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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中印经济比较
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莱斯(Chris Royce)曾预测：“根据目前的趋势，只需再过20年，中印两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份额就将与其占全球人口的份额不相上下。印度经济到2032年可能超过日本，而中国经济到2041年可能超过美国。”[1]姑且不论这一论断的准确性和倾向性，可以肯定的是中印正在迅速成为世界经济体中的重要组成力量。
一、经济结构的比较
工业占据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半壁江山，由于中国拥有低成本的廉价劳动力，各路外商看准时机纷纷搭上中国这班快车，又因为中国经济改革启动较早，对外资提供了很多优惠条件，使得中国较好地承接住了国际产业转型的契机，通过吸引大量外资建立起了以传统制造业和新兴高技术产业为主的制造业体系。纵观世界经济强国，无一例外都经历过工业化的道路，可以说工业化之路就是通往富裕的道路。
和中国不同，印度避开了其基础设施薄弱与外资不足的劣势，而是利用本国低成本﹑技术水平高的人力资源发展软件服务业，充分把握住信息时代发达国家对于信息的极大需求，进而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辅以英语作为印度官方语言之一的优势，使印度相比较其他亚洲国家更容易融入欧美社会，更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比尔?盖茨曾经说过：未来的软件超级大国不是美国，不是日本，也不是欧洲国家，而是印度。另一方面，印度软件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印度媒体广告业及零售服务业的增长，进而促进了私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加强。就连印度第一大私人垄断财团塔塔集团也不惜血本投资软件开发业，并成为了亚洲最大的“独立全球性软件及服务公司”。
二、出口结构的比较
中国和印度对贸易进出口的依赖同样很大，一个被誉为“世界工厂”，一个则是“世界办公室”。而事实上，中国所谓的“世界工厂”地位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而作为“世界办公室”的印度却正在快速地向真正的“世界工厂”转变。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只能说是世界的加工工厂，而并非“世界工厂”，中国市场更多是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廉价的制造基地与装配中心。并且，中国在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很多不可再生资源的无端消耗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以，中国为全球市场上的当前成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关方面预测，在未来几十年间，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及有色金属等资源的供应也会面临巨大的考验。
相比之下，作为“世界办公室”的印度在出口结构上较有优势，2000年以来，印度的金融服务业与软件开发业的高度国际化一直被视为赶超中国的有力武器，作为其官方语言之一的英语又为其与国际接轨带来了便利，使印度在接轨西方的法律制度与金融准则时比较轻松，能够充分发挥现代服务外包业的优势，在增加本国对外技术出口的同时亦能获得更多的资本用于发展软件设计等行业，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然而，无论在金融还是进出口贸易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对两国都存在很大影响。对中国而言，由于储蓄率很高，经济对外贸依赖的比重很大，其中美国更是占到中国出口贸易的50%，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高达60%，有近40%的GDP由贸易出口拉动。[2]而对于印度来说，受金融危机影响，三家软件外包巨头塔塔﹑印孚瑟斯和维布洛的利润增长率都有所放缓。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印在经济领域中的优势产业不同，却都处于全球产业体系价值链的最低端。两者实际上都是在利用本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这些在西方发达国家只是低附加值的产物。印度虽然在软件外包业务上能够有所建树，但所谓的业务外包方式是以高成本和低附加值为前提的生产方式，而那些低成本﹑高附加值的业务则留在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开发。由此可见，中印两国在贸易出口结构方面面临相似的问题。
三、利用FDI[3]结构的比较
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间所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所吸收的20倍，甚至在年度总量上超过了美国。[4]另一方面，印度也一改独立之初限制FDI进入的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后大幅放宽外商直接投资。在后危机时代来临的当下，如何合理利用FDI，防止“热钱”的过度涌入，是中印政府都要应对的问题。
