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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我关心的是市场价值，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作为一个公民，我关心的是社会价值，即人类和平、思想自由和社会正义。”——乔治·索罗斯
金融巨鳄索罗斯在《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中如此阐述了自己对于投资市场中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态度，尖锐、现实，听起来又如此无可厚非。
尽管以此作为本文的开头似乎有些过于沉重，但笔者本人倒也对此颇有同感。其实就如同这篇文章的题目一样，在艺术本身的唯美、圣洁、感性之外，我们偶尔也需要从自我陶醉中清醒过来，以某些更加现实的角度，抛开一切迷眼乱花，在本质层面上观察一下这个市场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即将发生些什么，如此才能帮助我们理解过去出現过的一些现象，以及未来可能需要面对的风险和机遇。
价格与价值的区别
学习经济学出身的笔者一直坚定地相信，世间任何行业背后的支柱永远是资本。但是，资本在不同时期和社会形态下会以各种不同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起到的作用也多种多样：它可以雪中送炭，可以锦上添花，亦或是颠覆一些惯例，也能够成就或毁灭一个行业；它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个人，可能是结构复杂的机构，也或许是一个宗教，甚至国家机器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博弈也是分分秒秒永不停息的。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么一句话：“能花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对于资本市场来说，似乎这句话更没什么毛病。然而对于艺术品这一特定市场来说，应该至少先搞清楚“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所以，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对于艺术品投资的目的性。
尽管资本总是趋利的，但如果此处的“利”仅局限于经济利益，便不足以解释很多伟大艺术品的诞生和传承。实际上，很多传世之作的诞生之初可能与经济价值有关，但结果往往无法用经济价值来衡量。它们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满足的精神需求，甚至已经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定义。如此一来，对于这些艺术品的“投资回报”便无法简单地以经济价值进行衡量了。
十五世纪末，当列奥纳多·达·芬奇在米兰的圣玛利亚感恩教堂道明会修道院绘制《最后的晚餐》时，生活可谓贫困潦倒，经济状态极为拮据，甚至在写给公爵的信中间接指责瓜尔蒂埃洛·巴斯卡皮克扣劳务，使他不得不寻求其它工作谋生。小说家马泰奥·班代洛当时在这所修道院做见习修道士，他经常会看着达·芬奇在修道院的北墙上工作来打发时间。据他所说，达·芬奇当时的年薪是2000达克特（Ducat，代号DVX，一种一战前在欧洲普遍使用的贸易货币。每一达克特相当于纯度为98.6%的黄金3.4909克），而另有消息人士声称摩尔人每年只付给他500达克特。按照《最后的晚餐》开始创作的1494年，到作品完成的1498年，如果以2000达克特年薪计算，这幅作品的工料成本最多也就是价值一万达克特。如果以500达克特年薪计算，作品的总制作成本才不足3000达克特。
十六世纪初，教皇朱理二世取得圣彼得王位后，为纪念其叔父西克斯特四世而请布拉曼特重建西斯庭小教堂，并特意将正在进行陵墓雕塑工程的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召至罗马，涂掉教堂内原有壁画而重新绘制了举世闻名的《创世纪》，历时长达四年零五个月。有关米开朗基罗的收入情况可以从他个人平生的信函中一窥究竟，而这些往来书信如今存世的尚有495封，由埃尔文·史东（Irving Stone）编辑成一本名为《我，米开朗基罗，雕塑者》（I， Michelangelo， Sculptor）的书中。按照书信记载，前面提到的陵墓工程，米开朗基罗将获得一万达克特的酬劳，而建造陵墓所需的大理石总共需花费1000达克特。至于创作《创世纪》的酬劳则是3000达克特，而为此落下的工伤和劳损则不在“报销”范围内。以投入产出比的角度衡量，难怪为何米开朗基罗当时并不愿接下这笔委托了。
