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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导演汤湘竹、制片人叶如芬在纪录片沙龙的座谈
2002年，台湾纪录片导演汤湘竹凭借《海有多深》一举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接下来的《山有多高》更是拿下包括金马奖在内的多项国际奖项，本片是导演汤湘竹纪录自己的孩子出生、成长，父亲中风，返乡等等往事。他以抒情娓娓道来的微观角度，追寻人生记忆源头，作为对自我生命定位的投射，并表现当人们面临生命交替时的无奈与感怀。导演汤湘竹投身电影界多年，很擅长处理细腻题材，是相当值得期待的电影新秀。
2007年12月，汤湘竹携带他的纪录片《山有多高》和制片人叶如芬一起现身零频道纪录片导演训练营，就台湾纪录片状况以及前期调查等问题与广大媒体进行了零距离的接触。
台湾纪录片状况
关于台湾纪录片辅导金
叶如芬 台湾新闻局设有纪录片辅导金，如果你想做纪录片，但没有资金，你可以先去做一些调查，做一个企划案，投给台湾新闻局，通过以后他会要求导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拍摄。台湾对大众文化传播，对纪录片，没有太多的限制，你可以做你想做的。民间基金也有，比如说一些企业，会为了他们自己的事业成立基金会，你也可以申请企业基金会，当然拍出的片子要符合企业的精神和规范。
台湾纪录片在电视台放映情况
叶如芬 台湾纪录片在商业电视台很难播放。大部分都在公共电视台播出。因为商业电视台要考虑收视率，再加上通常要加广告，大概某10分钟会剪出一个缺口，我觉得这对纪录片是一种伤害；公共电视台因为是政府的，不以赢利为目的，所以放任何东西一放就是整个片子。对做纪录片的人来说，一定首选公共电视台。收视的观众群也不会小，因为有电视的地方都能收到(台湾有7个台，包括原住民电视台、客家电视台都是公共的)。
台湾纪录片院线放映
叶如芬 台湾纪录片可以租影院来放映，租一天基本上是两万，然后放七场到八场。汤潮竹纪录片要超过一个小时是不容易的事情，你要想让观众看到一个小时以上，纪录片的质量必须要非常非常好，要不然观众撑不住。
台湾纪录片的收支状况和创作人的收入来源
叶如芬 需要时间，慢慢地来平衡收支。
汤湘竹 我们独立做的，基本上都没有报酬，包括工作人员，也没有报酬。
叶如芬 台湾也有专职做纪录片的，他们一年可以做好几部，交叉做。但是通常除做纪录片以外也接别的工作，比如说广告，或者做连续剧。像我的专职是电影制片，但是纪录片是我另外一场戏。
汤湘竹 我现在空间越来越小，因为以前经济负担没那么大，但是现在比较难，现在要平衡，要见缝插针，要讲经济效益。
关于台湾纪录片的制片人角色和主要工作
汤湘竹 骂导演。
叶如芬 因为我自己做电影做了很久，所以我觉得做纪录片不应该这样简单，因为它很单纯，其实制片人只是帮导演操控预算。我从来不愿意导演负债，做片子欠钱拍。其次就是我会想办法帮他推广，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当然，推广的事情我会跟导演商量。
纪录片的田野调查(调研)
调研的比例跟拍戏一样重要。
汤湘竹 我第一次拍纪录片《海有多深》时去申请台湾的纪录片指导金，那一年台湾只有三个名额，我没有把握。但那一次，我被选中了，原因是我做足了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纪录片开始拍摄之前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我觉得付出的心血跟拍摄是一模一样的。再卑微的生命都有存在的价值，都有他特殊的意义，任何人都可以成就一部纪录片。如果你要把一个人拍成部纪录片，要让观众看到片子中他身上折射的意义，就需要了解他才能拍；做到这点最重要、最基础的就是调研，你调研的程度，决定了你怎么把这些调研的素材做成一部完整的纪录片。
