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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罗马共和国时期最显著的一个社会特征就是平民与贵族两个阶层的分化，以及两者之间斗争。这种斗争并不是通过平民彻底的暴力革命展开的，而是一种有节制的制度化的社会斗争手段。可以说罗马城邦制社会就是平民和贵族的二元化社会，二者有着尖锐的矛盾，却也具有统一性。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就是在这种社会基础之上展开的。经过漫长的斗争，以平民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关键词：罗马共和国；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统一性
一、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社会基础及根源
（一）共和国时期罗马的社会基础
共和国时期的罗马社会是由平民和贵族组成的二元化社会，其发展都是围绕着平民和贵族的斗争而展开的。但另一方面，两者又具有统一性，相互依存，对于罗马城邦来说平民和贵族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贵族掌握了罗马的政治权力和大部分社会资源，而平民是主要的生产力和军事力量的来源。尤其在共和国早期，罗马人面临着来自境外强敌的压力，北部有伊达拉里亚、高卢人的进攻，此外还有埃魁人、沃尔斯奇人的进犯。所以说罗马城邦的存在与发展是以这两个阶层的共处为前提的。也因此平民获得了斗争的最主要方式，即通过宣布分裂或者撤离来威胁贵族的统治，进而争取自身的权益。这种二元化结构的统一性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和贵族斗争的基础，也是我们认识平民和贵族斗争的大前提。
关于平民的起源学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是以种族差别为主要根据的划分。我们知道参与罗马斗争的民族主要有萨宾人，拉丁人和埃特鲁斯人。有些学者就认为平民和贵族的划分就是以这三个种族的差别为基础而产生的。但到底是萨宾人为贵族的主要组成部分还是拉丁人抑或埃特鲁斯人，学者们也没有达成共识。另一种观点认为平民和贵族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和财产两极分化的结果。无论平民还是贵族，都来自先前的罗马氏族内部。只不过有的氏族通过社会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有的氏族因为各种因素而逐渐衰变，最终破产。也就是说平民是产生于破产的罗马公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平民是外来人口。这种观点认为罗马平民的最主要构成是外来移民，它根据世界各地的民俗学材料，就是说刚刚从氏族社会废墟上产生的早期国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确立，往往源于氏族社会基于血缘关系的内外区分，这种区分直接造成了氏族部落共同体内部成员与外来者之间的对立。从这种观点出发，平民也就不在罗马氏族共同体之中了，贵族与平民的斗争，主要就是针对公民权利的争取。
不管平民是来自于罗马氏族的内部亦或是外部，甚至是两者的混合，相对于活生生的历史来说，最终意义都不大。历史现实告诉我们城邦是在贵族和平民两个阶层的两元状态中发展的，统一性和两元状态是具体的历史进程的不同方面。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有一个前提基础：平民是区别于贵族的一个共同体，他们有着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制度和自己的地盘。根据史料记载，有学者猜测最初的平民产生于阿文蒂诺的一个公社组织。无论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平民与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逐渐显现，最终发展成了两个不同的阶层。
（二）平民与贵族斗争的根源
平民只能从事社会下层的工作，被禁止担任城邦的高级官员，在经济上则表现为不能占有国有土地等等。而且两个阶层之间不存在任何的流动，因为平民禁止和贵族通婚。一些没有田地的平民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向贵族举债，而生活的压力和高额的利息又使平民无力偿还，贵族就要求平民以自己或家属的人身偿还借款。这就是所谓的债务奴隶制。如果说贵族对一般的平民只是拥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的话，债务奴隶与贵族之间的关系则是赤裸裸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与后来的罗马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区别不大。李维对此有记载：
