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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移民中的南来文人
他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南来作家”，无论身处何地，都是用汉语写作，都是用汉语书写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只是香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发声平台。
远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一些人从北向南，移动着文化中国的边境线，这群人被称为“南来文人”—“南来”是古文说法，即来南方之意。比如我们熟悉的诗人戴望舒，他于壮年来港，1938年到1947年，他的命运正好与香港重叠。他在香港主持《星岛日报》文化版“星座”，利用自己在内地极盛的名声和号召力，网罗大量在战乱中的内地可能无法发表作品的一流作家，成功地在报纸上重建了一个流亡中的文化中国。而当他被日军逮捕下狱以及出狱后被困香港，他的诗风为之一转：开始面向人民说话、并且把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完全相融于一体。
戴望舒与其他一些南来文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强烈的“家”感，香港薄扶林道林泉居就是他的家—不只是一个房子，家在的地方就是家乡，戴望舒在香港度过他最快乐的、也最不幸的时光，因此香港成了他悲喜交集之所在。所谓“我随身携带着我的祖国”，有西方诗人曾如是说。人在，即国在，戴望舒在香港，则中国在香港，这是一代南来文人最大的意义。
可以说六十年代之前，南来文人是香港文化结构的绝对中坚，小说家中的刘以鬯、徐速分别写下了当时中国最前卫的实验小说和香港最畅销的青春小说，诗人中的马朗创办的《文艺新潮》，力推现代主义，影响了日后大多数香港作家……直到六七十年代香港本土文学和艺术抬头，本土意识确立，南来文人的角色才渐渐减弱，甚至随着香港本土重要作家如西西、也斯等人创作日益蓬勃，南来文人的作品及文化意识相形反而见得保守落伍了。
“南来作家这个名字现在简直带点原罪的意思。”我曾听南来小说家、《香港文学》主编陶然如此说道。八九十年代以后，香港文坛中提到南来作家，莫名地总带点贬义，似乎总不如“土生土长”来得响亮，贬意的来由，陶然坦然道出：“后来许多所谓南来作家，他们对文学谈不上献身，只是利用文学进行交游，他们的名片上一大堆头衔，作品却贫乏欠缺，这形成了大众对南来作家的负面印象。”
幸好还有一批在1997前后来港的作家、文人，以无可非议的作品质量、文化视野甚至文化参与的力度，为“南来作家”一词挽回不少面子—当然，他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南来作家，包括我，我们无论身处何地，都是用汉语写作、写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而偶然、也必然地，香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一个发声的平台。
黄灿然和郑单衣
这样的人，我第一个认识的是黄灿然，1997年我初抵香港，身上唯一一个“名人”的联系电话，就是广州博尔赫斯书店陈侗给我的黄灿然的电话。电话里的黄灿然是个急性子，和他翻译中的细致从容、诗歌中的沉着舒缓大相异趣，他喜欢滔滔不绝地说话，而且总有话说，总有创见。但最令人惊异的是他在诗歌中的那种自信，比如他这样写自己：“如果他有什么骄傲，那就是/他在现实中低头，/而不向现实低头。/他低头是为了向自己的胸坎/承认他与众不同”。也许这种自信就来自于他对自己移民身份的克服：他十多岁来港，没有文凭没有靠山，只好在工厂打工—就像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平民阶层新移民一样；但是黄灿然没有甘心如此，他存了工钱，几年后考回暨南大学读新闻系，因为喜欢外国文学，他又没有局限于新闻专业，而是自学英语到精通的程度—就像他所说的，英语词典是他的衣食父母，英语不但成为他的工作依靠（他毕业后一直在大公报担任国际新闻翻译），更成为他立命之本—国内普通读者知道黄灿然，更多的是因为他是翻译高手而不是诗人。但拥有诗歌写作、翻译、评论三项全能之力的，在香港，也斯之后唯独黄灿然。黄灿然作为一个诗人在其诗作中的敏感、明晰、准确与从容等特点，也呈现在其评论之中。
