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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对中国电影都有一种使命感，虽说我们年纪大了，还想再做。
去年的金秋十月，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港台影展”单元中，特设了台湾著名导演李行的个人影展。那一次，老友谢晋特来捧场，两人交谈甚欢，情真意切。没想到一年后的今天，谢晋导演已然仙去，得到相知的老友去世的消息，李行老泪纵横，并且表示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
在李行的心目中，彼岸的“电影教父”到底是怎样的人呢？且听李行谈谢晋。
初识谢晋
1988年，白景瑞导演到大陆来拍片，在长春拍一个清宫戏《嫁到宫里的男人》。他有机会在北京见到了谢导，然后跟谢导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白景瑞回到台湾就跟我说，李行，我在大陆碰到一个导演，是一个第三代的导演，谢晋，你听过他的名字吗？我说我听过，我看过他的电影《牧马人》。他说，我看到他以后，他讲话大嗓门，大口喝酒，跟你太像了，连在片场骂人的样子都跟你很像啊。我告诉他，一定要把你们俩弄在一起。大陆的谢晋，台湾的李行，你们两个摆在一起的话，太相像了。我说，会有那么像吗？
我那时候跟香港的吴思远导演在推动一个工作，就是希望把两岸三地的导演聚在一起，他是香港导演会的会長，我是台湾电影导演会的会长。经过我们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在1992年的1月10日就成行了。第一次会首先在香港举行，我带了一个团十几个台湾导演到香港，大陆是由谢铁骊导演带团，谢晋导演也在这个团里，那就是我第一次跟谢导见面。虽然我们过去没有见过面，但是就好像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没见面，一见如故。我们在那里大概聚会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在一起谈电影，一起开会，一起吃饭，非常地接近。我就告诉他，白景瑞说你的个性很像我，我也很像你，脾气很冲。后来他就讲，你现在不能喝酒？我说，我已经戒酒，因为医生告诉我，你再喝酒就没命了，要命就不要喝酒。但是我看到你了以后，我虽然不能喝，我还是陪你喝一点儿。他说，那就不像我了，我这喝酒哪里喝一点哦。所以我对谢导的印象就是他喝酒很厉害。
在那次三地导演会上，谢导提出来说，我们应该来共同拍一部电影“母亲”，写自己心目中的妈妈。台湾拍一段母亲，香港也找一位导演来拍母亲，大陆他要自己来拍。但是后来这个合作大家谈了很久，推动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成功。
我也曾跟谢晋导演谈到，虽然两岸三地的导演，在一起想做一件事情，用那么久的时间都做不成，但是我们举办了这九届聚会，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2007年，这中间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大家借这个机会，能互相认识，彼此交往，而且也增加了交流，最后也促成了我们大家的一种融合的合作，我想这也是大家一直很期待的。
谢导赴台
我是1990年第一次受到中国电影家协会的邀请，带了6个导演一起到大陆来访问。我一直强调两岸电影要交流，交流不是单向的，应该是双向的交流。所以我就立志来推动，希望能让大陆电影界的朋友也组团到台湾来。
那时候我在主持台北的金马奖，我想邀请大陆组团到台湾来，但是那时还没有完全开放，大陆的影片到台湾来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想把几部电影带到金马奖来放。我还记得，谢导的《芙蓉镇》，是大家所期待一定要来的，因此就希望谢导带团，组成一个10个人的团到台湾来参加金马奖。但是后来台湾方面觉得这个片子还没到开放的时候，我们也争取过，说只是观摩，并不是正式的放映，可是没成功。
