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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缩写。它是一项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筹的各国学生学习能力的评估项目。其评估对象为基础教育完成阶段（15岁）的学生，测试学生对参与社会生活所需的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包括阅读、数学、科学三个评测项目。2010年岁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多哈宣布，2009年参加PISA测试的上海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项指标的得分，在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中均名列第一。上海是中国大陆城市第一次参加PISA测试，便取得第一的成绩，震惊西方，引发西方国家对中国（上海）教育质量的大讨论。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得知上海学生的PISA成绩之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不无感叹与担忧的表示：“1957年苏联比美国早一步发射了人造卫星，50多年后这种冲击再次到来。”
上海在PISA测试上取得的成功，一度被怀疑是中国教育应试传统取得的又一战果。但种种事实又证明，好成绩的得来并非应试之功：第一，PISA的评价理念与技术与我国常见考试不同，它的评价思路是评测学生是否具备应用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考查内容与学校课程很不一样，题目与我们常见的知识考查类题目大相径庭。第二，上海考试学生的抽取由美国的Westat负责，从所有抽样到的152所学校中完全随机地每所学校抽取35名学生。参与的学生分布范围广泛，包括中专、技校、借读生、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等。学校完全无法组织针对的应试训练。既然第一的成绩并非来自学生的应试能力，那又是什么呢？上海PISA测试的成功被各界归结为教育改革的成功。美国《时代周刊》网站便评论道：“我们可以从中借鉴的是：上海的教育部门摒弃了针对少数精英的重点教育模式，采取了一种兼容的教育体制；大规模地提高教师的待遇和培训投入；减少了死记硬背的教学内容，注重在课堂上开展各种解决问题的教学活动。”
总的来说，上海此次在PISA测试中取得的成绩仍是一个特例，无法代表全国的教育质量与改革水平。上海傲人的经济实力让课改的“上海经验”能否为其它地区所借鉴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不过，上海参加此次PISA测试仍为其它地区教育发展与教育改革留下了诸多启示。从笔者的视角来看，以下几点是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的。
启示一：课程改革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强劲动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功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它往往需要通过一代人的成长来验证。教育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与教育有关的改革都无法在短期内体现出效果。正因为无法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改革很容易遭遇到各种质疑与非议，阻力与困难也随之而来。新课改自1998年在全国开展以来，就一直面对诸多的质疑和反弹。在我国以应试、升学为主导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害怕改革影响教学质量和升学率的声音不绝于耳，对改革的“软”“硬”抗拒从没间断过。有的对课改的前景和效果抱有怀疑，有的对课改持有的新理念、新方法感到迷茫而无所适从，有的认为课改增加了学校和师生的负担……即便是上海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也饱受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平衡的质疑。但是经过此次上海PISA的检验证明，课程改革不仅不会是影响教育质量的负担，反而对教育质量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对课程改革不仅应该坚持，而且应该加快课改的步伐，以适应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要。