“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带着自己所有的不幸的标志来到了广场，他穿着一身肮脏的衣服，被毁掉的身体苍白而消瘦，那留着胡子和长发的脸显得无比粗野。虽然如此丑陋，但他还是被认了出来，说他曾经是百夫长，辉煌的战功更是得到人们的称赞，他向众人展示在各处战斗中留下的伤痕作为自己荣誉的见证。人们询问他为何沦落如此……他参加了萨比尼战争（Sabino bello），良田尽毁、房屋被烧、牲畜被抢，但仍要纳税，从而不得不举债度日。债款由于利息而扩大，失去了父辈留下的土地，接着是其他的财产，最后有如瘟疫吞噬了他的身体；他被债主带走，不是去服役，而是被投入牢狱，遭受刑罚……”
由此可见，在当时平民与贵族之间，尤其是债务奴隶与高利贷主之间的社会矛盾是相当尖锐的。但又如前所述，平民作为一个共同体拥有自己的组织和力量，是罗马城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平民有反抗贵族的资本。那么两个阶层之间争取平等，挑战特权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政治经济上不平等导致的社会矛盾以及罗马二元化社会的统一性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平民与贵族斗争的根源。
二、平民与贵族政治上的斗争
（一）保民官的出现
如前所述，在共和国早期贵族牢牢掌握着政治上的权力，禁止平民担任官职。而平民作为一股不断增长的社会力量，必然会与贵族发生直接的冲突，而首当其冲的必然是由罗马贵族垄断的政治格局。保民官就出现于这个时期，是早期平民与贵族斗争的一个重要政治成果。
保民官的出现是平民通过撤离运动的方式实现的。共和国早期罗马战事紧张，而平民组成的重装步兵取代了贵族的骑兵成为了军事力量的主要来源。因此可以说这个时期贵族对平民的依赖是相当大的。但是当平民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之后，流血牺牲换来的和平带给他们的却是因债务奴隶制而导致的监禁和殴打。因此在公元前496年，为应对战事的来临，当执政官奥洛·维尔吉尼和提多·维都西征兵的时候，遭到了平民的拒绝。于是被任命为独裁官的马尼乌斯·瓦勒里向平民承诺修改债务法，使平民免于因欠债而招致的牢狱之灾。平民因此答应走上战场，并击退了外敌入侵。而后来独裁官的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元老院的拒绝而无法得以实行。愤怒的平民感觉受到了愚弄，纷纷撤离到城邦之外。根据李维的记载，关于撤离的地点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平民士兵纷纷撤离到了圣山，另一种说法是士兵们撤离到了前面提及的阿文蒂诺。“在那里他们没有任何首领，用战壕和磊墙保卫营地……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静观等待。” 没有了士兵们守卫的罗马城邦面临着随时遭到外敌灭绝的危险，可以想象此时的罗马贵族们必然陷入了无比的焦虑之中。但他们又不愿放弃自己的原先取得的债权。根据李维的记载，经过协商后，贵族们最终向平民作出了两个许诺“平民将拥有自己的、具有神圣性的护民官（保民官），这些官员有权帮助平民抗拒执政官的权力；凡是侵犯了平民保民官，平民营造司和十人平民法官团的人，将被作为牺牲献祭给朱庇特神，他的家产将在土地神和子女促生神的庙宇中被拍卖。”
主流观点认为，保民官的数目一开始是两人，后来逐渐增加到了十人。保民官由平民部落会议选出，在数目不够时，则通过当选人实行的增选加以补充。保民官作为被选举出的平民保护者，具有宗教神圣性。平民通过“神圣誓约”宣誓要捍卫保民官的人身不可侵犯。因此基本上可以认为保民官就是平民阶层的领导者，是平民与贵族斗争的主要力量。保民官对平民阶层内部具有主持和召开平民部落会议的权力，而对于全体罗马公民则具有制止公共权力行为侵害平民的否决权。可以说保民官的权力是消极性的，因为他不具有积极对外的治权，也不具有宗教上的占卜权。但保民官的这项消极权力又是极其有力的，因为他可以使执政官的命令无法得到实行。而后来，随着平民部落会议逐步取得针对整个城邦的立法职能，保民官对平民阶层的积极权能逐渐演变成对所有罗马公民的国家权力，保民官的权力开始由消极性向积极性转变。
（二）十人立法委员会和《十二铜表法》
