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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邱丰顺
《设计》：为什么公司起名“壹玖贰伍”？
邱丰顺：1925年10月10号故宫成立。紫禁城这个皇城是建于1420年，所以今年是紫禁城600周年。不要和故宫博物院搞混了。故宫博物院是个博物馆，紫禁城是皇城。
“壹玖贰伍”这个公司是2017年成立的，当时本来有开一家公司做工业设计，后来因为跟故宫的缘分，文创的东西越做越多。恰巧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是我的顾问，我有经常去跟她请教。我9岁第一次去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时候就迷上了故宫，这么多年来一有空我就会去看看。2014年开始跟北京故宫博物院合作，后来就专门成立了“壹玖贰伍”。通常用数字当名字是很难注册上的，而1925刚好就很运气地注册成功了。我的另一家公司叫“奉三无私”，来自故宫里的一块牌匾，是皇帝的家训，讲怎样做一个明君。故宫里面有太多的故事了，是挖不完的。
现在中国最大的文化的标志就是故宫，两岸的故宫都包括在内，都跻身于世界十大博物馆之列，2015年都庆祝了故宫90周年，体现的是文化传承上的统一。
2001年我第一次参观北京故宫博物院，那是我抵达北京之后做的第一件事，那是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我几乎跪下来亲吻那块土地。多少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看那些文物的时候把我都在想，它们曾经在宫里的时候是怎样的状态？
台北故宫博物院有61万件国宝，北京故宫博物院有180多万件，加起来200多万件，每一件拿出来都是精品，如果给每一件都弄一个故事、一个产品出来，十辈子你也弄不完。所以我就跟很多设计师讲，你如果干文创设计，要做故宫的话，你要有心理准备，十辈子都做不完，心态要摆正，要有一个虔诚的心，不要光想着赚钱。
为故宫做文创还多亏了工业设计给我的训练，让我跟一般人看事物的角度有所不同。做产品一定要有社会价值，要产生经济效益，那么就可以倒推，这件东西到底要满足谁？比如说我了解到现在某个人想要有一个很棒的水杯，那我可能会去想故宫里面什么宝物跟水和杯子有关，就有了方向和线索，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是漫无目的的方法，我就有这个能力。我有很多跟故宫相关的书，当看到一件文物觉得很棒，我就会想这个东西能不能变成什么，和第一种方法的路径是正好相反的。但当故宫要求一年做1000个的时候，光靠这两种途径就不行了，我们还有一套方法能够实现，就是导入工业设计的技巧和方法论。
当有了数量上的要求，我们就开发出了更合理的办法，刻意做出很多系列。比如雍正的十二美人图，—下子就有了12件产品，关键的问题是把这十二位美人用在哪里。我們因势利导把她们附加在了睡枕、水杯、镜子和东方美人茶等产品上。
故宫在售的东西有9000多个SKU，以故宫所有在售商品的销售数据为参考，我们经过科学的统计，大部分都是100块钱以下的东西卖得好，因为故宫它属于旅游景区那个“赛道”。消费者都是旅游团，所以客户群的特性会影响设计决策，你要搞清楚设计的东西谁会在哪种情景下花多少钱购买。像这种旅游商品大多是冲动型消费，游客并没有预期说我要来买什么东西，他看到觉得不错，价钱合适他就会买。那9000多个SKU分一百四十几个品类，当中只有40种商品比较容易产生消费行为。
《设计》：“壹玖贰伍”称自己为“以东方美学为标杆的创新设计公司”，已经参与多项中国最顶级文化IP创意产品的开发工作。要做出顶级文化IP创意产品，您的团队遵循怎样的设计策略和方法？
邱丰顺：我现在很大一部分重心放在做文创。文创它会必须有文化的符码，但如果你的控制能力不够，就会变成给产品贴文化符码，那不是设计。文创设计也是设计，一定跟艺术不一样，它有一个底线，就是要在规定的时间里把东西做出来，成本一定也会有限制。它有很多的规范和前提，你就必须运用一些设计方法，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和合理的成本之下把它做出来。
做文创设计也有很多难点。第一，本科教育里没有这个学科，可能有很多原因，一来没有老师可以教，二来现在总认为文创只是工业设计的一小支而已。目前中国台湾已经有文创设计系了，但是放在设计学院下面，没有单独成立。第二，文创设计需要文化符码，就要求设计师对文化要有更深入的研究，没有文化底蕴的人做不了这个。什么叫有文化？在中国很简单，儒释道先得搞懂。如果肚子里没有墨水怎么挥洒出来呢？所以我经常说，在中国，一个没有中国文化墨水的设计师做不了文创设计师，因为你无法产生文化上的连接，而且这种连接一定是文化已经吸收内化到血液里去了。所以要做文创设计更难，除了文化底蕴的支撑之外，还需要符合几个条件，第一是好设计，其次是能卖钱。
文创不是必然跟古典相关。比如说工业设计里面有一支，意大利的Alessi，它很明显是个工业设计的东西，但是它带有文化特质，而且它的东西很多都没有电的，像牙签盒、糖果罐之类的，事实上很多厨房用具本来就不需要带电。这些东西事实上应该算是文创的一个部分，我们叫它“生活美学”。
更明显的文创设计领域是博物馆、美术馆或景区。最明显则是娱乐IP，迪士尼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现在很多人要创造IP，创造IP很容易，但是把它变成有效的IP是很难的。创造了一个IP之后，你要培养它，培养到家喻户晓，还有人要去收藏，这个过程是很难的。中国现在的IP很少。这就跟我们的动漫的影业是一样的，现在懂技术技巧的人很多，动脑的人不多，也就是我们可以弄出很棒的IP的形状，但是没有培养IP的人才，不会讲故事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认清楚现状，不要好高骛远，也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自吹自擂，要很清楚地认识到和别人的实际差距有多大。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设计的平台还没建起来，你忽然弄出蚂蚁金服这样东西是可以的，但设计师的培养跟文化是绝对相关的，文化不可能用钱去砸出来，零星的火花只有连成一片的时候才变成熊熊大火，才能整体兴旺。现在有看到小火花，还没连起来。
其实中国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合格的设计总监，就是在企业里面最大头管设计的总监，这种人合格的还太少，再往下一个层级的优秀设计师多了去了。 现在全世界所有关于设计的、美学的、艺术类的东西，还是西方人把持。在我们的美学教育中就很明显，设计学院不教中国的美术史，现代的艺术教育从包豪斯开始讲起。中国事实上有自己的美学基础，我认为应该有一门中国的工艺美术的课，因为我们现在所做任何这个东西，其实你在往前推的时候，中国所有在故宫里面那些国宝，很大的一个部分事实上跟我们对美的定义。