在做《寻找蒋经国》调研的时候，我每天都在看他的照片，大约6万张。我们收集了100多份资料，做了98个人的采访。以至于到后来，看他的照片，突然觉得他好像就是你的朋友或亲人，看一个眼神，表情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太恐怖了。
如何写调研日记
汤湘竹 工作时要有条理，对今天的所作所为要作记录。因为过段时间以后会有另外的一个空间，这样就可以比较冷静地去看这个东西。我做纪录片习惯放一段时间再开始，这样才能从固有的思维中跳出来，做成一个比较满意的版本。工作记录对你以后的后期剪辑也有帮助。
现在做的项目《路有多长》的创作背景
汤潮竹这是一部关于1949年之前到大陆来的台湾籍老兵的片子。国民党刚到台湾时，在台湾征兵(当兵有几个好处，第一可以学普通话；第二退伍后可以安排工作。当然这些是以绝对不会离开台湾为前提的)。但是当时台湾的经济情况非常不好，所以国民表面是去从军了，结果却是被送到大陆打内战。据资料统计当时被征兵的包含原住民、闽南人、客家人在内的总共1 5000人。最后存活的大概只有两三千人。他们当中有些回到台湾，也有一些留在大陆，我现在之所以拍这个，就是想做个对照。
关于《寻找蒋经国》
对于蒋经国的个人感受
汤湘竹 从我开始求学到20几岁的这段时间就处于蒋经国的时代，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会有很深的体会，整个台湾的思想、气氛全部被他控制。我拍《蒋经国》时离受他控制的时代不到20年，完全没有任何思想指导。所以不管怎么拍，都会有一帮人骂我。
关于《寻找蒋经国》最困难的部分
叶如芬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刚开始拍白色恐怖的那段，我很担心他(汤湘竹)忘记做什么。我们那时看的书籍资料，全都是关于白色恐怖时期的。
汤湘竹 我最难过的是完全不知道蒋经国在想什么。片中讲到蒋经国从俄罗斯回来时出过《冰天雪地》和《我在苏联的日子》两本书，但是我觉得是刻意地讲给别人看的，不是很真实。所以在俄罗斯那一部分，用动画来显现，觉得比较好。
购买历史资料的情况
叶如芬 除了在国外买之外，我在北京也买了很多资料，花费台币30万，等于人民币9万多。有些资料不公开的还需要申请。
汤湘竹 我们跟国民党党史会申请资料的时候，他们有所保留，没有把最好的给我们。
叶如芬 我们大概看了12部有关蒋经国的纪录片，为了拍得不一样，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找资料。由于资料太庞大，很难找到线索，我们就先从一个点开始做，慢慢再延伸。
《寻找蒋经国》素材量
叶如芬 素材有三四百卷，还有我们拍的四百多卷的带子，资料片也有一百多卷。但一共才剪了5集。
汤湘竹 一直很想剪六集七集。但是我们有些限制，公视希望我们尽量在五集内完成，他要考虑到观众观看的习惯。
关于《山有多高》
创作《山有多高》目的
汤湘竹 这是一部家庭式的家庭录像，因为台湾的外籍老兵人数越来越少，这个族群其实是很隐性的。作为像我这样外省体系的第二代来讲，觉得父亲这一辈人他们经历过的事情不应该这样就没有了，所以我就从家庭出发拍这部片子。刚开始也没想要做纪录片，我买DV本来要拍小孩的，后来父亲中风以后，我担心儿子来不及看到爷爷，所以就拍我父 亲，想到要带他“回家”才决定做成纪录片。我觉得做这部纪录片对自己是个情感洗涤：上代的要消失，新一代的要成长。
《山有多高》放映后观众的反响
汤湘竹 《海有多深》放完以后大家很想发言，或者吵成一团，因为那个是关于原住民的事情。但《山有多高》每次放完，大家都静悄悄的。每次当我要离开放映场时，外面大概80％的人，都会哭着看着我，然后跟我说一些话。我想他们应该跟我有一样的背景：或是父亲不在了，或是已经回老家，甚至也是湖南人。《山有多高》使大家的情感达到了共鸣。
