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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听说一则法制新闻，陈某在既无驾驶证、又醉酒情况下，驾驶无牌摩托车，未佩戴头盔，擅自闯入某工业园区的内部道路，撞上道路中间的隔离墙，不幸当场死亡。虽然哀其不幸，然整个事发经过给全社会的感觉是，这是一起咎由自取的意外。
但，死者家属显然不这样认为，他们向法院起诉，要求该隔离墙设置单位工业园区承担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00万元的50%责任。而法院的判决更令人大跌眼镜，法院认为工业园区在道路中间设置隔离设施，虽已采取了安全警示措施，但仍会造成一定安全隐患。“出于对生命权的尊重”，判决设置隔离墙的工业园区承担15%责任，赔偿死者家属共计14万多元。
我在想，此判决一出，被告方必然忙不迭地拆除隔离墙以消除“安全隐患”。可万一过段日子，再有什么人无证无牌无头盔醉酒驾驶摩托车擅自闯入园区，因为路中间没有隔离墙，驶入逆向车道发生意外，法院会不会认为工业园区拆除了“道路隔离墙”，进而再作出一个“新安全隐患”的赔偿判决呢？我看是肯定要判的，因为常识告诉我们，有隔离墙的道路比没有隔离墙的道路安全，否则高速公路为什么要在中间设置隔离墙或者隔离带呢？
如是这般，工业园区就要陷入一个无限循环的恶性循环：拆了，要判；重建，也要判；再拆，再判；重建，又判……乃至无穷。笔者由此想起网络上的一个段子。大灰狼遇见小白兔，兔子戴了顶帽子，大灰狼劈头就给兔子一巴掌，“让你丫戴帽子”。兔子学乖了，第二天把帽子收起来，可遇到大灰狼又挨了一巴掌，“让你丫不戴帽子”。这则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注定有错，不论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这还不是个案，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之前看过一则新闻，女青年王某私自登上不对外开放的货轮会友并逗留至货轮离港。当货轮行驶到长江某水域时，王某不知何故落水失踪。其家属将船公司告上法庭，最终获赔24万元。笔者也曾办理过一个案子，一位严重抑郁症患者在来沪就医期间失踪，后被发现死在某新建小区内，警方排除他杀可能，家属起诉要求小区的开发商承担赔偿责任，在法院调解下，开发商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支付了若干钱款，方了结这场官司。所有这些案子，被告似乎都是“躺着中枪”，都像是那只兔子。
可法律原本是这样规定的吗？我国《侵权责任法》明文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可见，“过错”是法律判断当事人是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必要条件（法律上有例外，那也仅限于法律特别规定的例外，而不是一般原则）。上述案例中，如果硬要说被告有过错，实在太过牵强。但从诉讼结果看，是什么使被告陷入这样一个“有错推定”的原罪之中？法院恐怕也有难言之隐。这类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一边是财大气粗的企业，一边是家破人亡的苦主，虽说民事主体诉讼地位平等，但感觉上就有了强势、弱势之分。保护弱势群体本来就是司法为民的应有之义，加之人命关天、死者为大的传统观念和人们固有的同情心，特别是死者家属的情绪需要安抚以免造成不稳定因素，考虑到这些法外因素，法官还真纠结。
这也是此类案件的吊诡和尴尬之处——法律上关于侵权责任、过错原则的种种规定，都得让位于息讼宁人、案结事了的现实追求。在这样的逻辑之下，让企业单位付点赔偿，让死者家属获得慰藉，使社会“保持稳定”，这可能就是“最不坏”的选择。但与此同时，这样的判决将法律抛弃，将逻辑抛弃，将常识抛弃。其荒唐的示范效应，在看似解决一个纠纷之后，将引发更多的纠纷以寻求同样的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恐怕又是个灾难性的选择。
但，死者家属显然不这样认为，他们向法院起诉，要求该隔离墙设置单位工业园区承担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00万元的50%责任。而法院的判决更令人大跌眼镜，法院认为工业园区在道路中间设置隔离设施，虽已采取了安全警示措施，但仍会造成一定安全隐患。“出于对生命权的尊重”，判决设置隔离墙的工业园区承担15%责任，赔偿死者家属共计14万多元。
我在想，此判决一出，被告方必然忙不迭地拆除隔离墙以消除“安全隐患”。可万一过段日子，再有什么人无证无牌无头盔醉酒驾驶摩托车擅自闯入园区，因为路中间没有隔离墙，驶入逆向车道发生意外，法院会不会认为工业园区拆除了“道路隔离墙”，进而再作出一个“新安全隐患”的赔偿判决呢？我看是肯定要判的，因为常识告诉我们，有隔离墙的道路比没有隔离墙的道路安全，否则高速公路为什么要在中间设置隔离墙或者隔离带呢？
如是这般，工业园区就要陷入一个无限循环的恶性循环：拆了，要判；重建，也要判；再拆，再判；重建，又判……乃至无穷。笔者由此想起网络上的一个段子。大灰狼遇见小白兔，兔子戴了顶帽子，大灰狼劈头就给兔子一巴掌，“让你丫戴帽子”。兔子学乖了，第二天把帽子收起来，可遇到大灰狼又挨了一巴掌，“让你丫不戴帽子”。这则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注定有错，不论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这还不是个案，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之前看过一则新闻，女青年王某私自登上不对外开放的货轮会友并逗留至货轮离港。当货轮行驶到长江某水域时，王某不知何故落水失踪。其家属将船公司告上法庭，最终获赔24万元。笔者也曾办理过一个案子，一位严重抑郁症患者在来沪就医期间失踪，后被发现死在某新建小区内，警方排除他杀可能，家属起诉要求小区的开发商承担赔偿责任，在法院调解下，开发商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支付了若干钱款，方了结这场官司。所有这些案子，被告似乎都是“躺着中枪”，都像是那只兔子。
可法律原本是这样规定的吗？我国《侵权责任法》明文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可见，“过错”是法律判断当事人是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必要条件（法律上有例外，那也仅限于法律特别规定的例外，而不是一般原则）。上述案例中，如果硬要说被告有过错，实在太过牵强。但从诉讼结果看，是什么使被告陷入这样一个“有错推定”的原罪之中？法院恐怕也有难言之隐。这类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一边是财大气粗的企业，一边是家破人亡的苦主，虽说民事主体诉讼地位平等，但感觉上就有了强势、弱势之分。保护弱势群体本来就是司法为民的应有之义，加之人命关天、死者为大的传统观念和人们固有的同情心，特别是死者家属的情绪需要安抚以免造成不稳定因素，考虑到这些法外因素，法官还真纠结。
这也是此类案件的吊诡和尴尬之处——法律上关于侵权责任、过错原则的种种规定，都得让位于息讼宁人、案结事了的现实追求。在这样的逻辑之下，让企业单位付点赔偿，让死者家属获得慰藉，使社会“保持稳定”，这可能就是“最不坏”的选择。但与此同时，这样的判决将法律抛弃，将逻辑抛弃，将常识抛弃。其荒唐的示范效应，在看似解决一个纠纷之后，将引发更多的纠纷以寻求同样的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恐怕又是个灾难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