制，直刑罚不中为害，他尤少病，立宪代议，将一切使民沦于幽谷。……豪强之妨民如是，幸其在野，法尚得施。今超而为议士，为虎著冠，其妨民不愈况耶？”[32]后来他发出“革命党消”之论，大概是担心革命党也将与豪强一样，垄断议会，遂一己一党之私。章太炎昧于国际事务和国家整体的利益，将地方自治视为救衰起弱的良药，这是他与康梁、严复的不同之处。
政治上与康梁对立的孙中山更愿意从积极方面看待中国人的自由，即便是源自政府失职的野蛮自由，在他看来也是高尚自由的初阶。最有趣的是他将放任或政府的衰弱、统治程度的低下等同为“共和”的有利或先决条件。为了强调造反的合法性，迎合中国士人与民众的好古癖，孙中山美化中国远古传说中的政体，比之为“共和”典范。他在1897年8月从欧洲抵达横滨，不数日，宫琦寅藏和平山周就受命寻上门来。他对这两位初次见面的人说：“人或云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此不谅情势之言耳。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也。”即使三代之后，中国也有地方自治，这同样是“共和”：“敬尊长所以判曲直，置乡兵所以御盗贼，其他一切共通之利害，皆人民自议之而自理之，是非现今所谓共和之民者耶？”[33]172-173过几年他在《驳保皇报书》一文又以中国乡族“自行断讼、自行保卫、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证明，中国人自古享有并且运用民权，已与欧美接近。可见孙中山往往把“共和”与地方自治、脱离中央相联系。然而紧接着一句更加说明中国统治程度之低：
中国人民向来不受政府之干涉，来往自如，出入不问；婚姻生死，不报于官；户口门牌，鲜于注册；甚至两邻械斗，为所欲为：此本于自由之性质也。[33]235
未能出国的人士缺少比较的眼光，中国人独享的这种“为所欲为”的自由，他们是不会留意到的。中国统治程度如此低下，孙中山有切身体会，因而他并不真正相信消极无为的“共和”政体。他早年在香港就学，时常来往于香港与家乡香山之间。前者秩序井然，后者伏莽遍地，必须自带防身武器。两地相距不远，治与乱的对比竟如此鲜明。港英当局为英王派出机构，重威权，善管理，孙中山从心底里佩服。一个共和主义者怎么会推崇“英式好政府”呢？这又表明，政府的形式对孙中山而言，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总而言之，上述种种“自由”只说明一个道理，整个社会的发展看不见由政府徐徐引导之手来体现的规章制度，看不见国家机器推行法制的威严。有鉴于此，御史刘汝骥在光绪三十一年奏请“张君权”。他所揭示的残酷现实也来源于社会治理程度低下：“官骄吏窳，兵疲民困，百孔千疮，其病总由于君权之不振，何有于专？更何有于制？”出于一种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伯克式的担忧，他警告说，在中央权力几乎缺失的状态下匆匆立宪，有害无利，不然犹如“医者不寻其脉理，不察其症结，见萎弱之病夫，遽施以乌堇猛烈之剂也”。[34]“张君权”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也就是像明治初期的日本那样“大小政令由天子出”，先强固君权，再稳妥立宪。辛亥后中国政府的法律顾问、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所见略同。但是在民国初年，中国的“分”已成事实，孙中山还没有真正执政就辞职，袁世凯要想集权，即便不称帝，也会像清廷那样失败。
20世纪上半叶的各届中国政府都想在提高统治程度上有所作为，中央集权是它们的共性。晚清以战败赔款之国初行新政，集权尤为困难。除了前述各种问题，还有一种“分”的新现象，即陈天华在《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1905年10月20日）一文注意到的愈益强固的省界意识。这种新的地方主义不利于人才流动：“他省之材者，亦何妨收为指臂之用。”不用外省人，势必败坏风气，“官场通弊，好用私人。一局所为某省人之总办，则所用皆某省人；一学堂为某省人所管理，则学生皆某省人。”陈天华担心权利意识的普及导致畛域之心，不利于建设“理想之国家”，伸张“国权”，分裂的趋势继续演化下去，国家将彻底原子化：“分省不已而分府，分府不已而分县，势必至于四万万人而分为四万万国不止，其何以联合大群以御外侮乎？”一个“分”字贻害无穷。可是陈天华本人也是省界意识的受害者，他在批判它的同时居然先承认其合理性：“军事也，教育也，理财也，此诚一省之切要问题，断未有专委于外省人之理。”[35]这等于肯定了各省自治的前提。中国官场向有回避本籍的惯例，清廷也是不讲省界的。陈天华写道：“近日各省满奴举办新政，尚往往以外省之人办本省之事，学堂军政其尤者也，初不见有所谓省界。”“汉种”骂“满奴”，是留日激进学生的时尚，但是被骂的一方却表现出更强的国家意识。论坛和战场上的胜利者并不一定代表“进步力量”和“先进思想”。
袁世凯逝世后，湘人治湘、川人治川、粤人治粤的呼声日高，中央政权更加病弱，“联省自治”的构想居然得到一些名流的大力支持。[36]他们好像宁可回到统一前的德国，或者是已经被历史证明完全失败的邦联制下的美国。
四、国家意识的淡薄
从清末民初的乱象来看，不论民众还是国会议员，都难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孙中山求学于教会学堂，国家观念也较淡薄。他1894年夏上书李鸿章，有报国之志，也有求官之想，未获回音，又不甘投身“农桑之大政”，立即走向国家的对立面，转身如此迅捷，摇曳出战国纵横家的风度。但是《上李鸿章书》也预示了这一转变的必然性：“上则士途壅塞，下则游手而嬉，嗷嗷之众，何以安此？明之闯贼，近之发匪，皆乘饥馑之余，因人满之势，遂至溃裂四出，以毒天下。”“溃裂四出”也是晚清的写照。甲午硝烟还未散去，他到海外成立“革命团体”，谋划广州举事。1895年2月，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后不数日，他就拜访日本驻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要求日方置办武器，以供他在华南建立分离政权。从此之后，孙中山凡事必乞援于外邦，这凝固为一种绝对无法辩护的行为模式。他在1897年8月初次见到动机可疑的宫本寅藏和平山周，绝无半点防范之心，反而引为至交。他如此向日本盟友表白，他和党人将“静观清政府之所为如何，暗结日、英两国政府为后劲，……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33]182这一二省往往就是指华南：“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33]188-189“割据”、“分割”这些词汇用起来和“共和”一样便捷，其实对他而言，它们的意义是相通的。
庚子之变，清廷不得已下诏向列强各国宣战。7月，孙中山为搭救在新加坡被逮捕的宫崎寅藏等人，向英国殖民当局担保。他还表示要在华南建立独立政府。总督瑞天咸不许他在其领地进行革命鼓动，对他讲了一番在英国连儿童都明白的道理：“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正当中国面临外国入侵的时刻，煽起新的骚动是不明智的。”[37]“不明智”当然是客气婉转的说法，这句话真正的重点是在“爱国”两字的反讽意味上，大概是孙中山先以爱国者自称。[38]
惠州起义是在这年（1900）的10月8号，当时八国联军已经占领北京，应该为国分忧的时刻却与北方的外侮形成夹击之势，尤其令人痛心。这次武装行动还有不少日本黑龙会成员准备参加，因港英当局阻扰未果，山田良政是例外。这位日本陆军翻译官、间谍[39]死于乱战，居然被誉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八国联军入侵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大吏在盛宣怀协调下与列强达成东南互保协议，这是极端时刻的谋公谋国之举。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能够维持稳定，不利于广东革命党人北上夺权。于是黑龙会头目内田良平策划组织敢死队前往中国谋杀上述几位督抚，以便革命党乱中取胜，让日本成为最大的赢家。内田良平毕生做着“日本的亚细亚”之梦，而中国革命党人的暴动只是局部的战斗。惠州以及后来一次次的“起义”只有置于一张更大的棋盘上才会充分显示其意义，坐在棋盘边调兵遣将的是犬养毅、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等日本政治家、活动家。这些高手的主张不一定与日本政府公开宣示的政策一致，但是他们和各届日本内阁一样，都企图利用、操纵在他们保护下立志颠覆中国中央政权的英雄，使之服务于日本在满蒙和亚洲的战略利益。他们自己憎恶共和思想，却支持所谓的共和革命，都是以分裂中国、削弱中央政权为目的。辛亥后，他们生怕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又极力反对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妥协。可叹的是我国研究者对此竟欲言还休。
“义士”山田良政就是内田良平阴谋的执行者，或者说，他的思路与内田良平不谋而合：“我反复考虑：无论支那北方如何混乱，革命党也不能崛起，原因在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三杰的存在。他们能够维持秩序，只要这三总督存在，革命就绝不会成功。但是，如果三总督中有谁被杀了的话，支那南方就会发生动乱，而这正可以给孙的革命党带来机会。为了支那革命的成功，必须要打破三总督的连衡。”[40]“能够维持秩序”反而是三位大臣之罪。
发起内乱是否会招来瓜分，孙中山的回答一贯是否定的。他搬出各样理由，以为国人足可放心，因为他心里清楚，当他“暗结日、英两国政府为后劲”时，外人的瓜分与同盟会“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存在某种默契，只是不能被国人察觉。他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传达了更微妙的信息。就国势而论，无可保全；就民情而论，无可分割。列国瓜分风俗齐一的支那，如同毁人家室，必激起死命抵抗。孙中山想到另一种可能：由一强国入主中原，实行政权更替，保持“支那民族统一之形”：“若以一国逞盖世威武，托吊民伐罪之名，入而废易其朝主，厚抚其人民，并吞而独有之，以宪法而统治之，或有可行之理也。虽然，得失其能偿乎，于人道文明为有功乎，未敢言也。”这里的“一国”指的是所谓唇齿相依、同文同种的日本吧。但是最后一句模棱两可，是分是合，两边闪耀。文章结尾处也是余音袅袅。诚然要造一新支那，“其策维何？则姑且秘之，吾党不尚空谈，以俟异时之见诸实事，子其少安待之！”[41]企图鲸吞中国的日本扩张主义者读了这篇妙文有何感想？扶植支那革命势力应该是东亚治安策的第一步吧。
并不是只有日本人才得到过尽在不言中的许诺。法国军方要建立针对中国南方的情报网，1905年秋冬之交布加卑上尉（后为少校）在吴淞的一条客轮上与孙中山晤谈达八小时之久，不久他的考察团军官在革命党人多方支持下很快建立情报站20余个。[42]在1900年与1908年之间，孙中山试图在西南建立一个依仗法国援助、指导的独立国家，与法属印度支那总督韬美等人频频接触，许以特权，得到某些主张瓜分中国的极端势力（包括陆军部长艾蒂安）的支持，后来在钦州、防城和镇南关一带的军事行动，都有法方的暗助。法方只知这些武装起来的秘密会社排满，地方意识浓重，称他们为“割据独立主义分子”，对他们的所谓“共和”理想，不置一词，显然是不值一谈。[43]法国1908年的新政府与反清会党划清界线，依然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在法国政界，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只有策略之争，没有战略原则上的对立。不论是考察团暗中支持南方成立独立国家，还是法国政府担心革命者利用河内作为反叛基地终将危及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都是要确保法国在亚洲的最大利益。造反者只是附庸傀儡，他们服膺何种“主义”，是否符合法国革命的共和精神，法方绝不会在意。就此而言，日本完全一样，只是政府、大陆浪人和财界协调配合，官民一致的特点更为突出。真正热心于共和，何不从废除天皇制开始？
寻找一个或数个帝国主义国家为后盾，是晚清各类反政府组织的通常手法。唐才常的自立军[44]托名勤王，意在造反。唐才常弟弟唐才中的狱中供词读来触目惊心：“胞兄在上海，英、美、日三国领事均极情密。上海英国领事，以胞兄在上海倡立国会，总嫌太空，毫无实际，要胞兄须在中国不拘何处，占一地方，以作根据。如得有地方，他们各国均允派兵一万前来保护。日本国亦允派人来充教习，以三个月即可练成精兵，并有日本人井上雅二、田野橘治、平山周及驻上海日本领事小田七四人，均与胞兄极为投契。”[45]为夺取地方政权，内外不分，一切手段都不算为过。国家的观念、国家整体的利益从未在某些领袖精于策划的头脑中有过哪怕是短暂的停留。拔出的刀只要刺在中国身上，出血，就好。《建国方略》（之一）的第八章《有志竟成》罗列了种种交接列强、打击政府的行为，毫无愧色。对内你死我活，对外一切皆可通融；鞑虏可恨，洋人可亲，基督徒更是自家人。孙中山在1911年2月15日致宫琦信上说：“寺内陆相、陆军将校及民间人士，既如此表同情于支那革命之举，则吾事可无忧矣！”[46]类似的言论，引不胜引。游说于列强使节之间，必须以在华特权为回报。[47]至于该国是共和还是君宪，根本无所谓。
