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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认为，经济低迷的时候不会发生通货膨胀，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大开印钞机，我认为这种逻辑是错误的。”
在北大听课，以宏观经济分析著称的宋国青教授有感而发：“2008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转换之快前所未有。我们刚刚把通货膨胀理出个眉目，通货紧缩来了；还没把通货紧缩研究完，通货膨胀又要来了。”
和宋教授“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是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近日他在上海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说：“这一轮通胀，来得比我想象中要快。”
《新民周刊》：2008年原油价格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内，从每桶147美元一路狂泻到去年12月最低每桶32美元，瑞银甚至悲观预言2009年原油可能会见到20美元。然而仅仅过了3个月，原油突然发力，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涨了近一倍。在没有经济基本面好转的支撑下，是什么推动了国际原油不可思议的飙升?
谢国忠：与油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原油需求总体疲软。国际能源机构预计，2009年全球日均原油需求量将比2008年减少3%，我则认为和去年相比有可能会下降四五个百分点。而从发达国家库存来看，国际市场原油供应也是充足的。美国的石油储备比历史最高点仅减少了一个百分点，大部分仓库现在都很满。
这一轮油价反弹已经不能用需求和供给的关系解释，这主要反映了金融需求的驱动。由于各国纷纷效仿美国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引起了通胀预期，大宗商品作为抵御通胀的资产重新受到青睐。大量资金涌入石油市场交易所基金(ETF)，直接推动了原油期货价格大涨，和现货的差价甚至一度达到每桶20美元。这20元稳赚的套利空间，引发了找仓库的热潮，从而推动了对存货的需求，最后现货的价格也急追直上。
《新民周刊》：现在全球的央行都在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最为敏感的大宗商品已经“闻鸡起舞”。在您看来，通胀的脚步还有多远?
谢国忠：通胀来得比我想象中要快。我原本以为要等到经济稍微有点上升的时候，通胀预期才会反映到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来，但现在都等不及要涨了。美国、中国通胀的苗头已经出现。4月美国零售价格下降了0.4个百分点，批发价格却上升了0.3个百分点。中国的物价也开始呈现向上走的趋势，这些都值得重视。而其他国家因为有人口老化等因素，会显现得慢一点。
《新民周刊》：然而目前各国政府最担心的问题是发多少钱也膨胀不起来，只不过是减缓了通缩的力度。他们认为在全球经济复苏之前，流动性激增不会成为问题。即使从“直升机上撒钱”，需求的大幅下滑也会使通货膨胀处在可控范围内。
谢国忠：一般人认为，经济低迷的时候不会发生通货膨胀，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大开印钞机，我认为这种逻辑是错误的。
上世纪70年代油价暴涨，导致发达国家在增长疲软、失业率上升的同时，出现了通货膨胀高企，陷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滞胀。而在发展中国家，同时出现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也是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不一定是经济过热、供给跟不上需求才会导致通胀。由于美国必须向海外借款以弥补预算赤字，美元很可能在未来数年内疲软。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美元一旦走弱，将引发全球性的货币扩张。金融市场已经发达到，只凭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通胀预期，就可以通过大宗商品、工会这两个渠道，彻底打通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之间的传导。
首先宽松的银根迟早将引发商品投机活动，导致原油、铜、铁、黄金等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后者将迫使劳工组织提高工资需求。
很多人认为在过去的20年里工会已经不如以往强大了。这是因为当时经济飞速增长，通货膨胀压力很小。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工资涨不上去，工会就会重新活跃起来，对雇主施加加薪的压力。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欧洲的工会力量都在增加，沃尔玛这么多年一直不允许组织工会，现在它的工会也组织起来了。法国今年也已经爆发了好几次全民罢工。目前美国已经进入了工会带动工资上升的时代，而欧洲是最典型的在出现10%的失业率的情况下，工资依然会上升。
《新民周刊》：在执掌美联储的18年间，每次美国经济有什么风吹草动，格林斯潘就会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注入流动性。美国经济保持了3%的年增长率的同时，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
谢国忠：很多人都以为，格林斯潘对保持经济增长和低通胀有什么奥秘，其实这种资产市场驱动增长模型之所以奏效，有其特殊的原因。一是IT革命，压制了白领的工资，二是全球化压制了蓝领的工资。三是苏联解体导致对原材料、自然资源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商品价格长期低迷。所以在格林斯潘时代，通过放钱刺激房地产、股市，从而拉动需求的模式，可以长时间维持下去。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到了IT革命和全球化产生的“生产力红利”终结的时候。
如果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对此不能充分理解，执意增加流动性，将会把全球经济引向一条危险的道路。现在看来，世界经济已经没有悬念地滑入了一个长达10年的“滞涨时代”。
《新民周刊》：有观点认为，即使未来发生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中国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也会抵消通胀带来的压力。
谢国忠：过剩的产能会抑制通货膨胀的“宏大观点”，现在并不适用了。全球化驱使跨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到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国家。和原材料相比，制造业增加值比以前要小很多。比如中国钢铁的生产能力过剩那么多，但设备折旧、劳动力成本只占到产品价格的一小部分。钢铁价格随着铁矿石价格1：1地波动，与钢铁的生产能力已经没有关系。
由于西方的工厂搬到中国来，自然资源的价格又保持低位，我们过去经历了一个10年的低通胀时代。但是现在从“美国价”变成“中国价”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自然资源的价格又在上涨，“中国价”开始变成“资源价”。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红利也走到了尽头。
《新民周刊》：没有全球主要国家的果断一致的“开动印钞机”，目前经济可能已经崩溃，更何谈复苏?
谢国忠：稍微刺激一下经济，我觉得是应该的。但主要国家的政府已经在为投机实施补贴，他们以为问题在于流动性短缺和信心丧失。如果能把投资者和投机客拉回市场，世界经济就将回到良性循环中。但通过补贴投机、制造通胀带来的经济回暖是不会有后劲的。就像光给病人打激素，而不治病，虽然他看起来还很精神，站不了多久又得倒下去。一味把股票炒上去，让老百姓觉得有钱了去消费，这与“点石成金”有何异?出路主要靠机构改革，但不幸的是，现在大家都倾向于多打点激素，希望再搞一个泡沫去掩盖结构性问题，先混过去再说。但现实条件是回不到昨天，这个药方已经不灵了。炒一把过了之后问题没解决，通胀却来了，这个局面今年年底就有可能来袭，而现在资产价格泡沫已经形成了。
《新民周刊》：您认为应该进行哪些改革?
谢国忠：美国需要降低医疗成本，欧洲是要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成本过高的问题，延期退休年龄，鼓励就业。中国则必须进行增长模式的改革，而不是继续刺激经济。
《新民周刊》：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认为，各国央行已经从金融危机中汲取了足够教训，当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即将走火入魔之前会及时回笼货币。
谢国忠：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央行既想保持价格稳定又想保增长，以等待经济的回暖。所以当它收缩流动性的时候，必定是雷声大、雨点小，加息的速度赶不上通胀上升的速度，我们在70年代看到就是这个现象，央行不愿意加息太猛，怕把经济拉下来，最后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一直维持一个高位。直到80年代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不得不拼命加息至21.5%，引起经济大规模的衰退才把通胀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