谈纪录片《山有多高》对自己的意义
汤湘竹我存活的这个时代里面，曾经发生过的，最美好的一刻，我都记录下来了。不管世界怎么变，留下的影像永远不会变。
关于摄像团队
汤湘竹 虽然拍摄器材很简单，但是我们团队的素质很好，拍大陆那一部分的摄影师是关本良，之前跟许鞍华合作，现在是王家卫的摄影师。他是一个很腼腆的香港人，父亲很早就过世，从小家里就把他送到加拿大读书。回到香港后，最大的愿望是带他姐妹、母亲去旅游，但是到母亲过世都没有做到，他表示拍这部纪录片是在完成一个他没有完成的任务。
纪录片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在拍摄过程中，很多情况不是导演能控制的，这时摄影师就变成了导演。好在我们很默契，他们都知道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只说一个方向大家就明白了。
关于剪辑
汤湘竹 跟公共电视或者跟台湾新闻局申请费用，他有胶片的期限。所以期限到了，我必须先剪个版本给他，然后再重新慢慢剪。我是个反应比较慢的人，拍完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消化拍摄内容，再加上跟我自己很贴近，所以就必须要放开一段时间，剪辑时才能比较客观。
叶如芬 时间很长，大概拍了两年多。剪辑也有4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一共剪了两个版本，一版长的一版短的。
对于纪录片的主客观认识
汤湘竹 我必须承认拍《蒋经国》也是主观的，这个客观不了。做这个片子不可能口述历史，没有人可以口述历史，就算蒋经国活着，他也不会讲真话。我觉得不可能有原生态的东西。拍纪录片没有纯粹的客观，或多或少会掺杂主观因素。除非监视器拍的才是客观的，因为他没有剪接，所以根本不用计较主观因素。
2002年，台湾纪录片导演汤湘竹凭借《海有多深》一举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接下来的《山有多高》更是拿下包括金马奖在内的多项国际奖项，本片是导演汤湘竹纪录自己的孩子出生、成长，父亲中风，返乡等等往事。他以抒情娓娓道来的微观角度，追寻人生记忆源头，作为对自我生命定位的投射，并表现当人们面临生命交替时的无奈与感怀。导演汤湘竹投身电影界多年，很擅长处理细腻题材，是相当值得期待的电影新秀。
2007年12月，汤湘竹携带他的纪录片《山有多高》和制片人叶如芬一起现身零频道纪录片导演训练营，就台湾纪录片状况以及前期调查等问题与广大媒体进行了零距离的接触。
台湾纪录片状况
关于台湾纪录片辅导金
叶如芬 台湾新闻局设有纪录片辅导金，如果你想做纪录片，但没有资金，你可以先去做一些调查，做一个企划案，投给台湾新闻局，通过以后他会要求导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拍摄。台湾对大众文化传播，对纪录片，没有太多的限制，你可以做你想做的。民间基金也有，比如说一些企业，会为了他们自己的事业成立基金会，你也可以申请企业基金会，当然拍出的片子要符合企业的精神和规范。
台湾纪录片在电视台放映情况
叶如芬 台湾纪录片在商业电视台很难播放。大部分都在公共电视台播出。因为商业电视台要考虑收视率，再加上通常要加广告，大概某10分钟会剪出一个缺口，我觉得这对纪录片是一种伤害；公共电视台因为是政府的，不以赢利为目的，所以放任何东西一放就是整个片子。对做纪录片的人来说，一定首选公共电视台。收视的观众群也不会小，因为有电视的地方都能收到(台湾有7个台，包括原住民电视台、客家电视台都是公共的)。
台湾纪录片院线放映
