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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党达官贵人的生活令陈嘉庚大为惊愕
1940年春天,爱国华侨领袖、工商业巨子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简称“慰劳团”),回国慰问抗日军民并考察抗战实况。此次率团回国慰劳考察,陈嘉庚先生并不单纯是慰劳抗日军民、了解抗战实情,从他内心来说,还想借此机会了解国内政局真相,为中国的前途寻找答案。
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一行抵达战时“陪都”重庆。国民党当局因为陈嘉庚先生在侨界拥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在领导华侨筹赈支援祖国抗战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把陈嘉庚先生当作“大财神”。
国民党当局仅在重庆一地,即为举办一系列欢迎宴会准备了8万元经费。
陈嘉庚先生听说后十分反感,特意在重庆各报刊发表声明:“闻政府筹备巨款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且当抗战困难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
陈嘉庚先生一行下榻的是著名的嘉陵宾馆,背后是翠绿的青山,前面是滔滔的嘉陵江,环境相当优美,但戒备十分森严。荷枪实弹的军警和便衣特务团团围住宾馆。这种情况令陈嘉庚先生感到压抑和不适应。
蒋介石亲自出面接见和宴请陈嘉庚,他询问陈嘉庚对重庆有何观感。
陈回答说:我自己对政治是个门外汉,重庆的工厂又还没有参观,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只觉得重庆的人力车和汽车都很脏,很不卫生,也有碍观瞻。
蒋介石一一做了笔记,并下令立即改进。
蒋介石得知陈嘉庚素来崇尚俭朴,在嘉陵新村宴请陈嘉庚一行时,只上四五样菜和一些面包,以宣示他的“新生活运动”精神。
但陈嘉庚先生觉得他在重庆的所见所闻完全与“新生活运动”精神背道而驰:达官贵人个个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嘉陵新村里的富丽堂皇建筑,竟都是大官私宅;连高档豪华的嘉陵宾馆,竟然也是长期担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私人所开……
凡此种种,都令陈嘉庚大为惊愕。
对于陈嘉庚这位德高望重的华侨领袖,中共方面也是十分尊重和重视。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特意拜访陈老,并赠送陕北出产的羊皮袄3件。他们盛邀陈嘉庚先生到化龙桥红岩村参加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举行的欢迎茶会,陈老欣然答应。
与国民党大员相比,中共负责人爱国忧民,真诚坦荡,勤奋俭朴,奉公敬业。陈嘉庚与他们接触,内心尤感亲切钦佩,于是萌发了见一见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念头。
二、陈嘉庚想去延安看看
得知陈嘉庚先生欲访问延安,国民党当局大为震动,立即采取手段加以阻挠。
陈嘉庚先生到达成都的时候,蒋介石也马上赶到成都,他邀请陈嘉庚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第二天又邀请陈嘉庚共进午餐,并叫宋美龄作陪。
餐后又留陈嘉庚谈话。
蒋问:“陈先生要从成都到哪里?”
陈答:“到兰州和西安。”
蒋问:“还要到别的什么地方吗?”