十人立法委员会的出现及其制定的《十二铜表法》，是平民与贵族政治斗争的又一重大成果。虽然后来十人立法委员会偏离了最初的立法临时机构的设定，企图在罗马实行寡头政治；十二铜表法也规定了一些不利于平民的条款。但总的说来，其对于平民争取自身权利的历史进程来说，仍是具有进步影响的，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于十人立法委员会成立的细节，由于年代久远且缺乏完整的史料，每本书上的记载都或多或少有些出入，且对于史实的考察不是本文的写作目的，因此我就不再赘述。可以推断的是，平民要求成立委员会起草法律，是在取得了设立保民官这一政治斗争成果的基础之上对自身权利进一步的争取。于是在平民一系列的抗争和妥协之下，公元前451年，普通官职被取消，保民官制度也被取消，以阿庇·克劳迪为首的贵族组成了十人立法委员会，制定了十二铜表法中的十表。成文法的出现，使得贵族担任的祭司团对习惯法的排他性解释权彻底消失，这对于平民维护自身的权利来说是一大进步。从此以后贵族再也不能恣意适用甚至歪曲法律来损害平民的权益。而且十二铜表法也被认为是罗马法一切公法和私法的起源，其本身就具有及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但第二年，十人委员会宣称还缺两表法律，于是立法委员会便再次成立，并制定了后两表法律，其中包含了在一些平民看来很不公平的规定，如再次重申平民与贵族不得通婚。而本应在立法结束后解散的十人立法委员会，在此时却暴露出了专制的意图，他们增加了插有斧头的束棒（即法西斯），肆意妄为，企图将自己变成“十人王”。最终，以“贞女事件”为导火索，十人立法委员会被推翻了，共和国原有的宪制得到恢复。而作为十人立法委员会的产物，十二表法却也永远地流传了下来。
时至今日，我们仍不能有幸一睹十二铜表法的原文，只能通过零星的史学材料对其进行部分复述。可以肯定的是，十二铜表法对平民争取与贵族的平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虽然也承认了债务奴隶制等对平民不利的内容，但破除了贵族对习惯法的排他解释权，使平民的权利得到更多的保障。
（三）《卡努勒亚法》和平民对担任执政官的争取
如前所述，在十人立法委员会被推翻后，共和国原有的官制得到恢复，保民官也得以重新确立，平民有重新开始了反对贵族的斗争。十二铜表法重申了平民与贵族不得通婚的禁令，可以想象这大概引起了平民强烈的不满。因此在公元前445年，保民官卡努勒亚提出要废除这项禁令。元老院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不得不做出让步，接受了这一提案。从此，平民与贵族的藩篱开始逐渐被打破。
在平民们争取废除通婚禁令的同时，也在为平民争取担任执政官的资格而努力。但这一要求在当时并未达成一致。不过两个阶层之间达成了妥协：不任命执政官，而是将其治权授予军团长。而军团长的职位是对平民开放的。可以说通过军团长制度，平民们开辟了通向执政官的道路。经过曲折漫长的斗争，在公元前367年通过的《李其尼和赛斯蒂法》将平民执政官的参与规定为必须。直到公元前320年，两名执政官中应当有一名是平民这一制度才固定下来。
（三）平民会决议获得与法律相同的效力
标志着平民与贵族政治斗争的全面胜利的里程碑，是平民部落大会的决议取得了与法律相同的效力这一事件。
部落会议是以部落为单位召开的平民大会，是平民这一共同体的内部自治组织。大会上通过的决议自然而然地对平民这一群体具有约束力，但对于贵族却不当然产生效力，除非通过了元老院的同意。后来随着平民势力的逐渐扩大，保民官开始试图通过平民的表决使他们关于整个城邦的要求具有效力。
公元前286年，平民出身的独裁官霍尔滕西制定的《霍尔滕西法》规定，平民会议产生的决议，不需要通过元老院的同意，当然地对全体罗马公民产生拘束力。这一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平民大会正式成为最高立法机关，同时也标志着平民与贵族政治斗争的全面胜利。
三、平民与贵族经济上的斗争
其实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是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层面同时展开的，各个层面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之所以把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分开来研究，是为了方便认识斗争的整个过程。
（一）平民与贵族经济斗争的背景
如前所述，平民与贵族在经济上的差异是十分巨大的。富裕的贵族拥有成片的土地和成群的牛羊，而贫苦的平民有的甚至连一小块土地都没有，只能在贵族的土地上耕种来谋生。有些平民就铤而走险，通过向贵族举债来维持生计。再加上罗马共和国早期战时频繁，这在一定程度又加剧了平民的生活负担。以上种种，造成平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吃不饱穿不暖，因此自然会引起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冲突。 当时平民与贵族在经济上的主要矛盾，集中于国有土地（即公有地）的分配和债务奴隶制这两者之间。
