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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兄八个月大时，三伯父和三伯母却因多年未育每天争吵不休。一向说一不二的奶奶对我的父母说：“让胜子（长兄的乳名）到他三伯那里待些日子吧。一来缓解缓解老三两口子的心情，二来兴许胜子能为他们引来个一男半女的。”尽管很难割舍，但父母不敢违拗奶奶，只得忍痛将襁褓中的儿子送到百公里外的乡下。许是应了老辈儿的话，半年后，三伯母真的怀孕了，可惜仅仅两个多月就流了产，自此再不能生育，长兄从此留在了三伯父家。
乡下有山有水，山上林木葱茏，河水碧波清澈，加上奶奶和伯父、伯母百般宠爱，长兄生活得倒也惬意。但慢慢长大后，他开始隐隐有些不解：自己为什么不能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样待在父母身边，而要住在伯父家呢？
转眼，长兄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母亲特意到商店采购了书包、文具盒，并把一捆铅笔都削得整整齐齐放在文具盒里。每逢寒暑假，长兄可以回到热闹的城里住上几天，可临走时他总免不了哭闹一番：“我不回农村，城里可以看电影，还有那么多好吃的，我不回去！”每当此时，母亲总是再多买一些东西，含着眼泪连哄带劝送他回去。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长兄慢慢地把伯父、伯母当作自己的亲生父母，但 “有家不能回”这一事实终究在年幼的长兄心里留下了伤痕。我们兄弟的名字均以“连”字起头，但长兄硬将自己的名字从“连川”改成了“景川”，这是他因心结难解而刻意与其他兄弟有所区别啊。
1959年金秋，大连市选拔飞行员，在上万名高中生中，长兄和一个老街坊的儿子被选中了。送别那天，长兄先是拥抱了三伯母，之后才和父母挥挥手，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在21年的飞行生涯中，长兄在新兵跳伞训练中立过三等功;因在高空中调整出了故障的飞机并安全落地立了二等功;当美国U-2侦察机频繁出现在青岛上空的时候，长兄驾驶战机飞上万米高空，受到国防部的嘉奖，《解放军报》还报道了他的事迹。他成了全家人的骄傲。
长兄参军后不久，三伯父病故，父亲也因工伤丧
失了劳动能力，全家的生活包括赡养奶奶的担子全落在了母亲身上。长兄知道后，每个月从自己五十多元的津贴费中拿出25元寄给母亲，再拿出5元寄给三伯母。当时，那25元钱成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以及奶奶、父母的重要指望，每个月的20号左右，病重的父亲总是拄着拐棍站在十字路口张望，盼望着骑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送来汇款单。
1968年，父亲病故，家里欠下了两千多元钱的债务，家中的生活更加拮据，长兄索性每月寄回30元钱，我和其他兄弟姐妹的学习用具也都由他千里迢迢地从部队寄回来。我平生穿的第一双皮鞋，吃的第一块巧克力，戴的第一顶栽绒帽，都是长兄省吃俭用买的。长兄宁肯苦自己，也不让弟弟妹妹们亏着。
1969年，长兄和同是军人的嫂子订婚，得到消息，全家人高兴坏了，母亲走东家串西家，用仅有的布票和棉花票买来料子，按老家的规矩做了三套铺盖寄到了部队。没想到，半个月之后，包裹被退了回来。兄长在信中说：“老妈呀，弟弟妹妹们穿得破破烂烂的，我怎么忍心让您给我做这么多被褥？我在部队吃的穿的都比家里强多了，您千万别因为我的婚事而拉饥荒。”那天，夜已经很深了，我被阵阵啜泣声惊醒，看到母亲抱着那个邮包正在流泪，她在为儿子拒绝了她这个母亲的心意而忧伤。
