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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传为宋代苏轼所写的《功甫帖》在这个新年注定成为一桩纷纷扰扰的新闻。它的一波三折折射出文物鉴定之难、国有文博机构的责任模糊以及拍卖市场操作规范的不完备等诸多问题。此外，可能还牵涉深不见底的利益关联，只是盖子至今尚未掀开。
风波前传
一张纵27.9厘米、横9.5厘米、书“苏轼奉别功甫奉议”九字的书法，2013年9月在纽约苏富比拍出82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037万元），买下它的人是上海大收藏家刘益谦。一如这位早年靠股票发家的富豪这几年一贯的做法，他在3个月后爽快地付了款，并盘算着把《功甫帖》运回上海，陈列到妻子王薇打理的龙美术馆。当时，这次购买就引来了媒体围观，并有人将之称为“国宝回流”。按照相关规定，《功甫帖》从美国入境可能需要缴纳1000多万税金，但由于将公开展出等原因，此作先行进入上海自贸区，暂时免去了相关税金。
与很多艺术圈内收藏家的隐蔽低调相比，刘益谦从来不惮于在拍场上买下最高价位的艺术品，并与一些艺术媒体保持频繁互动。然而，这一次，新闻媒体给他带来的不再是人们的注目和艳羡，而是一连串猝不及防的尴尬。这位拥有一个顾问团队，素来在艺术品市场战无不胜的金主第一次在公众面前遭遇了滑铁卢。
有关《功甫帖》事件更深层次的发酵起源于2013年12月21日的一篇报道。那天，《新民晚报》刊出题为《拍自苏富比的<功甫帖>被指伪本》的整版报道。该报记者对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三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做了采访。在报道中，三位研究员一致认为：刘益谦从纽约苏富比购得的《功甫帖》系人在晚清用“双钩廓填”之法制作的伪品，并非苏轼原迹。“双钩廓填”在唐宋时期主要用来保护原迹，临摹学习，到了晚清，则成为坊间作伪、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通过与苏轼《功甫帖》拓本的对比，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认为：拓本书艺水平远远胜于苏富比的《功甫帖》拍品；并经过考证，认为此《功甫帖》伪本钩摹自晚清鲍漱芳辑刻的《安素轩石刻》，其制作时间，约在1820年至1871之间。
据后来相关媒体从业人士和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这篇文章确是博物馆专家主动向媒体沟通。这种对市场行为和民间收藏主动发表意见的行为在上海博物馆历史上尚属首次。传统上，博物馆与市场人士常常刻意保持泾渭分明的姿态。这既是出于对文博从业者的职业规范的遵守，同时，也是避免麻烦与论争明哲保身之法。对于这次的例外，博物馆馆员曾向媒体解释：因为《功甫帖》能够与上海博物馆另一件馆藏赝品《刘锡敕》相互证伪，因此，研究人员是在研究《刘锡敕》时顺带表达。同时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这件作品将进入美术馆这个公共场所，所以验明正身亦是理所应当。
藏家被动
去年12月21日《新民晚报》的报道甫一发布，收藏圈和文博界就炸开了锅。当晚，几乎每一个与书画拍卖有关的圈内人的微信朋友圈里，清一色是关于这个消息的转发和评论。而刘益谦更是在第二天就开始接受采访，又连发三篇声明。
在声明中，他语带辛辣，或明或暗地指责上博专家向大众媒体捅出新闻的行为。在《我的声明》中，他写道：“在结论得出之前，作为买家我个人愿意保持中立。但是上海博物馆的学术团队对《功甫帖》的研究方式确实也让我大开眼界，仅凭与拓本的比较就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并且连翁方纲的题跋也认为是伪作。”在另一篇《我的困惑与求教》中，他写道：“你们没有选择在专业的研究刊物发表研究成果的学术争鸣的常规做法，而是先在《新民晚报》这样的大众媒体以官方的名义发布结论性的观点，是由于《功甫帖》真伪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出学术规范和学术尊严的价值，需要你们集体展现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了吗？”