就来源地而言，中国的FDI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华人经济圈，尤其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地区为主，可以说这是中国在亚洲地区所独享的优势。但从另一方面说，FDI的来源也比较单一。此外，其中还包括许多为了享受外资的优惠待遇，先到香港注册然后再以外资企业的身份回到中国内地的国内资本。
其实，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吸引FDI不仅是为了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更是为了引进海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与核心技术，但是拥有大量最新科学技术并具备长期管理经验的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在中国FDI总量中只占了33.81%。[5]这样就使中国不得不面对资金隔离和技术隔离的双重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利用FDI的效益。而相比之下，印度虽然在FDI总量上少于中国，但美、英等欧美国家是印度的主要投资来源地。这些国家的跨国企业技术水平高、管理方法先进，且往往在印度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投资。
就投资的产业结构而言，制造业作为中国出口海外最重要的窗口，对于中国经济的拉动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正因如此，当西方发达国家还在为金融危机收拾烂摊子的时候，中国对于FDI的审视应更加理性，在为FDI企业提供优于本国企业待遇的同时，要谨慎于外资企业“超国际化”现象的蔓延，在充分发挥国内丰富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同时,对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各种投资机会又要慎重利用。相比之下，印度的FDI主要集中于软件业，2002年印度计算机软件和相关服务出口额比1990年增长了74倍，在全球软件开发业中，印度就占了17%的份额，成为了真正的软件技术大国。[6]事实上，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引进外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技术溢出促进本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及经济增长，而在利用资本的效率等软环境上，印度显然是优于中国的，加上印度所开放的行业比较容易与国际接轨，故技术溢出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后危机时代中印
贸易合作的障碍
一、地缘政治竞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增长迅速，随之而来的即是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政策，西方反华势力更是借此伺机挑拨中印关系，大有将中印的“地缘竞争”扩大到全球范围之势。甚至连印度的外长普拉纳布?慕克吉都曾在2008年11月宣称中国将成为印度崛起的第一个挑战，并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更富有挑战性。[7]
另一方面，中印关系虽然在冷战结束后有所改善，然而始终存在着很多不稳定因素。中印边界问题始终横亘在中印两国关系之间，同时，印度的媒体也打着“中国威胁论”的旗帜肆意制造舆论压力，炒作中国对印度带来的挑战。
在这样的情绪之下，印度开始给中国的经济领域制造麻烦，2009年印度为了给本国的工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单方面采取了严重影响中印经济往来的政策，比如削减商务签证以限制中国劳工入境。2010年上半年以来，中印在贸易合作中的摩擦频频出现，鉴于对中国的不信任，印度开始扩大与日本的贸易往来，更在2011年3月与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加大了中国对印度的不安情绪。
近来，虽然中印两国领导人都有意淡化两国间的地缘竞争问题，但想要在短时间内改变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观念”恐怕难度很大，两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反倾销政策的实施
随着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环境的恶化，印度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日趋严重。就2008年而言，印度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就高达15起，涉案金额达到16.7亿美元，是2007年的20倍，接近印度过去10年累计对华贸易调查总金额的2倍。[8]与此同时，印度不断对中国出口的各类商品进行限制，强制实行质量检验制度，更提高了相关产品的进口关税，包括玩具﹑牛奶及手机等。