叶如芬 台湾纪录片可以租影院来放映，租一天基本上是两万，然后放七场到八场。汤潮竹纪录片要超过一个小时是不容易的事情，你要想让观众看到一个小时以上，纪录片的质量必须要非常非常好，要不然观众撑不住。
台湾纪录片的收支状况和创作人的收入来源
叶如芬 需要时间，慢慢地来平衡收支。
汤湘竹 我们独立做的，基本上都没有报酬，包括工作人员，也没有报酬。
叶如芬 台湾也有专职做纪录片的，他们一年可以做好几部，交叉做。但是通常除做纪录片以外也接别的工作，比如说广告，或者做连续剧。像我的专职是电影制片，但是纪录片是我另外一场戏。
汤湘竹 我现在空间越来越小，因为以前经济负担没那么大，但是现在比较难，现在要平衡，要见缝插针，要讲经济效益。
关于台湾纪录片的制片人角色和主要工作
汤湘竹 骂导演。
叶如芬 因为我自己做电影做了很久，所以我觉得做纪录片不应该这样简单，因为它很单纯，其实制片人只是帮导演操控预算。我从来不愿意导演负债，做片子欠钱拍。其次就是我会想办法帮他推广，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当然，推广的事情我会跟导演商量。
纪录片的田野调查(调研)
调研的比例跟拍戏一样重要。
汤湘竹 我第一次拍纪录片《海有多深》时去申请台湾的纪录片指导金，那一年台湾只有三个名额，我没有把握。但那一次，我被选中了，原因是我做足了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纪录片开始拍摄之前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我觉得付出的心血跟拍摄是一模一样的。再卑微的生命都有存在的价值，都有他特殊的意义，任何人都可以成就一部纪录片。如果你要把一个人拍成部纪录片，要让观众看到片子中他身上折射的意义，就需要了解他才能拍；做到这点最重要、最基础的就是调研，你调研的程度，决定了你怎么把这些调研的素材做成一部完整的纪录片。
在做《寻找蒋经国》调研的时候，我每天都在看他的照片，大约6万张。我们收集了100多份资料，做了98个人的采访。以至于到后来，看他的照片，突然觉得他好像就是你的朋友或亲人，看一个眼神，表情我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太恐怖了。
如何写调研日记
汤湘竹 工作时要有条理，对今天的所作所为要作记录。因为过段时间以后会有另外的一个空间，这样就可以比较冷静地去看这个东西。我做纪录片习惯放一段时间再开始，这样才能从固有的思维中跳出来，做成一个比较满意的版本。工作记录对你以后的后期剪辑也有帮助。
现在做的项目《路有多长》的创作背景
汤潮竹这是一部关于1949年之前到大陆来的台湾籍老兵的片子。国民党刚到台湾时，在台湾征兵(当兵有几个好处，第一可以学普通话；第二退伍后可以安排工作。当然这些是以绝对不会离开台湾为前提的)。但是当时台湾的经济情况非常不好，所以国民表面是去从军了，结果却是被送到大陆打内战。据资料统计当时被征兵的包含原住民、闽南人、客家人在内的总共1 5000人。最后存活的大概只有两三千人。他们当中有些回到台湾，也有一些留在大陆，我现在之所以拍这个，就是想做个对照。
关于《寻找蒋经国》
对于蒋经国的个人感受
汤湘竹 从我开始求学到20几岁的这段时间就处于蒋经国的时代，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会有很深的体会，整个台湾的思想、气氛全部被他控制。我拍《蒋经国》时离受他控制的时代不到20年，完全没有任何思想指导。所以不管怎么拍，都会有一帮人骂我。
关于《寻找蒋经国》最困难的部分
叶如芬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刚开始拍白色恐怖的那段，我很担心他(汤湘竹)忘记做什么。我们那时看的书籍资料，全都是关于白色恐怖时期的。
