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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似乎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古代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其实不全面。春秋战国时代到汉朝，中国的商业已经非常繁荣，而且商人成为了一个横跨政治、商业的非常有权力的阶层，其代表多是道家人物，如范蠡等人。司马迁对道家经商治国的经验进行了理论提炼，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命题。从这个命题出发，可以归纳出国家治理经济的四个原则：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教而育之，整而齐之。这与当前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供给学派是不谋而合的，而且更为系统。
对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研究，主要在于对《史记·货殖列传》相关内容的研究。有研究者认为，春秋战国是商人阶级的成长阶段，汉兴之后是商人阶级的长成阶段；中国古代商人阶级的产生决定于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并最终决定于铁器的发明与应用引起的生产工具的大革命；中国古代的商人阶级依《史记·货殖列传》主要应包括专事商品交换，兼营商品生产与交换，从事服务性行业及经营借贷等四类与商品有关的群体。《史记·货殖列传》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始于公元前5世纪春秋时期，止于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元鼎年间，历时四百年。这个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而西汉文景时期则是高峰之巅。至汉武帝时，由于政府实施了打击商贾的政策，致使盐铁等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逐渐走向衰落。
司马迁独创性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一是提出了欲望动力说，阐明了货殖生利的合理性；二是提倡农、虞、工、商并重，阐明了货殖的重要性；三是主张放任开拓，竞争经营，繁荣百业，阐明了货殖活动的多样性；四是阐述了货殖的规范性；五是肯定商人的活动对富国富家的意义，阐述了货殖的规律性。
《史记·货殖列传》开篇便引了《老子》的一段话：“《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可见司马迁对于道家治国的推崇，这与后来汉书中班固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财政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司马迁定理，可以研究中国道家的经济治国理论，探讨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发展的历史，从而发现对于今天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借鉴之处。
司马迁所处时代正是西汉初期，此时的治国思想以黄老思想为主。在《史记·货殖列传》的篇首，司马迁在指出了“《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欲穷当豢之味，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吵论，终不能化”这一社会现象之后，紧接着便提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实际上，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老百姓已经不满足于温饱，而开始追求更多欲望的满足。在商鞅废止井田之后，人们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之上，开始出现了职业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如孔子的门徒子贡，越国权臣范蠡，都是当时的巨富。司马迁则独辟蹊径，从个人出发，以“利”为基，认为追求财利是一切人的共同本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基于个人理性的基础，司马迁主张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干预。他认为在经济活动中，“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则“（财富）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对于社会经济治理，善者应是“因之”，相反，与民征利乃是“最下者”。
在司马迁提出的四个原则之中，善而因之是其基础与核心，要按照商品经济自身的规律办事，经济本身能够自我配置运行的，政府就不要插手。而且承认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是善的欲望，应该予以承认而非贬低。其次是用利益来引导，用教育来引导，然后才是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来进行调整。这四原则中最下者就是与民争利，即政府直接进入市场中与百姓争利。因而司马迁是非常反对汉武帝时采用桑弘羊之策垄断盐铁之利益的。事实上，汉朝正是以汉武帝为分水岭，之前经济蓬勃发展，之后由于政府与民争利，最终走向衰落。
这四原则中，实际上对社会分工已经有了理论贡献，即认为士农工商都是社会的分工，反对抑商思想，强调农、工、商、虞同为衣食之源。而其中，商业是最有利的致富行业，“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他把那些富商大贾称为“贤人”“能者”，大加赞赏，为他们立传。
从司马迁四原则来看，其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道家影响，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传统认为道家完全是消极避世思想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那些在危机时刻力挽狂澜的人物很多是道家人物，只不过他们多遵循功成而身退的思想，因而不为后世所铭记，如范蠡、张良、刘伯温、郭子仪等。道家主张“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恰恰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要依靠制度而非个人来治理国家。道家主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并非如很多学者所认为的是主张愚民政治，而是富含辩证法思想的。道家主张政治要宽厚清明，则百姓也会比较纯朴，如果用严苛的政治权术治国，则老百姓必然奸诈。