在文学以外的生活,黄灿然和一般香港市民无异,居住在福建人聚居的鲗鱼涌，每天上班下班,只是日夜颠倒。因此他所写的文章，大多取材自小市民生活场景，不同于早年“南来作家”强调的异乡人的孤立无援，他写的是香港人生存的共同哀乐，作为一个老移民，只有涉及写作者的特殊身份问题的时候，他才显出与香港本土作家的不同：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使命感以及超越性，而不是后者安于现状的低调和平等。但他又能安于长期做一个报馆翻译，因为这份工作单纯、稳定且保障了他日间写作和阅读的时间，即使以他的名气和水平，他完全可以在香港胜任一个教授的职位或者一个公共文人的虚荣。
和黄灿然同属第三代诗人中佼佼者的郑单衣，他后于我一年多来港（1998）。作为诗人，他比黄灿然更孤傲—就跟他的诗一样，看得见的才气横溢，灵气骚动，并且毫不掩饰。很明显，香港人更能接受在实在中隐忍前进的福建人精神，而不是郑单衣的川贵式率性，因此单衣刚来港时颇不适意。直到几年后他的诗集《夏天的翅膀》被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译笔甚佳，销路颇广，郑单衣一下子在香港外籍文化界声名鹊起，继而在国外也得到一定的重视，被邀请参与各种诗歌节、研讨会等等，并多次举办收费诗歌朗诵会—那一段日子，单衣好像是香港唯一一个能以诗为生的诗人。但也许他对香港的生活始终不适应，从市区搬到了离岛坪洲，居住在一间很梦幻的屋子里画起了油画，偶尔，我在坪洲码头能碰见他逍遥的身影。据说现在他来往于家乡贵州与香港之间，无人能知其行止。我想，郑单衣从不曾认为自己移居了香港就是香港诗人，香港的生活也难以从他的超现实诗歌中窥见端倪，这倒让我想起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被迫来港、视香港为客居流离之地的“南来文人”。
北岛
新移民知识分子中，勇于自认自己是香港诗人的人，谁都想不到是最大的异乡客：北岛。北岛一直在国内外的文学读者群中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内地诗人的代表，如今内地诗人代表成为了香港人，既显示了香港社会的包容性，更显示了诗人对此地的认可。2006年移居香港，是漂泊诗人北岛距离回不去的故乡最近的一次迁移，正如北岛对我说的：他早已没有了选择的权利。但是渐渐地他会去阅读陈冠中的《我这一代香港人》和吕大乐《四代香港人》这样象征了香港本土论述的经典之作，藉以了解他身处的奇特时空以及这时空中人与人的关系，无疑这样的主动理解比自绝于世要积极得多。而且，当北岛被香港中文大学延聘为正式教授之后，他牵头策划大型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和“国际诗人在香港”两项计划，一下子使香港文化界充满了诗的声音，更是浪漫主义之举—试问要在一个被定性为商业至上社会的城市，举办貌似最不食人间烟火的诗歌节，几乎是堂吉诃德的行为，北岛硬是以自己的号召力办成了。
北岛另一行动是把经典的文学杂志《今天》移师香港出版，有三十多年历史的《今天》在香港重聚其力量，这当然有其偶然的因素，北岛在香港定居，是《今天》来到香港的其中一个动因；但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香港作为从属于汉语文化却又远离中心的一个特殊地区，具有一种与当年《今天》等非主流文化相似的游离气质，而作为当今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凝聚地带，香港又比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中国内地更成熟、因而酝酿了更多清醒和反抗的可能性。
北岛居港数年，最重要的文学创作是散文集《城门开》，我常想象他在相对远离市区的马鞍山的工作室，埋首回忆他那失去的老北京的情景，山水迥异，故人白头，他独力为那个理不清的时代编织回忆的迷宫。现在他在香港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诗歌节的筹办以及《今天》杂志的事务上，自己的诗写得少了，前些天欣闻他已暂停一切散文写作和专栏，重拾诗笔，令人颇生期待。