陈如实回答:“如果有车到延安,我也想去。”“我的责任是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障碍的重要地方,我没有理由不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报告。”
蒋介石见陈嘉庚态度坚决,只好说:“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
三、“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先生一行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在欢迎大会上,陈嘉庚先生用闽南话发表讲演。他说:我早就希望到延安访问,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我感到很高兴!我代表南洋1100万华侨向大家致意!南洋广大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支持祖国抗战。仅在1939年一年中,侨汇就达11亿元,占当年重庆政府军费18亿元的一大半。现在日寇侵占我广大国土,我方内部却不断发生摩擦,汪精卫又叛国当了汉奸,形势险恶可虑。广大华侨迫切希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坚持抗战,实现这两条,是全国民众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
陈嘉庚一行在延安停留了8天。
在延安,陈嘉庚遇见了许多“稀罕事”,让他大开了眼界。
一是与重庆满街乞丐的景象不同,在延安没见到一个乞丐。民众的吃穿不是很好,但人人有活干,精神好,治安好。
二是与重庆到处是当兵的不一样,在延安几天见不到军队。他问毛主席:“来延安前,我听说延安有数以十万计军队,为什么看不见?”毛主席告诉他:“八路军是人民子弟兵,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军队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因战备和生产需要,平时很少出来,有的战士所穿衣服与老百姓一样,一时也认不出来。如果你需要去看看军队,可以请朱老总陪你去看看。”
在朱德总司令陪同检阅部队时,陈嘉庚看到人民子弟兵列队整齐,步伐有力,精神饱满,气势如虹,他激动得夜不能寐。
三是与重庆当官的高高在上、耀武扬威不同,延安是干群一致,官兵一致。陈嘉庚亲眼看到,毛主席生活十分俭朴。办公室设在一孔窑洞里,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和一条长板凳,墙壁上挂着一幅地图,如此而已。
毛主席单独请陈嘉庚先生吃饭,除咸饭、白菜外,加一味鸡汤。他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有一次陈嘉庚与毛主席在窑洞里座谈南洋华侨问题,一个勤务兵晚到没有座位,见毛主席身边略有空隙,就塞身过去,毛主席连忙把身躯挪了一下,让战士坐下。
这些“稀罕事”,未到延安前,陈嘉庚先生是想也想不到的。他曾悄悄地对李铁民说:跟中共领导人相比,蒋介石真是皇帝啊。
“归国华侨留延办事处”安排华侨青年到交际处同陈嘉庚先生座谈。他反复问归侨青年: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是否真的打日本?共产党讲不讲伦理道德?毛主席共产党关心不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陕北老百姓拥护不拥护毛主席共产党?你们又是怎样到延安来的?生活习惯不习惯?归侨青年如实地回答了他。
陈嘉庚在延安还见到不少在这里工作的福建籍同志(不少是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校友),向他们了解各方面的问题。大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延安和解放区的真实景象: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干部廉洁,以身作则,特别是共产党员,吃苦在前,视死如归。这些事情,陈嘉庚以前闻所未闻,令他惊叹不已。
在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交往中,陈嘉庚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他思想豁然开朗,终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四、“凭良心与人格说话”
对于陈嘉庚访问延安这段经历,国民党当局又恨又怕,他们采取“封堵”手段,企图让他不说延安的实情。
国民党当局的“封堵”对一生追求真理的、敢于秉公直言的陈嘉庚,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他决定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众。
6月24日,陈嘉庚欣然接受以陈铭枢为主席的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做《西北的观感》的讲演,介绍在延安的所见所闻;重庆各界及新闻媒体有数百人出席听讲。陈老用一件件事实,证明延安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呈现了一派崭新气象,证明共产党言行是一致的,深知民心侨心,其团结抗战的立场与侨胞的愿望是一致的。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全文照登陈嘉庚的演讲内容,轰动一时。
国民党当局对此十分不满,指使一个与陈有交往的国民党人充当说客,劝说陈嘉庚说话“注意一点”,并说陈老以华侨领袖的地位发表这样的言论,“未免为共产党火上添油”。陈嘉庚说:“我哪句话说的不是事实?共党果有良好政治,外间毁誉算不了什么,贵党应该实行良好政治与之竞赛才对!果能如此,就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他又说:“我是凭良心与人格说话的,绝不能昧着良心,指鹿为马!”
1940年7月底,陈嘉庚离开重庆乘飞机赴昆明,转赴家乡福建。离开重庆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代表蒋介石送行,并说蒋介石要派一个叫王泉笙的陪同陈老到各省视察。陈嘉庚洞察蒋介石的用意,在昆明写了一封航空信给蒋介石,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样做无非是要对他进行监视,害怕他沿途说中共好话。
陈老正告蒋介石:“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若不幸内战发生,华侨必大失所望,爱国热情必大降减,外汇金钱亦必减缩。”由于陈嘉庚坚持反对“陪同”,蒋介石只好命令王泉笙中止行动。
1940年12月初,陈嘉庚一行结束考察,回到新加坡。
回到新加坡以后,陈嘉庚公开说:“我曾说,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经过这次回国实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话说错了!原来,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并且已经在那里做出许多大事了。假如有更多的人像他们那样刻苦耐劳,埋头苦干,我们中国一定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依照情况推测,我们中国今后不必30年就可以转弱为强了!”