汤湘竹 我最难过的是完全不知道蒋经国在想什么。片中讲到蒋经国从俄罗斯回来时出过《冰天雪地》和《我在苏联的日子》两本书，但是我觉得是刻意地讲给别人看的，不是很真实。所以在俄罗斯那一部分，用动画来显现，觉得比较好。
购买历史资料的情况
叶如芬 除了在国外买之外，我在北京也买了很多资料，花费台币30万，等于人民币9万多。有些资料不公开的还需要申请。
汤湘竹 我们跟国民党党史会申请资料的时候，他们有所保留，没有把最好的给我们。
叶如芬 我们大概看了12部有关蒋经国的纪录片，为了拍得不一样，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找资料。由于资料太庞大，很难找到线索，我们就先从一个点开始做，慢慢再延伸。
《寻找蒋经国》素材量
叶如芬 素材有三四百卷，还有我们拍的四百多卷的带子，资料片也有一百多卷。但一共才剪了5集。
汤湘竹 一直很想剪六集七集。但是我们有些限制，公视希望我们尽量在五集内完成，他要考虑到观众观看的习惯。
关于《山有多高》
创作《山有多高》目的
汤湘竹 这是一部家庭式的家庭录像，因为台湾的外籍老兵人数越来越少，这个族群其实是很隐性的。作为像我这样外省体系的第二代来讲，觉得父亲这一辈人他们经历过的事情不应该这样就没有了，所以我就从家庭出发拍这部片子。刚开始也没想要做纪录片，我买DV本来要拍小孩的，后来父亲中风以后，我担心儿子来不及看到爷爷，所以就拍我父 亲，想到要带他“回家”才决定做成纪录片。我觉得做这部纪录片对自己是个情感洗涤：上代的要消失，新一代的要成长。
《山有多高》放映后观众的反响
汤湘竹 《海有多深》放完以后大家很想发言，或者吵成一团，因为那个是关于原住民的事情。但《山有多高》每次放完，大家都静悄悄的。每次当我要离开放映场时，外面大概80％的人，都会哭着看着我，然后跟我说一些话。我想他们应该跟我有一样的背景：或是父亲不在了，或是已经回老家，甚至也是湖南人。《山有多高》使大家的情感达到了共鸣。
谈纪录片《山有多高》对自己的意义
汤湘竹我存活的这个时代里面，曾经发生过的，最美好的一刻，我都记录下来了。不管世界怎么变，留下的影像永远不会变。
关于摄像团队
汤湘竹 虽然拍摄器材很简单，但是我们团队的素质很好，拍大陆那一部分的摄影师是关本良，之前跟许鞍华合作，现在是王家卫的摄影师。他是一个很腼腆的香港人，父亲很早就过世，从小家里就把他送到加拿大读书。回到香港后，最大的愿望是带他姐妹、母亲去旅游，但是到母亲过世都没有做到，他表示拍这部纪录片是在完成一个他没有完成的任务。
纪录片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在拍摄过程中，很多情况不是导演能控制的，这时摄影师就变成了导演。好在我们很默契，他们都知道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只说一个方向大家就明白了。
关于剪辑
汤湘竹 跟公共电视或者跟台湾新闻局申请费用，他有胶片的期限。所以期限到了，我必须先剪个版本给他，然后再重新慢慢剪。我是个反应比较慢的人，拍完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消化拍摄内容，再加上跟我自己很贴近，所以就必须要放开一段时间，剪辑时才能比较客观。
叶如芬 时间很长，大概拍了两年多。剪辑也有4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一共剪了两个版本，一版长的一版短的。
对于纪录片的主客观认识
汤湘竹 我必须承认拍《蒋经国》也是主观的，这个客观不了。做这个片子不可能口述历史，没有人可以口述历史，就算蒋经国活着，他也不会讲真话。我觉得不可能有原生态的东西。拍纪录片没有纯粹的客观，或多或少会掺杂主观因素。除非监视器拍的才是客观的，因为他没有剪接，所以根本不用计较主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