曹疏影和我
北岛和我、作家曹疏影常常在湾仔的“老北京”餐馆吃糖三角、京酱肉丝等地道北京菜，既是缓解北岛的乡愁，也缓解曹疏影对北京的怀念。青年作家曹疏影在北大求学八年，2005年毕业后移居香港，算是文化新移民中最年轻者之一，她来港后一直从事自由撰稿人和编辑的职业，五年间出版了三本书：童话集《和呼咪一起钓鱼》、散文集《虚齿记》和主编、采写的《是她也是你和我—准来港女性访谈录》。
曹疏影和我，居住在香港最大的离岛—大屿山岛上，所以曹疏影的写作也触及香港写作中较为人忽略的一面：香港的自然写作。这个传统，六十年代西西和也斯都曾贡献名篇，但近年被一面倒的城市写作掩盖，而曹疏影的近作短篇小说“苦菩湾”系列和即将出版的诗集《金雪》中的许多篇章都以大屿山或香港其他岛屿为背景，书写那个不为人知的宁静的香港。
但也许是因为年轻激进，曹疏影的作品明显比前辈作家有更多对香港社会现实的介入，比如童话集里有讽刺迪士尼乐园的一篇，散文集的第一辑借饮食来讨论内地与香港、中外的文化差异与撞击；而她和香港女作家邓小桦一起主编的《是她也是你和我—准来港女性访谈录》则更有入世意义，直接介入香港敏感但又遭主流话语忽视的“准来港女性”（即与香港人结婚但未取得香港身份证、被迫留在香港生活的内地女性）问题。曹疏影和邓小桦组织了十位香港本土女作家，分别去采访十位准来港女性，听她们口述历史，个中甜酸苦辣，与十位作家的文化背景形成强大冲击，这是一个我们都已忘记的香港：那里，人们胼手胝足、捉襟见肘地生活，在金权世界的漠视下竭力维持自己的尊严；同时那里的主流话语又在处心积虑地抹黑她们、隐蔽她们的困境。这本书出版之后引起了文化界对准来港女性的关注，甚至帮助解决了其中某些个案遭遇的难题，这也是作为新移民的作家对新移民群体问题最实在的介入。
在香港，与曹疏影同龄的新移民作家还有小说家葛亮、时评家熊一豆、书评家许骥等，年轻的他们与上一代新移民文化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受过较完整的现代教育，对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位置有更清晰的认知。南来，已经不是当年的别无选择，更多的是自觉选择，因此香港对他们的意义也大不同了，既在之，便写之，上一代经过矛盾达致的从容，也许年青一代已经成竹在胸。
（作者系香港诗人，由于是回归后香港新移民政策的第一个获益者，被香港媒体称作001号回归诗人。）
他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南来作家”，无论身处何地，都是用汉语写作，都是用汉语书写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只是香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发声平台。
远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一些人从北向南，移动着文化中国的边境线，这群人被称为“南来文人”—“南来”是古文说法，即来南方之意。比如我们熟悉的诗人戴望舒，他于壮年来港，1938年到1947年，他的命运正好与香港重叠。他在香港主持《星岛日报》文化版“星座”，利用自己在内地极盛的名声和号召力，网罗大量在战乱中的内地可能无法发表作品的一流作家，成功地在报纸上重建了一个流亡中的文化中国。而当他被日军逮捕下狱以及出狱后被困香港，他的诗风为之一转：开始面向人民说话、并且把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完全相融于一体。
戴望舒与其他一些南来文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强烈的“家”感，香港薄扶林道林泉居就是他的家—不只是一个房子，家在的地方就是家乡，戴望舒在香港度过他最快乐的、也最不幸的时光，因此香港成了他悲喜交集之所在。所谓“我随身携带着我的祖国”，有西方诗人曾如是说。人在，即国在，戴望舒在香港，则中国在香港，这是一代南来文人最大的意义。
可以说六十年代之前，南来文人是香港文化结构的绝对中坚，小说家中的刘以鬯、徐速分别写下了当时中国最前卫的实验小说和香港最畅销的青春小说，诗人中的马朗创办的《文艺新潮》，力推现代主义，影响了日后大多数香港作家……直到六七十年代香港本土文学和艺术抬头，本土意识确立，南来文人的角色才渐渐减弱，甚至随着香港本土重要作家如西西、也斯等人创作日益蓬勃，南来文人的作品及文化意识相形反而见得保守落伍了。