后来我跟大陆方面交涉，片子不来，人能否来？一开始他们说不行。后来，他们同意在金马奖颁奖之后再来。结果，谢导就带了10个人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有王铁成，有黄健中，还有已经去世的黄健中《过年》中的女主角赵丽蓉。我想这个这是一个突破。
他们下飞机，我到机场接他们，10天的行程，还在台湾过了圣诞节，我全程接待他，一步都没离开过他。所以就有10天和谢导接触的机会，我不能喝酒也喝了一点酒，更增加彼此的认识。最重要的还有，我完成了谢导他们一个愿望——看望张学良先生。那时张学良对外根本不接触，我经过很困难的安排，才让他们跟张学良见了面，每个人和张学良先生单独拍了张照片，很珍贵。
其间，我陪他们到了台中。我为那里的台湾电影文化公司导过一部戏《唐山过台湾》，电影公司就准备放这部片子给他们看。看完了，谢导站起来，鼓掌，大嗓门，说，李行，这个戏拍得好极了。又说，这简直不像他拍的，这像我拍的，把导演的字幕换成谢晋，这就是我的作品。那我想了一想，说，你的《芙蓉镇》，你有那种生活的体验，所以你拍得很好，但是我觉得，你那个片子，你拍片的风格，如果把你导演的字幕换成我李行，我觉得也很像。两个人因为这，非常投机，也增加了彼此的认识与了解。
莫逆之交
为什么我们两人会那么相像？我是1930年生的，属马，谢导大我七岁，他是属猪的。我们生长的背景，家庭的背景，学习受教育的背景，后来我们工作的环境，都是非常相似的。他是生长在上虞，浙江的一个书香门第，我自己也来自那样传统的一个家庭。我从出生，一直到台湾，中间经过抗日战争，我们兄弟四个人，都是跟父母在一起，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逢年过节，要给父母磕头的，要祭祖的……都受到中国传统的这种伦理的影响，两个人生长的家庭背景非常接近。
受教育，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读的是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我大学一年级在苏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现在已经并到苏州大学去了。我在社教学院艺术教育系读的是戏剧，所以我也接受过戏剧的养成教育、基础教育，他在剧专读的也是戏剧的基础的养成教育。后来我们也都在舞台上演出过舞台剧。那个时候他在剧专的那些老师不得了，都是第一流的，洪深先生，曹禺先生。那么我在社教学院的老师稍微差一点儿，吴建设、李朴园、赵悦，但是我们接受的这种戏剧的专业的基础教育是一样的，毕业了以后在剧团。我后来到了台湾，就读的这个师范学院没有戏剧系，于是我就自己在学校的剧团又演又导。所以可以说，我们的成长过程，学习过程是一样的，演舞台剧，对舞台的训练的基础也非常扎实。
后来进入电影这一行。我先开始做副导演，他也做副导演，然后自己再做导演。我们从家庭的，生活的，生长的，学习的，一直到自己进入到社会的工作环境，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一点可能直接造成我跟他在电影的风格上、处理的手法上，以及主题内涵上面都是一致的。但我觉得我跟他最大的不同，就是到了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就跟我父亲母亲到了台湾，虽然开始生活很苦，但是整体比较安定。但是他后来在大陆经过了“文革”动乱，他自己也被整得很厉害，他的作品也被批判，他的这种经历是我欠缺的。所以在作品上如果说我跟他有什么差别的话，就是他对生活的那种阅历，在动荡的时代那种经历，是我没有的。
我的作品比较少批判，谢导，因为他反映那个动荡的时代，会有他自己心里面想说的话，他就说出来。而且以他的个性呢，很直爽，他没有什么顾忌的。
第1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在苏州体育中心开幕，晚会上，我跟他坐在第一排，他坐在我的右手，我坐在他左边。我们两个人的耳朵都有一点不好，我是左边可以听得见，我的右边的耳朵几乎听不见了。他呢，他的右边耳朵可以听得见，他的左边耳朵听不见。结果他坐在我的右手，我跟他讲话，他左边耳朵听不见，那么我就跟他讲，我们换个位子。结果他就是没换，我们两个一直坐在那里，讲话……我讲东，他就说西，你看老天爷让我们晚年的时候连耳朵背都一样，不过方向不同，一个左一个右。所以我在想，我跟谢导真的是相似的地方很多，他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大哥。其实我们对中国电影都有一种使命感，虽说我们年纪大了，还想再做。