很明显，他指责三位研究员的冲动远远大于重新审视墨迹真伪以避免损失的热情。
而苏富比方面也开始表态。其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表示：苏富比将组织“全球顶级博物馆专家”鉴定。如果与上海博物馆的结果相同，苏富比公司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妥善处理这件事情。
学术报道
2014年元月1日，上海博物馆三位专家在中国文物局下属的《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进一步对他们的看法进行了论证。次日，上海本地的《东方早报》全文予以转载。国内其他一些媒体也发表了对此事的评论。这篇被等待了长达十天的稿件，终于在上博几位研究员夜以继日的紧张修改中完成了定稿。
现在看来，上博三位研究员选择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他们的学术论文或许是比原定在《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上发表更好的选择。一方面，之前上博专家向大众媒体指出：《功甫帖》为假之事已经屡遭刘益谦诟病。另一方面，这篇报道的学术性和阅读门槛，也确实不适于都市报。
此文详解《功甫帖》墨迹本以及另一件同传为苏轼所书的《刘锡敕》墨迹本的流传经过、笔意、字体形态以及印章等，经过详尽考订，推断其为晚清伪本。现在出现在市场上的这件《功甫帖》墨迹本，原与《刘锡敕》伪本以及米芾真迹合册，亦属李佐贤《书画鉴影》中《苏米翰札合册》之一，至1942年，包括米芾《道祖帖》《章侯帖》等在内的《苏米翰札合册》中各札，后亦为许汉卿同时购得。
并且，博物馆专家认为：《功甫帖》与上博藏《刘锡敕》可以相互证伪。除此之外，该报告也通过对这两件墨迹本的解读，详解了“双钩廓填”这一盛行于明清的作伪手法。
在研究报告发表当日，刘益谦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直到现在终于可以知道这份学术报告不是上海博物馆的官方结论，而是研究员自己的研究。同时，我也可以回到中立的态度，看苏富比接下去如何处理。”
真假谁定
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的研究文章公布后，收藏家朱绍良在微博发表声明表示，若刘益谦忍受不了各方的纷争，放弃《功甫帖》的收藏，他本人愿意购藏，并表示已经准备好了5000万现金。
对此，刘益谦于1月9日在雅昌网发布特别回复，称“目前关于苏轼《功甫帖》争论正处方兴之期，轻言放弃尚早。本人期望并相信这场前所罕有的真赝论辩，最终将毫无悬疑地接近历史真相”。这也是刘益谦就苏富比拍品《功甫帖》发表的第4次声明。 上博研究员的论文发表十多天后，直到1月13日，苏富比再次辩驳，称：“经过再次论证，并听取了包括中国大陆文博前辈在内的国际及国内专家和业内人士的专业意见，坚持认为《功甫帖》是一件流传有序，历经清初安岐《墨缘汇观》等历代专著著录，包括近现代鉴定大家张葱玉、徐邦达先生鉴定并肯定为苏轼真迹的墨迹本。不同意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先生所指认的该作品是清中晚期‘双钩廓填’本的结论。”
只是，在“苏富比专家团队”做出详尽论述时，苏富比当时所说的那些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的“全球顶级专家”依然不知是何面目。
时近春节，为期近一个月，涉及世界一流博物馆、一流拍卖行以及大收藏家的这场纷争依旧未见分晓。一个很有可能的结局是：这件真假未明的墨迹本会与许多至今处于争议之中的历代文物一样，在历史长卷中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尴尬地位。而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样一番争论，《功甫帖》的市场估值与刘益谦购藏之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争议后续
