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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上午，义乌商贸城经营户诸葛军再一次因所收货款疑似涉及电信诈骗问题而接到警方电话。
“早上我们义乌的商城派出所联系我，说我的一笔4万元货款可能涉及电信诈骗问题，需要我去做个笔录，我和警察说明我是商贸城经营户，对方表示可以缓一缓。”诸葛军说。
就在几天前，与诸葛军熟悉的一家义乌商贸城经营户，因涉及同样的问题，多位来自外省的警察欲将其带走调查，最终在当地警方介入之后该经营户才未被带走。
据诸葛军讲述，最近有一位东南亚客户从地下钱庄给该经营户打了一笔货款，而该笔货款或涉及电信诈骗。由于这位经营户收到货款后立即取现，外省警方未能冻结资金，于是来到义乌欲将该经营户带走调查。
诸葛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去年疫情发生以来，义乌外贸经营户由于收取的外商货款大量转自地下钱庄，而其中部分资金涉及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问题，导致经营户的银行卡频遭警方冻结，涉及商户“至少达到数千户”，部分经营户因银行卡冻结、资金链断裂而陷入经营困境。
外贸经营户为何通过地下钱庄结算货款？
受疫情影响，曾经大量出入义乌的国外客商数量锐减，义乌外贸经营户的收款也开始以人民币结算为主，外商大多通过国际地下钱庄渠道向经营户支付货款。
据诸葛军提供的署名为义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的《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一封信》（以下简称“《公开信》”）表示，疫情以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犯罪团伙与地下钱庄勾结，结合更趋于紧密进行洗钱，将诈骗赃款直接变现成货款转给经营户进行洗白，造成义乌经营户银行账户被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冻结情况频发，让经营户的生产经营活动雪上加霜。
曾长期在中东地区经商的义乌外贸经营户王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疫情之前，外商在义乌购买商品时的支付方式主要为现金支付及地下钱庄转账。
“外商来义乌多少都会带一些现金，用现金采购多种商品后打包进集装箱运往国外，单种商品的交易金额一般都不大，可能从几千美元到几万美元不等，如果现金不足，就通过地下钱庄转账，这两种交易方式成本最低。”王红说，疫情发生后，由于外商往来国内不便，现金交易减少，外商主要通过地下钱庄渠道向义乌外贸经营户支付货款。
王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由于长期从事外贸业务，并在中东地区拥有一定人脉，她有朋友也曾短暂参与过地下钱庄业务。
据她了解，地下钱庄会在国内、国外分别设置网点或经营人员，因涉及法律问题，通常以朋友带朋友、客户带客户的方式发展业务。当国内客户需要将资金转至境外时，需先将人民币划转给地下钱庄的国内经营人员，同时，地下钱庄的国外网点会按实时汇率，在境外以外币方式汇款至国内客户指定的境外账户。
地下钱庄按照一定比例收取佣金，该佣金成本远低于合法渠道的成本。
“如果国外的资金想进入国内，也是同样的操作逻辑。通俗地说，地下钱庄就是帮助客户以更廉价的成本完成跨境的资金转移，并绕过外汇管控政策。”王红说。
基于这样的经营“优势”，地下钱庄还为境外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非法所得提供流转、结算服务，并从中赚取佣金。
近年来，国内外汇管控日趋严格，公安机关也在加大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的力度。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公安机关持续深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集中开展“云剑—2020”“断卡”“长城2号”等专项行动。全年共打掉非法支付平台和地下钱庄2800余个。
王红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义乌外贸经营户接收地下钱庄转款也是事出有因：
首先，义乌外贸经营户对外商的付款方式并无选择权，“义乌商户间的竞争极为激烈，我不接受，别人会接受”。