纵观人类的历史，最早的设计师是谁？是工匠。甚至北京猿人在开始使用工具的时候会把一个石头磨成锋利的片状，这个就是设计了。我们现在在干的事情跟他们没什么差异，所有我们做出来的产品，事实上都是人类因为自身能力受限了，所以需要一些工具去延伸机体的功能。但是我们设计学院不从那边开始追，就直接讲包豪斯是现代设计的起源地。这样讲当然没有错，但是中国自己的设计史也要填补，比如中国造得最早的车子、冰箱、电扇等。
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沉淀确实会形成一种压力，让现代人感觉无法超越，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这所谓的压力怎么转换成题库、素材，所以我们要学的是创意的思维，解放的思想。
你说中国人没有想象力，那是鬼扯。如果中国人没有想象力，《山海经》哪里来的？庄子老子这些思想怎么来的。但是中国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时候你就必须干几件事，第一个，你要一天当两天用，所以中国人996，用时间去换。第二个就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先抄先赢，为了生存。随着牌子越来越响，就不再干这种事了。
很多人问我中国未来的设计要怎么去走，我说很简单，回到找自己的根。这个系统有几千年的传承，我们去世界舞台玩，谁能玩得过我们？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我们现在把西方的东西抱着跟宝贝一样，但你把西方的这些东西学得再怎么厉害，也不大可能超越他们自己人。所以我们要去思考，我们不要敝帚自珍，也不要觉得全世界都不好，你要在看到别人好的地方的时候，回头看看你的根在哪里，然后你要珍惜你自己。如果不是从你自己吐出来东西，你永远就是跟着别人走，学到人家的皮毛而已，没有到精髓里面去。
现在整个社会环境速度太快，人性也比较复杂。我们现在讲“术”，就是技巧，中国人学技巧很快，但是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上不去了，你没有学到那个“艺”，“艺”才是精髓。两者不可偏废。
《设计》：您从何时开始关注并参与设计赋能非遗保护的事业？担任故宫文创研发交流中心艺术设计顾问一职，您给故宫文创的发展做了怎样的规划？
邱丰顺：很多非遗转化的过程会受到限制。大师分好多种，一种是说他的艺术的造诣很高，工艺也很好，你也不用帮他了，可能有生之年的活儿已经接不完了。有一些人是还有工艺，但艺术的部分比较弱，尤其是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这时候设计就有空间可以跟他合作。合作中我一直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秉持像大师请益的心态，而不是说我来指挥你。虽然很多大师的艺术形式不符合现代审美，但是人家做这个东西做了三四十年，都七八十岁，怎么可能听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指导。所以有时候反而是我去跟这些大师聊的时候，他们比较会听。
故宫肯定是个IP，但是故宫它是这个名字，它是大IP，但是故宫事实上没有延伸出知名的IP，毕竟故宫的名号太大了，要做出一个能够代表她的IP难度颇大。
故宫的文创授权是把元素开放给设计方，设计出相应的东西以后，故宫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通过之后设计方进行生产，故宫提供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产品会有故宫相关的标识，不能拿去故宫外面的渠道賣，销售以后分成。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故宫没有销售压力，卖得好不好都是设计方要关注的问题。我们之前曾经弄过缂丝云锦，就一把宫扇9000多块，结果一年卖不到一把。缺点是没有引导性。我帮故宫文创研发导入了产品开发体系，他们没有设计队伍，帮他们建立这个体系以后，有人要跟他合作，就可以按照这个体系来做。我还用一些方法帮故宫开发一些元素。北京故宫还计划建一个北院，参考台北故宫博物院专门做展览用。
《设计》：您曾在题为《设计引爆新商业》的演讲中提到“具备文化萃取、消费体验和社群运营三大核心要素的新商业”，设计如何才能“引爆”这“新商业”？
邱丰顺：我们做设计的从新艺术运动时代一直推到今天，每一个时代所强调的关键元素都不太一样。比如说20个世纪早些时候很重视生产，谁能够更快地把东西生产出来，谁就厉害。所以那时候设计要配合设计出一些能够快速生产的东西，1940、50年代那时候人的要求不高，有东西能用就好了。后来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后来就变成功能需求，同样一个杯子，三种功能的就赢过两种功能的。再后来要求品质，要耐用，然后又加了科技。20世纪末，设计本身被高举了，因为IDEO公司提出了“形状跟随情感”的理念。因为制造、品质都已经不是问题，设计师想到的造型都可以被做出来，设计师就开始把个人情感注入产品里面。这个时期里面产生了很多设计大师。大家购买的原因不是功能或品质，而是大师的签名。最有名就是斯塔克，从建筑一直到苍蝇拍都有设计。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是Swatch表，让手表成为一种装饰品，功能什么都是次要的。
后来就转成用户体验，而体验的下一步就是情感文化。要跟买的商品产生一种情感的认同，产生“这个东西是为我而设计的”的情感，有情感上的交流。所以就有了“果粉”、“米粉”等群体。
品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需要塑造一个很棒的形象，消费者因为羡慕这个形象而会想拥有这个产品来彰显自己。现在其实很多人不再迷信名牌，而是会考量这个品牌的理念跟我的三观是不是一致，当你认同它的时候就会去支持它，不认同的产品再便宜也不要。所以现在品牌已经放下身段。你看苹果的店都叫“体验店”，导购就像朋友，你买不买都没关系，通过情感会渗透出一种文化，最终你认同了它的文化，就会产生消费，消费了以后这种文化认同越绑越紧，而且会变成一个螺旋状，越认同你越就往上走。
《设计》：在您看来，什么样的设计才能代表中国设计？ 邱丰顺：这也是我每次去设计高校演讲的一个主题。
中国设计有分层级。以摩托罗拉早期的“太极系列”为例，它全世界第一个笔式输入的就为专门为中国人而设计的，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大老板不会拼音。为中国人的习惯而设计，这是最简单的一种“中国设计”。
形式是中国人的风格跟历史传承下来的，最有名就是明式家具，现在很难突破，这就是中国风格。中国风格表现最多的是在建筑。现在大都市里的摩天大楼没有中国元素，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那么高的建筑物，所以很多人会在一个建筑物上面放一个大屋顶，那是一种误用。中国的风格一定会跟中国的文化、历史的这些图腾有关系，或是基于为中国文化、中国人服务的设计，这个才叫中国风格。