五、死非其时的爱国者
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之前的筹备会议竟然是在黑龙会头目内田良平住处（即黑龙会本部）召开的，对这种引狼入室的举动，也有人犹豫、警惕，比如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主笔之一陈天华。这位《猛回头》和《警世钟》的作者在他一生最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绝命辞》（1905年12月7日）中流露出对自己才加入不久的同盟会的忧虑：
近今革命之论，嚣嚣起矣，鄙人亦此中之一人也。……然鄙人之于革命，有与人异趣者，则鄙人之于革命，必出之于极迂拙之手段，不可有丝毫取巧之心。盖革命有出于功名心者，有出于责任心者。出于责任心者，必事至万不得已而后为之，无所利焉。出于功名心者，已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内用会党，则外恃外资。会党可以偶用，而不可恃为本营。……至于外资则尤危险，菲律宾覆辙，可为前鉴。夫以鄙人之迂远如此，或至无实行之期，亦不可知。
是谁在出于功名心倡言革命？是谁“内用会党”、“外恃外资”？这时候孙中山在陈天华心目中大概不复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了。对日本，陈天华主张不即不离，以当时中国的实力与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鲜也”。他然后写道：“凡作一事，须远瞩百年，不可徒任一时感触而一切不顾。一哄之政策，此后再不宜于中国矣。如有问题发生，须计全局，勿轻于发难，此固鄙人有谓而发，然亦切要之言也。”[35]230-235可叹的是陈天华蹈海后，同盟会（包括宋教仁）曲解他自杀的意图，更不理会他的切要之言，“内用会党”、“外恃外资”的“发难”在南方省份接踵而来，辛亥年之后，仍未见消停，1913年借宋教仁案发动的“二次革命”就是此类行动的继续。难怪古德诺目睹所有这些旨在争权夺利的自私行为后感叹，中国人的政治能力实在低下，妄谈民主共和，又有何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等到了经营中国的绝佳时期，立即侵占青岛，又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甚至发出最后通牒，而此时孙中山却乘祖国外交急迫，与日方暗通款曲，许以更大在华利权，同时再图“革命”。1915年2月25日，黄兴与陈炯明等五人在海外联名通电，与孙中山划清界线。所谓的满汉矛盾已不复存在，为什么依然求助外国？他们突然悟到一个道理：国事不尽理想，甚至不堪，也应该在内部通过政治手段协商解决，“倚赖他族，国必不保”。一个政治能力较强、爱国之心醇厚的民族不必经人提醒就会在行为中表现出这一原则来。黄兴等人承认发起“二次革命”之非：“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日不宜。”[48]黄兴等人此时已认识到，“辛亥之役，乃满洲政府成之，非革命党所能自为力也”。但是此后“国情愈恶，民困愈滋。一言以蔽之，只知有私，不知有国。”[48]756-757这篇电文里的意思与陈天华的“勿轻于发难”约莫相近，但是两次表态之间的十年里，兵战却是常态。个别领袖媚外无度，只以夺权为念，为私为公，人所共见。
孙中山在1912年4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并在当晚送别会上说：“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几个月的紧张与狼狈即将过去，总得勉励同志。他的日本好友宫本寅藏却在一份未发表的残稿中评论道：“彼[孙文]去职后，侈谈民权主义……已经成功，岂非自我解嘲。识者笑之。”[49]孙中山的“自我解嘲”还在不断重复着，只是在表述上略微不一样，比如“民权主义”的成功改称作“推翻两千年封建帝制”。
宫本寅藏对孙中山最友善，他尚且如此措辞，遑论他人。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不屑隐瞒他的蔑视：“支那人只有利己心，毫不顾及国家利益”。一直在东北活动满蒙独立的川岛浪速与犬养毅、头山满等人目标一致，手段相异。他在《对华管见》（1912）里对革命派的言辞更加尖刻：
近时书生辈倡导革命，呼吁宪政、共和，主张国权、民权，看起来好像是彼等政治知识的大发达，实际是彼等留学生辈在外国讲堂上，二、三年间半睡半醒之间的记忆，搬来一知半解的名词、投合潮流的新知识，为博取虚名、攫取利益地步，充满着营业意味的卖弄……如无视五千年来的国情，风教伦理习惯等的颠覆，突然提出建设共和政体，实乃方外之狂态……革命之乱发生后的状态显出，一切的行动都支离破碎，散漫纷乱，毫无一贯的条理、秩序及主义定见，如同狂人的祭礼，儿童的游戏，唯期间随处都能发现的一贯是利己心的发动。故不义的诈谋、无耻的诡术、欺骗、排挤、反复、苟合、横夺、虐杀等，充满全社会的是罪恶，共和的真意义果在何处，此非沙粒的散乱状态耶。[50]
陈天华所说的出于“功名心”的发难与“利己心的发动”难道不是暗中相通吗？于是我们看到辛亥年不是大治之始，而是加剧了“沙粒的散乱”。可是袁世凯称帝，又注定成为众矢之的。林纾在小说《巾帼阳秋》（1917年）第十四章借主人公阿良之口分析了民国初期“共和”观念流行的原因：
今日知共和之可以自由，即不能更革共和为君宪。何者？共和之佳处，民不知也；自由之便处，民尤不知也。但共和之论一宣，则人人咸知有大总统之望；而强力者尤以自由为凌弱之机械，专恃有力者之自由，遂不计无力者之不便。实则法律不备，天下良善者何一能臻于自由？矧政府外共和而内专制，杀人如麻，痛剥天下之肤，供其一掷，何一肖于共和？顾共和二字，既深入脑际，一旦名更君宪，必愕眙奔告，以为夺其自由，此适乱兆耳。[51]
林纾虽以遗老自称，却不是共和政体的死敌。[52]这段文字的智慧，远不是那些以“共和”自欺欺人的首义元勋或“强力者”所能企及，在各种套话堆积的近代史或政治思想史上更难见到。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缺少各地士绅和商界的奥援，处境尴尬。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予以承认，即便是“共和”的法国、美国，也不曾给过一点口惠。这无非说明，政体的“共和”外观，毫无实质意义。“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又出洋了，“君主立宪”的日本是他的首选之地。
大批参与或帮助同盟会颠覆中国政权的日本浪人与二战后被判绞刑的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即便是宫本寅藏，也一直为右派军国主义者牵线搭桥。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已经有所研究，对宫本寅藏、山田良政、萱野长知和梅屋庄吉等人没必要曲意维护，因为他们的作为与犬养毅、头山满以及玄洋社、黑龙会等右翼组织左右中国局势、争夺中国利权的长远目标是根本一致的。讨论晚清的乱局，不能没有源自国家意识的国际大局观，不可遗忘福泽谕吉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大量涉华言论，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和江藤新平的《支那南北两分论》等著作，不可遗忘宗方小太郎、荒尾精等日本“东亚先觉志士”构思的大陆政策和他们苦心经营的汉口乐善堂以及设在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1901年成立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前身）等情报机构的出色活动。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军方就挑拨满汉关系，宗方小太郎执笔的《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公开号召汉人革命，推翻异族政权。以这样的背景来判断从兴中会的成立到鄂军政府都督府挂出铁血十八星旗 [53]等一系列事件，我们就会观察到“黄雀在后”的可怖景象。“分”的种子已在中国播下。
然而在辛亥年之前的南京，却是另一番气象。在清末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员中，端方的思想是十分开明的。他立足中国，致力于移风易俗，切实改良，办幼儿园，建图书馆，成绩可观。[54]他就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后，积极筹办首届国内博览会，借此“输入国民知识之新机，渐化工艺窳败之旧习”。在此过程中，道路、电灯、电话、旅馆、饭店、商场、铁路等新设施的出现使得南京城大致有了新式城市的面貌。1910年6月5日，南洋劝业会在中央政府的积极参与下开幕，展期整整半年（阴历）。教育、图书、机械、电气、农桑、采矿冶金、化学工业、土木及建筑工业、染织工业和军工等24部86门的展品颇为壮观地凸显了“奖励实业、振兴工商、开通民智、引领风气”的宗旨。临近省份的新式学堂组织师生前往南京参观，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也躬逢其盛，眼界大开。
辛亥年春夏之间，四川铁路公司就国有政策发难，鼓动全省抗粮抗捐。9月2日，身为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的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维持秩序。9月5日，同盟会员散发《川人自保之商榷书》，借保路谋分裂独立，川督赵尔丰不得不干预，酿成事端。11月27日，端方及其弟端锦在资州被部下杀害，他们的头颅浸在油中，一路展览，成为邀功请赏的资本。因国变避居日本的王国维闻讯写了《蜀道难》：“蜀江委蛇几千折，峰峦十二烟云间。中有千愁与万冤，南山北山啼杜鹃。借问谁化此？幽愤古莫比。”
此时各地大小政府都在宣布光复或独立，南京动作较缓，受到江浙联军各路人马的围攻。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金陵古都又因总统制与内阁制、迁都等等成为是非之地。是非，非关理也。凡事对己方有利则为是，反之即为非。对国家如何，那是次要问题。一年多前，南洋劝业会的秉烛夜游会上焰火齐发，参观者莫不振奋。现在事过人非，当时的夜景在南京人的记忆中已经非常遥远了。
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有色彩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渗入本能的爱国思想，不然不足以应对形形色色“分”的挑战。我们还需要有新的想象和语言来与自己的过去对话。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王倩）
注释
[1]用“推翻二千年封建帝制”来形容中央政府的轰然崩坍，只是表明一种立场，一种自我欢庆的心情。这几个字还有自我矮化和否定的潜台词：中国历史如漫漫长夜，一直1911年才曙光初露。孙中山说共和乃政治体制的“极则”，但是他不至于糊涂到相信辛亥后共和的中国就必然优于君宪的日本和英国。君宪与共和，必须符合国情，没有高下之分，只有愚人才会评定英国和法国两种政体之间的优劣。
[2]黄兴指挥的“首义”军队纪律不及前来弹压的北洋军，如何解释？见《黄兴集》，刘泱泱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上册，第131页。又：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支绌，时时担心军队哗变，可见“革命”的主要驱动力是兵饷，而非理想。孙中山黄兴等人都以为“革命”是否成功取决于金钱多寡，于是孙中山在海外筹款，黄兴在国内收买军人会党。黄兴在1910年5月13日致孙中山信上写道：
变更于此变更之时，广用金钱（兵卒皆不丰足，负债者甚多，益以嫖赌，其势更岌岌），不一月可悉收其众……总之，广东之事，视款为难易。以普通一般之军队多贪鄙嗜利，况有义字以激发之，富贵功名，唾手可得，何乐而不为此！（《黄兴集》，上册，第33页）
“义”字所遮掩的何止一般官兵的私心。
[3]详见菲尔·比林斯利著《民国时期的土匪》（王知贤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和蔡少卿主编的同名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4]阿尔弗雷德·考本，《法国革命的社会阐释》，1964年，1968年简装版，剑桥，第172页至173页。
[5]关于“修正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和成果可参阅柯林·卢卡斯文章《英语国家修正派史学和法国大革命》，载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三联书店，1990年，第142页至157页。
