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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本科读的是中文系，但是当时的系主任王静芝先生每一年在新生入学的时候，都会耳提面命、谆谆训教：坚持让所有的同学都要习惯改口，称本系为“国文系”，而不是“中文系”。因为后一个称呼，是像称谓英文、日文、德文、法文一般地将自己国家所使用的语文客体化了。
然而，在静芝老师眼中天经地义的道理，几十年后的青年学子就显然迟疑得多，他们甚至会认为：不过就是语文学习，有那么不能客观之必要吗？
对于文化传承欲振乏力的忧虑和感慨，静芝老师是有先见之明的。在他亲授的大一“国学导读”的课，他罕见地说过一次课外闲话。话题，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一次特考，距离上课当时，不外几度春秋的光景。昔年外交人员特考的作文题目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这个题目出自《论语·子路》，翻译成白话，意思说的是：“即使能够熟读《诗经》三百首，而若是授予他政务，却没有能力处理;派他出使外国，也不能单独做主应对;虽然读过的诗那么多，又有什么用呢？”静芝老师还苦笑着说：“要是放在今天来考，外交部门大概一个人也招不到。”
“专对”，一个日常上的罕用词;专，是“专征伐”的“专”。发动对于某一诸侯国的战争行動，原本是周天子的特权。然而，当周天子积弱，或者是某一诸侯拥有了可以和周天子相抗礼的国力、声望之时，天子会不得已地将征伐的权柄出让给这诸侯，故称“专征伐”——而“专对”，则是奉命出使他国的大夫，也必须在不得凡事请命的异国谈判环境限制之下，拥有独立判断、做出主张的能力。
特考命题如此，大约是希望一个有志于斡旋涉外事务知情人应该有能力发表其“专对”的主张。跟外人谈判，毕竟不是语言沟通顺利与否就能完事的。谈判者对于自身立场所应坚守的权益必须有极为深刻的理解，以及极为坚定的信念。静芝老师于是说了一个清代末年的外交故事。
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对东洋的开放，势有不得不加剧的迫切之感。每一次谈判都令那些科举出身的大老巨公们头痛不已，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国际上，我们应该拥有多少人格”。
当是时，对日开放苏州租借区的谈判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人要求在苏州开设商埠，这是不得已的事，问题在于开放什么地段让日本人经营——或者说盘踞。当时，日方的谈判代表叫珍田舍己，珍田衔命来苏，目的是要取苏州阊门以外的地区开埠。
阊门，早在春秋时代吴王阖闾时就已经建了。当时的阖闾城规模之大，即使在后世言之，也是极为壮观的一项工程。全城周长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又二尺，外廓六十八里六十步，内外共三城环环相套，城外的护城河就有五十到一百公尺深。城高两丈八尺，厚一丈七尺，呈“亞”字形，共有水陆城门八座，北面是齐门、平门，东面是匠门、娄门，南面是盘门、蛇门，西面是阊门、胥门。
日本人看上的阊门以外之地，是苏州精华地区，百姓商家世居于此，屋宇栉比鳞次;倘若要把这块地方出让给日方，光是搬迁，就要引发很深的民怨。在清廷大臣看来，宁可把苏州城南边盘门以外的地区划归日人为租借——毕竟当时的城南不那么“膏腴繁华”，割之不疼也。
此时江南的大吏首属两江总督刘坤一，可是他奉诏入京觐见，一直没有在任上，署理的张之洞正掌南洋大臣。得着巡抚赵舒翘的公文，咨请干员来苏与日人议约，张南皮可就伤脑筋了，他知道：江南尽管出文人、出学士，可就不出外交这个专业上的人才。左想右想之下，才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人来——黄公度，是个诗人。
黄公度，名遵宪，广东嘉应人，光绪二年中的举，科场资历仅止于此。但是此人文名大，而且有出任清廷驻日本、英国、美国使馆参赞的涉外经历。找上他，套句洋话来说：不外是把一个烫山芋扔出手，张南皮并没有认真以为阊门、盘门有什么需要计较的。
珍田抵达苏州之时，已经得知清廷的谈判代表是黄遵宪，遂来到黄下榻的所在拜访。黄遵宪给珍田吃了闭门羹，说：“住家所在不是谈公事的地方，明天到巡抚衙门里谈罢。”
第二天，珍田依约来到抚衙，约略寒暄数语，话入正题，珍田立刻表示：“我获得敝国政府训令，一定要取得阊门外的区域以为租借，绝对没有迁就的道理;如果得不到阊门外地区，马上下旗回国，不再开议。”
这番话简明扼要，而且显然日方的情报十分准确——他们早就知道清方准备以盘门外地区作为谈判筹码了。所谓“下旗”，更是严厉的威胁，说白了就是不惜断交的意思。