事实上，印度对中国所实施的反倾销针对性极强，且大多不公开所披露的反倾销信息，这已经严重违背了印度自己所制定的反倾销规则。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印度方面经常通知不及时，继而直接从信息渠道和答辩时间上剥夺了中国方面进行抗辩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如果中印之间始终无法突破反倾销这一屏障，在未来的贸易合作中只能是愈发不信任，双方在亚洲这一大环境中平等互助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被抑制。
两千年前，卡提利亚在《政事论》中提出曼荼罗理论：“国王的邻居是他天然的敌人，邻居后边的国王是他天然的盟友”。[9]印度对中国的各类消极政策正是出于这样的揣测。在印度的政治中心新德里，不论政治精英和战略家们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但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即他们都认为印度注定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因此，“印度一直对另一个亚洲大国中国持矛盾的态度。对于中国的崛起已经极大地吸引世界的注意力，印度感到沮丧”。可见，在印度的战略核心思想中，中国始终被放在对立面。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被印度塑造成了战略竞争对手而并非战略合作伙伴。显然，这对于中印的贸易往来具有极大的消极作用。
三、战略性能源竞争
中印在能源外交的战略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资源的分布上亦具有共同的特点，均为“富煤少气贫油”。2009年中国原油产量达到1.890亿吨，原油消耗量为4.046亿吨，而原油进口的依存度从2000年的25%上升至2009年的53.3%。[10]而印度原油的对外依存度从66%上升至76%。[11]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数据显示，到2015年，中国原油进口依存度将达到65%，2020年将可能高达70%以上，2035年中国占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将达到24.9%，而美国只占了15.6%。现实状况迫使中印两国都将获得足够的能源资源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这也就表明了双方在能源方面的竞争关系。
事实上，中印在能源领域的竞争主要表现在来源地上。首当其冲的便是在中东的竞争，沙特和伊朗是中印主要的油气进口源。近来，为了增加来自伊朗的天然气进口量，印度与伊朗计划建设一条海底输气管道，以代替陷入僵局的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计划。以中印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在中东的相互竞争，使中东国家乘机提高原油的售价，向亚洲国家出售的原油价格每桶比出口欧美国家的高出1—2美元，进而形成了所谓的“亚洲溢价”现象。
中印双方的激烈竞争给彼此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双方获取能源的途径和环境。
在竞争中实现共赢，
在理解中加强互信
中印两国所走的产业发展道路不尽相同，然而两国的发展不应被看成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权衡，双方所呈现出的互补性正是亚洲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中国较印度而言，第二产业发展水平优势明显，而印度的第三产业则明显优于中国，二者在产业结构上的差距正为彼此相互学习、发挥各自所长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同处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印两国，在诸多领域发生碰撞与摩擦是无法避免的，为了谋求各自的发展，双方在能源资源获取上的争夺更将长期延续，在吸引外资与纺织品出口等方面也不免会发生正面冲突。竞争是必然的，但中印两国应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以便调和彼此的矛盾。
近年来，印度国内也有人开始批评印度对中国的不良心态。“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需要停止抱怨中国，停止谈论中国的威胁。如果中国真是一个威胁，那么我们需要更少谈论它，更多加强自己”。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对印度进行访问中指出，人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应该是中国和印度之间可以相互学到什么，而不是谁会超过谁。
显而易见，中印双方的经贸发展必须建立在两国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中印关系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非常不易，是几代领导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加之两国关系始终处于上升状态，几年来，双方领导人签订了一系列文件并确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此，中印只有加强彼此的互信才能在今后维持双方的贸易关系，并使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
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英）克里斯?莱斯．全球化中崛起的中国与印度[J]．理论参考，2005, 2 : 48-50.