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几年前中国的一个汽车厂家说要设计出中国的法拉利。而法拉利之所以成为法拉利，是基于其本国的历史文化。为什么法拉利敞篷车很多？还专门有一个颜色叫法拉利红。因为意大利生产法拉利的地方是沿着地中海，四季如春，开敞篷车可以看风景享受人生。为什么美国没有这样的文化？美国没有地中海，还常需要横越大陆，人的个子也大，所以美国的车都很大，跟房子一样。日本资源紧张，车子要越做越小越好维修，很注重细节。
所有的设计一定要回到生活方式。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时间尚短，还没让我们的文化沉淀在汽车上面。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会觉得美国人不会喝咖啡，没有咖啡文化。欧洲人说中国人不懂酒，拼酒像喝水一样，而他们是品酒。这些差异就跟生活方式相关。欧洲人品酒是因为日照很充足，可能八九点钟才开始吃晚饭，喝点酒是情调。我们喝酒是因为想把这笔生意谈下来。这是酒文化的差异导致的。
所以要有中国风格之前，我们得先找回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方式。现在的生活方式跟以前不太一样，节奏也更快。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家具设计现在陷入一个瓶颈。中国以前有卧榻，朋友来了两个人席地而坐喝茶品酒聊天。现在朋友来了就餐厅餐桌一坐，我们现在生活方式、住家环境全部都西化，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宜家的东西，毫无违和感，毫无抵抗地就进入中国的千家万户。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中国得找回自己的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跟生活水平相关。日本在唐朝的时候去学中国的东西，后来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出来，最有名的就是“禅”是被他们发扬光大的，全世界都认为那是日本的东西。
不管是外来或者是自己发展的都不重要，最适合你的最终会沉淀下来变成你的。
《设计》：什么是好设计，好设计师，好设计奖？
邱丰顺：我年轻的时候曾看不起刘德华，觉得他净拍烂片，后来我有一次听收音机里刘德华的访谈，当主持人问他，“我听说你拍了好几百部电影都没有得过什么奖，你会不会很郁闷？”刘德华说，“不会。我拍片的目的很简单，有人花了两个小时看我的片，他走出电影院心里很快乐，就够了。”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不是每一个人看电影都要像上课一样，要学到深刻的人生道理，搞得自己太累了。于是我的头脑开始转变了。问什么是好设计，我讲个真实的经验。以前在摩托罗拉的时候，摩托罗拉最畅销的手机，卖了1亿3000万只，就是超薄款V3。它的设计师那时才刚毕业1年多而已，他因为这款设计被全球293个杂志采访，是很棒的设计师。而实际上这个案子在摩托罗拉内部原本是毁誉参半的，很多人不想让它上市，因为摩托罗拉有很多对产品品质的规范，它是不及格的。比如它的超薄是会牺牲了按键的行程舒适度换来的，这个使用体验。摩托罗拉专门验证使用体验的部分就给它不及格。除此之外，为了把厚度压缩到14厘米以内，牺牲了很多东西。但是当人们拿到了这只很棒的手機，其他方面他都可以忍受了。我于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设计师当初没有来到摩托罗拉，或者当时我们因为体验不及格而不让V3上市，那市场会不会就有遗憾，或者说其他符合标准的款式是不是也有机会成为当年的爆款。所以说，很多东西有太多偶然性的成分。
在我看来，现在全世界最难拿的是日本的G-Mark奖。它非常严格，一定要是上市一年以上的产品，有销售成绩才能去参赛。而且它的评审过程也是最艰苦的。我认为它是现在含金量最高的奖，没有商业化，完全是日本政府出钱支持的。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悖论，一个东西非常环保，而且各大设计比赛都说你这个东西环保，但有可能你因为用了环保的材质而受限，比如环保纸发黄，设计出的东西就没有白色的那么吸引人，消费者就不会购买。那这是不是好的设计？
各大设计比赛对好设计的定义和标准其实都有一些权重的不同侧重，iF金奖的产品拿到G-Mark都没有入围也很正常。但通常环保性一定会被高举，美学一定会起很大作用，因为它比较容易被感知;功能也很重要，当你弄出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功能，就很容易被感知;再往上是经济性、市场性。DIA比较独特，讲求“社会影响力”，比如说现在疫情防控期间，有人设计一个给患者佩戴的面罩或者快速检测的试剂，这影响力就很大了。
今年DIA第一名的Sony的那个产品是教导小孩子通过动手学习编程，让没有任何科学基础的小孩子通过玩这个东西就会了编程，它不一定好看，但是社会影响力就很大。
“什么是好的设计”是我演讲的一个重点。我定义好的设计分三段，第一段是能够打动他的心。这个心是什么？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很好看，这东西很好用，这东西是为我而设计，解决我的痛点。人的感性就跟男女朋友谈恋爱一样，这个好漂亮，我很喜欢。第二是理性，理性的部分包括这个多少钱，有没有符合我的标准，有没有环保。最终决定性的一点，是消费者会不会掏钱来买。如果这三个都符合，就是好设计。如果更细分，就还有品牌设计语言在里面。
一定要记得设计最终要产生经济效益，如果不产生经济效益，不考虑经济效益，那你不是设计师，你是艺术家。我经常跟很多设计师讲，设计不能单独存在，它单独存在没有意义。设计一定有一个要满足的对象，就是买单的那一个人，但是买单之前你要通过好几关，你如果在企业里面，要先通过设计总监，做出符合品牌的设计。所以工业设计师在今天的中国跟20年前比起来，地位和影响力都下降得蛮严重的。 20年前设计一个手机，样子好看就好了，现在不是，现在你买东西回家，第一件事是连上手机，连上网，然后下载一个APP。现在很多东西还要有社交属性，设计师以前一个人就搞定了，现在很多的不同领域人都要参与进来，设计师的权重被分掉了。
现在手机、家电等的设计都在趋同，走极简风。中国现在很多的设计都往苹果方向去弄，我形容现在的趋势叫“设计性冷感”，这是个趋势，但是一定会有个“反动”。苹果已经开始在“反动”了，刚刚新出的机型有好几个颜色。人到最后就不想跟别人一样，在没有主见的时候我要跟你一样，但等到大家都一样的时候，我又不想跟别人一样，这是人的天性。
《设计》：请您以一位资深工业设计师的身份，给青年设计师和设计专业的学生一些建议。
邱丰顺：首先要做你喜欢做的事，然后再考虑你有能力做的事。你需要先喜欢“设计”这个事情，把它放在第一位，因为你爱它了以后你会投入，你所专精在这个部分就会变成在这个领域平均水平之上的水平，那么你所期望的那些东西就会随之而来。所以首先，你要爱它。
