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所谓文明的冲突，很多时候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头巾之上。而头巾作为穆斯林女性形象的一个标志符，也一度成为足球世界备受关注和争议的热门话题。
2月26日，《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毫无悬念地摘取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实际上，从去年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开始，这部伊朗小成本电影就一路狂飙突进，获得了口碑和奖项上的双丰收。可以这么说，它是2011年度无可争议、众望所归的最佳电影，同时也是近十年来，品质最佳的一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简单地说，《一次别离》讲述的是两个分处不同阶层的伊朗家庭之间的一场官司，一个是中产阶级家庭，另一个是底层劳工家庭。电影塑造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伊朗妇女，一个是西敏，中产阶级家庭的女主人，她受过高等家庭，有体面工作；另一个是瑞茨，她属于最普通的伊朗家庭妇女，为了补贴家用到西敏家当护工，照顾后者老年痴呆的公公。
头巾是所有伊朗电影中一个重要的佩饰。关于穆斯林传统的女士面纱或者是头巾，一般有两种样式。一种是严格意义上的面罩，将整个脸蒙住，只露两只眼睛，甚至连眼睛都包得严严实实，这种面纱在阿拉伯语里叫尼卡布；另一种则是只蒙住头和脖子，露出眼睛、鼻子和嘴，这在阿拉伯语中叫希贾布，它有点类似中国女孩子戴的头巾。
电影里，瑞茨始终一身黑衣素服，浑身上下包裹得密不透风，唯独露出一张拘谨面孔，这也是我们印象中传统保守的伊朗妇女形象。而西敏的打扮尤其耐人寻味，这个中产阶级女白领不时变换自己的服装，时而是干练的套装，时而是精致的大衣。她的头巾也每每变化颜色，更有趣的细节还是，无论她的头巾如何变幻，那一缕挑染的红发始终跃然眼帘，这一抹显眼的亮色几乎贯穿了《一次别离》电影的始终。
很显然，这一抹“头巾下的红色”是导演的刻意为之，某种程度上，它可以作为伊朗新女性的一个代言符号——她们渴望自由不被束缚，同时又不愿意完全背弃传统。在谈及两种文明的冲突，导演法哈蒂表明自己的立场：“伊朗社会并没有西方化，它只是现代化，人们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上现代化了。”与这种对文明融合保持理性的温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1年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法国电影《突击》中，4个伊斯兰拯救阵线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法国飞机，劫机者发出的第一个指令就是，“所有女人都带上头巾”。
所谓文明的冲突，很多时候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头巾之上。而头巾作为穆斯林女性形象的一个标志符，也一度成为足球世界备受关注和争议的热门话题。
历数国际足联关于女足球员带头巾的政策，反反复复地折腾了好多年。一开始是明令禁止，理由听起来也很官方，因为它不符合足球比賽不能佩戴饰物的规定，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安全问题。再后来干脆直接挑明，禁止球员在賽场上宣扬自己的政治或宗教信仰，因为足球从来都是一项跨种族、跨意识形态、跨信仰的普世运动。再后来推出一项折中方案，以帽子代替传统头巾，“帽子将遮盖至发际处，不会延伸到耳朵以下，遮挡住脖子。”2011年6月，因为伊朗女足被禁止参加奥运会预选賽，甚至还引发外交事故，伊朗总统内贾德大发雷霆，他说这项决定是“不人道的”，还讽刺国际足联根本就是一帮独裁者。
“头巾禁令”的复杂，不但超越了简单的体育范畴，同时也不仅仅只是关乎捍卫信仰的问题。国家足联要女足球员摘下头巾，因为不希望足球被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干涉。同样的，在欧洲也有很多国家立法“禁止在公共场合佩戴头巾”。3月，法国刚刚通过了一项“布卡禁令”，将在公共场合佩戴布卡（一种“全脸头巾”，也就是尼卡布）视为违法，罚金高达150欧元，而这项备受争议的禁令遭到了人权组织的质疑。
“布卡禁令”的支持者将布卡视为“原教旨主义黑潮的一角”，是对女权彻头彻尾的压抑和戕害。但是站在部分穆斯林女性的立场，她们认为这是对女性人权和选择权的褫夺。就像国际足联的“头巾禁令”，他们认为这是对女性自由参与体育运动的保护和张扬，但是类似一刀切的标准，又难免造成对个体选择权的损害。就曾经发生过3名约旦女足球员因为拒绝摘掉头巾，不得不离场的事件，而对于她们而言，这不过是源自生活习惯和信仰的个人行为，而不是立法约束的政府行为。