[6]详见贝纳尔•勒歇尔博尼埃著《刽子手世家，1688—1847》，1989年，张丹彤、张放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
[7]详见李廷江著《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
[8]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64页。
[9]《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466页。
[10]陈锋，《二十世纪的清代财政史研究》，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
[11]1919年1月，蔡元培等为编写《国史前编》，就如何表述辛亥革命与会党之关系一事征询孙中山意见。孙中山表示：“各秘密会党，于共和革命实无大关系，不可混入民国史中，当另编秘密会党史。”同一天他还说：“清世秘密诸会党，……民族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其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中华书局，1991年，下册，第1149页。
[12]参阅桑兵《民初“自由”报刊的自由观》，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3]《陶成章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86年。
[14]给孙文取名“中山”的日本浪人平山周在《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1912年初版）最后几章专述兴中会、光复会和龙华会，它们与哥老会、三合会等会党有很深的渊源。“桃源逸士”在该书的序言中也有将秘密社会向欧美政党引领之意。
[15]《孙中山年谱长编》。
[16]转引自何烈，《清咸、同时期的财政》，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1981年。
[17]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下册，第80页。
[18]大隈重信主编，《日本开国五十年》，上下册，1908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上册，第146页至147页。
[19]“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政府把总消费量中较大部分高质量地用于健康、教育和总的行政、立法、司法的服务（其中包括商业服务和市场销售服务）方面，这些服务工作可以形成一种环境，使私人在向新企业投资时能够获利。”《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册，第81页。
[20]《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册，第74页至第75页。
[2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1016页至1017页。
[22]章开沅主编《清通鉴》，共四册，岳麓书院，2000年，第四册，第1104页。
[23]南北和议期间，孙中山一边应付袁世凯，一边指望用日本的贷款再次发起战争，扭转局面。此刻的南京临时政府已以赌徒的决心允诺日方贪婪的索求，反而是不在其位的盛宣怀不忍见到国家利权的大牺牲。详见易惠莉长文《孙中山、盛宣怀与民初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载易惠莉等著《二十世纪盛宣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孙中山多年为筹款奔波，深以为革命的成功取决于手头是不是有五十万或一百万美金的贷款。可惜他对财政却一无所知。
[24]杨荫溥著《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6页。
[25]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的开篇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在于政府统治的形式（如共和政体、君主制或君主立宪），而在于政府统治的程度。
[26]《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81，上册，第570页。笔者所住小区多违章搭建，物业胆敢干涉，违章者就会以暴力相威胁。
[27]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78，卷一上，第10页至11页。
[28]《饮冰室文集》，第17卷，第37至38页。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失败，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来看。
[29]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页。
[30]《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8页。
[31]王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册，第188页至189页。
[32]《章太炎政论选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上下册，1977年，上册，第385页至386页。
[33]《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卷。
[3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第107页。
[35]《陈天华集》，刘晴波、彭国兴编，饶怀民补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6页至208页。
[36]章太炎《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1920）：“自今以后，各省人民，宜自制省宪法，文武大吏，以及地方军队，并以本省人充之。”军阀割据争权，是中央太弱所致，而章太炎却倒因为果，以为中央权力集中引起军阀的觊觎之心。他派给中央政府的任务是颁发勋章，“军政则分于各省督军，中央不得有一兵一骑。外交条约则由各该省督军省长副署，然后有效。币制银行，则由各省委托中央而监督造币，成色审核、银行发劵之权，犹在各省。如是，政府虽存，等于虚牝，自无争位攮权事。”《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752页至753页。章太炎有无政府的倾向，有此论点不足为奇。他不了解汉密尔顿的联邦主义思想，主张回到美国邦联的时代，或德国统一之前的分裂状态，岂不可笑。辛亥前后，日本右翼势力不愿意见到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现在，邦联制或联邦制的鼓动者也有深远的用意吧。
[37]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中华书局，1991年，上册，第218页。
[38]由于中国政府的抗议，列强也曾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同时馈以重金），但是日英等国都将他列入“政治流亡者”的类别，拒绝清廷的引渡要求。照这些国家自己的法律，组织武装暴动完全逸出了“政治”的范围。
[39]甲午战争结束后，山田作为中文翻译赴任台湾任职，两年后又应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海军少佐泷川具和之邀，赴北京协助其作谍报工作。
[40]详见易惠莉，《关于山田良政的研究》，载《近代中国》第17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孙中山一反常态，对这暗杀计划倒是反对的。他怕不成功，于大局无益。见赵金钰《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7页。
[41]该文发表于《江苏》杂志第六期，1903年9月在东京出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18页至224页。
[42]详见金姆·曼荷兰德文章《1900至1908年的法国与孙中山》，载《辛亥革命史料丛刊》第四辑， 中华书局，1982年。
[43]详见杰弗里•巴洛著《1900年至1908年的孙中山与法国人》，伯克利，1979年。
[44]自立军广招会党，因发放“富有票”，也称“票匪”。兴中会章程第八条公开保证，入会也是“生财捷径”。该会筹款采用入股的方式，每股十元，“开会”之日，凭票可得本利百元，“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如此回报，不知强过捐纳候补（等到何年何月？）多少！这种革命股票在性质上未出自立军的富有票以及其他会党的回天票、贵为票的窠臼。首义“元勋”当初入会有发财的宏愿，后来的丑态也就不难理解了。
[45]转引自冯天瑜、陈锋主编《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91页。
[46]《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12页。寺内正毅为当时的陆军大臣。
[47]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孙中山为筹措资金不惜租让满洲。见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载杨天石著《从帝制走向共和》，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另见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日方认为日军已经为夺下满洲付出牺牲，不必另行出资赎买。假如日本当时慷慨提供贷款并与之签约，结局如何？
[48]《黄兴集》，刘泱泱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56页。其实与侵略国合谋是孙中山的一贯做法。
[49]转引自近藤秀树论文《辛亥革命与宫琦滔天》，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四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250页（241页至255页）。
[50]转引自赵金钰著《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325页至326页。
[51]见林薇选注《林纾选集小说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下册，第402页。
[52]林纾既谴责袁世凯称帝，又反对张勋复辟。
[53]光绪年间，新疆、黑龙江、奉天、吉林和台湾已经设省（蒙古、青海和西藏仍旧制），辛亥时，不包括日据的台湾，全国应有二十二行省。十八星旗是一面“分”的旗帜，又是日本所乐见的。
[54]关于端方在新政中的事迹，见张海林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有色彩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渗入本能的爱国思想，不然不足以应对形形色色“分”的挑战。我们还需要有新的想象和语言来与自己的过去对话。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美]亨廷顿，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
上世纪20年代末，某学者在论及四川保路运动时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清朝末年，中国的封建势力达到了它最后的专制阶段。由于要和国内新起的资产阶级作斗争，这股封建专制势力便尽力主张中央集权，企图把素来就和封建诸侯一样的各省督抚的军民财政大权都集中起来。但是它最终不能抵挡历史洪流。这观点背后是一种渐渐成为主流的“普世”历史观，即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历史洪流就是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社会发展的潮流。尽管革命未能完全成功，共和取代“帝制”，还是莫大的进步。[1]这样看来，晚清中国有三股势力、两种矛盾。三股势力是尽力集权的中央、各省割据的封建诸侯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两种矛盾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落后的封建统治阶级与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的矛盾。然而上述观点还有点暧昧不清。既然各省督抚独霸一方，中央的专制从何谈起？封建与专制搭配在一起，岂不是矛盾修辞法？致中央权力于死命的究竟是地方分离势力，还是资产阶级？笔者以为，资产阶级在这里显得多余，去掉更好。推翻清朝的其实是大量未经整合、或大或小的分离势力。民国后各届政府努力的方向依然是晚清新政的目标——加强中央集权。