相比之下，乔凡尼·洛伦佐·贝尔尼尼的命运似乎一直与教廷密不可分，日子可谓是跌宕起伏。自罗马红衣主教舍皮奥涅·波尔盖兹对他的赏识开始，他先后创作了《大卫》和《阿波罗与达芙涅》等伟大作品。随后的十七世纪初，红衣主教巴尔别里尼成为新教皇，既乌尔班八世。他将年轻的贝尔尼尼请至梵蒂冈并恩宠有加，不断向他提出订件，促使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在建筑、雕塑和绘画和教育等各方面硕果累累。直至英诺森十世登位，贝尔尼尼一度受到了猜疑与冷落，而之前的风光与当下的对比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不过也因此，在为罗马圣马利亚·德拉·维多利亚教堂一间科纳罗小礼拜堂制作《圣德列萨祭坛》时，贝尔尼尼一改曾经的轻蔑与献媚态度，进行了更加深刻、冷静的艺术思考，穷十二年之功完成了这件流芳千古的伟大雕塑作品。
在泱泱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类似的故事也不胜枚举，但论时间跨度、宏伟程度以及对世人的影响之甚，鲜有能够超越敦煌石窟者。当然，与其将敦煌石窟形容为一件艺术品，不如说是一个艺术、宗教、文化等载体的集群。自前秦时期开凿，直至宋、元年间，历经千年，以各自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特点在700多个石窟中呈现出了雕像3000余身，壁画45000平方米，可谓惊世骇俗。它所承载的信息之庞大，价值之珍贵，甚至在全球学术范围内产生了一个单独的学科——敦煌学（Dunhuangology）。
那么目前为止，前面所提到的艺术品都变成了无法以经济价值衡量的物品，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是“商品”，所以不具备一些必须的属性。
首先，这些艺术品不存在“流通性”，也就是交换、交易的可能。且不说壁画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无法随意移动搬运，他们的用途本身就不是为了流通而存在的，因此在建造之初就没有考虑所谓“升值空间”的问题，更没有易手的目标群体；第二，如果把这些艺术品看做商品的话，他们的“使用价值”决定了他们的特定用途。针对上面的几个例子，他们最大的价值在于传承宗教文化和理念，寄托人文思想和精神追求，而不是为了获取经济价值而被创造出来。所以尽管他们的使用价值无与伦比，几百年来也一直如同预期般持续发挥着作用，但其经济价值却很难单纯地根据其实物价值进行评估；第三，由于其特定的“使用价值”导致了“交换价值”的定向性。或者换句话说，人们走进教堂和石窟，看到了这些震撼心灵的伟大艺术品，其直接回报并非是为艺术品埋单，而是转换至另外一些回报渠道。他们可能在精神层面受到震撼从而接纳了宗教理念，又或许以物质方式直接参与到教会的建设中，形式可能多种多样，而绝非简单的买卖关系。
简而言之，价值和价格具有本质的区别。很多具有学术、艺术、历史价值的物品并不一定具有直接经济价值，这取决于他们将要出现的时间、场合和具体用途。然而当我们把“价值”定义拓宽后就发现，其实资本市场的某些原理也同样适用于这些艺术品。
“如果我们有坚定的长期投资期望，那么短期的价格波动对我们来说就毫无意义，除非它们能够让我们有机会以更便宜的价格增加股份。”
股神巴菲特的这句投资名言刚好也适用于我们上面的几个例子中。如果将时间跨度放大到未来几百甚至几千年，将“投资期望”从单纯的经济价值转为社会价值，那么对于一件艺术品来说，短短几年或几十年内的起起落落、跌宕起伏也只能算是惊鸿一瞥，转瞬即逝而已。无论穹顶壁画《创世纪》还是雕塑作品《圣德列萨祭坛》，他们的价值在漫长的岁月中都是逐渐增长，从未衰退的。而敦煌石窟中的艺术创作则是在不断“增加股份”，从整体角度将这幅巨大的艺术创作集群升华到更高的层次，价值当然也是呈几何数增长的。
那么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既然说的是资本眼中的艺术和艺术品市场，就要一俗到底，好好谈谈钱的事情。仅就“经济价值”论英雄，情况似乎就变得不太一样了。