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快乐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随波逐流。看网红好我就要去当网红，但这些东西是一直在变的。工业设计发展的这30年来，经历过几次大的波折，比如说20年前很多工业设计师不干了去做UI设计，因为觉得它特别火。后来又变成UED，最近是服务设计（service design）。我觉得回到问题的源头，前提就是你喜不喜欢它？如果你喜欢那就去，但如果你只是随波逐流，我觉得就有待考虑。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野心跟欲望很大，但能力没跟上，總想一蹴而就。凭我多年的设计经验，世界级的大师也看过不少，严格来说设计还是要有一些天分。但是设计没有天才，我有听过音乐天才、数学天才，就没听过有设计天才。一个人高校毕业的时候，他的人生的第二次的教育才刚开始，一个更宽广的社会大学才刚开始，而且这一次的学习更关键，没有老师，没人给你打成绩，都是靠你自己。
第三点是要爱你所做的工作。佛陀说人在痛苦的时候是没办法学习的。常言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认为刚好相反，人就是要快乐，要用快乐的心情去做事。如果你觉得学习不快乐，你把它当成玩就好了。你选行业也是一样，你与其每天做一份薪水很高但每天都很不快乐的工作，还不如选一个很快乐但薪水不一定高的工作，你做久了以后薪水就会高了。
我有一个哲学就是快乐哲学。你不要说我现在很痛苦，三年以后我就能快乐了，不要，你现在就要快乐。我所谓的快乐不是说放纵自己，而是从心里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其实严格来说，设计师这个行业是很苦的一个行业，理性的人他是不会选择这个行业的，因为你接到一个案子后，24小时都在脑中转，不是像生产线上的组装工人，组装完了拍拍手回家了。对优秀的设计师来说，没有下班的时候，但是他是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不太相信设计师每天在高压的熬夜加班之下会弄出好东西。
我们现在还觉得外国人的设计比中国人设计好，是因为外国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允许设计师一年只做一个案子，而中国设计师可能一年要做五十几个案子，假设他们的能力是一样的，呈现出来的设计品质肯定不一样。外人无从知晓设计师在作品里面花费了多少时间。外国公司愿意提供一个设计师一年10万美金只干一件案子，但中国的公司没有办法允许一个设计师年薪100万，然后只做一个东西，甚至做10个都不行，要做50个。所以现在会呈现这个结果是很自然的，因为给的条件不一样。
我评估设计品质的时候，有一个“百慕大三角”作为衡量标准，三角形中间代表设计师的价值，三个角上分别是时间、金钱（成本）和品质，这三个东西是互斥的。你要有好的品质，就要花费足够的时间，要花更多的钱。所以如果我来评估两个设计师的设计能力跟价值，首先我会考虑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薪资水平前提下，哪一个的设计品质比较好。
中国设计师的设计品质为什么不高？因为给的设计时间很短，报酬也很少，而“百慕大三角”是互斥的。中国设计师的价值现在显然是被低估了，但是跟国际企业比起来仍有一段很大的落差。所以设计师一定要投很长的时间去学习很高的水平，才能够得到很高的报酬。
现在我们的企业在压榨设计师时间和薪水的同时，却要求跟世界级同样的品质，那当然做不到。所以现在中国设计师很累。我在辅导中国的企业或是在国际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这样对待设计师不可能得到好的品质。如果有一天设计师能做出这样的品质，而你给的福利待遇和作业时间没有上来，他一定走，因为他觉得不划算。我有世界级的品质的，我当然去拿世界级的薪水，实现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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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丰顺：我现在关注的就是文创这个“赛道”。
文创最大的特征就是它不是发明，不是刚需，但它会渗入到每一个“赛道”。就像你并不缺衣服，但为什么还要再去买一件Hello Kitty的衣服？你不缺杯子，为什么看到猫爪杯还是要去抢购？因为你要的不是它们的功能，是因为情感上的互动和文化上的认可。所谓文创弄到极致就是IP化跟收藏。跟功能没关系，完全是满足文化跟心灵的那部分需求，这就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高级需要。
文创现在还在一个很初级的阶段，跟网红经济结合可能会更好，因为网红有流量，要流量变现就需要带货，帮别人带货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卖自己开发的、带有自己属性的东西那就不一样了。比如李子柒。这种IP化的过程比较容易去推展文创商品，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不是个刚需，就一定要创造一些有辨识度的东西。
邱丰顺，著名设计师，设计战略专家。1925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创始人，艺有道工业设计有限公司创始人，中国文化部文创人才训练班特聘讲师，故宫文创研发交流中心艺术设计顾问，敦煌文旅集团文创设计总顾问，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北京服装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西安美院创业导师，香港大学ICB创意与企业战略课程讲师。
2001-2006年担任Motorola亚洲区设计总监，主导设计的太极系列智能手机是Motorola在亚洲销售最成功的经典手机。2007-2016年创建的艺有道工业设计有限公司连续获得国际设计大奖，其中2010年创维E11彩电设计、2012年创维Bridge彩电设计及2016年唱吧C1随身卡拉OK麦克风设计得到“德国红点设计至尊大奖（best ofthe best）”。2008-2013年受聘为中国创维集团设计战略总顾问，为创维集团建立完整的工业设计战略体系，创维创新设计中心在2013年获得中国工信部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的荣誉。