从历史进程来看，上海的教育改革起步较早。1985年，上海便进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独立形态的课程改革，即“上海一期课改”。1992年一期课改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进入推广阶段，至1997年9月，全上海各年级开始全面使用新教材。同年，国家层面的新课程改革拉开序幕，上海的“二期课改”也于1998年正式启动。1999年先在较成熟的英语、信息科技等学科部分推广，2002年秋季，上海在l79所中小学、幼儿园课改基地起始年级开展新教材大规模、全方位的试验工作。2004年9月1日起在上海所有小学一年级全面推广。可以看出，上海课程改革的步伐是连贯的，一期课改全面推开之后，没有坐等成绩，而是马上进入二期课改。我们应该看到，在进入信息社会之后，教育改革要跟上信息与知识发展的形式与节奏，就必须不断地进行变革，才能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生活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教育改革是不应该也不能够停步不前的。上海正是因为这种坚持不怠的改革步伐，适应了世界发展的需要，才取得了此次PISA测试的成功。
启示二：课程改革注重教育均衡发展
此次PISA测试，上海学生之所以能够取得第一的成绩，主要原因便是底部学生的成绩较高。以阅读素养为例，上海的高端学生平均成绩与紧随其后的新西兰、新加坡相比并无明显区别，但低端平均成绩分别比它们高出73与60分。这说明上海学生中优生与差生的绝对差距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小，教育质量相对均衡。在另一项统计中，将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财富、家庭教育资源、家庭文化资源等综合为家庭经济文化地位指数，与学生阅读成绩结合起来分析发现，上海的成绩高于OECD的平均值，但家庭经济和社会背景对成绩的影响低于OECD平均值，说明上海学生的好成绩更多的来自学校受到的教育，而非受家庭因素主导。换言之，无论是“富”学生还是“穷”学生，都可以在学校接受到质量相对均衡的教育。
在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之后，教育过程公平成为教育发展的重点，对教育的均衡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教育不仅要均衡，亦要优质。加大教育物质与资金资源的投入，可以使学校间外部的教学环境得到提升，但是关系到教学质量的教学资源，特别是优质的教学资源，是很难靠注入式的投入实现的。这就需要通过课改来实现贫弱学校教育质量的内部提升。上海此次在PISA测试中体现出的教育均衡发展，便得益于对贫弱学校的建设。
在改造薄弱学校的工作中，上海从上世纪末的“薄弱学校更新工程”，到跨世纪的“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工程”，再到21世纪初的“加强初中建设工程”，每3年为一个工程周期，完成了对每一所学校的改造。到2005年，标准化学校中最初被评为C、D级的学校通过停办和升级已全部消失，所有的公立学校评级均达到B级以上，其中有64%的初级中学达到A级标准。“托管制”是改善薄弱学校的另一方式。将郊区较为薄弱的学校托管给具有成功教育经验的教育人士或机构管理，为薄弱学校整体注入包括教育理念、管理模式、师资力量等优质教育资源，对薄弱学校的学校面貌进行全方位大规模的重塑，带动薄弱学校已有教职人员的能力提升，实现薄弱学校的由弱变强，实现内涵式的提升与均衡。2007年，上海“委托”10所学校和教育机构托管了20所郊区贫弱学校，至2009年，已扩大至43所。另外，加大乡村学校投入、学校间结对互帮、教师轮岗支教等形式也在城乡、优弱学校的均衡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启示三：课程改革的外部引援与内部挖潜
课程改革并不只是简单的“行政部门指令—学校响应”就能取得成功的，它需要整个教育领域中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这里的外部引用是指与高校等教研机构的合作，内部挖潜是指中小学内部包括校长、教师在内自主创新。上海在课改过程中，在充分利用华东师大等高校的科研力量的同时，鼓励中小学校长与教师自主改革。
中小学的课改与高校的科研是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高校中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教育方法为课改提供了方向指导与理论建构。同时，课改的进行，也为高校中各种教育理论的创生、发展、实验、推广提供了机会与平台。最终，两股力量共同造福师生、造福社会。在上海课改的过程中，华东师大就有钟启泉教授的“探究式学习”、叶澜教授的“生命•实践”新基础教育、熊川武教授的“理解教育”等教育、教学理论得以实践与推广，惠及万千师生。例如，上海市金山区平乐中学于1997年由两所中学合并而成，学校底子差、生源弱。平乐中学校长周继平与华师大熊川武教授合作，推广理解教育，以“理解学生，教在心灵；理解老师，勤学奋进；理解自己，塑造人生”为校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用短短几年时间，从校风到考试成绩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使一所贫弱学校一跃成为全区优质学校之一，它的办学经验在整个上海得以推广与学习。平乐高中的改革体现了高校科研与中小学实践相结合的强大力量，它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理解教育”。