[2] 李玉环．金融危机下中印经济比较[J]．理论研究，2010, 6 : 8-9．
[3] FDI英文全称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国直接投资。
[4] 中国统计年鉴2009．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9/indexch.htm
[5] 韩琪、陈幸玉．中国和印度利用FDI的比较[J]．国际经济合作，2007, 9 : 1-3．
[6] 杜超．利用FDI：中国与印度的比较[J].商场现代化，2010，4（上旬刊）：3-4．
[7] 杨思灵．中印参与自由贸易区比较研究[J]．南亚研究，2011, 2 : 85-94．
[8] 任佳．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印贸易发展趋势及合作建议[J].东南亚南亚研究, 2010(增刊):1-4．
[9] J. Mohan Malik:“India-China Relation”[EB/OL].[2012-03-06]. http://www.apcss.org
[10]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0．2012-03-08．http://www.springmorich.com/Active.asp?id=55
[11]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0．2012-3-2．http://www.bp.com
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莱斯(Chris Royce)曾预测：“根据目前的趋势，只需再过20年，中印两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份额就将与其占全球人口的份额不相上下。印度经济到2032年可能超过日本，而中国经济到2041年可能超过美国。”[1]姑且不论这一论断的准确性和倾向性，可以肯定的是中印正在迅速成为世界经济体中的重要组成力量。
一、经济结构的比较
工业占据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半壁江山，由于中国拥有低成本的廉价劳动力，各路外商看准时机纷纷搭上中国这班快车，又因为中国经济改革启动较早，对外资提供了很多优惠条件，使得中国较好地承接住了国际产业转型的契机，通过吸引大量外资建立起了以传统制造业和新兴高技术产业为主的制造业体系。纵观世界经济强国，无一例外都经历过工业化的道路，可以说工业化之路就是通往富裕的道路。
和中国不同，印度避开了其基础设施薄弱与外资不足的劣势，而是利用本国低成本﹑技术水平高的人力资源发展软件服务业，充分把握住信息时代发达国家对于信息的极大需求，进而增强本国的国际竞争力，辅以英语作为印度官方语言之一的优势，使印度相比较其他亚洲国家更容易融入欧美社会，更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比尔?盖茨曾经说过：未来的软件超级大国不是美国，不是日本，也不是欧洲国家，而是印度。另一方面，印度软件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印度媒体广告业及零售服务业的增长，进而促进了私人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加强。就连印度第一大私人垄断财团塔塔集团也不惜血本投资软件开发业，并成为了亚洲最大的“独立全球性软件及服务公司”。
二、出口结构的比较
中国和印度对贸易进出口的依赖同样很大，一个被誉为“世界工厂”，一个则是“世界办公室”。而事实上，中国所谓的“世界工厂”地位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而作为“世界办公室”的印度却正在快速地向真正的“世界工厂”转变。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只能说是世界的加工工厂，而并非“世界工厂”，中国市场更多是为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廉价的制造基地与装配中心。并且，中国在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很多不可再生资源的无端消耗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以，中国为全球市场上的当前成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有关方面预测，在未来几十年间，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及有色金属等资源的供应也会面临巨大的考验。
相比之下，作为“世界办公室”的印度在出口结构上较有优势，2000年以来，印度的金融服务业与软件开发业的高度国际化一直被视为赶超中国的有力武器，作为其官方语言之一的英语又为其与国际接轨带来了便利，使印度在接轨西方的法律制度与金融准则时比较轻松，能够充分发挥现代服务外包业的优势，在增加本国对外技术出口的同时亦能获得更多的资本用于发展软件设计等行业，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然而，无论在金融还是进出口贸易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对两国都存在很大影响。对中国而言，由于储蓄率很高，经济对外贸依赖的比重很大，其中美国更是占到中国出口贸易的50%，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高达60%，有近40%的GDP由贸易出口拉动。[2]而对于印度来说，受金融危机影响，三家软件外包巨头塔塔﹑印孚瑟斯和维布洛的利润增长率都有所放缓。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印在经济领域中的优势产业不同，却都处于全球产业体系价值链的最低端。两者实际上都是在利用本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这些在西方发达国家只是低附加值的产物。印度虽然在软件外包业务上能够有所建树，但所谓的业务外包方式是以高成本和低附加值为前提的生产方式，而那些低成本﹑高附加值的业务则留在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开发。由此可见，中印两国在贸易出口结构方面面临相似的问题。
三、利用FDI[3]结构的比较