去年的金秋十月，金鸡百花电影节的“港台影展”单元中，特设了台湾著名导演李行的个人影展。那一次，老友谢晋特来捧场，两人交谈甚欢，情真意切。没想到一年后的今天，谢晋导演已然仙去，得到相知的老友去世的消息，李行老泪纵横，并且表示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
在李行的心目中，彼岸的“电影教父”到底是怎样的人呢？且听李行谈谢晋。
初识谢晋
1988年，白景瑞导演到大陆来拍片，在长春拍一个清宫戏《嫁到宫里的男人》。他有机会在北京见到了谢导，然后跟谢导一起吃饭，一起聊天。白景瑞回到台湾就跟我说，李行，我在大陆碰到一个导演，是一个第三代的导演，谢晋，你听过他的名字吗？我说我听过，我看过他的电影《牧马人》。他说，我看到他以后，他讲话大嗓门，大口喝酒，跟你太像了，连在片场骂人的样子都跟你很像啊。我告诉他，一定要把你们俩弄在一起。大陆的谢晋，台湾的李行，你们两个摆在一起的话，太相像了。我说，会有那么像吗？
我那时候跟香港的吴思远导演在推动一个工作，就是希望把两岸三地的导演聚在一起，他是香港导演会的会長，我是台湾电影导演会的会长。经过我们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在1992年的1月10日就成行了。第一次会首先在香港举行，我带了一个团十几个台湾导演到香港，大陆是由谢铁骊导演带团，谢晋导演也在这个团里，那就是我第一次跟谢导见面。虽然我们过去没有见过面，但是就好像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没见面，一见如故。我们在那里大概聚会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在一起谈电影，一起开会，一起吃饭，非常地接近。我就告诉他，白景瑞说你的个性很像我，我也很像你，脾气很冲。后来他就讲，你现在不能喝酒？我说，我已经戒酒，因为医生告诉我，你再喝酒就没命了，要命就不要喝酒。但是我看到你了以后，我虽然不能喝，我还是陪你喝一点儿。他说，那就不像我了，我这喝酒哪里喝一点哦。所以我对谢导的印象就是他喝酒很厉害。
在那次三地导演会上，谢导提出来说，我们应该来共同拍一部电影“母亲”，写自己心目中的妈妈。台湾拍一段母亲，香港也找一位导演来拍母亲，大陆他要自己来拍。但是后来这个合作大家谈了很久，推动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成功。
我也曾跟谢晋导演谈到，虽然两岸三地的导演，在一起想做一件事情，用那么久的时间都做不成，但是我们举办了这九届聚会，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2007年，这中间差不多有15年的时间，大家借这个机会，能互相认识，彼此交往，而且也增加了交流，最后也促成了我们大家的一种融合的合作，我想这也是大家一直很期待的。
谢导赴台
我是1990年第一次受到中国电影家协会的邀请，带了6个导演一起到大陆来访问。我一直强调两岸电影要交流，交流不是单向的，应该是双向的交流。所以我就立志来推动，希望能让大陆电影界的朋友也组团到台湾来。
那时候我在主持台北的金马奖，我想邀请大陆组团到台湾来，但是那时还没有完全开放，大陆的影片到台湾来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想把几部电影带到金马奖来放。我还记得，谢导的《芙蓉镇》，是大家所期待一定要来的，因此就希望谢导带团，组成一个10个人的团到台湾来参加金马奖。但是后来台湾方面觉得这个片子还没到开放的时候，我们也争取过，说只是观摩，并不是正式的放映，可是没成功。
后来我跟大陆方面交涉，片子不来，人能否来？一开始他们说不行。后来，他们同意在金马奖颁奖之后再来。结果，谢导就带了10个人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有王铁成，有黄健中，还有已经去世的黄健中《过年》中的女主角赵丽蓉。我想这个这是一个突破。