中小学中也不乏改革决心、毅力与智慧并有的校长与教师，发挥他们的力量，也是改革之福。上海市闸北第8中学曾是闸北区最差的学校之一。1994年，校长刘京海担任校长之后，对学校进行“成功教育”的改革，为那些原本被人们认为毫无希望的学生树立人生的自信与目标，取得巨大成功。改革之后的闸北8中，80%的学生成功升入高等学府，远超56%的市平均水平。2005年，上海市教委委任校长刘京海托管另外10所薄弱学校，期望用“成功教育”的办学经验来使这些学校取得改革的成功。
上海课改中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比如各区的名校长工作室、名师工作室等等。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好的课程改革，是可以培育和催生优秀的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与教育人才的改革。而反过来，改革也将受益于这些理论、实践与人才。上海PISA测试的成功，与这个道理不无关系。
启示四：课程改革需要多元的评价渠道
正因为PISA来自OECD这样一个国际组织，运用与中国基础教育评价相异的内容与标准，才让上海课改的成绩有了一个客观的评判。如果不是此次PISA测试，上海课改的经验与所取得的成绩还无法为世界所熟知，可能也无法为国内其它省市所信服。
在我国的国情下，高考、中考等决定学生命运的考试成了所有教育改革都绕不过的门槛。这些考试 “指挥棒” 的能力远远大于改革的动力，升学率成了衡量学校教育质量好坏的唯一标准。这时，引入新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标准成为课程改革亟需的任务之一。
借助国际已有的评测工具不失为一条捷径。一方面，国际的评测工具通常以非常严谨的教育理论与数据为基础，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可以较为客观与综合的反映教育质量；另一方面，它是我们的教育与世界接轨的一种方式，带来的是一种国际化的视野，可以在与世界各国的客观比较中寻求教育改革与未来世界发展方向的契合点。现在国际中运用的教育评测工具非常丰富，除了PISA之外，还有国际数学和科学趋势研究（TIMSS），学生阅读能力进展研究（PIRLS）等众多工具。以TIMSS来讲，它的理念是基于对共同课程的评价来对各个国家的课程和教育质量进行比较，它先研究各国各地区的课程框架和知识，把共同的内容找出来进行测试。因为测试建立在相同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其测试结果的可比性与效度就非常的高。
建立多元的评价手段，其实也是对课程改革的一种爱护。从功能上看，升学考试的功能在于选拔，而课改的评价需要的是客观反映。若只有单一的评价模式，完全以升学率为标准，课程改革难免会为应试教育让道而沦为形式，最终损害的仍是学生今后于社会的生存与贡献能力，损害的仍是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
课程改革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过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但上海此次的PISA测试告诉我们，只要凭借先进的教育理念与坚持不懈地改革实践，课程改革最终还是会取得成功的。
（责任编校：扬子）
上海在PISA测试上取得的成功，一度被怀疑是中国教育应试传统取得的又一战果。但种种事实又证明，好成绩的得来并非应试之功：第一，PISA的评价理念与技术与我国常见考试不同，它的评价思路是评测学生是否具备应用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考查内容与学校课程很不一样，题目与我们常见的知识考查类题目大相径庭。第二，上海考试学生的抽取由美国的Westat负责，从所有抽样到的152所学校中完全随机地每所学校抽取35名学生。参与的学生分布范围广泛，包括中专、技校、借读生、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等。学校完全无法组织针对的应试训练。既然第一的成绩并非来自学生的应试能力，那又是什么呢？上海PISA测试的成功被各界归结为教育改革的成功。美国《时代周刊》网站便评论道：“我们可以从中借鉴的是：上海的教育部门摒弃了针对少数精英的重点教育模式，采取了一种兼容的教育体制；大规模地提高教师的待遇和培训投入；减少了死记硬背的教学内容，注重在课堂上开展各种解决问题的教学活动。”
总的来说，上海此次在PISA测试中取得的成绩仍是一个特例，无法代表全国的教育质量与改革水平。上海傲人的经济实力让课改的“上海经验”能否为其它地区所借鉴划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不过，上海参加此次PISA测试仍为其它地区教育发展与教育改革留下了诸多启示。从笔者的视角来看，以下几点是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的。