2010年，邱丰顺投入中国文创产品的开发及文创设计方法理论的建立和推广;2014年受聘为中国文化部文创人才训练班特聘讲师，为中国的非遗传承人、文创设计师、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相关人员进行文创理论及实务的培训。2019年受聘为故宫文创研发交流中心产品设计顾问，负责指导故宫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平台的搭建;协助建立故宫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流程及完善文创产品供应链系统以及文创IP授权系统的建立。
《设计》：为什么公司起名“壹玖贰伍”？
邱丰顺：1925年10月10号故宫成立。紫禁城这个皇城是建于1420年，所以今年是紫禁城600周年。不要和故宫博物院搞混了。故宫博物院是个博物馆，紫禁城是皇城。
“壹玖贰伍”这个公司是2017年成立的，当时本来有开一家公司做工业设计，后来因为跟故宫的缘分，文创的东西越做越多。恰巧时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是我的顾问，我有经常去跟她请教。我9岁第一次去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时候就迷上了故宫，这么多年来一有空我就会去看看。2014年开始跟北京故宫博物院合作，后来就专门成立了“壹玖贰伍”。通常用数字当名字是很难注册上的，而1925刚好就很运气地注册成功了。我的另一家公司叫“奉三无私”，来自故宫里的一块牌匾，是皇帝的家训，讲怎样做一个明君。故宫里面有太多的故事了，是挖不完的。
现在中国最大的文化的标志就是故宫，两岸的故宫都包括在内，都跻身于世界十大博物馆之列，2015年都庆祝了故宫90周年，体现的是文化传承上的统一。
2001年我第一次参观北京故宫博物院，那是我抵达北京之后做的第一件事，那是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我几乎跪下来亲吻那块土地。多少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看那些文物的时候把我都在想，它们曾经在宫里的时候是怎样的状态？
台北故宫博物院有61万件国宝，北京故宫博物院有180多万件，加起来200多万件，每一件拿出来都是精品，如果给每一件都弄一个故事、一个产品出来，十辈子你也弄不完。所以我就跟很多设计师讲，你如果干文创设计，要做故宫的话，你要有心理准备，十辈子都做不完，心态要摆正，要有一个虔诚的心，不要光想着赚钱。
为故宫做文创还多亏了工业设计给我的训练，让我跟一般人看事物的角度有所不同。做产品一定要有社会价值，要产生经济效益，那么就可以倒推，这件东西到底要满足谁？比如说我了解到现在某个人想要有一个很棒的水杯，那我可能会去想故宫里面什么宝物跟水和杯子有关，就有了方向和线索，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是漫无目的的方法，我就有这个能力。我有很多跟故宫相关的书，当看到一件文物觉得很棒，我就会想这个东西能不能变成什么，和第一种方法的路径是正好相反的。但当故宫要求一年做1000个的时候，光靠这两种途径就不行了，我们还有一套方法能够实现，就是导入工业设计的技巧和方法论。
当有了数量上的要求，我们就开发出了更合理的办法，刻意做出很多系列。比如雍正的十二美人图，—下子就有了12件产品，关键的问题是把这十二位美人用在哪里。我們因势利导把她们附加在了睡枕、水杯、镜子和东方美人茶等产品上。
故宫在售的东西有9000多个SKU，以故宫所有在售商品的销售数据为参考，我们经过科学的统计，大部分都是100块钱以下的东西卖得好，因为故宫它属于旅游景区那个“赛道”。消费者都是旅游团，所以客户群的特性会影响设计决策，你要搞清楚设计的东西谁会在哪种情景下花多少钱购买。像这种旅游商品大多是冲动型消费，游客并没有预期说我要来买什么东西，他看到觉得不错，价钱合适他就会买。那9000多个SKU分一百四十几个品类，当中只有40种商品比较容易产生消费行为。
《设计》：“壹玖贰伍”称自己为“以东方美学为标杆的创新设计公司”，已经参与多项中国最顶级文化IP创意产品的开发工作。要做出顶级文化IP创意产品，您的团队遵循怎样的设计策略和方法？
邱丰顺：我现在很大一部分重心放在做文创。文创它会必须有文化的符码，但如果你的控制能力不够，就会变成给产品贴文化符码，那不是设计。文创设计也是设计，一定跟艺术不一样，它有一个底线，就是要在规定的时间里把东西做出来，成本一定也会有限制。它有很多的规范和前提，你就必须运用一些设计方法，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和合理的成本之下把它做出来。
做文创设计也有很多难点。第一，本科教育里没有这个学科，可能有很多原因，一来没有老师可以教，二来现在总认为文创只是工业设计的一小支而已。目前中国台湾已经有文创设计系了，但是放在设计学院下面，没有单独成立。第二，文创设计需要文化符码，就要求设计师对文化要有更深入的研究，没有文化底蕴的人做不了这个。什么叫有文化？在中国很简单，儒释道先得搞懂。如果肚子里没有墨水怎么挥洒出来呢？所以我经常说，在中国，一个没有中国文化墨水的设计师做不了文创设计师，因为你无法产生文化上的连接，而且这种连接一定是文化已经吸收内化到血液里去了。所以要做文创设计更难，除了文化底蕴的支撑之外，还需要符合几个条件，第一是好设计，其次是能卖钱。
文创不是必然跟古典相关。比如说工业设计里面有一支，意大利的Alessi，它很明显是个工业设计的东西，但是它带有文化特质，而且它的东西很多都没有电的，像牙签盒、糖果罐之类的，事实上很多厨房用具本来就不需要带电。这些东西事实上应该算是文创的一个部分，我们叫它“生活美学”。
更明显的文创设计领域是博物馆、美术馆或景区。最明显则是娱乐IP，迪士尼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现在很多人要创造IP，创造IP很容易，但是把它变成有效的IP是很难的。创造了一个IP之后，你要培养它，培养到家喻户晓，还有人要去收藏，这个过程是很难的。中国现在的IP很少。这就跟我们的动漫的影业是一样的，现在懂技术技巧的人很多，动脑的人不多，也就是我们可以弄出很棒的IP的形状，但是没有培养IP的人才，不会讲故事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认清楚现状，不要好高骛远，也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自吹自擂，要很清楚地认识到和别人的实际差距有多大。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设计的平台还没建起来，你忽然弄出蚂蚁金服这样东西是可以的，但设计师的培养跟文化是绝对相关的，文化不可能用钱去砸出来，零星的火花只有连成一片的时候才变成熊熊大火，才能整体兴旺。现在有看到小火花，还没连起来。
其实中国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合格的设计总监，就是在企业里面最大头管设计的总监，这种人合格的还太少，再往下一个层级的优秀设计师多了去了。 现在全世界所有关于设计的、美学的、艺术类的东西，还是西方人把持。在我们的美学教育中就很明显，设计学院不教中国的美术史，现代的艺术教育从包豪斯开始讲起。中国事实上有自己的美学基础，我认为应该有一门中国的工艺美术的课，因为我们现在所做任何这个东西，其实你在往前推的时候，中国所有在故宫里面那些国宝，很大的一个部分事实上跟我们对美的定义。