国有土地自始以来就任由私人占据，这种占据即事实上的拥有，不可通过时效而取得所有权，并且是可撤销的。这种占据最初只能由贵族行使。再加上拥有的私人土地，贵族们往往都拥有殷实的田地。而另一方面，人口要远大于贵族的平民阶层，不仅无法拥有自己的私人土地，却也无权占据国有土体，以致于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无法得到保障。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有土地，有些是后来罗马扩张的过程中征服的领土，而平民作为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却要将自己的战利品拱手让与贵族，这自然也会引起平民的不满。
关于债务奴隶制前面已经有所涉及。向贵族举债的平民大都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再加上高额的利息，大量的平民都无法按时偿还借款，导致大量的人因此入狱或被迫将人身抵押给债主，成为债务奴隶。这更是剥夺了平民最基本的生存权。
（二）李其尼和赛斯蒂法和波提利阿法
前面提到过，《李其尼和赛斯蒂法》的通过确立了一名执政官应当由平民担任，这是其第三项提案规定的内容。而在经济领域，《李其尼和赛斯蒂法》也是有着重要的影响。其第一项提案涉及债务问题，它允许债务人分3年向债权人清偿，并且规定对于已支付的利息在计算时减去本金；另一项提案涉及土地面积，即禁止占有超过500尤杰罗的国有土地，并且禁止在国有土地上放牧超过100头大牲畜和500头小牲畜。
《李其尼和赛斯蒂法》的通过，大大减轻了债务奴隶的负担，并且限制了贵族无节制地占有国有土地，为债务奴隶制的废除和国有土地的向平民阶层分配奠定了基础。
而在公元前326年，《波提利阿法》的通过终于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它规定债务人只能以其所有财产而不能以其本人以及其子女对债权人负责，即取消了人身抵债的制度；并且要求释放因债务而被奴役的平民。
参考文献：
[1] 胡玉娟.《罗马平民问题的由来及研究概况》载于《史学月刊》.2002年第三版
[2] 朱塞佩·格罗索著，黄风译，《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3] 参见于[古罗马]提图斯·李维著：《自建城以来》，[意]桑德罗·斯齐巴尼选编，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77页。
[4] 参见于[古罗马]提图斯·李维著：《自建城以来》，[意]桑德罗·斯齐巴尼选编，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85页。
[5] 参见于朱塞佩·格罗索著《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关键词：罗马共和国；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统一性
一、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社会基础及根源
（一）共和国时期罗马的社会基础
共和国时期的罗马社会是由平民和贵族组成的二元化社会，其发展都是围绕着平民和贵族的斗争而展开的。但另一方面，两者又具有统一性，相互依存，对于罗马城邦来说平民和贵族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贵族掌握了罗马的政治权力和大部分社会资源，而平民是主要的生产力和军事力量的来源。尤其在共和国早期，罗马人面临着来自境外强敌的压力，北部有伊达拉里亚、高卢人的进攻，此外还有埃魁人、沃尔斯奇人的进犯。所以说罗马城邦的存在与发展是以这两个阶层的共处为前提的。也因此平民获得了斗争的最主要方式，即通过宣布分裂或者撤离来威胁贵族的统治，进而争取自身的权益。这种二元化结构的统一性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和贵族斗争的基础，也是我们认识平民和贵族斗争的大前提。
关于平民的起源学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是以种族差别为主要根据的划分。我们知道参与罗马斗争的民族主要有萨宾人，拉丁人和埃特鲁斯人。有些学者就认为平民和贵族的划分就是以这三个种族的差别为基础而产生的。但到底是萨宾人为贵族的主要组成部分还是拉丁人抑或埃特鲁斯人，学者们也没有达成共识。另一种观点认为平民和贵族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和财产两极分化的结果。无论平民还是贵族，都来自先前的罗马氏族内部。只不过有的氏族通过社会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有的氏族因为各种因素而逐渐衰变，最终破产。也就是说平民是产生于破产的罗马公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平民是外来人口。这种观点认为罗马平民的最主要构成是外来移民，它根据世界各地的民俗学材料，就是说刚刚从氏族社会废墟上产生的早期国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确立，往往源于氏族社会基于血缘关系的内外区分，这种区分直接造成了氏族部落共同体内部成员与外来者之间的对立。从这种观点出发，平民也就不在罗马氏族共同体之中了，贵族与平民的斗争，主要就是针对公民权利的争取。