“顺其自然”是司马迁四原则的核心，其含义就是按照经济运行的规律来治理经济，并非无所作为。而贯穿于四个原则的是用法律规则来确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才能实现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教而育之，整而齐之的四项原则。温故而知新，鉴古可以知今。当此全面深化改革之际，重新阅读司马迁，或许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对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研究，主要在于对《史记·货殖列传》相关内容的研究。有研究者认为，春秋战国是商人阶级的成长阶段，汉兴之后是商人阶级的长成阶段；中国古代商人阶级的产生决定于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并最终决定于铁器的发明与应用引起的生产工具的大革命；中国古代的商人阶级依《史记·货殖列传》主要应包括专事商品交换，兼营商品生产与交换，从事服务性行业及经营借贷等四类与商品有关的群体。《史记·货殖列传》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始于公元前5世纪春秋时期，止于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元鼎年间，历时四百年。这个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而西汉文景时期则是高峰之巅。至汉武帝时，由于政府实施了打击商贾的政策，致使盐铁等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逐渐走向衰落。
司马迁独创性的经济思想主要有：一是提出了欲望动力说，阐明了货殖生利的合理性；二是提倡农、虞、工、商并重，阐明了货殖的重要性；三是主张放任开拓，竞争经营，繁荣百业，阐明了货殖活动的多样性；四是阐述了货殖的规范性；五是肯定商人的活动对富国富家的意义，阐述了货殖的规律性。
《史记·货殖列传》开篇便引了《老子》的一段话：“《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可见司马迁对于道家治国的推崇，这与后来汉书中班固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财政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司马迁定理，可以研究中国道家的经济治国理论，探讨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发展的历史，从而发现对于今天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借鉴之处。
司马迁所处时代正是西汉初期，此时的治国思想以黄老思想为主。在《史记·货殖列传》的篇首，司马迁在指出了“《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欲穷当豢之味，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吵论，终不能化”这一社会现象之后，紧接着便提出“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实际上，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老百姓已经不满足于温饱，而开始追求更多欲望的满足。在商鞅废止井田之后，人们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之上，开始出现了职业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如孔子的门徒子贡，越国权臣范蠡，都是当时的巨富。司马迁则独辟蹊径，从个人出发，以“利”为基，认为追求财利是一切人的共同本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基于个人理性的基础，司马迁主张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干预。他认为在经济活动中，“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则“（财富）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对于社会经济治理，善者应是“因之”，相反，与民征利乃是“最下者”。
在司马迁提出的四个原则之中，善而因之是其基础与核心，要按照商品经济自身的规律办事，经济本身能够自我配置运行的，政府就不要插手。而且承认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是善的欲望，应该予以承认而非贬低。其次是用利益来引导，用教育来引导，然后才是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来进行调整。这四原则中最下者就是与民争利，即政府直接进入市场中与百姓争利。因而司马迁是非常反对汉武帝时采用桑弘羊之策垄断盐铁之利益的。事实上，汉朝正是以汉武帝为分水岭，之前经济蓬勃发展，之后由于政府与民争利，最终走向衰落。
这四原则中，实际上对社会分工已经有了理论贡献，即认为士农工商都是社会的分工，反对抑商思想，强调农、工、商、虞同为衣食之源。而其中，商业是最有利的致富行业，“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他把那些富商大贾称为“贤人”“能者”，大加赞赏，为他们立传。
从司马迁四原则来看，其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道家影响，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传统认为道家完全是消极避世思想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那些在危机时刻力挽狂澜的人物很多是道家人物，只不过他们多遵循功成而身退的思想，因而不为后世所铭记，如范蠡、张良、刘伯温、郭子仪等。道家主张“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恰恰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要依靠制度而非个人来治理国家。道家主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并非如很多学者所认为的是主张愚民政治，而是富含辩证法思想的。道家主张政治要宽厚清明，则百姓也会比较纯朴，如果用严苛的政治权术治国，则老百姓必然奸诈。
“顺其自然”是司马迁四原则的核心，其含义就是按照经济运行的规律来治理经济，并非无所作为。而贯穿于四个原则的是用法律规则来确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才能实现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教而育之，整而齐之的四项原则。温故而知新，鉴古可以知今。当此全面深化改革之际，重新阅读司马迁，或许有许多可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