1月28日晚，刘益谦之友——上海另一书画藏家颜明发出公开声明，首次透露了《功甫帖》购买前后情况，颜明称早在刘益谦购买该帖前，自己就曾转告刘益谦上博和故宫专家一致看伪的意见。刘益谦坚持拍下此帖。
在公开信中，颜明首先列出的事件回放显示，刘益谦在2013年8月底曾向其咨询《功甫帖》真伪问题，颜明当时回答是：“从图录看，目鉴不过关。”随后，颜明提出帮助刘益谦咨询上博和故宫专家，并得到刘的赞同。
颜明请教了上博和故宫专家，得到的答复是一致看假，并认为作伪水平不高，还提供了伪作的原因。颜明通过电话和短信向刘益谦转达专家意见，并劝其联系专家。颜明称，这些意见并未引起刘益谦重视，刘坚持拍下《功甫帖》。
在公开信的第三部分“苏富比和刘益谦的关系”中，颜明透露了更多的背后细节。
据颜明披露的信息，现任苏富比拍卖行中国书画部负责人的张荣德，曾任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总经理，2005年与刘益谦合资创办上海明道拍卖公司并担任总经理，2013年履新苏富比，拍卖《功甫帖》是其到苏富比后首次主持书画业务。
公开报道显示，去年5月8日，苏富比宣布张荣德将以高级董事、资深专家、中国古代书画部门业务主管的身份加入纽约总部。张荣德当时表示：“我很期望与大家合作，将（2013年）9月秋拍办好。”
在公开信中，颜明还说，如果他是刘益谦，事件甫一发生，他就会上门求教上海博物馆三位书画专家，力邀真正具名的世界级博物馆专家论证拍品。颜明在文中还向上博专家表达了致敬。
最新进展
2月18日下午，上海龙美术馆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现场展示了刘益谦所购《功甫帖》原件，并对社会公布了对《功甫帖》的高清影像资料和鉴定结果，否定此前上海博物馆指《功甫帖》为“清代双钩廓填伪本”的结论。藏家、龙美术馆创始人刘益谦表示，希望通过严谨的学术辩论，有关《功甫帖》的相关疑点会越来越清楚。
当天公布的影像资料包括《功甫帖》高清扫描图、6000万像素高清背光图，以及数码显微镜放大50倍效果图，并且主办方用手持无线视频数码设备对《功甫帖》进行现场放大扫描。这也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史上首次采用多种现代技术设备对一件古代书画做出综合鉴定。
首次亮相京城的《功甫帖》，在高倍扫描仪50-200倍的光学放大镜下，现场清晰可见众多自然书写特性，例如回锋提笔处笔画交叉处显然较浓的墨色；偏锋扫过纸面时偶然发生的不规则缺口以及自然有力的游丝等。与之相比，在同样光源条件下，翁方纲勾摩本则可显见笔触的不完整，运笔有所迟疑，墨色有改的痕迹，明确的边缘勾线等特征。
活动主办方表示，这些高清图片结合相关机构鉴定报告和专家学者提供的最新学术文章显示，《功甫帖》为自然书写，上海博物馆“双钩廓填说”无法成立，上海博物馆文章不能推翻此前由安仪周、徐邦达等大家做出的《功甫帖》为苏轼真迹的决定。
鉴于关注与参加这次讨论的绝大多数人均未见过原件，龙美术馆特意在发布会当天公开展示该展品，并结合高清影像与到会人士一起对比见证了原作与翁方纲勾摩本的显著差别。
结合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对《功甫帖》所做的技术鉴定，指出《功甫帖》用纸与北宋李建忠《同年帖》、苏轼《致知县朝奉》为同一种纸张。
《功甫帖》上的印章残印是另一个重点。主办方结合最新多位专家文章，指出《功甫帖》上的两方残印，应该合并释读为“义阳世家”印。图像对比分析，这一印章与台北故宫收藏的北宋徐铉《私诚帖》与吕公绰《真诲帖》等北宋名迹中的“义阳世家”印章一致。
主办方龙美术馆相关负责人介绍，《真诲帖》和辽宁博物馆收藏的欧阳询《千字文》中的“莆阳傅氏”等印件和宋洵美《义阳世家事略》等宋代文献，则进一步把“义阳世家”印鉴的持有者，推向宋代傅氏家族，该负责人表示，这使《功甫帖》的早期递藏史出现了明显线索。
发布会多位专家还从笔迹特征、著录等角度对《功甫帖》进行论证，支持徐邦达等近代大家所做的《功甫帖》为真迹的论证。
记者现场看到，此次展出的苏轼《功甫帖》大小约有两个巴掌高。据悉，这件作品将从3月28日起在刘益谦创办的龙美术馆上海浦东新馆中展出。届时，关于此帖真伪讨论的文献，也将作为展览的一部分，一起接受公众检验。