一、何来资产阶级？
能够揭示当时主导社会的地方分权和中央集权的矛盾，毕竟值得欢迎。但是所谓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得拿出更多史料上的证明。要说发动兵变的军人能代表资产阶级，似乎太勉强，[2]而张謇和盛宣怀等能够代表工商界的人物并不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再说，最终打败清政府的并不是“首义”的军队，而是各省宣布独立、同时握有最大军权的袁世凯放弃清廷这一事实。如此看来，主张集权的中央败给了地方诸侯，而同盟会则是各个急于抢夺权力的集团之一。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辛亥革命只是一大堆历史事件的笼统提法，这些事件所呈现的无非是一个大国中心难再维系、墙倒众人推的乱象。各种各样的势力以自己的方式争夺或巩固地盘，并不存在一股统一的力量。所谓的“推翻帝制”，只是揭开了大乱局的序幕。
如果温习一下晚清新政的具体过程，不难发现，中央集权是国家现代化的需要，也是宪政（召开国会、讨论全国预决算）的需要，但是这一努力最终失败了。辛亥后割据更加严重，省际战争频发，国家税收几乎停顿，有的省份土匪蜂起，民众“亦民亦匪”，军人“亦兵亦匪”，中央政府维持治安的能力远不及晚清。[3]共和只是新政府的美称，其实质意义如何，无从索解。研究这一时期的著作已经很多，一些新的趋势正在浮现。笔者以为，封建统治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近乎虚构，学界需要改换研究的范式，焦点应该转移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来。
按照本文开头转述的观点，辛亥革命是法国革命的中国翻版，既然法国革命是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辛亥革命也顺理成章地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以往喜欢给复杂而且充满悖论的历史进程定性（亦即贴标签），“资产阶级”（或曰“民主革命”）的名分确定了，其他一切就能够按照既定的模式解释下去。可惜的是我们对法国大革命只知皮毛。钱穆先生早就反对将简单的欧美阶级概念用于国史，并称这种“崇洋媚外”的史学几等于套用网球家的成格来书写足球家的技艺。为配合这一思路，笔者先概要介绍一点法国革命研究中的动向。
欧美史学界某些人士一度将法国革命解说为资产阶级对封建王权和贵族阶级的挑战，是历史进步的标记。但是在五六十年代，所谓的“修正主义学派”已经动摇了这种说法。英国史学家阿尔弗雷德•考本先作演讲揭穿“法国革命的神话”，后来又通过三卷本的《法国现代史》（1957-1963）和《法国革命的社会阐释》（1964）等一系列著作得出一些颇为惊人的结论：18世纪后期的法国，阶级不一定是分析革命缘起的有效范畴，笼而统之的一个阶级中其实有丰富的层次，各个层次的利益诉求往往不同，甚至互相冲突。工业资本家为数甚少，几乎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绝非革命的先锋，而一个跨越阶级划分的精英集团才是革命的真正推动力，革命后得益最多的是土地拥有者、食利者和政府官员。最有讽刺意味的是，革命的实质是不让资本主义的胚芽在法国社会生长。考本写道：“在他们[得益者]的鱼塘里有几条大鱼，很多尺寸一般，小鱼极多，他们维持了社会的等级，并且不让国家政府干预个人和家庭的财产权，不然他们局促的、保守的、不变的生活方式就难以存在了。这是一场他们的革命，完全取得了成功。”[4]少数人的革命并没有在经济上改变法国，日常生活几乎维持原样，整个社会基本上还是以小农庄为单位的农村社会，城市人口比例很低，工业局限于家庭作坊。没收教会财产、取消什一税等举措摧毁了天主教会的慈善机构，城市居民生活更为艰难。考本甚至怀疑“封建主义”是否存在。到了80年代，考本的解释在更大范围内为学界接受。法国史学家弗朗斯瓦•孚雷和摩娜•奥佐夫编撰的《法国革命批评词典》（1988）以怀疑的目光审视了这场惨烈疯狂的剧变，书中有的统计数字说明，法国革命得不酬失。史学家们又从不同方面为考本的基本论点提供了佐证。于是有人提出，革命更像是来自启蒙主义文化或“革命文化的政治”。[5]为纪念法国革命两百周年，《刽子手世家，1688—1847》（1989）以其特殊的方式记录了“恐怖统治”时期民众如痴如醉的嗜血本能。[6]在英语世界，那一年该领域最有名的出版物就是西蒙•夏马的《公民们》，全书结尾处是一位女性革命者在疯人院里念叨她抽象的人权理念。不过这是另话。
假如1911年的中国确有一个处于上升期的资产阶级，那么它会感到“封建的”中央政府想方设法不让它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当时的财政政策却显示，清政府绝无故意压制资产阶级利益的措施。当然，清政府无法有效抵制列强经济侵略从而保护民族资本和国家利益，这是任何弱国都无法逃避的命运。而且，缺乏反帝意识的孙中山比清廷走得更远。南京临时政府为了争取日本贷款，准备出让巨大利益，危及国家主权。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已经让日本的财团来参与、主导中央银行的设立和中国兴业公司的组建。他好像不知道，财政经济上的外国势力渗透，同样是对中国主权的威胁，同样是瓜分的一种形式，而当时日本的财界，恰是帝国主义的引擎。[7]
周育民先生在《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探讨了晚清财政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他指出，政府没有对列强在中国设立的各类企业的税收管理，华商为了逃避中央政府的合法干预，也托庇于外商，对五花十色的洋人挂名和华洋合股的企业，政府无可奈何。弱政府无法控制全国税源，这是典型的一例。中国官员为此数度与日本、英国等国提出征收“离厂税”、机器制造货税（10%），但一直无法开征。对外企尚且不征税，对华商的企业就更难以实行财政上的管理了。据估算，在辛亥之前，新式产业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重最多5%，纯粹民营企业的产出当然更少。政府除了煤矿业的税收，对非官督商办的民营工业没有税收管理和相关的政策，只是抽收厘金而已。周先生查阅《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后发现，当时城镇杂捐名目繁多，基本属于零售商业、小手工业和服务行业。他写道：“天津是清末国内近代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市，近代企业直接税却基本尚未发育，可见清朝的税收制度已经远远落后于近代经济的发展。”[8]这里的“落后于”三字颇堪玩味，主要指中央政府疏于治理，言下之意是推行一套征收企业直接税的制度才符合时代要求。从企业所有者的角度来看，政府的不干预（即放任自流）政策恐怕更受欢迎。而且，作者还在一条注释中指出，“我们很少看到工业资产阶级为抗捐税而采取的联合行动”。[9]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央政府的放任政策或许有利于工业资产阶级，二是那样一个对自身的共同利益十分敏感的阶级尚不存在。几年前，专治清代财政史的陈锋先生曾概述了诸多20世纪该领域的著作和论文，“资产阶级”的话题已经非常少见。[10]
也有学者提出，领导辛亥革命的人士不能代表资产阶级，他们是“共和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前面说过，清朝政府的架构是被众多地方分离势力（包括“兵为将有”的各支军队）拆毁的，统领全局的核心未见得存在过。破坏的头功非会党莫属，如保路运动时的袍哥。然而会党只是参加一场可能有利可图的动乱，除了个人和小团体的荣华富贵，没有公共精神和社会目标可言。孙中山本是洪门“大哥”，后来有意划清自己与秘密会社的界线，尽量淡化昔日革命主力的作用。[11]反清会党诚然也祭出“共和”的旗号，但是旗号未见得能用来作为史家定性的标准，正如梁山“聚义”的团伙未必就是“替天行道派”，主张自由的人士未必是自由主义者。[12]
至于“平民知识分子”，用于“洪秀全第二”有点不敬。孙中山幼名“帝象”，受到一点心理暗示在所难免，“伦敦被难”后他更讲“中国革命领袖”的气派，远洋客轮要坐头等舱（昂贵的船资由留学生募集），“平民”的称号未免委屈他了。不过革命酝酿期的宣传文字倒是确有浓烈的“平民”味道，只是此“平民”非“平民知识分子”一词暗中赞美的“平民”。同盟会中有些成员的语言极端暴力血腥（如刘道一的《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康梁该杀，张之洞该杀，立宪党该杀，假新党该杀），它们麻利爽快，就像“平民”李逵手里亮晃晃的板斧。我们不妨再来欣赏邹容《革命军》中的《革命歌》：“试看凤阳朱太祖，少年讨饭浑无路；一遇饥荒便起兵，赴汤蹈火休回顾。……纵使不成头被砍，也教人间称好汉。”与其饿死沟壑，不如拼命一搏。这仍然跳脱不出草莽造反的话语系统。陶成章在《龙华会章程》（也称《新中国军省政檄文》）里为诸位入会“平民”解释革命的真义：“怎样叫做革命？革命就是‘造反’。……列位！要晓得孔夫子庙里供的，不是孔夫子同孟夫子么？孔夫子孟夫子的说话，诸位兄弟们想必多愿意听的。他两位老先生的说话，载在《四书》上面，明明白白，何尝说皇帝是不许百姓做的、造反是大逆不道的？”[13]129-130他没有明说的就是，大家都是轩辕皇帝的后代，皇帝个个都做得。我们再来品味一下这两句的含义：“那陈涉虽然没有做到皇帝，然中国平民头一个造反的就是他。而且一个种田帮工的人，生前做到楚王，打破了封建的全局，也就可以心满意足了。”[13]131这些文字所暴露的心态岂能与新政期间开明派的境界相比。“平民知识分子”用以煽鼓“平民”的恰恰是给社会带来极大伤害的那套语言：“大丈夫生当如此也！”“彼可取而代之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龙华会的约章、入会仪式和祭文，以及兴中会和同盟会的誓词（“倘有二心，神明鉴察”）都有民间秘密会社的特点，成立于1914年的中国革命党誓词和指模当然更加过分了。[14]所有这些只指向一点：真正支配各种造反势力的还是一套传统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平民造反话语及其变种，资产阶级的民权、共和等漂亮辞藻只是浮在水面上的油花而已。法国革命在出现孚雷所说的“侧滑”以后，局面不可收拾，而此前一些共和主义者心地纯正，行为高尚。中国的会党还在流行跨火盆、喝鸡血那一套，公心匮乏，产生不出像拉法耶特侯爵那样的人物。
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前，同盟会内部讨论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取舍，他说：“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之法度。”[15]598后来他的很多言行莫不说明，他理解的共和总统制几乎是一人独断专行。他在筹备中华革命党时与黄兴的关系日趋紧张，因为他坚持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唯一领袖，而他自己就是共和、民主的化身，“如离开我而讲共和、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于是有人才想到该党的誓约不妨照日本宪法第一条，将天皇改为中华革命党之总理。[15]884-885这些事例是革命伟人所理解的“共和制”的最好注释。孙中山在早期活动中就将个人看得过重，一度与他合作的谢缵泰注意到他“为建立个人的声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15]87这像是英国“摩罗诗派”的代表拜伦的风格，与法文“资产阶级”一词所暗含的循规蹈矩、平庸俗气的趣味相去太远了。
二、从清末民初财政看分离势力之盛：1853-1927
晚清的矛盾，不是共和与君宪的矛盾，也不是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实际上是分的势力与合的努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财政上的体现尤为突出。
