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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对中国扶贫成就的评价。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减贫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1660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7%;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左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90%以上的贫困县将实现摘帽。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要认识和理解今天中国扶贫的成就，我想我们必须认识和理解教育在扶贫中的作用。” 10月14日，在2019教育扶贫论坛上，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闵维方表示，他认为，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中国扶贫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教育，中国扶贫成就最有力解释
国庆节期间，印度最著名的英文报纸《今日印度》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为《印度能从中国邻居那里学到什么？》，文章指出，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和印度一样面临着严峻的人口和贫困问题，直到1990年，中国的人均GDP比印度还低50美元。可是到了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居然达到了印度的4.6倍。文中列举了中国在经济建设、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等6个方面的经验。
闵维方发现，文章作者忽略了一个非常，甚至是最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国的教育。“教育和培训是国家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机制，而人力资本则是国家强大和经济繁荣的基础所在。”
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世界上除了少数石油资源极其丰富、依靠卖石油的国家外，大多数国家60%以上的社会财富是由通过教育和培训形成的人力资本构成的。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的计算，从1900年到1957年，美国物质资本投资额增加了大约4.5倍，而对劳动力进行教育和培训的投资却增加了8.5倍;同期，美国物质资本的投资获得的利润增加了3.5倍，而用于教育和培训的人力资本投资获得的利润却增加了17.5倍。日本从1960至1975年间，GDP增长3倍，而用于教育和培训的投入却增长了10倍。这个国家1974年人均GDP刚刚达到4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986年就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举世公认的高收入国家。“可见，高质量的教育保障高质量的增长。”闵维方说。
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教育，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已全面普及，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9.95%，初中毛入学率达到100.9%，盲、聋、弱智三类残疾儿童义务教育达到90%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达到48.1%，学前和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也都在80%以上。
“我国在改革开放头20年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在上世纪90年代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这是印度那篇文章所忽视的。”闵维方说，“这也恰恰证明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遵循的‘科教兴国’等一系列战略，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所以，我们认为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扶贫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是对中国扶贫成就的最有力解释。”
讲好教育扶贫的“中国故事”
闵维方曾在斯坦福大学求学和任教，也在世界银行从事过多年的教育投资专家，又在北大从事了31年的教育研究和管理工作。他在研究和学术交流中发现，与我国扶贫事业伟大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扶贫经验外溢的相对滞后。
“国际学术界仍然缺少与中国扶贫成就相匹配的‘中国话语’，国际上对中国扶贫、特别是教育扶贫的做法、数据、结论等了解有限，我国在国际扶贫研究领域还缺少一批叫得响的国际级专家。”闵维方说。
在他看来，中华民族对教育的重视绝无仅有，贫困家庭对教育的美好向往，和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笃定信念更是世所罕见，这就是最有比较优势的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
“我们要讲好中国的教育扶贫故事，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群众受鼓舞、受教育，只是做简单的数量比较、浅层的新闻宣传可能还不够，我们需要有量化、有逻辑的研究佐证。只有用数据说话，进行用逻辑服人的研究，才有真正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他希望能够成立一个课题组或者专家团队，鼓励从学术教育，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有计划地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国际研究成果，用数据和实证说话，积极投放到国际学术刊物和论坛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