不管平民是来自于罗马氏族的内部亦或是外部，甚至是两者的混合，相对于活生生的历史来说，最终意义都不大。历史现实告诉我们城邦是在贵族和平民两个阶层的两元状态中发展的，统一性和两元状态是具体的历史进程的不同方面。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有一个前提基础：平民是区别于贵族的一个共同体，他们有着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制度和自己的地盘。根据史料记载，有学者猜测最初的平民产生于阿文蒂诺的一个公社组织。无论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平民与贵族的政治、经济地位逐渐显现，最终发展成了两个不同的阶层。
（二）平民与贵族斗争的根源
平民只能从事社会下层的工作，被禁止担任城邦的高级官员，在经济上则表现为不能占有国有土地等等。而且两个阶层之间不存在任何的流动，因为平民禁止和贵族通婚。一些没有田地的平民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向贵族举债，而生活的压力和高额的利息又使平民无力偿还，贵族就要求平民以自己或家属的人身偿还借款。这就是所谓的债务奴隶制。如果说贵族对一般的平民只是拥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的话，债务奴隶与贵族之间的关系则是赤裸裸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与后来的罗马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区别不大。李维对此有记载：
“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带着自己所有的不幸的标志来到了广场，他穿着一身肮脏的衣服，被毁掉的身体苍白而消瘦，那留着胡子和长发的脸显得无比粗野。虽然如此丑陋，但他还是被认了出来，说他曾经是百夫长，辉煌的战功更是得到人们的称赞，他向众人展示在各处战斗中留下的伤痕作为自己荣誉的见证。人们询问他为何沦落如此……他参加了萨比尼战争（Sabino bello），良田尽毁、房屋被烧、牲畜被抢，但仍要纳税，从而不得不举债度日。债款由于利息而扩大，失去了父辈留下的土地，接着是其他的财产，最后有如瘟疫吞噬了他的身体；他被债主带走，不是去服役，而是被投入牢狱，遭受刑罚……”
由此可见，在当时平民与贵族之间，尤其是债务奴隶与高利贷主之间的社会矛盾是相当尖锐的。但又如前所述，平民作为一个共同体拥有自己的组织和力量，是罗马城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平民有反抗贵族的资本。那么两个阶层之间争取平等，挑战特权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政治经济上不平等导致的社会矛盾以及罗马二元化社会的统一性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平民与贵族斗争的根源。
二、平民与贵族政治上的斗争
（一）保民官的出现
如前所述，在共和国早期贵族牢牢掌握着政治上的权力，禁止平民担任官职。而平民作为一股不断增长的社会力量，必然会与贵族发生直接的冲突，而首当其冲的必然是由罗马贵族垄断的政治格局。保民官就出现于这个时期，是早期平民与贵族斗争的一个重要政治成果。
保民官的出现是平民通过撤离运动的方式实现的。共和国早期罗马战事紧张，而平民组成的重装步兵取代了贵族的骑兵成为了军事力量的主要来源。因此可以说这个时期贵族对平民的依赖是相当大的。但是当平民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之后，流血牺牲换来的和平带给他们的却是因债务奴隶制而导致的监禁和殴打。因此在公元前496年，为应对战事的来临，当执政官奥洛·维尔吉尼和提多·维都西征兵的时候，遭到了平民的拒绝。于是被任命为独裁官的马尼乌斯·瓦勒里向平民承诺修改债务法，使平民免于因欠债而招致的牢狱之灾。平民因此答应走上战场，并击退了外敌入侵。而后来独裁官的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元老院的拒绝而无法得以实行。