清朝初建，为中央集权，州县赋税全部上缴(“悉数解司”)，分“起运”和“留存”两块，前者归中央，后者归地方，但是地方上的日常收支置于中央监管之下，国家为削藩集权，钱粮不敷，裁扣地方留存常有发生。地方若有留存或盈余，自行解决。据估算，乾隆时期地方留存只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1/5（实际上州县收入应该在此数之上，“实估敛于人，虚估闻于上”）。太平天国以上帝为号召，斩木揭竿，从此地方督抚自筹军饷。1853年，厘金所首先在扬州设立，集市交易抽取1%（厘金之名的来历），过了两三年，厘金制推行全国，厘金局（或曰厘金卡、厘金所）遍设于各地城镇集市和交通要道。各地税率不一，有的高达百分之18%。厘金由各省督抚掌握，中央不予过问，从此形成所谓的“外销制”。户部原来掌握的上报、下拨和奏销等权全部放弃，地方可以自行裁定。洋务运动办实业，盈利归省级财政。这时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唐代后期的财政割据：中央萎弱，地方益大。但是当时的中国未能像唐宪宗那样削翦藩镇，振刷国家。好在封疆大臣自己对这种状况也非常警觉，如曾国藩在奏折里直言财政失控之弊：“前代之制，一州岁入之款，置转运使主之，疆吏不得专擅。我朝之制，一省所入之款，奏明听候部拨，疆吏亦不得专擅。自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臣之权日重。”[16]402军款自筹，兵为将有，中央几乎不能插手地方。好在曾国藩等重臣矢志翼护礼教，绝无问鼎之心，不然中国必将分裂为数个国家。
这一时期财政上的巨变，何烈先生的研究最为透彻。中央政府在咸丰、同治之后，已经威风扫地。财权旁落，其他政务也难以过问：“督抚的权力已大于中央；自一省而言，新设各种机构的权力已大于原有的建置衙署。于是吏事、兵事与经费，实际上都非中央政府所能控制，只有督抚才是真正的主宰。一切政务实施，中央一惟地方大吏的意志为转移，本身绝少主见。”[16]403-404清政府如此窘迫还能维持运作，甚至出现同治中兴和晚清新政，主要依靠的是书生出身的封疆大臣公忠体国。但是到了清朝末年，地方大吏也穷于应付，无法约束省里的咨议局。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也是把持四川咨议局的士绅，他们为了修路余款的支配权操控暴民，凌驾于督抚之上。假如说川路公司的董事们与各地商办路局士绅有着共同利益的话，那就是合力排斥中央，不受监督地独占地方财源。
晚清各省自行开设的官银钱局开铸银元、铜钱的现象也很普遍，甚至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财权一散，国家征税的能力就弱，这与明治时期的日本形成的鲜明对比。“日本在1873年修改土地税后，把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直接置于新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而晚清的政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没有能力扩大它对收入的控制。”[17]我们不妨来看看东邻日本在财政上的惊人成就：明治初年政府岁入三千三百余万圆，经常性收款仅约1/10，其余为非税收入，即临时性收款（发行钞钱及借款），到了明治三十七年，亦即日俄战争时，政府岁入跃增至二亿二千九百余万圆，绝大部分为经常性收款（二亿一千七百余万元），临时收款降至一千二百余万元。与明治初年相比，经常性收款增加72倍，临时收款减半。这一方面说明日本工商业发达，一方面说明中央制度更革有效，举国统治程度大大提高。[18]在中国，政治上的软弱和财政紧张互为因果。说得好听是清净无为的儒家济民之道，实质上则是消极被动的亡国之道。据统计，国民收入中受中央控制的部分太小（约3%），政府太弱，不能用财政手段来促进经济发展[19]，而社会公平无从谈起，国家听任强欺弱，大吃小。清末的财政制度建设颇有生气，但是“共和”来临，中央立即失去地方财政支持。
实行新政而没有强大的中枢，这是晚清十年的基本特点。如果政府能够控制地方财源，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预决算制度，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都将改观。国家银行即户部银行一直到1905年才成立，1908年改为大清银行，资本一千万两。根据国际上的标准，中国的银行体系不能用信贷来促进工业投资和社会发展，“几乎完全不能超出山西票号式的汇兑银行和地方性钱庄的范围”。[20]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御史赵炳麟奏请置国家建立预决算制度，作为预备立宪的一部分。[21]第二年五月赵又奏：“我朝财政之散，实由于财权之纷。各部经费，各部自筹，各省经费，各省自筹，度支部臣罔知其数。至州县进款出款，本省督抚亦难详稽，无异数千小国，各自为计，蒙蔽侵耗，大抵皆是。请统一财政，整理国政。”[22]度支部在宣统元年（1909年）年初就拟出清理财政章程，令各省以及在京各衙门设立清理财政局，将各项出入款项细目编制成册交度支部，并将国税和地方税分别核定，以便该部为制订全国预决算作准备。度支部原打算第二三年调查、复查各省岁出入总数，宣统五年正式推出预算，交国会审核批准。立宪派呼吁早开国会，要他们公开本省财政，却藏藏掖掖。宣统三年的预算科目已基本符合现代国家财政预算的体系，宣统四年的预算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别编制，更加简明。中央收支款目在各部门递交的收支上统计，加上中央解款与各省协款两目。地方预算款目均按收支性质制定，收入门将各项赋税杂捐分列，支出门（外交费、内务费、教育费等等）则与中央财政基本一致。如果这一年的财政能够如此运转，那要比所谓的“逊位”重要得多，也称得上是一场意义深远、造福国家与民生的革命。这一场革命必然夭折，因为地方财政是中央难以涉足的领地，保路运动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事件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盐税在晚清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不小的比重，盐政也是国脉之一。宣统元年，盐价混乱，私盐泛滥，官吏中饱，度支部尚书（后为大臣）载泽督办盐政，立见成效，想不到引起东三省总督锡良电奏抗议（不久又联合各地督抚联御会奏）。各省督抚深恐中央插手会伤及地方，但是他们自己对地方上层层复层层的贪渎也苦无办法。
辛亥后各省独立，原来用以维持财政开支的各省解款，顿时中断。袁世凯任大总统（“窃国”一说太滑稽），众望所归，也是孙中山的临时政府财源枯竭所致。[23]中央财政此后稍有恢复，主要是借洋债度日。袁世凯去世后，中央权力日削，地方坐大，这正符合晚清各省立宪派的初愿。从财政上来说，地方割据不可阻挡，各省滥增捐税，滥发纸币，甚至栽种贩卖鸦片（尤其是陕西！），财权不受任何监督，公财转入私囊，危害不可胜言。曾经呈现出一线希望的清末财政改革，被地方分离势力彻底击垮。北京政府无力控制税收，只得借重外国势力来防止各省截留。盐税和关税是中国主要财源，但是武昌事发，英国等债权国为防止动乱蔓延损害切身利益，组织“海关联合委员会”，制定《总税务司代收关税、代付债款办法》，“把关税移存汇丰、德华、道胜等三个外国银行，代为保管，从此夺得了旧中国关税收入的支配权和保管权。盐税则于善后借款条件中规定非由稽核所洋会办会同签字，不能提用；对盐税收入，同样规定概存外国银行。”[24]虽然北京政府分得一点税收的余沥，绝大部分支付外债本息。20年代中期，北京政府与列强交涉，总算争取到恢复关税自主权的允诺。晚清政府虽然请赫德主政海关，关税的支配、保管权却未曾旁落。外国势力的深入渗透，则是由于原有的中央崩溃所致。辛亥之前，革命党人对“渔翁得利”这种最简单的道理懵懵然，还搬出一些内乱不致招瓜分的理由，令人喷饭。他们自己是鹬是蚌无所谓，靠“渔翁”帮一手胜出国内对手就好。
北伐胜利后，内战依然不息，但是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集权还是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划分国家和地方的收支范围，收回关税自主权，裁撤厘金，整理债务，实行币制改革（废两改元、法币制度），开征所得税，所有这些举措带来不少新气象，有的是恢复了晚清中央政府依然保有的国家主权，有的则是晚清政府想做而暂时未能做到的。
研究辛亥前后的历史，一种跨越朝代界限的“长时段”概念（比如从太平天国到北伐胜利）或许也是有帮助的。超越根深蒂固（因而习而不察）的朝代思维模式以及与之板结在一起的党派之见并不容易。清朝被推翻后，社会革命并未发生，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一仍其旧，19世纪中期所出现的地方专权进一步演化，北洋时期的财政窘境是清末财权下行的继续。1927年至1936年，这种下行的趋势得以扭转，而更大的转变则发生于1949年。当然，峻厉的中央集权又带来新的问题，但是它毕竟为现代化的改革提供了基础。
三、治理程度低下与“自由”
辛亥后各省宣布独立的景象其实早已被力主改良的康有为料到。他在《辨革命书》、《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1902）等文预言，革命将直接导致“各省相争，即令不争，而十八省分为十八国”。康有为并且以19世纪意大利、德国的统一来说明“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的浅显道理。他还说，中国本是多民族的国家，将少数民族斥为“夷狄异种”，真是愚不可及。当时这些言论却招来“杞忧”之讥。辛亥后同室操戈，外人乘虚而入，日本伸出的利爪尤其尖利。这一历史进程几乎全被康有为言中。
康有为驳难革命派的一个理由其实牵涉到中国的统治程度究竟如何，[25]这一点百年以来未获学界应有的重视，其原因非常耐人寻味。晚清中国徒有专制之名，治理的程度太低才是亟待疗救的痼疾。我国知识界长期以来只重统治的形式，满足于空洞的标签和“推翻封建帝制”之类自我安慰的口头禅。辛亥前后的中国连统一的币制都没有，不像一个国家，统治程度之浅，令人震骇。康有为在《物质救国论》（1905）一文写道，革命鼓动家动辄援引法国革命为证，徜徉自由，煽动全国，而中国实际上几乎是自由放任的国度，外国人有比较的眼光，看得更清楚：“英博士斋路士[当指英国外交官、剑桥大学中文教授翟理斯，Herbert Giles，]曰：不知中国者，以为专制之国，乃入其境则其民最自由，买卖自由，营业自由，筑室自由，婚嫁自由，学业自由，言论自由，信教自由，一切皆官不干涉，无律限禁，绝无压制之事。”[26]“英博士斋路士”近距离观察中国，所见自然不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描述的专制之国。
民众因政府失职而享有诸多法制国家公民所无法想象的自由，这是清末改良派、革命党人和官员都曾注意到的现象。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1901年）中写道：
我中国谓其无自由乎，则交通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住居行动之自由官吏不禁也，置管产业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书信秘密之自由官吏不禁也，集会言论之自由官吏不禁也，信教之自由官吏不禁也，（近虽禁其一部分，然比之前世纪之法、普、奥等国相去远甚。）凡各国宪法所定形式上之自由几皆有之。虽然，吾不敢谓之为自由者何也？有自由之俗，而无自由之德也。……今所以幸得此习俗之自由者，恃官吏之不禁耳，一旦有禁之者，则其自由可以忽消灭而无复踪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尊重人权而不敢禁也，不过其政术拙劣，其事务废弛，无暇及此云耳。[27]
这里所说的各种自由，其实是因国家缺乏治理（“政术拙劣”、“事务废弛”）造成的。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失职，绝少管理社会，干预百姓的生活，因无为而不治。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1906年）一文是对中国现实和晚清难局最深刻透彻的分析。他在文中警告说，中国人久经“无意识的放任”，骤获自由，必陷于无秩序。而且这些民众，因与国家关系浅薄，必不能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即使参政，也往往意气用事，判断、处置失当。[28]梁启超求治心切，盼望国家主义（以及超越狭隘汉族主义的大民族主义）整合一盘散沙的中国。他对德国法理学家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兴趣，产生于他对中国“政术拙劣”、“事务废弛”的深刻认识。他渴望自己的祖国像列强一样建设强大的国家机器，在法制的前提下尊重人权，养成“自由之德”，从而渐次呈现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笔下统治程度较高的那些国家的特点：“一致性、一体性、合法性、组织性、高效和稳定”。[29]亨廷顿毫不含糊地要求政府有效履行其基本职能。他有一段名言：一个软弱、缺少权威的政府就同受贿的法官、怯懦的士兵、愚昧的教师一样失职，是不道德的。[30]20世纪初的中国无力约束个人和集团的欲望，人们互不信任，互不合作，是亨廷顿笔下典型的政治机构衰弱的失治之国。将亨廷顿列为国家主义者，就大谬不然了。