作为一种商品，艺术品和石油、黄豆等显然不是一类东西，他们都具有各自的特点，比如投资周期、回报率、市场影响因素等。然而除了某些特定自然属性外，他们作为“商品”的属性又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其中又有哪些门道和陷阱，适用于哪些市场规则呢？
金融巨鳄索罗斯在《开放社会——改革全球资本主义》中如此阐述了自己对于投资市场中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态度，尖锐、现实，听起来又如此无可厚非。
尽管以此作为本文的开头似乎有些过于沉重，但笔者本人倒也对此颇有同感。其实就如同这篇文章的题目一样，在艺术本身的唯美、圣洁、感性之外，我们偶尔也需要从自我陶醉中清醒过来，以某些更加现实的角度，抛开一切迷眼乱花，在本质层面上观察一下这个市场中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即将发生些什么，如此才能帮助我们理解过去出現过的一些现象，以及未来可能需要面对的风险和机遇。
价格与价值的区别
学习经济学出身的笔者一直坚定地相信，世间任何行业背后的支柱永远是资本。但是，资本在不同时期和社会形态下会以各种不同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起到的作用也多种多样：它可以雪中送炭，可以锦上添花，亦或是颠覆一些惯例，也能够成就或毁灭一个行业；它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个人，可能是结构复杂的机构，也或许是一个宗教，甚至国家机器在全球资本市场的博弈也是分分秒秒永不停息的。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么一句话：“能花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对于资本市场来说，似乎这句话更没什么毛病。然而对于艺术品这一特定市场来说，应该至少先搞清楚“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所以，首先需要明确的就是对于艺术品投资的目的性。
尽管资本总是趋利的，但如果此处的“利”仅局限于经济利益，便不足以解释很多伟大艺术品的诞生和传承。实际上，很多传世之作的诞生之初可能与经济价值有关，但结果往往无法用经济价值来衡量。它们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满足的精神需求，甚至已经超越了空间和时间的定义。如此一来，对于这些艺术品的“投资回报”便无法简单地以经济价值进行衡量了。
十五世纪末，当列奥纳多·达·芬奇在米兰的圣玛利亚感恩教堂道明会修道院绘制《最后的晚餐》时，生活可谓贫困潦倒，经济状态极为拮据，甚至在写给公爵的信中间接指责瓜尔蒂埃洛·巴斯卡皮克扣劳务，使他不得不寻求其它工作谋生。小说家马泰奥·班代洛当时在这所修道院做见习修道士，他经常会看着达·芬奇在修道院的北墙上工作来打发时间。据他所说，达·芬奇当时的年薪是2000达克特（Ducat，代号DVX，一种一战前在欧洲普遍使用的贸易货币。每一达克特相当于纯度为98.6%的黄金3.4909克），而另有消息人士声称摩尔人每年只付给他500达克特。按照《最后的晚餐》开始创作的1494年，到作品完成的1498年，如果以2000达克特年薪计算，这幅作品的工料成本最多也就是价值一万达克特。如果以500达克特年薪计算，作品的总制作成本才不足3000达克特。
十六世纪初，教皇朱理二世取得圣彼得王位后，为纪念其叔父西克斯特四世而请布拉曼特重建西斯庭小教堂，并特意将正在进行陵墓雕塑工程的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召至罗马，涂掉教堂内原有壁画而重新绘制了举世闻名的《创世纪》，历时长达四年零五个月。有关米开朗基罗的收入情况可以从他个人平生的信函中一窥究竟，而这些往来书信如今存世的尚有495封，由埃尔文·史东（Irving Stone）编辑成一本名为《我，米开朗基罗，雕塑者》（I， Michelangelo， Sculptor）的书中。按照书信记载，前面提到的陵墓工程，米开朗基罗将获得一万达克特的酬劳，而建造陵墓所需的大理石总共需花费1000达克特。至于创作《创世纪》的酬劳则是3000达克特，而为此落下的工伤和劳损则不在“报销”范围内。以投入产出比的角度衡量，难怪为何米开朗基罗当时并不愿接下这笔委托了。