愤怒的平民感觉受到了愚弄，纷纷撤离到城邦之外。根据李维的记载，关于撤离的地点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平民士兵纷纷撤离到了圣山，另一种说法是士兵们撤离到了前面提及的阿文蒂诺。“在那里他们没有任何首领，用战壕和磊墙保卫营地……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静观等待。” 没有了士兵们守卫的罗马城邦面临着随时遭到外敌灭绝的危险，可以想象此时的罗马贵族们必然陷入了无比的焦虑之中。但他们又不愿放弃自己的原先取得的债权。根据李维的记载，经过协商后，贵族们最终向平民作出了两个许诺“平民将拥有自己的、具有神圣性的护民官（保民官），这些官员有权帮助平民抗拒执政官的权力；凡是侵犯了平民保民官，平民营造司和十人平民法官团的人，将被作为牺牲献祭给朱庇特神，他的家产将在土地神和子女促生神的庙宇中被拍卖。”
主流观点认为，保民官的数目一开始是两人，后来逐渐增加到了十人。保民官由平民部落会议选出，在数目不够时，则通过当选人实行的增选加以补充。保民官作为被选举出的平民保护者，具有宗教神圣性。平民通过“神圣誓约”宣誓要捍卫保民官的人身不可侵犯。因此基本上可以认为保民官就是平民阶层的领导者，是平民与贵族斗争的主要力量。保民官对平民阶层内部具有主持和召开平民部落会议的权力，而对于全体罗马公民则具有制止公共权力行为侵害平民的否决权。可以说保民官的权力是消极性的，因为他不具有积极对外的治权，也不具有宗教上的占卜权。但保民官的这项消极权力又是极其有力的，因为他可以使执政官的命令无法得到实行。而后来，随着平民部落会议逐步取得针对整个城邦的立法职能，保民官对平民阶层的积极权能逐渐演变成对所有罗马公民的国家权力，保民官的权力开始由消极性向积极性转变。
（二）十人立法委员会和《十二铜表法》
十人立法委员会的出现及其制定的《十二铜表法》，是平民与贵族政治斗争的又一重大成果。虽然后来十人立法委员会偏离了最初的立法临时机构的设定，企图在罗马实行寡头政治；十二铜表法也规定了一些不利于平民的条款。但总的说来，其对于平民争取自身权利的历史进程来说，仍是具有进步影响的，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于十人立法委员会成立的细节，由于年代久远且缺乏完整的史料，每本书上的记载都或多或少有些出入，且对于史实的考察不是本文的写作目的，因此我就不再赘述。可以推断的是，平民要求成立委员会起草法律，是在取得了设立保民官这一政治斗争成果的基础之上对自身权利进一步的争取。于是在平民一系列的抗争和妥协之下，公元前451年，普通官职被取消，保民官制度也被取消，以阿庇·克劳迪为首的贵族组成了十人立法委员会，制定了十二铜表法中的十表。成文法的出现，使得贵族担任的祭司团对习惯法的排他性解释权彻底消失，这对于平民维护自身的权利来说是一大进步。从此以后贵族再也不能恣意适用甚至歪曲法律来损害平民的权益。而且十二铜表法也被认为是罗马法一切公法和私法的起源，其本身就具有及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但第二年，十人委员会宣称还缺两表法律，于是立法委员会便再次成立，并制定了后两表法律，其中包含了在一些平民看来很不公平的规定，如再次重申平民与贵族不得通婚。而本应在立法结束后解散的十人立法委员会，在此时却暴露出了专制的意图，他们增加了插有斧头的束棒（即法西斯），肆意妄为，企图将自己变成“十人王”。最终，以“贞女事件”为导火索，十人立法委员会被推翻了，共和国原有的宪制得到恢复。而作为十人立法委员会的产物，十二表法却也永远地流传了下来。
时至今日，我们仍不能有幸一睹十二铜表法的原文，只能通过零星的史学材料对其进行部分复述。可以肯定的是，十二铜表法对平民争取与贵族的平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虽然也承认了债务奴隶制等对平民不利的内容，但破除了贵族对习惯法的排他解释权，使平民的权利得到更多的保障。
（三）《卡努勒亚法》和平民对担任执政官的争取
如前所述，在十人立法委员会被推翻后，共和国原有的官制得到恢复，保民官也得以重新确立，平民有重新开始了反对贵族的斗争。十二铜表法重申了平民与贵族不得通婚的禁令，可以想象这大概引起了平民强烈的不满。因此在公元前445年，保民官卡努勒亚提出要废除这项禁令。元老院在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不得不做出让步，接受了这一提案。从此，平民与贵族的藩篱开始逐渐被打破。
在平民们争取废除通婚禁令的同时，也在为平民争取担任执政官的资格而努力。但这一要求在当时并未达成一致。不过两个阶层之间达成了妥协：不任命执政官，而是将其治权授予军团长。而军团长的职位是对平民开放的。可以说通过军团长制度，平民们开辟了通向执政官的道路。经过曲折漫长的斗争，在公元前367年通过的《李其尼和赛斯蒂法》将平民执政官的参与规定为必须。直到公元前320年，两名执政官中应当有一名是平民这一制度才固定下来。