严复对中英两国统治程度以及民智、民德和民品的巨大反差，感受尤深。他翻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3），深恐穆勒的自由学说旅行到语境迥异的中国产生不良影响，于是为该书中译本作《译凡例》，重点也是在“自由之德”。此前，他在《论中国教化之退》（1898年）一文称国人“乃以自由而病”，沦为“无政教之民”。这种凄惨的“自由”境况是国家无所作为的结果：“吾闻之西人曰：人人皆有自主之权，此彼律法之公理。然以视吾民，谁无自主之权哉！其学也，国家听之；其不学也，国家亦听之。其富也，僭人多逾度，国家听之；其贫也，转乎沟洫，国家亦听之。……观衰世之本源，而施以扶植，是所望于为父母者矣。”[31]扭转衰世，还必须有敢于承担的中央政府。无法对富人有所约束，无法为学龄儿童提供义务教育，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正是弱政府的表征。
如果上述三人都有改良派的嫌疑，我们再来请教章太炎。这位革命怪人在1908年致马相伯信中称立宪党人“志不过升斗，藉成名以取宠”，比旧党更加猥鄙。他说，代议制未能伸民权，有中国的特殊国情，因为中国自秦朝统一以来实际上是平等社会：“中国混一既二千年，秩级已驰，人人等夷，名曰专制，其实放任也。故西方有明哲者，率以中国人民为最自由。无故建置议士，使废官豪民梗塞其间，以相陵轹。斯乃挫抑民权，非伸之也。”他也看到中国执法能力低下，乡士秀髦和土豪巨室，害民甚于官吏：“以中国行立宪代议之政，其蠹民尤剧于专制。今之专制，直刑罚不中为害，他尤少病，立宪代议，将一切使民沦于幽谷。……豪强之妨民如是，幸其在野，法尚得施。今超而为议士，为虎著冠，其妨民不愈况耶？”[32]后来他发出“革命党消”之论，大概是担心革命党也将与豪强一样，垄断议会，遂一己一党之私。章太炎昧于国际事务和国家整体的利益，将地方自治视为救衰起弱的良药，这是他与康梁、严复的不同之处。
政治上与康梁对立的孙中山更愿意从积极方面看待中国人的自由，即便是源自政府失职的野蛮自由，在他看来也是高尚自由的初阶。最有趣的是他将放任或政府的衰弱、统治程度的低下等同为“共和”的有利或先决条件。为了强调造反的合法性，迎合中国士人与民众的好古癖，孙中山美化中国远古传说中的政体，比之为“共和”典范。他在1897年8月从欧洲抵达横滨，不数日，宫琦寅藏和平山周就受命寻上门来。他对这两位初次见面的人说：“人或云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此不谅情势之言耳。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也。”即使三代之后，中国也有地方自治，这同样是“共和”：“敬尊长所以判曲直，置乡兵所以御盗贼，其他一切共通之利害，皆人民自议之而自理之，是非现今所谓共和之民者耶？”[33]172-173过几年他在《驳保皇报书》一文又以中国乡族“自行断讼、自行保卫、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证明，中国人自古享有并且运用民权，已与欧美接近。可见孙中山往往把“共和”与地方自治、脱离中央相联系。然而紧接着一句更加说明中国统治程度之低：
中国人民向来不受政府之干涉，来往自如，出入不问；婚姻生死，不报于官；户口门牌，鲜于注册；甚至两邻械斗，为所欲为：此本于自由之性质也。[33]235
未能出国的人士缺少比较的眼光，中国人独享的这种“为所欲为”的自由，他们是不会留意到的。中国统治程度如此低下，孙中山有切身体会，因而他并不真正相信消极无为的“共和”政体。他早年在香港就学，时常来往于香港与家乡香山之间。前者秩序井然，后者伏莽遍地，必须自带防身武器。两地相距不远，治与乱的对比竟如此鲜明。港英当局为英王派出机构，重威权，善管理，孙中山从心底里佩服。一个共和主义者怎么会推崇“英式好政府”呢？这又表明，政府的形式对孙中山而言，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总而言之，上述种种“自由”只说明一个道理，整个社会的发展看不见由政府徐徐引导之手来体现的规章制度，看不见国家机器推行法制的威严。有鉴于此，御史刘汝骥在光绪三十一年奏请“张君权”。他所揭示的残酷现实也来源于社会治理程度低下：“官骄吏窳，兵疲民困，百孔千疮，其病总由于君权之不振，何有于专？更何有于制？”出于一种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伯克式的担忧，他警告说，在中央权力几乎缺失的状态下匆匆立宪，有害无利，不然犹如“医者不寻其脉理，不察其症结，见萎弱之病夫，遽施以乌堇猛烈之剂也”。[34]“张君权”就是加强中央集权，也就是像明治初期的日本那样“大小政令由天子出”，先强固君权，再稳妥立宪。辛亥后中国政府的法律顾问、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所见略同。但是在民国初年，中国的“分”已成事实，孙中山还没有真正执政就辞职，袁世凯要想集权，即便不称帝，也会像清廷那样失败。
20世纪上半叶的各届中国政府都想在提高统治程度上有所作为，中央集权是它们的共性。晚清以战败赔款之国初行新政，集权尤为困难。除了前述各种问题，还有一种“分”的新现象，即陈天华在《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1905年10月20日）一文注意到的愈益强固的省界意识。这种新的地方主义不利于人才流动：“他省之材者，亦何妨收为指臂之用。”不用外省人，势必败坏风气，“官场通弊，好用私人。一局所为某省人之总办，则所用皆某省人；一学堂为某省人所管理，则学生皆某省人。”陈天华担心权利意识的普及导致畛域之心，不利于建设“理想之国家”，伸张“国权”，分裂的趋势继续演化下去，国家将彻底原子化：“分省不已而分府，分府不已而分县，势必至于四万万人而分为四万万国不止，其何以联合大群以御外侮乎？”一个“分”字贻害无穷。可是陈天华本人也是省界意识的受害者，他在批判它的同时居然先承认其合理性：“军事也，教育也，理财也，此诚一省之切要问题，断未有专委于外省人之理。”[35]这等于肯定了各省自治的前提。中国官场向有回避本籍的惯例，清廷也是不讲省界的。陈天华写道：“近日各省满奴举办新政，尚往往以外省之人办本省之事，学堂军政其尤者也，初不见有所谓省界。”“汉种”骂“满奴”，是留日激进学生的时尚，但是被骂的一方却表现出更强的国家意识。论坛和战场上的胜利者并不一定代表“进步力量”和“先进思想”。
袁世凯逝世后，湘人治湘、川人治川、粤人治粤的呼声日高，中央政权更加病弱，“联省自治”的构想居然得到一些名流的大力支持。[36]他们好像宁可回到统一前的德国，或者是已经被历史证明完全失败的邦联制下的美国。
四、国家意识的淡薄
从清末民初的乱象来看，不论民众还是国会议员，都难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孙中山求学于教会学堂，国家观念也较淡薄。他1894年夏上书李鸿章，有报国之志，也有求官之想，未获回音，又不甘投身“农桑之大政”，立即走向国家的对立面，转身如此迅捷，摇曳出战国纵横家的风度。但是《上李鸿章书》也预示了这一转变的必然性：“上则士途壅塞，下则游手而嬉，嗷嗷之众，何以安此？明之闯贼，近之发匪，皆乘饥馑之余，因人满之势，遂至溃裂四出，以毒天下。”“溃裂四出”也是晚清的写照。甲午硝烟还未散去，他到海外成立“革命团体”，谋划广州举事。1895年2月，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后不数日，他就拜访日本驻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要求日方置办武器，以供他在华南建立分离政权。从此之后，孙中山凡事必乞援于外邦，这凝固为一种绝对无法辩护的行为模式。他在1897年8月初次见到动机可疑的宫本寅藏和平山周，绝无半点防范之心，反而引为至交。他如此向日本盟友表白，他和党人将“静观清政府之所为如何，暗结日、英两国政府为后劲，……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33]182这一二省往往就是指华南：“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商议，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33]188-189“割据”、“分割”这些词汇用起来和“共和”一样便捷，其实对他而言，它们的意义是相通的。
庚子之变，清廷不得已下诏向列强各国宣战。7月，孙中山为搭救在新加坡被逮捕的宫崎寅藏等人，向英国殖民当局担保。他还表示要在华南建立独立政府。总督瑞天咸不许他在其领地进行革命鼓动，对他讲了一番在英国连儿童都明白的道理：“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正当中国面临外国入侵的时刻，煽起新的骚动是不明智的。”[37]“不明智”当然是客气婉转的说法，这句话真正的重点是在“爱国”两字的反讽意味上，大概是孙中山先以爱国者自称。[38]
惠州起义是在这年（1900）的10月8号，当时八国联军已经占领北京，应该为国分忧的时刻却与北方的外侮形成夹击之势，尤其令人痛心。这次武装行动还有不少日本黑龙会成员准备参加，因港英当局阻扰未果，山田良政是例外。这位日本陆军翻译官、间谍[39]死于乱战，居然被誉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八国联军入侵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大吏在盛宣怀协调下与列强达成东南互保协议，这是极端时刻的谋公谋国之举。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能够维持稳定，不利于广东革命党人北上夺权。于是黑龙会头目内田良平策划组织敢死队前往中国谋杀上述几位督抚，以便革命党乱中取胜，让日本成为最大的赢家。内田良平毕生做着“日本的亚细亚”之梦，而中国革命党人的暴动只是局部的战斗。惠州以及后来一次次的“起义”只有置于一张更大的棋盘上才会充分显示其意义，坐在棋盘边调兵遣将的是犬养毅、头山满和内田良平等日本政治家、活动家。这些高手的主张不一定与日本政府公开宣示的政策一致，但是他们和各届日本内阁一样，都企图利用、操纵在他们保护下立志颠覆中国中央政权的英雄，使之服务于日本在满蒙和亚洲的战略利益。他们自己憎恶共和思想，却支持所谓的共和革命，都是以分裂中国、削弱中央政权为目的。辛亥后，他们生怕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又极力反对孙中山与袁世凯达成妥协。可叹的是我国研究者对此竟欲言还休。
“义士”山田良政就是内田良平阴谋的执行者，或者说，他的思路与内田良平不谋而合：“我反复考虑：无论支那北方如何混乱，革命党也不能崛起，原因在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三杰的存在。他们能够维持秩序，只要这三总督存在，革命就绝不会成功。但是，如果三总督中有谁被杀了的话，支那南方就会发生动乱，而这正可以给孙的革命党带来机会。为了支那革命的成功，必须要打破三总督的连衡。”[40]“能够维持秩序”反而是三位大臣之罪。
发起内乱是否会招来瓜分，孙中山的回答一贯是否定的。他搬出各样理由，以为国人足可放心，因为他心里清楚，当他“暗结日、英两国政府为后劲”时，外人的瓜分与同盟会“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存在某种默契，只是不能被国人察觉。他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传达了更微妙的信息。就国势而论，无可保全；就民情而论，无可分割。列国瓜分风俗齐一的支那，如同毁人家室，必激起死命抵抗。孙中山想到另一种可能：由一强国入主中原，实行政权更替，保持“支那民族统一之形”：“若以一国逞盖世威武，托吊民伐罪之名，入而废易其朝主，厚抚其人民，并吞而独有之，以宪法而统治之，或有可行之理也。虽然，得失其能偿乎，于人道文明为有功乎，未敢言也。”这里的“一国”指的是所谓唇齿相依、同文同种的日本吧。但是最后一句模棱两可，是分是合，两边闪耀。文章结尾处也是余音袅袅。诚然要造一新支那，“其策维何？则姑且秘之，吾党不尚空谈，以俟异时之见诸实事，子其少安待之！”[41]企图鲸吞中国的日本扩张主义者读了这篇妙文有何感想？扶植支那革命势力应该是东亚治安策的第一步吧。
并不是只有日本人才得到过尽在不言中的许诺。法国军方要建立针对中国南方的情报网，1905年秋冬之交布加卑上尉（后为少校）在吴淞的一条客轮上与孙中山晤谈达八小时之久，不久他的考察团军官在革命党人多方支持下很快建立情报站20余个。[42]在1900年与1908年之间，孙中山试图在西南建立一个依仗法国援助、指导的独立国家，与法属印度支那总督韬美等人频频接触，许以特权，得到某些主张瓜分中国的极端势力（包括陆军部长艾蒂安）的支持，后来在钦州、防城和镇南关一带的军事行动，都有法方的暗助。法方只知这些武装起来的秘密会社排满，地方意识浓重，称他们为“割据独立主义分子”，对他们的所谓“共和”理想，不置一词，显然是不值一谈。[43]法国1908年的新政府与反清会党划清界线，依然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在法国政界，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只有策略之争，没有战略原则上的对立。不论是考察团暗中支持南方成立独立国家，还是法国政府担心革命者利用河内作为反叛基地终将危及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都是要确保法国在亚洲的最大利益。造反者只是附庸傀儡，他们服膺何种“主义”，是否符合法国革命的共和精神，法方绝不会在意。就此而言，日本完全一样，只是政府、大陆浪人和财界协调配合，官民一致的特点更为突出。真正热心于共和，何不从废除天皇制开始？