其次，通过正规渠道转账成本较高，一般外贸业务也就8%至10%的利润，如果走正规结汇渠道，交易成本需增加3%至5%，相当于利润减半。“我们给一些外商大客户的商品报价更便宜，业务利润降到3%至5%，走正规渠道就无利可图了。”
第三，不少客商所在国汇款不便，有的客商所在国缺少美元外汇，换汇成本高，客商如以美元方式汇款，成本过高。“像中东有些国家，由于贸易制裁等原因，没办法直接给我们打款，一直以来的交易习惯就是外商来义乌进行现金交易，或通过地下钱庄进行交易。”王红说，如果义乌的综合贸易成本过高，外国客户必将大量流向印尼、马来西亚、印度、墨西哥，“因为小商品技术含量低，没有技术壁垒，他们的劳动力又很便宜，会对我们形成竞争优势。”
“冻卡”导致部分经营户陷入困境
据诸葛军告诉记者，疫情以来，或有80%的义乌外贸经营户都有过银行卡被冻结的经历。
“有的被短暂冻结几天时间，但也有不少经营户被冻结半年后还面临‘续冻’的，有经营户被冻结的资金超过千万元，具体的数据义乌市公安局也不一定完全掌握，因为很多被冻结资金额度不高的经营户并不愿去向公安局做登记。”诸葛军说。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致电义乌市公安局了解相关情况，对方表示不便对“冻卡”事件发表评论。
但在今年2月4日，义乌市商务局曾发布一则消息《冬日之寒，义乌市银行账户冻结援助中心为您送暖！》，从该则消息披露的内容可见“冻卡”风波规模之大。
消息显示，为帮助银行卡遭冻结的外贸经营户，义乌市银行账户冻结援助中心自2020年11月10日运营以来，相继派出由商务局、公安局、商城集团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16个，走访对接近40个地级市、100多个县级市公安局;同时向全国近1000个县市区公安局发送了对接函和冻结名单，邀请异地公安到义乌办案调查。
频繁的“冻卡”冲击，让部分义乌外贸经营户举步维艰。
义乌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在《公开信》中表示，由于经营户的银行卡遭到全国各地公安机关频频冻结，义乌出现了企业因流动资金问题面临破产，经营户支付不了供货商货款，甚至出现发放不了工资等情形，给义乌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影响，“并发生了多次群体性信访、闹访事件”。
在义乌从事五金制品业务的浙江永康企业主陈小峰曾和多位合作伙伴因遭遇“冻卡”问题，前往义乌商城派出所寻求帮助。
陈小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他常年向义乌外贸经营户供应小五金产品，去年以来他的几位老客户都出现了银行卡被冻结的情况，受此牵连，陈小峰也有多张常用银行卡被冻结。
“我们只是给外贸经营户供货，并不和外商直接打交道，但也有银行卡被冻结，主要就是因为和外贸经营户之间有资金往来。”陈小峰说。
由于客户的银行卡被冻结，陈小峰无法及时拿到货款，多笔超过50万元的货款已拖欠超过半年，再加上自己多张银行卡被冻结，陈小峰的现金流濒临断裂。“我也有自己的供应商，我没有钱，就不能给供应商结账，我还要给工人发工资，我刚刚找朋友以高息借了一筆钱，借款利息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义乌以中小企业为主，没几个老板吃得消银行卡被冻结一年半载的。”
陈小峰说，即使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企业主受“冻卡”风波影响不大，“但大家都变得小心翼翼，不敢去扩大生产和业务了”。
“‘冻卡’问题很严重，已经拖垮了不少企业主和外贸经营户，但相信这个问题是短期的。” 陈小峰担心的是，未来交易行为逐步规范化后，义乌小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可能会下降，“长远来看，这对义乌更加致命。”
对于陈小峰的这一观点，王红表示赞同。
“‘冻卡’的问题银行没办法，义乌市政府也没办法，他们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去帮助外贸经营户，我们现在也只能让客户走正规渠道交易货款，但这个问题不解决，义乌的竞争力肯定会下降，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国家开口子、给政策。”王红说。
（应受访者要求，“诸葛军”“王红”“陈小峰”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