他们下飞机，我到机场接他们，10天的行程，还在台湾过了圣诞节，我全程接待他，一步都没离开过他。所以就有10天和谢导接触的机会，我不能喝酒也喝了一点酒，更增加彼此的认识。最重要的还有，我完成了谢导他们一个愿望——看望张学良先生。那时张学良对外根本不接触，我经过很困难的安排，才让他们跟张学良见了面，每个人和张学良先生单独拍了张照片，很珍贵。
其间，我陪他们到了台中。我为那里的台湾电影文化公司导过一部戏《唐山过台湾》，电影公司就准备放这部片子给他们看。看完了，谢导站起来，鼓掌，大嗓门，说，李行，这个戏拍得好极了。又说，这简直不像他拍的，这像我拍的，把导演的字幕换成谢晋，这就是我的作品。那我想了一想，说，你的《芙蓉镇》，你有那种生活的体验，所以你拍得很好，但是我觉得，你那个片子，你拍片的风格，如果把你导演的字幕换成我李行，我觉得也很像。两个人因为这，非常投机，也增加了彼此的认识与了解。
莫逆之交
为什么我们两人会那么相像？我是1930年生的，属马，谢导大我七岁，他是属猪的。我们生长的背景，家庭的背景，学习受教育的背景，后来我们工作的环境，都是非常相似的。他是生长在上虞，浙江的一个书香门第，我自己也来自那样传统的一个家庭。我从出生，一直到台湾，中间经过抗日战争，我们兄弟四个人，都是跟父母在一起，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逢年过节，要给父母磕头的，要祭祖的……都受到中国传统的这种伦理的影响，两个人生长的家庭背景非常接近。
受教育，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读的是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我大学一年级在苏州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现在已经并到苏州大学去了。我在社教学院艺术教育系读的是戏剧，所以我也接受过戏剧的养成教育、基础教育，他在剧专读的也是戏剧的基础的养成教育。后来我们也都在舞台上演出过舞台剧。那个时候他在剧专的那些老师不得了，都是第一流的，洪深先生，曹禺先生。那么我在社教学院的老师稍微差一点儿，吴建设、李朴园、赵悦，但是我们接受的这种戏剧的专业的基础教育是一样的，毕业了以后在剧团。我后来到了台湾，就读的这个师范学院没有戏剧系，于是我就自己在学校的剧团又演又导。所以可以说，我们的成长过程，学习过程是一样的，演舞台剧，对舞台的训练的基础也非常扎实。
后来进入电影这一行。我先开始做副导演，他也做副导演，然后自己再做导演。我们从家庭的，生活的，生长的，学习的，一直到自己进入到社会的工作环境，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一点可能直接造成我跟他在电影的风格上、处理的手法上，以及主题内涵上面都是一致的。但我觉得我跟他最大的不同，就是到了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就跟我父亲母亲到了台湾，虽然开始生活很苦，但是整体比较安定。但是他后来在大陆经过了“文革”动乱，他自己也被整得很厉害，他的作品也被批判，他的这种经历是我欠缺的。所以在作品上如果说我跟他有什么差别的话，就是他对生活的那种阅历，在动荡的时代那种经历，是我没有的。
我的作品比较少批判，谢导，因为他反映那个动荡的时代，会有他自己心里面想说的话，他就说出来。而且以他的个性呢，很直爽，他没有什么顾忌的。
第16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在苏州体育中心开幕，晚会上，我跟他坐在第一排，他坐在我的右手，我坐在他左边。我们两个人的耳朵都有一点不好，我是左边可以听得见，我的右边的耳朵几乎听不见了。他呢，他的右边耳朵可以听得见，他的左边耳朵听不见。结果他坐在我的右手，我跟他讲话，他左边耳朵听不见，那么我就跟他讲，我们换个位子。结果他就是没换，我们两个一直坐在那里，讲话……我讲东，他就说西，你看老天爷让我们晚年的时候连耳朵背都一样，不过方向不同，一个左一个右。所以我在想，我跟谢导真的是相似的地方很多，他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大哥。其实我们对中国电影都有一种使命感，虽说我们年纪大了，还想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