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陈嘉庚避难于印度尼西亚爪哇玛琅。这期间,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他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镇静沉着的心态,写出了30多万字的《南侨回忆录》。这部著作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在侨界广受欢迎。■
1940年春天,爱国华侨领袖、工商业巨子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简称“慰劳团”),回国慰问抗日军民并考察抗战实况。此次率团回国慰劳考察,陈嘉庚先生并不单纯是慰劳抗日军民、了解抗战实情,从他内心来说,还想借此机会了解国内政局真相,为中国的前途寻找答案。
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一行抵达战时“陪都”重庆。国民党当局因为陈嘉庚先生在侨界拥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在领导华侨筹赈支援祖国抗战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把陈嘉庚先生当作“大财神”。
国民党当局仅在重庆一地,即为举办一系列欢迎宴会准备了8万元经费。
陈嘉庚先生听说后十分反感,特意在重庆各报刊发表声明:“闻政府筹备巨款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且当抗战困难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
陈嘉庚先生一行下榻的是著名的嘉陵宾馆,背后是翠绿的青山,前面是滔滔的嘉陵江,环境相当优美,但戒备十分森严。荷枪实弹的军警和便衣特务团团围住宾馆。这种情况令陈嘉庚先生感到压抑和不适应。
蒋介石亲自出面接见和宴请陈嘉庚,他询问陈嘉庚对重庆有何观感。
陈回答说:我自己对政治是个门外汉,重庆的工厂又还没有参观,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只觉得重庆的人力车和汽车都很脏,很不卫生,也有碍观瞻。
蒋介石一一做了笔记,并下令立即改进。
蒋介石得知陈嘉庚素来崇尚俭朴,在嘉陵新村宴请陈嘉庚一行时,只上四五样菜和一些面包,以宣示他的“新生活运动”精神。
但陈嘉庚先生觉得他在重庆的所见所闻完全与“新生活运动”精神背道而驰:达官贵人个个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嘉陵新村里的富丽堂皇建筑,竟都是大官私宅;连高档豪华的嘉陵宾馆,竟然也是长期担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私人所开……
凡此种种,都令陈嘉庚大为惊愕。
对于陈嘉庚这位德高望重的华侨领袖,中共方面也是十分尊重和重视。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等,特意拜访陈老,并赠送陕北出产的羊皮袄3件。他们盛邀陈嘉庚先生到化龙桥红岩村参加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举行的欢迎茶会,陈老欣然答应。
与国民党大员相比,中共负责人爱国忧民,真诚坦荡,勤奋俭朴,奉公敬业。陈嘉庚与他们接触,内心尤感亲切钦佩,于是萌发了见一见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念头。
二、陈嘉庚想去延安看看
得知陈嘉庚先生欲访问延安,国民党当局大为震动,立即采取手段加以阻挠。
陈嘉庚先生到达成都的时候,蒋介石也马上赶到成都,他邀请陈嘉庚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第二天又邀请陈嘉庚共进午餐,并叫宋美龄作陪。
餐后又留陈嘉庚谈话。
蒋问:“陈先生要从成都到哪里?”
陈答:“到兰州和西安。”
蒋问:“还要到别的什么地方吗?”
陈如实回答:“如果有车到延安,我也想去。”“我的责任是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障碍的重要地方,我没有理由不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报告。”
蒋介石见陈嘉庚态度坚决,只好说:“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
三、“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先生一行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在欢迎大会上,陈嘉庚先生用闽南话发表讲演。他说:我早就希望到延安访问,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我感到很高兴!我代表南洋1100万华侨向大家致意!南洋广大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支持祖国抗战。仅在1939年一年中,侨汇就达11亿元,占当年重庆政府军费18亿元的一大半。现在日寇侵占我广大国土,我方内部却不断发生摩擦,汪精卫又叛国当了汉奸,形势险恶可虑。广大华侨迫切希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坚持抗战,实现这两条,是全国民众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
陈嘉庚一行在延安停留了8天。
在延安,陈嘉庚遇见了许多“稀罕事”,让他大开了眼界。
一是与重庆满街乞丐的景象不同,在延安没见到一个乞丐。民众的吃穿不是很好,但人人有活干,精神好,治安好。
二是与重庆到处是当兵的不一样,在延安几天见不到军队。他问毛主席:“来延安前,我听说延安有数以十万计军队,为什么看不见?”毛主席告诉他:“八路军是人民子弟兵,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军队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因战备和生产需要,平时很少出来,有的战士所穿衣服与老百姓一样,一时也认不出来。如果你需要去看看军队,可以请朱老总陪你去看看。”