“南来作家这个名字现在简直带点原罪的意思。”我曾听南来小说家、《香港文学》主编陶然如此说道。八九十年代以后，香港文坛中提到南来作家，莫名地总带点贬义，似乎总不如“土生土长”来得响亮，贬意的来由，陶然坦然道出：“后来许多所谓南来作家，他们对文学谈不上献身，只是利用文学进行交游，他们的名片上一大堆头衔，作品却贫乏欠缺，这形成了大众对南来作家的负面印象。”
幸好还有一批在1997前后来港的作家、文人，以无可非议的作品质量、文化视野甚至文化参与的力度，为“南来作家”一词挽回不少面子—当然，他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南来作家，包括我，我们无论身处何地，都是用汉语写作、写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而偶然、也必然地，香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一个发声的平台。
黄灿然和郑单衣
这样的人，我第一个认识的是黄灿然，1997年我初抵香港，身上唯一一个“名人”的联系电话，就是广州博尔赫斯书店陈侗给我的黄灿然的电话。电话里的黄灿然是个急性子，和他翻译中的细致从容、诗歌中的沉着舒缓大相异趣，他喜欢滔滔不绝地说话，而且总有话说，总有创见。但最令人惊异的是他在诗歌中的那种自信，比如他这样写自己：“如果他有什么骄傲，那就是/他在现实中低头，/而不向现实低头。/他低头是为了向自己的胸坎/承认他与众不同”。也许这种自信就来自于他对自己移民身份的克服：他十多岁来港，没有文凭没有靠山，只好在工厂打工—就像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平民阶层新移民一样；但是黄灿然没有甘心如此，他存了工钱，几年后考回暨南大学读新闻系，因为喜欢外国文学，他又没有局限于新闻专业，而是自学英语到精通的程度—就像他所说的，英语词典是他的衣食父母，英语不但成为他的工作依靠（他毕业后一直在大公报担任国际新闻翻译），更成为他立命之本—国内普通读者知道黄灿然，更多的是因为他是翻译高手而不是诗人。但拥有诗歌写作、翻译、评论三项全能之力的，在香港，也斯之后唯独黄灿然。黄灿然作为一个诗人在其诗作中的敏感、明晰、准确与从容等特点，也呈现在其评论之中。
在文学以外的生活,黄灿然和一般香港市民无异,居住在福建人聚居的鲗鱼涌，每天上班下班,只是日夜颠倒。因此他所写的文章，大多取材自小市民生活场景，不同于早年“南来作家”强调的异乡人的孤立无援，他写的是香港人生存的共同哀乐，作为一个老移民，只有涉及写作者的特殊身份问题的时候，他才显出与香港本土作家的不同：他毫不掩饰自己的使命感以及超越性，而不是后者安于现状的低调和平等。但他又能安于长期做一个报馆翻译，因为这份工作单纯、稳定且保障了他日间写作和阅读的时间，即使以他的名气和水平，他完全可以在香港胜任一个教授的职位或者一个公共文人的虚荣。
和黄灿然同属第三代诗人中佼佼者的郑单衣，他后于我一年多来港（1998）。作为诗人，他比黄灿然更孤傲—就跟他的诗一样，看得见的才气横溢，灵气骚动，并且毫不掩饰。很明显，香港人更能接受在实在中隐忍前进的福建人精神，而不是郑单衣的川贵式率性，因此单衣刚来港时颇不适意。直到几年后他的诗集《夏天的翅膀》被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译笔甚佳，销路颇广，郑单衣一下子在香港外籍文化界声名鹊起，继而在国外也得到一定的重视，被邀请参与各种诗歌节、研讨会等等，并多次举办收费诗歌朗诵会—那一段日子，单衣好像是香港唯一一个能以诗为生的诗人。但也许他对香港的生活始终不适应，从市区搬到了离岛坪洲，居住在一间很梦幻的屋子里画起了油画，偶尔，我在坪洲码头能碰见他逍遥的身影。据说现在他来往于家乡贵州与香港之间，无人能知其行止。我想，郑单衣从不曾认为自己移居了香港就是香港诗人，香港的生活也难以从他的超现实诗歌中窥见端倪，这倒让我想起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被迫来港、视香港为客居流离之地的“南来文人”。
北岛