转眼到了我们六兄妹升学和找工作的关口，街道干部对我母亲说：“你大儿子的军属关系在农村他三伯母那儿，如果迁回大连市，你们成了军属，街道照顾起来也有理由了。”母亲动心了。于是，姐姐将母亲的想法写信告诉了长兄，没想到，长兄为此火冒三丈，来信质问母亲：“三妈养我到18岁，现在她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硬把军属关系从她那迁走，这不是要她的命吗？”见儿子态度坚决，母亲只好作罢。可出乎意料的是，一个月后，家里突然收到长兄的信，还附带着他所在部队政治部同意转换军属关系的书面证明。长兄在信中说：“军属在社会上普遍受到重视，如果有这层关系，弟弟妹妹们步入社会或许能受到政府适当的照顾。我权衡再三，还是按母亲的意见办。三妈那面，我再多上上心就好（她的工作不用你们做）。”正如长兄所说，由于是军人家属，我的二哥技校毕业后顺利地调回了大连市，姐姐和我被第一批分配到工厂，妹妹也没有下乡，而是留在家附近的商店上班。
自1983年开始，中国军队进行了百万大裁军，已经飞不动了的长兄被确定为转业对象。他对我说：“该回家了，我在外面闯荡了一辈子，就想和家人在一起。”但在计划分配的年代里，长兄未能如愿，而是被分到了距家一百公里的鞍山市，在一所医院任工会主席。长兄回大连和家人团聚的那天晚上，母亲趁长兄去看望舅妈，把我们兄弟姐妹召集在一起，她说：“你们的大哥从部队回来，除了两个柳条箱子之外，什么家当也没有。”我们明白母亲的意思，纷纷表态，二哥说：“老大刚回来，又被安排在外地，三妈先接到我家，我养着。”大姐说：“我刚做了一套新家具，直接拉去给大哥用吧。”小弟小妹说：“大哥、大嫂一年四季的外衣，我们俩包了！”……
1996年，长兄罹患肠癌，手术效果非常不理想。母亲一改每周盼望儿女回家的习惯，总是撵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到鞍山看望长兄。从此，每个周六早上9点，我从沈阳，其他兄弟姐妹从大连出发，大家一起在鞍山车站会合，结伴去陪长兄两天。尽管当时长兄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但他还是经常搬个小板凳到楼下坐着，看附近军用机场的战机起起落落。他告诉我：“老三呐，等我不在了，我那件飞行夹克还是给老四吧，他特别喜欢军用夹克，你可不要生气啊。”他还对姐姐说：“我活着户籍在鞍山，等真到了‘那一天’，一定要把我送回老家，和爸妈在一起。”
2000年9月24日，长兄走到了生命尽头。头一天晚上，一度清醒的他贴着我的耳朵对我说：“在沈阳一下就住了半年的医院，花钱像流水似的，你背着家里为我借了很多钱。哥走了，感觉这一点很对不起你。”
这就是我的长兄，穷尽一生都在为他人着想。在他的尽力呵护下，奶奶走完了110岁的人生历程，三伯母87岁离世，母亲晚年非常幸福，我们兄弟姐妹不仅生活得很好，而且都有了第三代。
长兄去世一年后，兄弟姐妹们把他安葬在老家的祖坟地，那是一片三面环山、一侧向海的福地，家族中三代故人长眠于此。长兄终于可以永远陪伴在故乡和父母的身旁。一生漂泊的长兄啊，你那化不开的乡愁，可散去了吗？
责编/张晓莉
乡下有山有水，山上林木葱茏，河水碧波清澈，加上奶奶和伯父、伯母百般宠爱，长兄生活得倒也惬意。但慢慢长大后，他开始隐隐有些不解：自己为什么不能和其他兄弟姐妹一样待在父母身边，而要住在伯父家呢？
转眼，长兄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母亲特意到商店采购了书包、文具盒，并把一捆铅笔都削得整整齐齐放在文具盒里。每逢寒暑假，长兄可以回到热闹的城里住上几天，可临走时他总免不了哭闹一番：“我不回农村，城里可以看电影，还有那么多好吃的，我不回去！”每当此时，母亲总是再多买一些东西，含着眼泪连哄带劝送他回去。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长兄慢慢地把伯父、伯母当作自己的亲生父母，但 “有家不能回”这一事实终究在年幼的长兄心里留下了伤痕。我们兄弟的名字均以“连”字起头，但长兄硬将自己的名字从“连川”改成了“景川”，这是他因心结难解而刻意与其他兄弟有所区别啊。