刘益谦发布会后表示，“我为什么要（向苏富比）退货？拍卖从30多万美元竞到822.9万美元，就说明这东西的重要性了。”
记者2月18日傍晚联系到上博研究员之一钟银兰，她表示听说过刘益谦当天发布会的行为，但对于《功甫帖》的真伪在她看来已经盖棺论定，“我的看法已经公布了，不会改变。他（刘益谦）如果要研究什么、说什么，那是他的事。”
（摘自《陆家嘴》）
风波前传
一张纵27.9厘米、横9.5厘米、书“苏轼奉别功甫奉议”九字的书法，2013年9月在纽约苏富比拍出82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037万元），买下它的人是上海大收藏家刘益谦。一如这位早年靠股票发家的富豪这几年一贯的做法，他在3个月后爽快地付了款，并盘算着把《功甫帖》运回上海，陈列到妻子王薇打理的龙美术馆。当时，这次购买就引来了媒体围观，并有人将之称为“国宝回流”。按照相关规定，《功甫帖》从美国入境可能需要缴纳1000多万税金，但由于将公开展出等原因，此作先行进入上海自贸区，暂时免去了相关税金。
与很多艺术圈内收藏家的隐蔽低调相比，刘益谦从来不惮于在拍场上买下最高价位的艺术品，并与一些艺术媒体保持频繁互动。然而，这一次，新闻媒体给他带来的不再是人们的注目和艳羡，而是一连串猝不及防的尴尬。这位拥有一个顾问团队，素来在艺术品市场战无不胜的金主第一次在公众面前遭遇了滑铁卢。
有关《功甫帖》事件更深层次的发酵起源于2013年12月21日的一篇报道。那天，《新民晚报》刊出题为《拍自苏富比的<功甫帖>被指伪本》的整版报道。该报记者对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三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做了采访。在报道中，三位研究员一致认为：刘益谦从纽约苏富比购得的《功甫帖》系人在晚清用“双钩廓填”之法制作的伪品，并非苏轼原迹。“双钩廓填”在唐宋时期主要用来保护原迹，临摹学习，到了晚清，则成为坊间作伪、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通过与苏轼《功甫帖》拓本的对比，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认为：拓本书艺水平远远胜于苏富比的《功甫帖》拍品；并经过考证，认为此《功甫帖》伪本钩摹自晚清鲍漱芳辑刻的《安素轩石刻》，其制作时间，约在1820年至1871之间。
据后来相关媒体从业人士和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这篇文章确是博物馆专家主动向媒体沟通。这种对市场行为和民间收藏主动发表意见的行为在上海博物馆历史上尚属首次。传统上，博物馆与市场人士常常刻意保持泾渭分明的姿态。这既是出于对文博从业者的职业规范的遵守，同时，也是避免麻烦与论争明哲保身之法。对于这次的例外，博物馆馆员曾向媒体解释：因为《功甫帖》能够与上海博物馆另一件馆藏赝品《刘锡敕》相互证伪，因此，研究人员是在研究《刘锡敕》时顺带表达。同时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这件作品将进入美术馆这个公共场所，所以验明正身亦是理所应当。
藏家被动
去年12月21日《新民晚报》的报道甫一发布，收藏圈和文博界就炸开了锅。当晚，几乎每一个与书画拍卖有关的圈内人的微信朋友圈里，清一色是关于这个消息的转发和评论。而刘益谦更是在第二天就开始接受采访，又连发三篇声明。
在声明中，他语带辛辣，或明或暗地指责上博专家向大众媒体捅出新闻的行为。在《我的声明》中，他写道：“在结论得出之前，作为买家我个人愿意保持中立。但是上海博物馆的学术团队对《功甫帖》的研究方式确实也让我大开眼界，仅凭与拓本的比较就得出毋庸置疑的结论，并且连翁方纲的题跋也认为是伪作。”在另一篇《我的困惑与求教》中，他写道：“你们没有选择在专业的研究刊物发表研究成果的学术争鸣的常规做法，而是先在《新民晚报》这样的大众媒体以官方的名义发布结论性的观点，是由于《功甫帖》真伪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出学术规范和学术尊严的价值，需要你们集体展现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了吗？”
很明显，他指责三位研究员的冲动远远大于重新审视墨迹真伪以避免损失的热情。