新移民知识分子中，勇于自认自己是香港诗人的人，谁都想不到是最大的异乡客：北岛。北岛一直在国内外的文学读者群中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内地诗人的代表，如今内地诗人代表成为了香港人，既显示了香港社会的包容性，更显示了诗人对此地的认可。2006年移居香港，是漂泊诗人北岛距离回不去的故乡最近的一次迁移，正如北岛对我说的：他早已没有了选择的权利。但是渐渐地他会去阅读陈冠中的《我这一代香港人》和吕大乐《四代香港人》这样象征了香港本土论述的经典之作，藉以了解他身处的奇特时空以及这时空中人与人的关系，无疑这样的主动理解比自绝于世要积极得多。而且，当北岛被香港中文大学延聘为正式教授之后，他牵头策划大型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和“国际诗人在香港”两项计划，一下子使香港文化界充满了诗的声音，更是浪漫主义之举—试问要在一个被定性为商业至上社会的城市，举办貌似最不食人间烟火的诗歌节，几乎是堂吉诃德的行为，北岛硬是以自己的号召力办成了。
北岛另一行动是把经典的文学杂志《今天》移师香港出版，有三十多年历史的《今天》在香港重聚其力量，这当然有其偶然的因素，北岛在香港定居，是《今天》来到香港的其中一个动因；但也可以说是一种必然，香港作为从属于汉语文化却又远离中心的一个特殊地区，具有一种与当年《今天》等非主流文化相似的游离气质，而作为当今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个凝聚地带，香港又比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中国内地更成熟、因而酝酿了更多清醒和反抗的可能性。
北岛居港数年，最重要的文学创作是散文集《城门开》，我常想象他在相对远离市区的马鞍山的工作室，埋首回忆他那失去的老北京的情景，山水迥异，故人白头，他独力为那个理不清的时代编织回忆的迷宫。现在他在香港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诗歌节的筹办以及《今天》杂志的事务上，自己的诗写得少了，前些天欣闻他已暂停一切散文写作和专栏，重拾诗笔，令人颇生期待。
曹疏影和我
北岛和我、作家曹疏影常常在湾仔的“老北京”餐馆吃糖三角、京酱肉丝等地道北京菜，既是缓解北岛的乡愁，也缓解曹疏影对北京的怀念。青年作家曹疏影在北大求学八年，2005年毕业后移居香港，算是文化新移民中最年轻者之一，她来港后一直从事自由撰稿人和编辑的职业，五年间出版了三本书：童话集《和呼咪一起钓鱼》、散文集《虚齿记》和主编、采写的《是她也是你和我—准来港女性访谈录》。
曹疏影和我，居住在香港最大的离岛—大屿山岛上，所以曹疏影的写作也触及香港写作中较为人忽略的一面：香港的自然写作。这个传统，六十年代西西和也斯都曾贡献名篇，但近年被一面倒的城市写作掩盖，而曹疏影的近作短篇小说“苦菩湾”系列和即将出版的诗集《金雪》中的许多篇章都以大屿山或香港其他岛屿为背景，书写那个不为人知的宁静的香港。
但也许是因为年轻激进，曹疏影的作品明显比前辈作家有更多对香港社会现实的介入，比如童话集里有讽刺迪士尼乐园的一篇，散文集的第一辑借饮食来讨论内地与香港、中外的文化差异与撞击；而她和香港女作家邓小桦一起主编的《是她也是你和我—准来港女性访谈录》则更有入世意义，直接介入香港敏感但又遭主流话语忽视的“准来港女性”（即与香港人结婚但未取得香港身份证、被迫留在香港生活的内地女性）问题。曹疏影和邓小桦组织了十位香港本土女作家，分别去采访十位准来港女性，听她们口述历史，个中甜酸苦辣，与十位作家的文化背景形成强大冲击，这是一个我们都已忘记的香港：那里，人们胼手胝足、捉襟见肘地生活，在金权世界的漠视下竭力维持自己的尊严；同时那里的主流话语又在处心积虑地抹黑她们、隐蔽她们的困境。这本书出版之后引起了文化界对准来港女性的关注，甚至帮助解决了其中某些个案遭遇的难题，这也是作为新移民的作家对新移民群体问题最实在的介入。
在香港，与曹疏影同龄的新移民作家还有小说家葛亮、时评家熊一豆、书评家许骥等，年轻的他们与上一代新移民文化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受过较完整的现代教育，对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位置有更清晰的认知。南来，已经不是当年的别无选择，更多的是自觉选择，因此香港对他们的意义也大不同了，既在之，便写之，上一代经过矛盾达致的从容，也许年青一代已经成竹在胸。
（作者系香港诗人，由于是回归后香港新移民政策的第一个获益者，被香港媒体称作001号回归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