纵观人类的历史，最早的设计师是谁？是工匠。甚至北京猿人在开始使用工具的时候会把一个石头磨成锋利的片状，这个就是设计了。我们现在在干的事情跟他们没什么差异，所有我们做出来的产品，事实上都是人类因为自身能力受限了，所以需要一些工具去延伸机体的功能。但是我们设计学院不从那边开始追，就直接讲包豪斯是现代设计的起源地。这样讲当然没有错，但是中国自己的设计史也要填补，比如中国造得最早的车子、冰箱、电扇等。
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沉淀确实会形成一种压力，让现代人感觉无法超越，所以我们今天要思考，这所谓的压力怎么转换成题库、素材，所以我们要学的是创意的思维，解放的思想。
你说中国人没有想象力，那是鬼扯。如果中国人没有想象力，《山海经》哪里来的？庄子老子这些思想怎么来的。但是中国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时候你就必须干几件事，第一个，你要一天当两天用，所以中国人996，用时间去换。第二个就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先抄先赢，为了生存。随着牌子越来越响，就不再干这种事了。
很多人问我中国未来的设计要怎么去走，我说很简单，回到找自己的根。这个系统有几千年的传承，我们去世界舞台玩，谁能玩得过我们？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我们现在把西方的东西抱着跟宝贝一样，但你把西方的这些东西学得再怎么厉害，也不大可能超越他们自己人。所以我们要去思考，我们不要敝帚自珍，也不要觉得全世界都不好，你要在看到别人好的地方的时候，回头看看你的根在哪里，然后你要珍惜你自己。如果不是从你自己吐出来东西，你永远就是跟着别人走，学到人家的皮毛而已，没有到精髓里面去。
现在整个社会环境速度太快，人性也比较复杂。我们现在讲“术”，就是技巧，中国人学技巧很快，但是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上不去了，你没有学到那个“艺”，“艺”才是精髓。两者不可偏废。
《设计》：您从何时开始关注并参与设计赋能非遗保护的事业？担任故宫文创研发交流中心艺术设计顾问一职，您给故宫文创的发展做了怎样的规划？
邱丰顺：很多非遗转化的过程会受到限制。大师分好多种，一种是说他的艺术的造诣很高，工艺也很好，你也不用帮他了，可能有生之年的活儿已经接不完了。有一些人是还有工艺，但艺术的部分比较弱，尤其是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这时候设计就有空间可以跟他合作。合作中我一直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秉持像大师请益的心态，而不是说我来指挥你。虽然很多大师的艺术形式不符合现代审美，但是人家做这个东西做了三四十年，都七八十岁，怎么可能听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指导。所以有时候反而是我去跟这些大师聊的时候，他们比较会听。
故宫肯定是个IP，但是故宫它是这个名字，它是大IP，但是故宫事实上没有延伸出知名的IP，毕竟故宫的名号太大了，要做出一个能够代表她的IP难度颇大。
故宫的文创授权是把元素开放给设计方，设计出相应的东西以后，故宫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查，通过之后设计方进行生产，故宫提供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产品会有故宫相关的标识，不能拿去故宫外面的渠道賣，销售以后分成。这种模式的好处是故宫没有销售压力，卖得好不好都是设计方要关注的问题。我们之前曾经弄过缂丝云锦，就一把宫扇9000多块，结果一年卖不到一把。缺点是没有引导性。我帮故宫文创研发导入了产品开发体系，他们没有设计队伍，帮他们建立这个体系以后，有人要跟他合作，就可以按照这个体系来做。我还用一些方法帮故宫开发一些元素。北京故宫还计划建一个北院，参考台北故宫博物院专门做展览用。
《设计》：您曾在题为《设计引爆新商业》的演讲中提到“具备文化萃取、消费体验和社群运营三大核心要素的新商业”，设计如何才能“引爆”这“新商业”？
邱丰顺：我们做设计的从新艺术运动时代一直推到今天，每一个时代所强调的关键元素都不太一样。比如说20个世纪早些时候很重视生产，谁能够更快地把东西生产出来，谁就厉害。所以那时候设计要配合设计出一些能够快速生产的东西，1940、50年代那时候人的要求不高，有东西能用就好了。后来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后来就变成功能需求，同样一个杯子，三种功能的就赢过两种功能的。再后来要求品质，要耐用，然后又加了科技。20世纪末，设计本身被高举了，因为IDEO公司提出了“形状跟随情感”的理念。因为制造、品质都已经不是问题，设计师想到的造型都可以被做出来，设计师就开始把个人情感注入产品里面。这个时期里面产生了很多设计大师。大家购买的原因不是功能或品质，而是大师的签名。最有名就是斯塔克，从建筑一直到苍蝇拍都有设计。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是Swatch表，让手表成为一种装饰品，功能什么都是次要的。
后来就转成用户体验，而体验的下一步就是情感文化。要跟买的商品产生一种情感的认同，产生“这个东西是为我而设计的”的情感，有情感上的交流。所以就有了“果粉”、“米粉”等群体。
品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需要塑造一个很棒的形象，消费者因为羡慕这个形象而会想拥有这个产品来彰显自己。现在其实很多人不再迷信名牌，而是会考量这个品牌的理念跟我的三观是不是一致，当你认同它的时候就会去支持它，不认同的产品再便宜也不要。所以现在品牌已经放下身段。你看苹果的店都叫“体验店”，导购就像朋友，你买不买都没关系，通过情感会渗透出一种文化，最终你认同了它的文化，就会产生消费，消费了以后这种文化认同越绑越紧，而且会变成一个螺旋状，越认同你越就往上走。
《设计》：在您看来，什么样的设计才能代表中国设计？ 邱丰顺：这也是我每次去设计高校演讲的一个主题。
中国设计有分层级。以摩托罗拉早期的“太极系列”为例，它全世界第一个笔式输入的就为专门为中国人而设计的，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大老板不会拼音。为中国人的习惯而设计，这是最简单的一种“中国设计”。
形式是中国人的风格跟历史传承下来的，最有名就是明式家具，现在很难突破，这就是中国风格。中国风格表现最多的是在建筑。现在大都市里的摩天大楼没有中国元素，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那么高的建筑物，所以很多人会在一个建筑物上面放一个大屋顶，那是一种误用。中国的风格一定会跟中国的文化、历史的这些图腾有关系，或是基于为中国文化、中国人服务的设计，这个才叫中国风格。