（三）平民会决议获得与法律相同的效力
标志着平民与贵族政治斗争的全面胜利的里程碑，是平民部落大会的决议取得了与法律相同的效力这一事件。
部落会议是以部落为单位召开的平民大会，是平民这一共同体的内部自治组织。大会上通过的决议自然而然地对平民这一群体具有约束力，但对于贵族却不当然产生效力，除非通过了元老院的同意。后来随着平民势力的逐渐扩大，保民官开始试图通过平民的表决使他们关于整个城邦的要求具有效力。
公元前286年，平民出身的独裁官霍尔滕西制定的《霍尔滕西法》规定，平民会议产生的决议，不需要通过元老院的同意，当然地对全体罗马公民产生拘束力。这一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平民大会正式成为最高立法机关，同时也标志着平民与贵族政治斗争的全面胜利。
三、平民与贵族经济上的斗争
其实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是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层面同时展开的，各个层面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之所以把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分开来研究，是为了方便认识斗争的整个过程。
（一）平民与贵族经济斗争的背景
如前所述，平民与贵族在经济上的差异是十分巨大的。富裕的贵族拥有成片的土地和成群的牛羊，而贫苦的平民有的甚至连一小块土地都没有，只能在贵族的土地上耕种来谋生。有些平民就铤而走险，通过向贵族举债来维持生计。再加上罗马共和国早期战时频繁，这在一定程度又加剧了平民的生活负担。以上种种，造成平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吃不饱穿不暖，因此自然会引起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冲突。 当时平民与贵族在经济上的主要矛盾，集中于国有土地（即公有地）的分配和债务奴隶制这两者之间。
国有土地自始以来就任由私人占据，这种占据即事实上的拥有，不可通过时效而取得所有权，并且是可撤销的。这种占据最初只能由贵族行使。再加上拥有的私人土地，贵族们往往都拥有殷实的田地。而另一方面，人口要远大于贵族的平民阶层，不仅无法拥有自己的私人土地，却也无权占据国有土体，以致于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无法得到保障。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有土地，有些是后来罗马扩张的过程中征服的领土，而平民作为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却要将自己的战利品拱手让与贵族，这自然也会引起平民的不满。
关于债务奴隶制前面已经有所涉及。向贵族举债的平民大都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再加上高额的利息，大量的平民都无法按时偿还借款，导致大量的人因此入狱或被迫将人身抵押给债主，成为债务奴隶。这更是剥夺了平民最基本的生存权。
（二）李其尼和赛斯蒂法和波提利阿法
前面提到过，《李其尼和赛斯蒂法》的通过确立了一名执政官应当由平民担任，这是其第三项提案规定的内容。而在经济领域，《李其尼和赛斯蒂法》也是有着重要的影响。其第一项提案涉及债务问题，它允许债务人分3年向债权人清偿，并且规定对于已支付的利息在计算时减去本金；另一项提案涉及土地面积，即禁止占有超过500尤杰罗的国有土地，并且禁止在国有土地上放牧超过100头大牲畜和500头小牲畜。
《李其尼和赛斯蒂法》的通过，大大减轻了债务奴隶的负担，并且限制了贵族无节制地占有国有土地，为债务奴隶制的废除和国有土地的向平民阶层分配奠定了基础。
而在公元前326年，《波提利阿法》的通过终于废除了债务奴隶制。它规定债务人只能以其所有财产而不能以其本人以及其子女对债权人负责，即取消了人身抵债的制度；并且要求释放因债务而被奴役的平民。
参考文献：
[1] 胡玉娟.《罗马平民问题的由来及研究概况》载于《史学月刊》.2002年第三版
[2] 朱塞佩·格罗索著，黄风译，《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3] 参见于[古罗马]提图斯·李维著：《自建城以来》，[意]桑德罗·斯齐巴尼选编，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77页。
[4] 参见于[古罗马]提图斯·李维著：《自建城以来》，[意]桑德罗·斯齐巴尼选编，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85页。
[5] 参见于朱塞佩·格罗索著《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