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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23日下午5点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当日落弹数达5万余发。由于正值晚餐时间，金门守军未做丝毫防备，突然的炮火袭击造成440余人死伤。随后的44天，解放军持续对金门进行了猛烈、密集的炮火攻击，并封锁金门，以阻止国民党补给运输。金门守军海上补给线被截后，美、台海军急忙组成联合舰队进行护航，金门守军同时开始对解放军的炮击进行还击。
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基于人道立场，对金门停止炮击7天。随后，解放军宣布采取“单打双停”（逢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的方针持续进行小规模炮击，国民党也利用单日对大陆进行零星射击。
1979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双方历时21年的炮击正式结束。
1958年8月初，因为驻扎小金门的一名士兵犯下罪案，国民党第九师师长黄熠轩被追究责任，阵前解职，而接替他的是炮兵指挥官——39岁的郝柏村。那时的郝柏村没有想到，就在短短的十几天之后，在“八二三金门炮战”当中，他这位新任师长管辖的、面积只有大金门岛1/10的小金门，就承受了超过20万发炮弹的袭击，相当于大陆方向发射炮弹总数的一半。郝柏村指挥小金门和大担、二担等岛屿上的军队，一直到战役结束。多年之后，郝柏村官拜“参谋总长”，后来，他又成为继陈诚之后的第二位军人出身的“行政院长”。郝柏村说，他之所以受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赏识和重用，和金门炮战有着一定的联系。
金门位于厦门东向偏南，明朝时朱元璋派人在这里设立卫所，固守福建东南海口，取“固若金汤，雄震海门”之意，简称金门。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金门与大陆的联系远较与台湾更为密切，它距大陆最远点10千米、最近点1800米，离台湾却有277千米。据说两晋以前，金门和厦门是相连的，后来因为地壳运动才逐渐分离，因此人们习惯上将金门和厦门合称为“金夏”。自古以来，两地在语言、服饰、习俗、房舍样式等各方面也十分接近。
金门包括金门本岛（大金门岛）、烈屿（小金门岛）、大担岛、二担岛等10多个大小岛屿，总面积在149平方千米左右。大金门岛面积131.7平方千米，呈哑铃状；在它的西边，便是面积不到15平方千米的小金门岛。虽然面积不大，但是金门的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历史上郑成功、施琅攻取台湾，都是以金门为出发地，因此，金门又被称为“台湾的桥头堡”。
郝柏村回忆说：我要是从头说金门的话，金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是在解放战争中，可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也是台湾海峡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局面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1949年以前，金门还一片荒芜。随着国民党退守台湾，这里才逐渐有了人烟。1949年6月中旬，国民党军厦门要塞司令部成立金门要塞总台，开始在岛上构筑工事，铺设通信线路。8月，随着福建战事的发展，国民党进一步增强了防御，调派部队驻守金门各岛屿。陈诚担心金门守军战力不足，又将湖汕地区的胡琏第十二兵团调来防守金门。一时之间，小小的金门官兵云集，守卫森严。接着，蒋介石又命令汤恩伯将通海口各内河上游100海里的大小船只全部炸毁。
1949年10月17日，解放军成功攻取厦门，随后准备进攻金门。由于船只数量不足，日期一再延后。直到10月25日，金门战役正式打响，解放军以9000余人的兵力，在凌晨时分登陆金门。国共双方激战3天，最终解放军因为后援不继而全军覆没，国民党方面称为“古宁头大捷”。
应该说，这一仗打得相当惨烈，国共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民党方面称俘虏共产党军7364人，共产党方面也称击毙击伤国民党军9000多人。
26日，蒋经国前往金门。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记载下了当时的所见所闻：“我于本日奉命自台北飞往金门慰劳将士，十一时半到达金门上空，俯瞰全岛，触目凄凉……沿途都是伤兵、俘虏和搬运东西的士兵。复至最前线，在炮火中慰问官兵，遍体尸体，血肉模糊。看他们在极艰苦的环境中英勇作战，极受感动……下午四时，飞离金门，但脑中已留下极深刻的战场印象。”
对解放军来说，这样的失败同样十分罕见。很快，指挥金门战役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就收到了第三野战军的批评：“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同时还要求“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
几十年后，叶飞回忆起这场败仗时说：“世上事物，有利有弊，坏事能变好事。我1949年未能打下金门，不可原谅。但留着金门看也有用场，否则，1958年不就少了一台大戏唱嘛！”
但是，金门战役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使解放军对登陆战的艰巨有了深刻认识，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单靠陆军发起登陆作战，从而阻止了解放军进军台湾的脚步，也间接导致了台湾问题的产生。因此，当国民党获胜的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流着泪说：“这一仗我们全胜了……台湾安全了。”蒋经国也认为：“金门登陆共军之歼灭，为年来之第一次大胜利，此真转败为胜、反攻复国之‘转折点’也。甚愿上帝佑我中华，使我政府从此重振旗鼓，得以转危为安，转祸为福，幸甚幸甚。”作为参战主力的胡琏则说：“金门战役的胜利既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台湾往事》 编著：凤凰书品）
