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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宠物市场花1000元买了一只出生不久的小狗。可是到家的第3天它就病了，我把它送到宠物医院，医生说这病很难治，要住院，先交2000元，未来可能还要花更多的钱，因为狗狗实在太小，所以医好只有50%的希望。
于是我就有两种选择：治疗，需要支出2000元甚至更多；放弃治疗，再去买一只差不多的狗只需要1000元。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当然后者更合算。
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为生命标价，“生命无价”这句话在他们这里行不通，他们认为生命的价格是有高低的。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成立了一个受害者补偿基金，这钱是每位受害者的家属平分吗？当然不。基金首先要测定的是每个人的经济损失。一说到损失差别就大了，世贸中心北楼105层的期货公司高管，年薪数百万美元；而同一座楼110层“世界之窗餐厅”的厨师——来自秘鲁的非法移民，每年才挣1.7万美元。另外，年轻人的生命要比老年人值钱，男性的生命要比女性值钱（最后女性家庭得到的补偿金比男性家庭少37%）。
基金最后支付给2880位遇难者平均每人200万美元左右的赔偿，注意，这是个平均数。事实上，8个年薪超过400万美元的遇难者家庭平均得到640万美元，而补偿最少的遇难者家庭只拿到25万美元。有意思的是，98个最有钱的家庭决定放弃赔偿金，转而“吃大户”——和航空公司打官司，虽然这要花上一大笔律师费。几年之后，有93个家庭与航空公司达成协议，平均的赔偿金是500万美元。
这只是对逝者的生命定价，那么活人呢？经济学家认为同样可以定价。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建议，可以根据人们肯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花多少钱，来测定他们给自己生命的定价。一项关于家长为孩子购买自行车头盔意愿的研究得出结论，在美国父母的心中，孩子的价值为170万到360万美元。
1995年，联合国的一个气候变化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评估全球变暖的报告，把贫穷国家的人口生命值量化为15万美元，而富裕国家的人口生命值量化为150万美元（不过，这很快引起了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公愤）。
在经济学家眼里，小狗的生命量化值可以用它的成本来定义，也就是1000元。但是我仍然愿意花更多的钱挽救小狗。以我的人生经验，某些经济学家的建议未必比狗屎更有价值，这点我想我的小狗也会同意的。
于是我就有两种选择：治疗，需要支出2000元甚至更多；放弃治疗，再去买一只差不多的狗只需要1000元。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当然后者更合算。
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为生命标价，“生命无价”这句话在他们这里行不通，他们认为生命的价格是有高低的。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成立了一个受害者补偿基金，这钱是每位受害者的家属平分吗？当然不。基金首先要测定的是每个人的经济损失。一说到损失差别就大了，世贸中心北楼105层的期货公司高管，年薪数百万美元；而同一座楼110层“世界之窗餐厅”的厨师——来自秘鲁的非法移民，每年才挣1.7万美元。另外，年轻人的生命要比老年人值钱，男性的生命要比女性值钱（最后女性家庭得到的补偿金比男性家庭少37%）。
基金最后支付给2880位遇难者平均每人200万美元左右的赔偿，注意，这是个平均数。事实上，8个年薪超过400万美元的遇难者家庭平均得到640万美元，而补偿最少的遇难者家庭只拿到25万美元。有意思的是，98个最有钱的家庭决定放弃赔偿金，转而“吃大户”——和航空公司打官司，虽然这要花上一大笔律师费。几年之后，有93个家庭与航空公司达成协议，平均的赔偿金是500万美元。
这只是对逝者的生命定价，那么活人呢？经济学家认为同样可以定价。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建议，可以根据人们肯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花多少钱，来测定他们给自己生命的定价。一项关于家长为孩子购买自行车头盔意愿的研究得出结论，在美国父母的心中，孩子的价值为170万到360万美元。
1995年，联合国的一个气候变化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评估全球变暖的报告，把贫穷国家的人口生命值量化为15万美元，而富裕国家的人口生命值量化为150万美元（不过，这很快引起了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公愤）。
在经济学家眼里，小狗的生命量化值可以用它的成本来定义，也就是1000元。但是我仍然愿意花更多的钱挽救小狗。以我的人生经验，某些经济学家的建议未必比狗屎更有价值，这点我想我的小狗也会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