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间所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所吸收的20倍，甚至在年度总量上超过了美国。[4]另一方面，印度也一改独立之初限制FDI进入的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后大幅放宽外商直接投资。在后危机时代来临的当下，如何合理利用FDI，防止“热钱”的过度涌入，是中印政府都要应对的问题。
就来源地而言，中国的FDI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华人经济圈，尤其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地区为主，可以说这是中国在亚洲地区所独享的优势。但从另一方面说，FDI的来源也比较单一。此外，其中还包括许多为了享受外资的优惠待遇，先到香港注册然后再以外资企业的身份回到中国内地的国内资本。
其实，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吸引FDI不仅是为了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更是为了引进海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与核心技术，但是拥有大量最新科学技术并具备长期管理经验的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在中国FDI总量中只占了33.81%。[5]这样就使中国不得不面对资金隔离和技术隔离的双重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利用FDI的效益。而相比之下，印度虽然在FDI总量上少于中国，但美、英等欧美国家是印度的主要投资来源地。这些国家的跨国企业技术水平高、管理方法先进，且往往在印度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投资。
就投资的产业结构而言，制造业作为中国出口海外最重要的窗口，对于中国经济的拉动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正因如此，当西方发达国家还在为金融危机收拾烂摊子的时候，中国对于FDI的审视应更加理性，在为FDI企业提供优于本国企业待遇的同时，要谨慎于外资企业“超国际化”现象的蔓延，在充分发挥国内丰富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同时,对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各种投资机会又要慎重利用。相比之下，印度的FDI主要集中于软件业，2002年印度计算机软件和相关服务出口额比1990年增长了74倍，在全球软件开发业中，印度就占了17%的份额，成为了真正的软件技术大国。[6]事实上，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引进外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技术溢出促进本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及经济增长，而在利用资本的效率等软环境上，印度显然是优于中国的，加上印度所开放的行业比较容易与国际接轨，故技术溢出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后危机时代中印
贸易合作的障碍
一、地缘政治竞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增长迅速，随之而来的即是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政策，西方反华势力更是借此伺机挑拨中印关系，大有将中印的“地缘竞争”扩大到全球范围之势。甚至连印度的外长普拉纳布?慕克吉都曾在2008年11月宣称中国将成为印度崛起的第一个挑战，并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更富有挑战性。[7]
另一方面，中印关系虽然在冷战结束后有所改善，然而始终存在着很多不稳定因素。中印边界问题始终横亘在中印两国关系之间，同时，印度的媒体也打着“中国威胁论”的旗帜肆意制造舆论压力，炒作中国对印度带来的挑战。
在这样的情绪之下，印度开始给中国的经济领域制造麻烦，2009年印度为了给本国的工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单方面采取了严重影响中印经济往来的政策，比如削减商务签证以限制中国劳工入境。2010年上半年以来，中印在贸易合作中的摩擦频频出现，鉴于对中国的不信任，印度开始扩大与日本的贸易往来，更在2011年3月与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加大了中国对印度的不安情绪。
近来，虽然中印两国领导人都有意淡化两国间的地缘竞争问题，但想要在短时间内改变根深蒂固的“地缘政治观念”恐怕难度很大，两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反倾销政策的实施
随着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环境的恶化，印度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日趋严重。就2008年而言，印度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就高达15起，涉案金额达到16.7亿美元，是2007年的20倍，接近印度过去10年累计对华贸易调查总金额的2倍。[8]与此同时，印度不断对中国出口的各类商品进行限制，强制实行质量检验制度，更提高了相关产品的进口关税，包括玩具﹑牛奶及手机等。
事实上，印度对中国所实施的反倾销针对性极强，且大多不公开所披露的反倾销信息，这已经严重违背了印度自己所制定的反倾销规则。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印度方面经常通知不及时，继而直接从信息渠道和答辩时间上剥夺了中国方面进行抗辩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如果中印之间始终无法突破反倾销这一屏障，在未来的贸易合作中只能是愈发不信任，双方在亚洲这一大环境中平等互助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被抑制。