寻找一个或数个帝国主义国家为后盾，是晚清各类反政府组织的通常手法。唐才常的自立军[44]托名勤王，意在造反。唐才常弟弟唐才中的狱中供词读来触目惊心：“胞兄在上海，英、美、日三国领事均极情密。上海英国领事，以胞兄在上海倡立国会，总嫌太空，毫无实际，要胞兄须在中国不拘何处，占一地方，以作根据。如得有地方，他们各国均允派兵一万前来保护。日本国亦允派人来充教习，以三个月即可练成精兵，并有日本人井上雅二、田野橘治、平山周及驻上海日本领事小田七四人，均与胞兄极为投契。”[45]为夺取地方政权，内外不分，一切手段都不算为过。国家的观念、国家整体的利益从未在某些领袖精于策划的头脑中有过哪怕是短暂的停留。拔出的刀只要刺在中国身上，出血，就好。《建国方略》（之一）的第八章《有志竟成》罗列了种种交接列强、打击政府的行为，毫无愧色。对内你死我活，对外一切皆可通融；鞑虏可恨，洋人可亲，基督徒更是自家人。孙中山在1911年2月15日致宫琦信上说：“寺内陆相、陆军将校及民间人士，既如此表同情于支那革命之举，则吾事可无忧矣！”[46]类似的言论，引不胜引。游说于列强使节之间，必须以在华特权为回报。[47]至于该国是共和还是君宪，根本无所谓。
五、死非其时的爱国者
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之前的筹备会议竟然是在黑龙会头目内田良平住处（即黑龙会本部）召开的，对这种引狼入室的举动，也有人犹豫、警惕，比如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主笔之一陈天华。这位《猛回头》和《警世钟》的作者在他一生最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在《绝命辞》（1905年12月7日）中流露出对自己才加入不久的同盟会的忧虑：
近今革命之论，嚣嚣起矣，鄙人亦此中之一人也。……然鄙人之于革命，有与人异趣者，则鄙人之于革命，必出之于极迂拙之手段，不可有丝毫取巧之心。盖革命有出于功名心者，有出于责任心者。出于责任心者，必事至万不得已而后为之，无所利焉。出于功名心者，已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内用会党，则外恃外资。会党可以偶用，而不可恃为本营。……至于外资则尤危险，菲律宾覆辙，可为前鉴。夫以鄙人之迂远如此，或至无实行之期，亦不可知。
是谁在出于功名心倡言革命？是谁“内用会党”、“外恃外资”？这时候孙中山在陈天华心目中大概不复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了。对日本，陈天华主张不即不离，以当时中国的实力与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鲜也”。他然后写道：“凡作一事，须远瞩百年，不可徒任一时感触而一切不顾。一哄之政策，此后再不宜于中国矣。如有问题发生，须计全局，勿轻于发难，此固鄙人有谓而发，然亦切要之言也。”[35]230-235可叹的是陈天华蹈海后，同盟会（包括宋教仁）曲解他自杀的意图，更不理会他的切要之言，“内用会党”、“外恃外资”的“发难”在南方省份接踵而来，辛亥年之后，仍未见消停，1913年借宋教仁案发动的“二次革命”就是此类行动的继续。难怪古德诺目睹所有这些旨在争权夺利的自私行为后感叹，中国人的政治能力实在低下，妄谈民主共和，又有何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等到了经营中国的绝佳时期，立即侵占青岛，又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甚至发出最后通牒，而此时孙中山却乘祖国外交急迫，与日方暗通款曲，许以更大在华利权，同时再图“革命”。1915年2月25日，黄兴与陈炯明等五人在海外联名通电，与孙中山划清界线。所谓的满汉矛盾已不复存在，为什么依然求助外国？他们突然悟到一个道理：国事不尽理想，甚至不堪，也应该在内部通过政治手段协商解决，“倚赖他族，国必不保”。一个政治能力较强、爱国之心醇厚的民族不必经人提醒就会在行为中表现出这一原则来。黄兴等人承认发起“二次革命”之非：“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日不宜。”[48]黄兴等人此时已认识到，“辛亥之役，乃满洲政府成之，非革命党所能自为力也”。但是此后“国情愈恶，民困愈滋。一言以蔽之，只知有私，不知有国。”[48]756-757这篇电文里的意思与陈天华的“勿轻于发难”约莫相近，但是两次表态之间的十年里，兵战却是常态。个别领袖媚外无度，只以夺权为念，为私为公，人所共见。
孙中山在1912年4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并在当晚送别会上说：“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几个月的紧张与狼狈即将过去，总得勉励同志。他的日本好友宫本寅藏却在一份未发表的残稿中评论道：“彼[孙文]去职后，侈谈民权主义……已经成功，岂非自我解嘲。识者笑之。”[49]孙中山的“自我解嘲”还在不断重复着，只是在表述上略微不一样，比如“民权主义”的成功改称作“推翻两千年封建帝制”。
宫本寅藏对孙中山最友善，他尚且如此措辞，遑论他人。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不屑隐瞒他的蔑视：“支那人只有利己心，毫不顾及国家利益”。一直在东北活动满蒙独立的川岛浪速与犬养毅、头山满等人目标一致，手段相异。他在《对华管见》（1912）里对革命派的言辞更加尖刻：
近时书生辈倡导革命，呼吁宪政、共和，主张国权、民权，看起来好像是彼等政治知识的大发达，实际是彼等留学生辈在外国讲堂上，二、三年间半睡半醒之间的记忆，搬来一知半解的名词、投合潮流的新知识，为博取虚名、攫取利益地步，充满着营业意味的卖弄……如无视五千年来的国情，风教伦理习惯等的颠覆，突然提出建设共和政体，实乃方外之狂态……革命之乱发生后的状态显出，一切的行动都支离破碎，散漫纷乱，毫无一贯的条理、秩序及主义定见，如同狂人的祭礼，儿童的游戏，唯期间随处都能发现的一贯是利己心的发动。故不义的诈谋、无耻的诡术、欺骗、排挤、反复、苟合、横夺、虐杀等，充满全社会的是罪恶，共和的真意义果在何处，此非沙粒的散乱状态耶。[50]
陈天华所说的出于“功名心”的发难与“利己心的发动”难道不是暗中相通吗？于是我们看到辛亥年不是大治之始，而是加剧了“沙粒的散乱”。可是袁世凯称帝，又注定成为众矢之的。林纾在小说《巾帼阳秋》（1917年）第十四章借主人公阿良之口分析了民国初期“共和”观念流行的原因：
今日知共和之可以自由，即不能更革共和为君宪。何者？共和之佳处，民不知也；自由之便处，民尤不知也。但共和之论一宣，则人人咸知有大总统之望；而强力者尤以自由为凌弱之机械，专恃有力者之自由，遂不计无力者之不便。实则法律不备，天下良善者何一能臻于自由？矧政府外共和而内专制，杀人如麻，痛剥天下之肤，供其一掷，何一肖于共和？顾共和二字，既深入脑际，一旦名更君宪，必愕眙奔告，以为夺其自由，此适乱兆耳。[51]
林纾虽以遗老自称，却不是共和政体的死敌。[52]这段文字的智慧，远不是那些以“共和”自欺欺人的首义元勋或“强力者”所能企及，在各种套话堆积的近代史或政治思想史上更难见到。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缺少各地士绅和商界的奥援，处境尴尬。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予以承认，即便是“共和”的法国、美国，也不曾给过一点口惠。这无非说明，政体的“共和”外观，毫无实质意义。“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又出洋了，“君主立宪”的日本是他的首选之地。
大批参与或帮助同盟会颠覆中国政权的日本浪人与二战后被判绞刑的特务头目土肥原贤二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即便是宫本寅藏，也一直为右派军国主义者牵线搭桥。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已经有所研究，对宫本寅藏、山田良政、萱野长知和梅屋庄吉等人没必要曲意维护，因为他们的作为与犬养毅、头山满以及玄洋社、黑龙会等右翼组织左右中国局势、争夺中国利权的长远目标是根本一致的。讨论晚清的乱局，不能没有源自国家意识的国际大局观，不可遗忘福泽谕吉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的大量涉华言论，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和江藤新平的《支那南北两分论》等著作，不可遗忘宗方小太郎、荒尾精等日本“东亚先觉志士”构思的大陆政策和他们苦心经营的汉口乐善堂以及设在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1901年成立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前身）等情报机构的出色活动。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军方就挑拨满汉关系，宗方小太郎执笔的《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公开号召汉人革命，推翻异族政权。以这样的背景来判断从兴中会的成立到鄂军政府都督府挂出铁血十八星旗 [53]等一系列事件，我们就会观察到“黄雀在后”的可怖景象。“分”的种子已在中国播下。
然而在辛亥年之前的南京，却是另一番气象。在清末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员中，端方的思想是十分开明的。他立足中国，致力于移风易俗，切实改良，办幼儿园，建图书馆，成绩可观。[54]他就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后，积极筹办首届国内博览会，借此“输入国民知识之新机，渐化工艺窳败之旧习”。在此过程中，道路、电灯、电话、旅馆、饭店、商场、铁路等新设施的出现使得南京城大致有了新式城市的面貌。1910年6月5日，南洋劝业会在中央政府的积极参与下开幕，展期整整半年（阴历）。教育、图书、机械、电气、农桑、采矿冶金、化学工业、土木及建筑工业、染织工业和军工等24部86门的展品颇为壮观地凸显了“奖励实业、振兴工商、开通民智、引领风气”的宗旨。临近省份的新式学堂组织师生前往南京参观，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也躬逢其盛，眼界大开。
辛亥年春夏之间，四川铁路公司就国有政策发难，鼓动全省抗粮抗捐。9月2日，身为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的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维持秩序。9月5日，同盟会员散发《川人自保之商榷书》，借保路谋分裂独立，川督赵尔丰不得不干预，酿成事端。11月27日，端方及其弟端锦在资州被部下杀害，他们的头颅浸在油中，一路展览，成为邀功请赏的资本。因国变避居日本的王国维闻讯写了《蜀道难》：“蜀江委蛇几千折，峰峦十二烟云间。中有千愁与万冤，南山北山啼杜鹃。借问谁化此？幽愤古莫比。”
此时各地大小政府都在宣布光复或独立，南京动作较缓，受到江浙联军各路人马的围攻。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金陵古都又因总统制与内阁制、迁都等等成为是非之地。是非，非关理也。凡事对己方有利则为是，反之即为非。对国家如何，那是次要问题。一年多前，南洋劝业会的秉烛夜游会上焰火齐发，参观者莫不振奋。现在事过人非，当时的夜景在南京人的记忆中已经非常遥远了。
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有色彩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渗入本能的爱国思想，不然不足以应对形形色色“分”的挑战。我们还需要有新的想象和语言来与自己的过去对话。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王倩）
注释
[1]用“推翻二千年封建帝制”来形容中央政府的轰然崩坍，只是表明一种立场，一种自我欢庆的心情。这几个字还有自我矮化和否定的潜台词：中国历史如漫漫长夜，一直1911年才曙光初露。孙中山说共和乃政治体制的“极则”，但是他不至于糊涂到相信辛亥后共和的中国就必然优于君宪的日本和英国。君宪与共和，必须符合国情，没有高下之分，只有愚人才会评定英国和法国两种政体之间的优劣。