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几年前中国的一个汽车厂家说要设计出中国的法拉利。而法拉利之所以成为法拉利，是基于其本国的历史文化。为什么法拉利敞篷车很多？还专门有一个颜色叫法拉利红。因为意大利生产法拉利的地方是沿着地中海，四季如春，开敞篷车可以看风景享受人生。为什么美国没有这样的文化？美国没有地中海，还常需要横越大陆，人的个子也大，所以美国的车都很大，跟房子一样。日本资源紧张，车子要越做越小越好维修，很注重细节。
所有的设计一定要回到生活方式。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时间尚短，还没让我们的文化沉淀在汽车上面。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会觉得美国人不会喝咖啡，没有咖啡文化。欧洲人说中国人不懂酒，拼酒像喝水一样，而他们是品酒。这些差异就跟生活方式相关。欧洲人品酒是因为日照很充足，可能八九点钟才开始吃晚饭，喝点酒是情调。我们喝酒是因为想把这笔生意谈下来。这是酒文化的差异导致的。
所以要有中国风格之前，我们得先找回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方式。现在的生活方式跟以前不太一样，节奏也更快。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家具设计现在陷入一个瓶颈。中国以前有卧榻，朋友来了两个人席地而坐喝茶品酒聊天。现在朋友来了就餐厅餐桌一坐，我们现在生活方式、住家环境全部都西化，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宜家的东西，毫无违和感，毫无抵抗地就进入中国的千家万户。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中国得找回自己的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跟生活水平相关。日本在唐朝的时候去学中国的东西，后来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出来，最有名的就是“禅”是被他们发扬光大的，全世界都认为那是日本的东西。
不管是外来或者是自己发展的都不重要，最适合你的最终会沉淀下来变成你的。
《设计》：什么是好设计，好设计师，好设计奖？
邱丰顺：我年轻的时候曾看不起刘德华，觉得他净拍烂片，后来我有一次听收音机里刘德华的访谈，当主持人问他，“我听说你拍了好几百部电影都没有得过什么奖，你会不会很郁闷？”刘德华说，“不会。我拍片的目的很简单，有人花了两个小时看我的片，他走出电影院心里很快乐，就够了。”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不是每一个人看电影都要像上课一样，要学到深刻的人生道理，搞得自己太累了。于是我的头脑开始转变了。问什么是好设计，我讲个真实的经验。以前在摩托罗拉的时候，摩托罗拉最畅销的手机，卖了1亿3000万只，就是超薄款V3。它的设计师那时才刚毕业1年多而已，他因为这款设计被全球293个杂志采访，是很棒的设计师。而实际上这个案子在摩托罗拉内部原本是毁誉参半的，很多人不想让它上市，因为摩托罗拉有很多对产品品质的规范，它是不及格的。比如它的超薄是会牺牲了按键的行程舒适度换来的，这个使用体验。摩托罗拉专门验证使用体验的部分就给它不及格。除此之外，为了把厚度压缩到14厘米以内，牺牲了很多东西。但是当人们拿到了这只很棒的手機，其他方面他都可以忍受了。我于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设计师当初没有来到摩托罗拉，或者当时我们因为体验不及格而不让V3上市，那市场会不会就有遗憾，或者说其他符合标准的款式是不是也有机会成为当年的爆款。所以说，很多东西有太多偶然性的成分。
在我看来，现在全世界最难拿的是日本的G-Mark奖。它非常严格，一定要是上市一年以上的产品，有销售成绩才能去参赛。而且它的评审过程也是最艰苦的。我认为它是现在含金量最高的奖，没有商业化，完全是日本政府出钱支持的。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悖论，一个东西非常环保，而且各大设计比赛都说你这个东西环保，但有可能你因为用了环保的材质而受限，比如环保纸发黄，设计出的东西就没有白色的那么吸引人，消费者就不会购买。那这是不是好的设计？
各大设计比赛对好设计的定义和标准其实都有一些权重的不同侧重，iF金奖的产品拿到G-Mark都没有入围也很正常。但通常环保性一定会被高举，美学一定会起很大作用，因为它比较容易被感知;功能也很重要，当你弄出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功能，就很容易被感知;再往上是经济性、市场性。DIA比较独特，讲求“社会影响力”，比如说现在疫情防控期间，有人设计一个给患者佩戴的面罩或者快速检测的试剂，这影响力就很大了。
今年DIA第一名的Sony的那个产品是教导小孩子通过动手学习编程，让没有任何科学基础的小孩子通过玩这个东西就会了编程，它不一定好看，但是社会影响力就很大。
“什么是好的设计”是我演讲的一个重点。我定义好的设计分三段，第一段是能够打动他的心。这个心是什么？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很好看，这东西很好用，这东西是为我而设计，解决我的痛点。人的感性就跟男女朋友谈恋爱一样，这个好漂亮，我很喜欢。第二是理性，理性的部分包括这个多少钱，有没有符合我的标准，有没有环保。最终决定性的一点，是消费者会不会掏钱来买。如果这三个都符合，就是好设计。如果更细分，就还有品牌设计语言在里面。
一定要记得设计最终要产生经济效益，如果不产生经济效益，不考虑经济效益，那你不是设计师，你是艺术家。我经常跟很多设计师讲，设计不能单独存在，它单独存在没有意义。设计一定有一个要满足的对象，就是买单的那一个人，但是买单之前你要通过好几关，你如果在企业里面，要先通过设计总监，做出符合品牌的设计。所以工业设计师在今天的中国跟20年前比起来，地位和影响力都下降得蛮严重的。 20年前设计一个手机，样子好看就好了，现在不是，现在你买东西回家，第一件事是连上手机，连上网，然后下载一个APP。现在很多东西还要有社交属性，设计师以前一个人就搞定了，现在很多的不同领域人都要参与进来，设计师的权重被分掉了。
现在手机、家电等的设计都在趋同，走极简风。中国现在很多的设计都往苹果方向去弄，我形容现在的趋势叫“设计性冷感”，这是个趋势，但是一定会有个“反动”。苹果已经开始在“反动”了，刚刚新出的机型有好几个颜色。人到最后就不想跟别人一样，在没有主见的时候我要跟你一样，但等到大家都一样的时候，我又不想跟别人一样，这是人的天性。
《设计》：请您以一位资深工业设计师的身份，给青年设计师和设计专业的学生一些建议。
邱丰顺：首先要做你喜欢做的事，然后再考虑你有能力做的事。你需要先喜欢“设计”这个事情，把它放在第一位，因为你爱它了以后你会投入，你所专精在这个部分就会变成在这个领域平均水平之上的水平，那么你所期望的那些东西就会随之而来。所以首先，你要爱它。