而苏富比方面也开始表态。其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表示：苏富比将组织“全球顶级博物馆专家”鉴定。如果与上海博物馆的结果相同，苏富比公司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妥善处理这件事情。
学术报道
2014年元月1日，上海博物馆三位专家在中国文物局下属的《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进一步对他们的看法进行了论证。次日，上海本地的《东方早报》全文予以转载。国内其他一些媒体也发表了对此事的评论。这篇被等待了长达十天的稿件，终于在上博几位研究员夜以继日的紧张修改中完成了定稿。
现在看来，上博三位研究员选择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他们的学术论文或许是比原定在《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上发表更好的选择。一方面，之前上博专家向大众媒体指出：《功甫帖》为假之事已经屡遭刘益谦诟病。另一方面，这篇报道的学术性和阅读门槛，也确实不适于都市报。
此文详解《功甫帖》墨迹本以及另一件同传为苏轼所书的《刘锡敕》墨迹本的流传经过、笔意、字体形态以及印章等，经过详尽考订，推断其为晚清伪本。现在出现在市场上的这件《功甫帖》墨迹本，原与《刘锡敕》伪本以及米芾真迹合册，亦属李佐贤《书画鉴影》中《苏米翰札合册》之一，至1942年，包括米芾《道祖帖》《章侯帖》等在内的《苏米翰札合册》中各札，后亦为许汉卿同时购得。
并且，博物馆专家认为：《功甫帖》与上博藏《刘锡敕》可以相互证伪。除此之外，该报告也通过对这两件墨迹本的解读，详解了“双钩廓填”这一盛行于明清的作伪手法。
在研究报告发表当日，刘益谦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直到现在终于可以知道这份学术报告不是上海博物馆的官方结论，而是研究员自己的研究。同时，我也可以回到中立的态度，看苏富比接下去如何处理。”
真假谁定
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的研究文章公布后，收藏家朱绍良在微博发表声明表示，若刘益谦忍受不了各方的纷争，放弃《功甫帖》的收藏，他本人愿意购藏，并表示已经准备好了5000万现金。
对此，刘益谦于1月9日在雅昌网发布特别回复，称“目前关于苏轼《功甫帖》争论正处方兴之期，轻言放弃尚早。本人期望并相信这场前所罕有的真赝论辩，最终将毫无悬疑地接近历史真相”。这也是刘益谦就苏富比拍品《功甫帖》发表的第4次声明。 上博研究员的论文发表十多天后，直到1月13日，苏富比再次辩驳，称：“经过再次论证，并听取了包括中国大陆文博前辈在内的国际及国内专家和业内人士的专业意见，坚持认为《功甫帖》是一件流传有序，历经清初安岐《墨缘汇观》等历代专著著录，包括近现代鉴定大家张葱玉、徐邦达先生鉴定并肯定为苏轼真迹的墨迹本。不同意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先生所指认的该作品是清中晚期‘双钩廓填’本的结论。”
只是，在“苏富比专家团队”做出详尽论述时，苏富比当时所说的那些研究中国古代书画的“全球顶级专家”依然不知是何面目。
时近春节，为期近一个月，涉及世界一流博物馆、一流拍卖行以及大收藏家的这场纷争依旧未见分晓。一个很有可能的结局是：这件真假未明的墨迹本会与许多至今处于争议之中的历代文物一样，在历史长卷中处于一个模棱两可的尴尬地位。而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样一番争论，《功甫帖》的市场估值与刘益谦购藏之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争议后续
1月28日晚，刘益谦之友——上海另一书画藏家颜明发出公开声明，首次透露了《功甫帖》购买前后情况，颜明称早在刘益谦购买该帖前，自己就曾转告刘益谦上博和故宫专家一致看伪的意见。刘益谦坚持拍下此帖。
在公开信中，颜明首先列出的事件回放显示，刘益谦在2013年8月底曾向其咨询《功甫帖》真伪问题，颜明当时回答是：“从图录看，目鉴不过关。”随后，颜明提出帮助刘益谦咨询上博和故宫专家，并得到刘的赞同。