黄公度静静地听着珍田的话，一副不置可否的神情，等对方把话说完了，才徐徐地说：“我们今天在此间应该先办的第一件事是互换凭证，不换凭证，不能互相认定是外交人员——这是国际定例，绝对不要乱了套。我来苏州之前，已经取得了我国南洋大臣的札谕，另外呢，此间巡抚也有委派我来和贵使谈判的公文书，这两班文件，稍后我都会拿给贵使过目。至于贵使既然方才说有训令来谈判，那么贵使从贵国启行时，自然也应该有贵政府的训条了，何不先拿出来我们验证验证呢？”
说完，黄公度就从怀里掏出两封信札，搁在桌上，一语不发，就等着珍田拿出凭证来了。
这一手实大出珍田之意外，他吞吞吐吐了老半天，才嗫嚅着说：“来时匆促，忘了带训条。您如果不相信，为什么不打个电报给贵国驻我国的大使，向我国政府问询，就可以确认了。”
黄公度立刻应声道：“这是何等大事，贵使怎么可以忘记呢？您是外交人员，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吗？如果真的拿不出训条来，您在此地就只有私人的资格，那么租借地的事也就不是您所应该过问的了。如果依照我个人的看法，还是建议您马上回国去领取训条，再到这里来开会。我在南京还有重要的差事，没有时间同您再作无谓的周旋。这样罢，我待一会儿就要上船启程，是不是等您回来的时候，我再专程去迎接好了？” 珍田受到这么两次沮折，再也不敢像先前那么意气洋洋了。等到第二回与黄公度见面，非但姿态低了很多，连谈判的条件也放宽了不少，最后竟以盘门定议，且保全中国商民利益甚多。这一次谈判甚至影响到杭州方面的议约，日方的交涉员也不得不以相当的条件让了步。
不过，黄公度是不是因此而获得较重的赏识呢？
待复命于赵舒翘之际，黄公度所得不过是“辛苦了、辛苦了”寥寥数语。赵还私下跟他的幕僚说：“我早就说过：洋人不是人类，不可以人道相待。你们总是说我的话太过分了，现在如何？诸君试想：那珍田刚来的时候，我和诸君苦口哓音，以礼相待，他却越发嚣张桀骜。这黄某人来了，不知道说了些什么鬼话，他反而帖然就范，一句话也不敢争执。说到这儿，话就不得不说回来了：像黄某这种人，万一哪一天身居要津了，就算把全江苏都拱手送人了，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这种人怎么可以讓他得志呢？”
幕客们听到这种强词夺理的歪论，只敢窃笑，可谁又敢同巡抚大人争辩呢？
静芝老师由于家世亲近之故，对于许多民国人物都有着极为亲切的认识、体会甚至交往。而我认识黄公度不仅仅是近世文学史上一个系挂在“同光体”之下的诗人名字，完全是静芝老师的这一则小故事使然。我远不会忘记，说完这段小故事之后，静芝老师还说：“要是有人能把这一段往事拍成电影、戏剧，一定会比蔺相如难秦王还要精彩！”
也是因为老师对于根据史实再创造的亢奋热情所感染，日后我才对这样一个熟悉过的名字有了进一步了解的好奇，也才能顺藤摸瓜地切实接触黄公度的诗歌。
戊戌政变之后，黄公度本来有机会奉使日本，可是他人还羁留于上海，未及成行，就被某言官参了一本，差一点送掉性命——而赵舒翘在这一桩构陷的公案之中，使了不少小气力！
黄遵宪，历任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后又官居湖南长宝盐法道，署理过一段时间的臬司（按察使）。他还参加过上海的“强学会”，和梁启超一起主持过《时务报》，是一位对于社会参与极度热衷的诗人。
黄公度最了不起的成就还是在旧诗的创作和革新方面，与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提出的“诗界革命”更有开“我手写我口”的先河，所谓“诗须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在当时更是相当新颖的意见。黄氏著有《人境庐诗草》《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观其行事著作可知：敌对者的交流不一定要奉送领土，也可以往来得有风骨、有格调。
清末国局动荡，诗人的《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皆蒿目时艰、抒怀孤愤之作。《台湾行》写抗日复及于降日，前半篇诗中豪迈英发的句子如此：
“成败利钝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一声拔剑起击柱。今日之事无他语，有不从者手刃汝。堂堂蓝旗立黄虎，倾城拥观空巷舞。黄金斗大印系组，直将总统呼巡抚。”
但是台湾一旦归降，下文仍不免沉痛热讽：“一轮红日当空高，千家白旗随风飘。缙绅耆老相招邀，夹跪道旁俯折腰。红缨竹冠盘锦条，青丝辫发垂云霄。跪捧银盘茶与糕，绿沉之瓜紫葡萄。将军远来无乃劳？降民敬为将军导。……”
从此热讽而反振逆推的结语恐怕让今天的我们都会为之惊心：“噫兮吁，悲乎哉，汝全台！昨何忠勇今何怯，万事反复隐转睫。平时战守无豫备，曰忠曰义何所恃？”
我第一次读这诗的时候热泪盈眶，偏偏想到老师再三说的：我们读的是国文系。
（阿寅摘自九州出版社《南国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