两千年前，卡提利亚在《政事论》中提出曼荼罗理论：“国王的邻居是他天然的敌人，邻居后边的国王是他天然的盟友”。[9]印度对中国的各类消极政策正是出于这样的揣测。在印度的政治中心新德里，不论政治精英和战略家们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但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即他们都认为印度注定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因此，“印度一直对另一个亚洲大国中国持矛盾的态度。对于中国的崛起已经极大地吸引世界的注意力，印度感到沮丧”。可见，在印度的战略核心思想中，中国始终被放在对立面。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被印度塑造成了战略竞争对手而并非战略合作伙伴。显然，这对于中印的贸易往来具有极大的消极作用。
三、战略性能源竞争
中印在能源外交的战略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资源的分布上亦具有共同的特点，均为“富煤少气贫油”。2009年中国原油产量达到1.890亿吨，原油消耗量为4.046亿吨，而原油进口的依存度从2000年的25%上升至2009年的53.3%。[10]而印度原油的对外依存度从66%上升至76%。[11]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数据显示，到2015年，中国原油进口依存度将达到65%，2020年将可能高达70%以上，2035年中国占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比重将达到24.9%，而美国只占了15.6%。现实状况迫使中印两国都将获得足够的能源资源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这也就表明了双方在能源方面的竞争关系。
事实上，中印在能源领域的竞争主要表现在来源地上。首当其冲的便是在中东的竞争，沙特和伊朗是中印主要的油气进口源。近来，为了增加来自伊朗的天然气进口量，印度与伊朗计划建设一条海底输气管道，以代替陷入僵局的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计划。以中印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在中东的相互竞争，使中东国家乘机提高原油的售价，向亚洲国家出售的原油价格每桶比出口欧美国家的高出1—2美元，进而形成了所谓的“亚洲溢价”现象。
中印双方的激烈竞争给彼此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双方获取能源的途径和环境。
在竞争中实现共赢，
在理解中加强互信
中印两国所走的产业发展道路不尽相同，然而两国的发展不应被看成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权衡，双方所呈现出的互补性正是亚洲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中国较印度而言，第二产业发展水平优势明显，而印度的第三产业则明显优于中国，二者在产业结构上的差距正为彼此相互学习、发挥各自所长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同处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印两国，在诸多领域发生碰撞与摩擦是无法避免的，为了谋求各自的发展，双方在能源资源获取上的争夺更将长期延续，在吸引外资与纺织品出口等方面也不免会发生正面冲突。竞争是必然的，但中印两国应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以便调和彼此的矛盾。
近年来，印度国内也有人开始批评印度对中国的不良心态。“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需要停止抱怨中国，停止谈论中国的威胁。如果中国真是一个威胁，那么我们需要更少谈论它，更多加强自己”。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对印度进行访问中指出，人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应该是中国和印度之间可以相互学到什么，而不是谁会超过谁。
显而易见，中印双方的经贸发展必须建立在两国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中印关系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非常不易，是几代领导人共同努力的成果，加之两国关系始终处于上升状态，几年来，双方领导人签订了一系列文件并确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因此，中印只有加强彼此的互信才能在今后维持双方的贸易关系，并使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
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英）克里斯?莱斯．全球化中崛起的中国与印度[J]．理论参考，2005, 2 : 48-50.
[2] 李玉环．金融危机下中印经济比较[J]．理论研究，2010, 6 : 8-9．
[3] FDI英文全称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外国直接投资。
[4] 中国统计年鉴2009．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9/indexch.htm
[5] 韩琪、陈幸玉．中国和印度利用FDI的比较[J]．国际经济合作，2007, 9 : 1-3．
[6] 杜超．利用FDI：中国与印度的比较[J].商场现代化，2010，4（上旬刊）：3-4．
[7] 杨思灵．中印参与自由贸易区比较研究[J]．南亚研究，2011, 2 : 85-94．
[8] 任佳．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印贸易发展趋势及合作建议[J].东南亚南亚研究, 2010(增刊):1-4．
[9] J. Mohan Malik:“India-China Relation”[EB/OL].[2012-03-06]. http://www.apcss.org
[10]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0．2012-03-08．http://www.springmorich.com/Active.asp?id=55
[11]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10．2012-3-2．http://www.bp.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