在朱德总司令陪同检阅部队时,陈嘉庚看到人民子弟兵列队整齐,步伐有力,精神饱满,气势如虹,他激动得夜不能寐。
三是与重庆当官的高高在上、耀武扬威不同,延安是干群一致,官兵一致。陈嘉庚亲眼看到,毛主席生活十分俭朴。办公室设在一孔窑洞里,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和一条长板凳,墙壁上挂着一幅地图,如此而已。
毛主席单独请陈嘉庚先生吃饭,除咸饭、白菜外,加一味鸡汤。他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有一次陈嘉庚与毛主席在窑洞里座谈南洋华侨问题,一个勤务兵晚到没有座位,见毛主席身边略有空隙,就塞身过去,毛主席连忙把身躯挪了一下,让战士坐下。
这些“稀罕事”,未到延安前,陈嘉庚先生是想也想不到的。他曾悄悄地对李铁民说:跟中共领导人相比,蒋介石真是皇帝啊。
“归国华侨留延办事处”安排华侨青年到交际处同陈嘉庚先生座谈。他反复问归侨青年: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是否真的打日本?共产党讲不讲伦理道德?毛主席共产党关心不关心老百姓的生活?陕北老百姓拥护不拥护毛主席共产党?你们又是怎样到延安来的?生活习惯不习惯?归侨青年如实地回答了他。
陈嘉庚在延安还见到不少在这里工作的福建籍同志(不少是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校友),向他们了解各方面的问题。大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延安和解放区的真实景象: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干部廉洁,以身作则,特别是共产党员,吃苦在前,视死如归。这些事情,陈嘉庚以前闻所未闻,令他惊叹不已。
在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交往中,陈嘉庚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他思想豁然开朗,终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四、“凭良心与人格说话”
对于陈嘉庚访问延安这段经历,国民党当局又恨又怕,他们采取“封堵”手段,企图让他不说延安的实情。
国民党当局的“封堵”对一生追求真理的、敢于秉公直言的陈嘉庚,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他决定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众。
6月24日,陈嘉庚欣然接受以陈铭枢为主席的国民外交协会的邀请,做《西北的观感》的讲演,介绍在延安的所见所闻;重庆各界及新闻媒体有数百人出席听讲。陈老用一件件事实,证明延安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呈现了一派崭新气象,证明共产党言行是一致的,深知民心侨心,其团结抗战的立场与侨胞的愿望是一致的。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全文照登陈嘉庚的演讲内容,轰动一时。
国民党当局对此十分不满,指使一个与陈有交往的国民党人充当说客,劝说陈嘉庚说话“注意一点”,并说陈老以华侨领袖的地位发表这样的言论,“未免为共产党火上添油”。陈嘉庚说:“我哪句话说的不是事实?共党果有良好政治,外间毁誉算不了什么,贵党应该实行良好政治与之竞赛才对!果能如此,就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他又说:“我是凭良心与人格说话的,绝不能昧着良心,指鹿为马!”
1940年7月底,陈嘉庚离开重庆乘飞机赴昆明,转赴家乡福建。离开重庆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代表蒋介石送行,并说蒋介石要派一个叫王泉笙的陪同陈老到各省视察。陈嘉庚洞察蒋介石的用意,在昆明写了一封航空信给蒋介石,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样做无非是要对他进行监视,害怕他沿途说中共好话。
陈老正告蒋介石:“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若不幸内战发生,华侨必大失所望,爱国热情必大降减,外汇金钱亦必减缩。”由于陈嘉庚坚持反对“陪同”,蒋介石只好命令王泉笙中止行动。
1940年12月初,陈嘉庚一行结束考察,回到新加坡。
回到新加坡以后,陈嘉庚公开说:“我曾说,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经过这次回国实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话说错了!原来,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并且已经在那里做出许多大事了。假如有更多的人像他们那样刻苦耐劳,埋头苦干,我们中国一定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依照情况推测,我们中国今后不必30年就可以转弱为强了!”
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陈嘉庚避难于印度尼西亚爪哇玛琅。这期间,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他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镇静沉着的心态,写出了30多万字的《南侨回忆录》。这部著作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在侨界广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