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快乐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随波逐流。看网红好我就要去当网红，但这些东西是一直在变的。工业设计发展的这30年来，经历过几次大的波折，比如说20年前很多工业设计师不干了去做UI设计，因为觉得它特别火。后来又变成UED，最近是服务设计（service design）。我觉得回到问题的源头，前提就是你喜不喜欢它？如果你喜欢那就去，但如果你只是随波逐流，我觉得就有待考虑。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野心跟欲望很大，但能力没跟上，總想一蹴而就。凭我多年的设计经验，世界级的大师也看过不少，严格来说设计还是要有一些天分。但是设计没有天才，我有听过音乐天才、数学天才，就没听过有设计天才。一个人高校毕业的时候，他的人生的第二次的教育才刚开始，一个更宽广的社会大学才刚开始，而且这一次的学习更关键，没有老师，没人给你打成绩，都是靠你自己。
第三点是要爱你所做的工作。佛陀说人在痛苦的时候是没办法学习的。常言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认为刚好相反，人就是要快乐，要用快乐的心情去做事。如果你觉得学习不快乐，你把它当成玩就好了。你选行业也是一样，你与其每天做一份薪水很高但每天都很不快乐的工作，还不如选一个很快乐但薪水不一定高的工作，你做久了以后薪水就会高了。
我有一个哲学就是快乐哲学。你不要说我现在很痛苦，三年以后我就能快乐了，不要，你现在就要快乐。我所谓的快乐不是说放纵自己，而是从心里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其实严格来说，设计师这个行业是很苦的一个行业，理性的人他是不会选择这个行业的，因为你接到一个案子后，24小时都在脑中转，不是像生产线上的组装工人，组装完了拍拍手回家了。对优秀的设计师来说，没有下班的时候，但是他是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不太相信设计师每天在高压的熬夜加班之下会弄出好东西。
我们现在还觉得外国人的设计比中国人设计好，是因为外国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允许设计师一年只做一个案子，而中国设计师可能一年要做五十几个案子，假设他们的能力是一样的，呈现出来的设计品质肯定不一样。外人无从知晓设计师在作品里面花费了多少时间。外国公司愿意提供一个设计师一年10万美金只干一件案子，但中国的公司没有办法允许一个设计师年薪100万，然后只做一个东西，甚至做10个都不行，要做50个。所以现在会呈现这个结果是很自然的，因为给的条件不一样。
我评估设计品质的时候，有一个“百慕大三角”作为衡量标准，三角形中间代表设计师的价值，三个角上分别是时间、金钱（成本）和品质，这三个东西是互斥的。你要有好的品质，就要花费足够的时间，要花更多的钱。所以如果我来评估两个设计师的设计能力跟价值，首先我会考虑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薪资水平前提下，哪一个的设计品质比较好。
中国设计师的设计品质为什么不高？因为给的设计时间很短，报酬也很少，而“百慕大三角”是互斥的。中国设计师的价值现在显然是被低估了，但是跟国际企业比起来仍有一段很大的落差。所以设计师一定要投很长的时间去学习很高的水平，才能够得到很高的报酬。
现在我们的企业在压榨设计师时间和薪水的同时，却要求跟世界级同样的品质，那当然做不到。所以现在中国设计师很累。我在辅导中国的企业或是在国际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这样对待设计师不可能得到好的品质。如果有一天设计师能做出这样的品质，而你给的福利待遇和作业时间没有上来，他一定走，因为他觉得不划算。我有世界级的品质的，我当然去拿世界级的薪水，实现自己的价值。
《设计》：请和我们分享一个您关注的行业热门话题或正在开展的项目。
邱丰顺：我现在关注的就是文创这个“赛道”。
文创最大的特征就是它不是发明，不是刚需，但它会渗入到每一个“赛道”。就像你并不缺衣服，但为什么还要再去买一件Hello Kitty的衣服？你不缺杯子，为什么看到猫爪杯还是要去抢购？因为你要的不是它们的功能，是因为情感上的互动和文化上的认可。所谓文创弄到极致就是IP化跟收藏。跟功能没关系，完全是满足文化跟心灵的那部分需求，这就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高级需要。
文创现在还在一个很初级的阶段，跟网红经济结合可能会更好，因为网红有流量，要流量变现就需要带货，帮别人带货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卖自己开发的、带有自己属性的东西那就不一样了。比如李子柒。这种IP化的过程比较容易去推展文创商品，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不是个刚需，就一定要创造一些有辨识度的东西。
邱丰顺，著名设计师，设计战略专家。1925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创始人，艺有道工业设计有限公司创始人，中国文化部文创人才训练班特聘讲师，故宫文创研发交流中心艺术设计顾问，敦煌文旅集团文创设计总顾问，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北京服装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西安美院创业导师，香港大学ICB创意与企业战略课程讲师。
2001-2006年担任Motorola亚洲区设计总监，主导设计的太极系列智能手机是Motorola在亚洲销售最成功的经典手机。2007-2016年创建的艺有道工业设计有限公司连续获得国际设计大奖，其中2010年创维E11彩电设计、2012年创维Bridge彩电设计及2016年唱吧C1随身卡拉OK麦克风设计得到“德国红点设计至尊大奖（best ofthe best）”。2008-2013年受聘为中国创维集团设计战略总顾问，为创维集团建立完整的工业设计战略体系，创维创新设计中心在2013年获得中国工信部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的荣誉。
2010年，邱丰顺投入中国文创产品的开发及文创设计方法理论的建立和推广;2014年受聘为中国文化部文创人才训练班特聘讲师，为中国的非遗传承人、文创设计师、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相关人员进行文创理论及实务的培训。2019年受聘为故宫文创研发交流中心产品设计顾问，负责指导故宫文创产品设计开发平台的搭建;协助建立故宫文创产品的设计开发流程及完善文创产品供应链系统以及文创IP授权系统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