相比之下，乔凡尼·洛伦佐·贝尔尼尼的命运似乎一直与教廷密不可分，日子可谓是跌宕起伏。自罗马红衣主教舍皮奥涅·波尔盖兹对他的赏识开始，他先后创作了《大卫》和《阿波罗与达芙涅》等伟大作品。随后的十七世纪初，红衣主教巴尔别里尼成为新教皇，既乌尔班八世。他将年轻的贝尔尼尼请至梵蒂冈并恩宠有加，不断向他提出订件，促使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在建筑、雕塑和绘画和教育等各方面硕果累累。直至英诺森十世登位，贝尔尼尼一度受到了猜疑与冷落，而之前的风光与当下的对比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不过也因此，在为罗马圣马利亚·德拉·维多利亚教堂一间科纳罗小礼拜堂制作《圣德列萨祭坛》时，贝尔尼尼一改曾经的轻蔑与献媚态度，进行了更加深刻、冷静的艺术思考，穷十二年之功完成了这件流芳千古的伟大雕塑作品。
在泱泱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类似的故事也不胜枚举，但论时间跨度、宏伟程度以及对世人的影响之甚，鲜有能够超越敦煌石窟者。当然，与其将敦煌石窟形容为一件艺术品，不如说是一个艺术、宗教、文化等载体的集群。自前秦时期开凿，直至宋、元年间，历经千年，以各自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特点在700多个石窟中呈现出了雕像3000余身，壁画45000平方米，可谓惊世骇俗。它所承载的信息之庞大，价值之珍贵，甚至在全球学术范围内产生了一个单独的学科——敦煌学（Dunhuangology）。
那么目前为止，前面所提到的艺术品都变成了无法以经济价值衡量的物品，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是“商品”，所以不具备一些必须的属性。
首先，这些艺术品不存在“流通性”，也就是交换、交易的可能。且不说壁画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无法随意移动搬运，他们的用途本身就不是为了流通而存在的，因此在建造之初就没有考虑所谓“升值空间”的问题，更没有易手的目标群体；第二，如果把这些艺术品看做商品的话，他们的“使用价值”决定了他们的特定用途。针对上面的几个例子，他们最大的价值在于传承宗教文化和理念，寄托人文思想和精神追求，而不是为了获取经济价值而被创造出来。所以尽管他们的使用价值无与伦比，几百年来也一直如同预期般持续发挥着作用，但其经济价值却很难单纯地根据其实物价值进行评估；第三，由于其特定的“使用价值”导致了“交换价值”的定向性。或者换句话说，人们走进教堂和石窟，看到了这些震撼心灵的伟大艺术品，其直接回报并非是为艺术品埋单，而是转换至另外一些回报渠道。他们可能在精神层面受到震撼从而接纳了宗教理念，又或许以物质方式直接参与到教会的建设中，形式可能多种多样，而绝非简单的买卖关系。
简而言之，价值和价格具有本质的区别。很多具有学术、艺术、历史价值的物品并不一定具有直接经济价值，这取决于他们将要出现的时间、场合和具体用途。然而当我们把“价值”定义拓宽后就发现，其实资本市场的某些原理也同样适用于这些艺术品。
“如果我们有坚定的长期投资期望，那么短期的价格波动对我们来说就毫无意义，除非它们能够让我们有机会以更便宜的价格增加股份。”
股神巴菲特的这句投资名言刚好也适用于我们上面的几个例子中。如果将时间跨度放大到未来几百甚至几千年，将“投资期望”从单纯的经济价值转为社会价值，那么对于一件艺术品来说，短短几年或几十年内的起起落落、跌宕起伏也只能算是惊鸿一瞥，转瞬即逝而已。无论穹顶壁画《创世纪》还是雕塑作品《圣德列萨祭坛》，他们的价值在漫长的岁月中都是逐渐增长，从未衰退的。而敦煌石窟中的艺术创作则是在不断“增加股份”，从整体角度将这幅巨大的艺术创作集群升华到更高的层次，价值当然也是呈几何数增长的。
那么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既然说的是资本眼中的艺术和艺术品市场，就要一俗到底，好好谈谈钱的事情。仅就“经济价值”论英雄，情况似乎就变得不太一样了。
作为一种商品，艺术品和石油、黄豆等显然不是一类东西，他们都具有各自的特点，比如投资周期、回报率、市场影响因素等。然而除了某些特定自然属性外，他们作为“商品”的属性又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其中又有哪些门道和陷阱，适用于哪些市场规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