[2]黄兴指挥的“首义”军队纪律不及前来弹压的北洋军，如何解释？见《黄兴集》，刘泱泱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上册，第131页。又：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支绌，时时担心军队哗变，可见“革命”的主要驱动力是兵饷，而非理想。孙中山黄兴等人都以为“革命”是否成功取决于金钱多寡，于是孙中山在海外筹款，黄兴在国内收买军人会党。黄兴在1910年5月13日致孙中山信上写道：
变更于此变更之时，广用金钱（兵卒皆不丰足，负债者甚多，益以嫖赌，其势更岌岌），不一月可悉收其众……总之，广东之事，视款为难易。以普通一般之军队多贪鄙嗜利，况有义字以激发之，富贵功名，唾手可得，何乐而不为此！（《黄兴集》，上册，第33页）
“义”字所遮掩的何止一般官兵的私心。
[3]详见菲尔·比林斯利著《民国时期的土匪》（王知贤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和蔡少卿主编的同名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4]阿尔弗雷德·考本，《法国革命的社会阐释》，1964年，1968年简装版，剑桥，第172页至173页。
[5]关于“修正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和成果可参阅柯林·卢卡斯文章《英语国家修正派史学和法国大革命》，载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三联书店，1990年，第142页至157页。
[6]详见贝纳尔•勒歇尔博尼埃著《刽子手世家，1688—1847》，1989年，张丹彤、张放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
[7]详见李廷江著《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
[8]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64页。
[9]《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466页。
[10]陈锋，《二十世纪的清代财政史研究》，载《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
[11]1919年1月，蔡元培等为编写《国史前编》，就如何表述辛亥革命与会党之关系一事征询孙中山意见。孙中山表示：“各秘密会党，于共和革命实无大关系，不可混入民国史中，当另编秘密会党史。”同一天他还说：“清世秘密诸会党，……民族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其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中华书局，1991年，下册，第1149页。
[12]参阅桑兵《民初“自由”报刊的自由观》，载《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3]《陶成章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86年。
[14]给孙文取名“中山”的日本浪人平山周在《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1912年初版）最后几章专述兴中会、光复会和龙华会，它们与哥老会、三合会等会党有很深的渊源。“桃源逸士”在该书的序言中也有将秘密社会向欧美政党引领之意。
[15]《孙中山年谱长编》。
[16]转引自何烈，《清咸、同时期的财政》，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1981年。
[17]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下册，第80页。
[18]大隈重信主编，《日本开国五十年》，上下册，1908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影印，上册，第146页至147页。
[19]“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政府把总消费量中较大部分高质量地用于健康、教育和总的行政、立法、司法的服务（其中包括商业服务和市场销售服务）方面，这些服务工作可以形成一种环境，使私人在向新企业投资时能够获利。”《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册，第81页。
[20]《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册，第74页至第75页。
[2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1016页至1017页。
[22]章开沅主编《清通鉴》，共四册，岳麓书院，2000年，第四册，第1104页。
[23]南北和议期间，孙中山一边应付袁世凯，一边指望用日本的贷款再次发起战争，扭转局面。此刻的南京临时政府已以赌徒的决心允诺日方贪婪的索求，反而是不在其位的盛宣怀不忍见到国家利权的大牺牲。详见易惠莉长文《孙中山、盛宣怀与民初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载易惠莉等著《二十世纪盛宣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孙中山多年为筹款奔波，深以为革命的成功取决于手头是不是有五十万或一百万美金的贷款。可惜他对财政却一无所知。
[24]杨荫溥著《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6页。
[25]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的开篇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在于政府统治的形式（如共和政体、君主制或君主立宪），而在于政府统治的程度。
[26]《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1981，上册，第570页。笔者所住小区多违章搭建，物业胆敢干涉，违章者就会以暴力相威胁。
[27]载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1978，卷一上，第10页至11页。
[28]《饮冰室文集》，第17卷，第37至38页。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失败，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来看。
[29]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页。
[30]《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8页。
[31]王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册，第188页至189页。
[32]《章太炎政论选集》，汤志钧编，中华书局，上下册，1977年，上册，第385页至386页。
[33]《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卷。
[3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第107页。
[35]《陈天华集》，刘晴波、彭国兴编，饶怀民补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6页至208页。
[36]章太炎《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1920）：“自今以后，各省人民，宜自制省宪法，文武大吏，以及地方军队，并以本省人充之。”军阀割据争权，是中央太弱所致，而章太炎却倒因为果，以为中央权力集中引起军阀的觊觎之心。他派给中央政府的任务是颁发勋章，“军政则分于各省督军，中央不得有一兵一骑。外交条约则由各该省督军省长副署，然后有效。币制银行，则由各省委托中央而监督造币，成色审核、银行发劵之权，犹在各省。如是，政府虽存，等于虚牝，自无争位攮权事。”《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752页至753页。章太炎有无政府的倾向，有此论点不足为奇。他不了解汉密尔顿的联邦主义思想，主张回到美国邦联的时代，或德国统一之前的分裂状态，岂不可笑。辛亥前后，日本右翼势力不愿意见到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现在，邦联制或联邦制的鼓动者也有深远的用意吧。
[37]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中华书局，1991年，上册，第218页。
[38]由于中国政府的抗议，列强也曾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同时馈以重金），但是日英等国都将他列入“政治流亡者”的类别，拒绝清廷的引渡要求。照这些国家自己的法律，组织武装暴动完全逸出了“政治”的范围。
[39]甲午战争结束后，山田作为中文翻译赴任台湾任职，两年后又应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海军少佐泷川具和之邀，赴北京协助其作谍报工作。
[40]详见易惠莉，《关于山田良政的研究》，载《近代中国》第17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孙中山一反常态，对这暗杀计划倒是反对的。他怕不成功，于大局无益。见赵金钰《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7页。
[41]该文发表于《江苏》杂志第六期，1903年9月在东京出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18页至224页。
[42]详见金姆·曼荷兰德文章《1900至1908年的法国与孙中山》，载《辛亥革命史料丛刊》第四辑， 中华书局，1982年。
[43]详见杰弗里•巴洛著《1900年至1908年的孙中山与法国人》，伯克利，1979年。
[44]自立军广招会党，因发放“富有票”，也称“票匪”。兴中会章程第八条公开保证，入会也是“生财捷径”。该会筹款采用入股的方式，每股十元，“开会”之日，凭票可得本利百元，“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如此回报，不知强过捐纳候补（等到何年何月？）多少！这种革命股票在性质上未出自立军的富有票以及其他会党的回天票、贵为票的窠臼。首义“元勋”当初入会有发财的宏愿，后来的丑态也就不难理解了。
[45]转引自冯天瑜、陈锋主编《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91页。
[46]《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12页。寺内正毅为当时的陆军大臣。
[47]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孙中山为筹措资金不惜租让满洲。见杨天石《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载杨天石著《从帝制走向共和》，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另见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日方认为日军已经为夺下满洲付出牺牲，不必另行出资赎买。假如日本当时慷慨提供贷款并与之签约，结局如何？
[48]《黄兴集》，刘泱泱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56页。其实与侵略国合谋是孙中山的一贯做法。
[49]转引自近藤秀树论文《辛亥革命与宫琦滔天》，载《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四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250页（241页至255页）。
[50]转引自赵金钰著《日本浪人与辛亥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325页至326页。
[51]见林薇选注《林纾选集小说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下册，第402页。
[52]林纾既谴责袁世凯称帝，又反对张勋复辟。
[53]光绪年间，新疆、黑龙江、奉天、吉林和台湾已经设省（蒙古、青海和西藏仍旧制），辛亥时，不包括日据的台湾，全国应有二十二行省。十八星旗是一面“分”的旗帜，又是日本所乐见的。
[54]关于端方在新政中的事迹，见张海林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