关于信仰和个人选择，《一次别离》里还有一个更具代表性的细节。瑞茨照顾的痴呆症老人尿裤子了，身为保姆的她打电话询问相关人士自己帮老人换裤子是否有悖教义，得到许可之后，一旁稚气未脱的小女儿忽然说：“我不会告诉爸爸的！”
我想，这大概就是信仰的力量和根深蒂固，很多时候，你不能用保守或者是堕落的两分法去简单切割。
2月26日，《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毫无悬念地摘取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实际上，从去年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开始，这部伊朗小成本电影就一路狂飙突进，获得了口碑和奖项上的双丰收。可以这么说，它是2011年度无可争议、众望所归的最佳电影，同时也是近十年来，品质最佳的一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简单地说，《一次别离》讲述的是两个分处不同阶层的伊朗家庭之间的一场官司，一个是中产阶级家庭，另一个是底层劳工家庭。电影塑造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伊朗妇女，一个是西敏，中产阶级家庭的女主人，她受过高等家庭，有体面工作；另一个是瑞茨，她属于最普通的伊朗家庭妇女，为了补贴家用到西敏家当护工，照顾后者老年痴呆的公公。
头巾是所有伊朗电影中一个重要的佩饰。关于穆斯林传统的女士面纱或者是头巾，一般有两种样式。一种是严格意义上的面罩，将整个脸蒙住，只露两只眼睛，甚至连眼睛都包得严严实实，这种面纱在阿拉伯语里叫尼卡布；另一种则是只蒙住头和脖子，露出眼睛、鼻子和嘴，这在阿拉伯语中叫希贾布，它有点类似中国女孩子戴的头巾。
电影里，瑞茨始终一身黑衣素服，浑身上下包裹得密不透风，唯独露出一张拘谨面孔，这也是我们印象中传统保守的伊朗妇女形象。而西敏的打扮尤其耐人寻味，这个中产阶级女白领不时变换自己的服装，时而是干练的套装，时而是精致的大衣。她的头巾也每每变化颜色，更有趣的细节还是，无论她的头巾如何变幻，那一缕挑染的红发始终跃然眼帘，这一抹显眼的亮色几乎贯穿了《一次别离》电影的始终。
很显然，这一抹“头巾下的红色”是导演的刻意为之，某种程度上，它可以作为伊朗新女性的一个代言符号——她们渴望自由不被束缚，同时又不愿意完全背弃传统。在谈及两种文明的冲突，导演法哈蒂表明自己的立场：“伊朗社会并没有西方化，它只是现代化，人们在自己的文化基础上现代化了。”与这种对文明融合保持理性的温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1年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法国电影《突击》中，4个伊斯兰拯救阵线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法国飞机，劫机者发出的第一个指令就是，“所有女人都带上头巾”。
所谓文明的冲突，很多时候就在这一方小小的头巾之上。而头巾作为穆斯林女性形象的一个标志符，也一度成为足球世界备受关注和争议的热门话题。
历数国际足联关于女足球员带头巾的政策，反反复复地折腾了好多年。一开始是明令禁止，理由听起来也很官方，因为它不符合足球比賽不能佩戴饰物的规定，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安全问题。再后来干脆直接挑明，禁止球员在賽场上宣扬自己的政治或宗教信仰，因为足球从来都是一项跨种族、跨意识形态、跨信仰的普世运动。再后来推出一项折中方案，以帽子代替传统头巾，“帽子将遮盖至发际处，不会延伸到耳朵以下，遮挡住脖子。”2011年6月，因为伊朗女足被禁止参加奥运会预选賽，甚至还引发外交事故，伊朗总统内贾德大发雷霆，他说这项决定是“不人道的”，还讽刺国际足联根本就是一帮独裁者。
“头巾禁令”的复杂，不但超越了简单的体育范畴，同时也不仅仅只是关乎捍卫信仰的问题。国家足联要女足球员摘下头巾，因为不希望足球被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干涉。同样的，在欧洲也有很多国家立法“禁止在公共场合佩戴头巾”。3月，法国刚刚通过了一项“布卡禁令”，将在公共场合佩戴布卡（一种“全脸头巾”，也就是尼卡布）视为违法，罚金高达150欧元，而这项备受争议的禁令遭到了人权组织的质疑。
“布卡禁令”的支持者将布卡视为“原教旨主义黑潮的一角”，是对女权彻头彻尾的压抑和戕害。但是站在部分穆斯林女性的立场，她们认为这是对女性人权和选择权的褫夺。就像国际足联的“头巾禁令”，他们认为这是对女性自由参与体育运动的保护和张扬，但是类似一刀切的标准，又难免造成对个体选择权的损害。就曾经发生过3名约旦女足球员因为拒绝摘掉头巾，不得不离场的事件，而对于她们而言，这不过是源自生活习惯和信仰的个人行为，而不是立法约束的政府行为。
关于信仰和个人选择，《一次别离》里还有一个更具代表性的细节。瑞茨照顾的痴呆症老人尿裤子了，身为保姆的她打电话询问相关人士自己帮老人换裤子是否有悖教义，得到许可之后，一旁稚气未脱的小女儿忽然说：“我不会告诉爸爸的！”
我想，这大概就是信仰的力量和根深蒂固，很多时候，你不能用保守或者是堕落的两分法去简单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