颜明请教了上博和故宫专家，得到的答复是一致看假，并认为作伪水平不高，还提供了伪作的原因。颜明通过电话和短信向刘益谦转达专家意见，并劝其联系专家。颜明称，这些意见并未引起刘益谦重视，刘坚持拍下《功甫帖》。
在公开信的第三部分“苏富比和刘益谦的关系”中，颜明透露了更多的背后细节。
据颜明披露的信息，现任苏富比拍卖行中国书画部负责人的张荣德，曾任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总经理，2005年与刘益谦合资创办上海明道拍卖公司并担任总经理，2013年履新苏富比，拍卖《功甫帖》是其到苏富比后首次主持书画业务。
公开报道显示，去年5月8日，苏富比宣布张荣德将以高级董事、资深专家、中国古代书画部门业务主管的身份加入纽约总部。张荣德当时表示：“我很期望与大家合作，将（2013年）9月秋拍办好。”
在公开信中，颜明还说，如果他是刘益谦，事件甫一发生，他就会上门求教上海博物馆三位书画专家，力邀真正具名的世界级博物馆专家论证拍品。颜明在文中还向上博专家表达了致敬。
最新进展
2月18日下午，上海龙美术馆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现场展示了刘益谦所购《功甫帖》原件，并对社会公布了对《功甫帖》的高清影像资料和鉴定结果，否定此前上海博物馆指《功甫帖》为“清代双钩廓填伪本”的结论。藏家、龙美术馆创始人刘益谦表示，希望通过严谨的学术辩论，有关《功甫帖》的相关疑点会越来越清楚。
当天公布的影像资料包括《功甫帖》高清扫描图、6000万像素高清背光图，以及数码显微镜放大50倍效果图，并且主办方用手持无线视频数码设备对《功甫帖》进行现场放大扫描。这也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史上首次采用多种现代技术设备对一件古代书画做出综合鉴定。
首次亮相京城的《功甫帖》，在高倍扫描仪50-200倍的光学放大镜下，现场清晰可见众多自然书写特性，例如回锋提笔处笔画交叉处显然较浓的墨色；偏锋扫过纸面时偶然发生的不规则缺口以及自然有力的游丝等。与之相比，在同样光源条件下，翁方纲勾摩本则可显见笔触的不完整，运笔有所迟疑，墨色有改的痕迹，明确的边缘勾线等特征。
活动主办方表示，这些高清图片结合相关机构鉴定报告和专家学者提供的最新学术文章显示，《功甫帖》为自然书写，上海博物馆“双钩廓填说”无法成立，上海博物馆文章不能推翻此前由安仪周、徐邦达等大家做出的《功甫帖》为苏轼真迹的决定。
鉴于关注与参加这次讨论的绝大多数人均未见过原件，龙美术馆特意在发布会当天公开展示该展品，并结合高清影像与到会人士一起对比见证了原作与翁方纲勾摩本的显著差别。
结合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对《功甫帖》所做的技术鉴定，指出《功甫帖》用纸与北宋李建忠《同年帖》、苏轼《致知县朝奉》为同一种纸张。
《功甫帖》上的印章残印是另一个重点。主办方结合最新多位专家文章，指出《功甫帖》上的两方残印，应该合并释读为“义阳世家”印。图像对比分析，这一印章与台北故宫收藏的北宋徐铉《私诚帖》与吕公绰《真诲帖》等北宋名迹中的“义阳世家”印章一致。
主办方龙美术馆相关负责人介绍，《真诲帖》和辽宁博物馆收藏的欧阳询《千字文》中的“莆阳傅氏”等印件和宋洵美《义阳世家事略》等宋代文献，则进一步把“义阳世家”印鉴的持有者，推向宋代傅氏家族，该负责人表示，这使《功甫帖》的早期递藏史出现了明显线索。
发布会多位专家还从笔迹特征、著录等角度对《功甫帖》进行论证，支持徐邦达等近代大家所做的《功甫帖》为真迹的论证。
记者现场看到，此次展出的苏轼《功甫帖》大小约有两个巴掌高。据悉，这件作品将从3月28日起在刘益谦创办的龙美术馆上海浦东新馆中展出。届时，关于此帖真伪讨论的文献，也将作为展览的一部分，一起接受公众检验。
刘益谦发布会后表示，“我为什么要（向苏富比）退货？拍卖从30多万美元竞到822.9万美元，就说明这东西的重要性了。”
记者2月18日傍晚联系到上博研究员之一钟银兰，她表示听说过刘益谦当天发布会的行为，但对于《功甫帖》的真伪在她看来已经盖棺论定，“我的看法已经公布了，不会改变。他（刘益谦）如果要研究什么、说什么，那是他的事。”
（摘自《陆家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