启示一：课程改革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强劲动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功效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它往往需要通过一代人的成长来验证。教育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与教育有关的改革都无法在短期内体现出效果。正因为无法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改革很容易遭遇到各种质疑与非议，阻力与困难也随之而来。新课改自1998年在全国开展以来，就一直面对诸多的质疑和反弹。在我国以应试、升学为主导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害怕改革影响教学质量和升学率的声音不绝于耳，对改革的“软”“硬”抗拒从没间断过。有的对课改的前景和效果抱有怀疑，有的对课改持有的新理念、新方法感到迷茫而无所适从，有的认为课改增加了学校和师生的负担……即便是上海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也饱受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平衡的质疑。但是经过此次上海PISA的检验证明，课程改革不仅不会是影响教育质量的负担，反而对教育质量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对课程改革不仅应该坚持，而且应该加快课改的步伐，以适应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要。
从历史进程来看，上海的教育改革起步较早。1985年，上海便进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独立形态的课程改革，即“上海一期课改”。1992年一期课改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进入推广阶段，至1997年9月，全上海各年级开始全面使用新教材。同年，国家层面的新课程改革拉开序幕，上海的“二期课改”也于1998年正式启动。1999年先在较成熟的英语、信息科技等学科部分推广，2002年秋季，上海在l79所中小学、幼儿园课改基地起始年级开展新教材大规模、全方位的试验工作。2004年9月1日起在上海所有小学一年级全面推广。可以看出，上海课程改革的步伐是连贯的，一期课改全面推开之后，没有坐等成绩，而是马上进入二期课改。我们应该看到，在进入信息社会之后，教育改革要跟上信息与知识发展的形式与节奏，就必须不断地进行变革，才能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生活挑战的能力与素质。教育改革是不应该也不能够停步不前的。上海正是因为这种坚持不怠的改革步伐，适应了世界发展的需要，才取得了此次PISA测试的成功。
启示二：课程改革注重教育均衡发展
此次PISA测试，上海学生之所以能够取得第一的成绩，主要原因便是底部学生的成绩较高。以阅读素养为例，上海的高端学生平均成绩与紧随其后的新西兰、新加坡相比并无明显区别，但低端平均成绩分别比它们高出73与60分。这说明上海学生中优生与差生的绝对差距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小，教育质量相对均衡。在另一项统计中，将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财富、家庭教育资源、家庭文化资源等综合为家庭经济文化地位指数，与学生阅读成绩结合起来分析发现，上海的成绩高于OECD的平均值，但家庭经济和社会背景对成绩的影响低于OECD平均值，说明上海学生的好成绩更多的来自学校受到的教育，而非受家庭因素主导。换言之，无论是“富”学生还是“穷”学生，都可以在学校接受到质量相对均衡的教育。
在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之后，教育过程公平成为教育发展的重点，对教育的均衡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教育不仅要均衡，亦要优质。加大教育物质与资金资源的投入，可以使学校间外部的教学环境得到提升，但是关系到教学质量的教学资源，特别是优质的教学资源，是很难靠注入式的投入实现的。这就需要通过课改来实现贫弱学校教育质量的内部提升。上海此次在PISA测试中体现出的教育均衡发展，便得益于对贫弱学校的建设。
在改造薄弱学校的工作中，上海从上世纪末的“薄弱学校更新工程”，到跨世纪的“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工程”，再到21世纪初的“加强初中建设工程”，每3年为一个工程周期，完成了对每一所学校的改造。到2005年，标准化学校中最初被评为C、D级的学校通过停办和升级已全部消失，所有的公立学校评级均达到B级以上，其中有64%的初级中学达到A级标准。“托管制”是改善薄弱学校的另一方式。将郊区较为薄弱的学校托管给具有成功教育经验的教育人士或机构管理，为薄弱学校整体注入包括教育理念、管理模式、师资力量等优质教育资源，对薄弱学校的学校面貌进行全方位大规模的重塑，带动薄弱学校已有教职人员的能力提升，实现薄弱学校的由弱变强，实现内涵式的提升与均衡。2007年，上海“委托”10所学校和教育机构托管了20所郊区贫弱学校，至2009年，已扩大至43所。另外，加大乡村学校投入、学校间结对互帮、教师轮岗支教等形式也在城乡、优弱学校的均衡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启示三：课程改革的外部引援与内部挖潜