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基于人道立场，对金门停止炮击7天。随后，解放军宣布采取“单打双停”（逢单日炮击，双日不炮击）的方针持续进行小规模炮击，国民党也利用单日对大陆进行零星射击。
1979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双方历时21年的炮击正式结束。
1958年8月初，因为驻扎小金门的一名士兵犯下罪案，国民党第九师师长黄熠轩被追究责任，阵前解职，而接替他的是炮兵指挥官——39岁的郝柏村。那时的郝柏村没有想到，就在短短的十几天之后，在“八二三金门炮战”当中，他这位新任师长管辖的、面积只有大金门岛1/10的小金门，就承受了超过20万发炮弹的袭击，相当于大陆方向发射炮弹总数的一半。郝柏村指挥小金门和大担、二担等岛屿上的军队，一直到战役结束。多年之后，郝柏村官拜“参谋总长”，后来，他又成为继陈诚之后的第二位军人出身的“行政院长”。郝柏村说，他之所以受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赏识和重用，和金门炮战有着一定的联系。
金门位于厦门东向偏南，明朝时朱元璋派人在这里设立卫所，固守福建东南海口，取“固若金汤，雄震海门”之意，简称金门。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金门与大陆的联系远较与台湾更为密切，它距大陆最远点10千米、最近点1800米，离台湾却有277千米。据说两晋以前，金门和厦门是相连的，后来因为地壳运动才逐渐分离，因此人们习惯上将金门和厦门合称为“金夏”。自古以来，两地在语言、服饰、习俗、房舍样式等各方面也十分接近。
金门包括金门本岛（大金门岛）、烈屿（小金门岛）、大担岛、二担岛等10多个大小岛屿，总面积在149平方千米左右。大金门岛面积131.7平方千米，呈哑铃状；在它的西边，便是面积不到15平方千米的小金门岛。虽然面积不大，但是金门的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历史上郑成功、施琅攻取台湾，都是以金门为出发地，因此，金门又被称为“台湾的桥头堡”。
郝柏村回忆说：我要是从头说金门的话，金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是在解放战争中，可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也是台湾海峡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局面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1949年以前，金门还一片荒芜。随着国民党退守台湾，这里才逐渐有了人烟。1949年6月中旬，国民党军厦门要塞司令部成立金门要塞总台，开始在岛上构筑工事，铺设通信线路。8月，随着福建战事的发展，国民党进一步增强了防御，调派部队驻守金门各岛屿。陈诚担心金门守军战力不足，又将湖汕地区的胡琏第十二兵团调来防守金门。一时之间，小小的金门官兵云集，守卫森严。接着，蒋介石又命令汤恩伯将通海口各内河上游100海里的大小船只全部炸毁。
1949年10月17日，解放军成功攻取厦门，随后准备进攻金门。由于船只数量不足，日期一再延后。直到10月25日，金门战役正式打响，解放军以9000余人的兵力，在凌晨时分登陆金门。国共双方激战3天，最终解放军因为后援不继而全军覆没，国民党方面称为“古宁头大捷”。
应该说，这一仗打得相当惨烈，国共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民党方面称俘虏共产党军7364人，共产党方面也称击毙击伤国民党军9000多人。
26日，蒋经国前往金门。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记载下了当时的所见所闻：“我于本日奉命自台北飞往金门慰劳将士，十一时半到达金门上空，俯瞰全岛，触目凄凉……沿途都是伤兵、俘虏和搬运东西的士兵。复至最前线，在炮火中慰问官兵，遍体尸体，血肉模糊。看他们在极艰苦的环境中英勇作战，极受感动……下午四时，飞离金门，但脑中已留下极深刻的战场印象。”
对解放军来说，这样的失败同样十分罕见。很快，指挥金门战役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就收到了第三野战军的批评：“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同时还要求“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
几十年后，叶飞回忆起这场败仗时说：“世上事物，有利有弊，坏事能变好事。我1949年未能打下金门，不可原谅。但留着金门看也有用场，否则，1958年不就少了一台大戏唱嘛！”
但是，金门战役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使解放军对登陆战的艰巨有了深刻认识，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单靠陆军发起登陆作战，从而阻止了解放军进军台湾的脚步，也间接导致了台湾问题的产生。因此，当国民党获胜的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流着泪说：“这一仗我们全胜了……台湾安全了。”蒋经国也认为：“金门登陆共军之歼灭，为年来之第一次大胜利，此真转败为胜、反攻复国之‘转折点’也。甚愿上帝佑我中华，使我政府从此重振旗鼓，得以转危为安，转祸为福，幸甚幸甚。”作为参战主力的胡琏则说：“金门战役的胜利既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台湾往事》 编著：凤凰书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