课程改革并不只是简单的“行政部门指令—学校响应”就能取得成功的，它需要整个教育领域中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这里的外部引用是指与高校等教研机构的合作，内部挖潜是指中小学内部包括校长、教师在内自主创新。上海在课改过程中，在充分利用华东师大等高校的科研力量的同时，鼓励中小学校长与教师自主改革。
中小学的课改与高校的科研是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高校中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教育方法为课改提供了方向指导与理论建构。同时，课改的进行，也为高校中各种教育理论的创生、发展、实验、推广提供了机会与平台。最终，两股力量共同造福师生、造福社会。在上海课改的过程中，华东师大就有钟启泉教授的“探究式学习”、叶澜教授的“生命•实践”新基础教育、熊川武教授的“理解教育”等教育、教学理论得以实践与推广，惠及万千师生。例如，上海市金山区平乐中学于1997年由两所中学合并而成，学校底子差、生源弱。平乐中学校长周继平与华师大熊川武教授合作，推广理解教育，以“理解学生，教在心灵；理解老师，勤学奋进；理解自己，塑造人生”为校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用短短几年时间，从校风到考试成绩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使一所贫弱学校一跃成为全区优质学校之一，它的办学经验在整个上海得以推广与学习。平乐高中的改革体现了高校科研与中小学实践相结合的强大力量，它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理解教育”。
中小学中也不乏改革决心、毅力与智慧并有的校长与教师，发挥他们的力量，也是改革之福。上海市闸北第8中学曾是闸北区最差的学校之一。1994年，校长刘京海担任校长之后，对学校进行“成功教育”的改革，为那些原本被人们认为毫无希望的学生树立人生的自信与目标，取得巨大成功。改革之后的闸北8中，80%的学生成功升入高等学府，远超56%的市平均水平。2005年，上海市教委委任校长刘京海托管另外10所薄弱学校，期望用“成功教育”的办学经验来使这些学校取得改革的成功。
上海课改中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比如各区的名校长工作室、名师工作室等等。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好的课程改革，是可以培育和催生优秀的教育理论、教育实践与教育人才的改革。而反过来，改革也将受益于这些理论、实践与人才。上海PISA测试的成功，与这个道理不无关系。
启示四：课程改革需要多元的评价渠道
正因为PISA来自OECD这样一个国际组织，运用与中国基础教育评价相异的内容与标准，才让上海课改的成绩有了一个客观的评判。如果不是此次PISA测试，上海课改的经验与所取得的成绩还无法为世界所熟知，可能也无法为国内其它省市所信服。
在我国的国情下，高考、中考等决定学生命运的考试成了所有教育改革都绕不过的门槛。这些考试 “指挥棒” 的能力远远大于改革的动力，升学率成了衡量学校教育质量好坏的唯一标准。这时，引入新的评价体系与评价标准成为课程改革亟需的任务之一。
借助国际已有的评测工具不失为一条捷径。一方面，国际的评测工具通常以非常严谨的教育理论与数据为基础，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与系统性，可以较为客观与综合的反映教育质量；另一方面，它是我们的教育与世界接轨的一种方式，带来的是一种国际化的视野，可以在与世界各国的客观比较中寻求教育改革与未来世界发展方向的契合点。现在国际中运用的教育评测工具非常丰富，除了PISA之外，还有国际数学和科学趋势研究（TIMSS），学生阅读能力进展研究（PIRLS）等众多工具。以TIMSS来讲，它的理念是基于对共同课程的评价来对各个国家的课程和教育质量进行比较，它先研究各国各地区的课程框架和知识，把共同的内容找出来进行测试。因为测试建立在相同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其测试结果的可比性与效度就非常的高。
建立多元的评价手段，其实也是对课程改革的一种爱护。从功能上看，升学考试的功能在于选拔，而课改的评价需要的是客观反映。若只有单一的评价模式，完全以升学率为标准，课程改革难免会为应试教育让道而沦为形式，最终损害的仍是学生今后于社会的生存与贡献能力，损害的仍是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与进步。
课程改革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过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但上海此次的PISA测试告诉我们，只要凭借先进的教育理念与坚持不懈地改革实践，课程改革最终还是会取得成功的。
（责任编校：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