1959年金秋，大连市选拔飞行员，在上万名高中生中，长兄和一个老街坊的儿子被选中了。送别那天，长兄先是拥抱了三伯母，之后才和父母挥挥手，头也不回地上了车。
在21年的飞行生涯中，长兄在新兵跳伞训练中立过三等功;因在高空中调整出了故障的飞机并安全落地立了二等功;当美国U-2侦察机频繁出现在青岛上空的时候，长兄驾驶战机飞上万米高空，受到国防部的嘉奖，《解放军报》还报道了他的事迹。他成了全家人的骄傲。
长兄参军后不久，三伯父病故，父亲也因工伤丧
失了劳动能力，全家的生活包括赡养奶奶的担子全落在了母亲身上。长兄知道后，每个月从自己五十多元的津贴费中拿出25元寄给母亲，再拿出5元寄给三伯母。当时，那25元钱成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以及奶奶、父母的重要指望，每个月的20号左右，病重的父亲总是拄着拐棍站在十字路口张望，盼望着骑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送来汇款单。
1968年，父亲病故，家里欠下了两千多元钱的债务，家中的生活更加拮据，长兄索性每月寄回30元钱，我和其他兄弟姐妹的学习用具也都由他千里迢迢地从部队寄回来。我平生穿的第一双皮鞋，吃的第一块巧克力，戴的第一顶栽绒帽，都是长兄省吃俭用买的。长兄宁肯苦自己，也不让弟弟妹妹们亏着。
1969年，长兄和同是军人的嫂子订婚，得到消息，全家人高兴坏了，母亲走东家串西家，用仅有的布票和棉花票买来料子，按老家的规矩做了三套铺盖寄到了部队。没想到，半个月之后，包裹被退了回来。兄长在信中说：“老妈呀，弟弟妹妹们穿得破破烂烂的，我怎么忍心让您给我做这么多被褥？我在部队吃的穿的都比家里强多了，您千万别因为我的婚事而拉饥荒。”那天，夜已经很深了，我被阵阵啜泣声惊醒，看到母亲抱着那个邮包正在流泪，她在为儿子拒绝了她这个母亲的心意而忧伤。
转眼到了我们六兄妹升学和找工作的关口，街道干部对我母亲说：“你大儿子的军属关系在农村他三伯母那儿，如果迁回大连市，你们成了军属，街道照顾起来也有理由了。”母亲动心了。于是，姐姐将母亲的想法写信告诉了长兄，没想到，长兄为此火冒三丈，来信质问母亲：“三妈养我到18岁，现在她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硬把军属关系从她那迁走，这不是要她的命吗？”见儿子态度坚决，母亲只好作罢。可出乎意料的是，一个月后，家里突然收到长兄的信，还附带着他所在部队政治部同意转换军属关系的书面证明。长兄在信中说：“军属在社会上普遍受到重视，如果有这层关系，弟弟妹妹们步入社会或许能受到政府适当的照顾。我权衡再三，还是按母亲的意见办。三妈那面，我再多上上心就好（她的工作不用你们做）。”正如长兄所说，由于是军人家属，我的二哥技校毕业后顺利地调回了大连市，姐姐和我被第一批分配到工厂，妹妹也没有下乡，而是留在家附近的商店上班。
自1983年开始，中国军队进行了百万大裁军，已经飞不动了的长兄被确定为转业对象。他对我说：“该回家了，我在外面闯荡了一辈子，就想和家人在一起。”但在计划分配的年代里，长兄未能如愿，而是被分到了距家一百公里的鞍山市，在一所医院任工会主席。长兄回大连和家人团聚的那天晚上，母亲趁长兄去看望舅妈，把我们兄弟姐妹召集在一起，她说：“你们的大哥从部队回来，除了两个柳条箱子之外，什么家当也没有。”我们明白母亲的意思，纷纷表态，二哥说：“老大刚回来，又被安排在外地，三妈先接到我家，我养着。”大姐说：“我刚做了一套新家具，直接拉去给大哥用吧。”小弟小妹说：“大哥、大嫂一年四季的外衣，我们俩包了！”……
1996年，长兄罹患肠癌，手术效果非常不理想。母亲一改每周盼望儿女回家的习惯，总是撵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到鞍山看望长兄。从此，每个周六早上9点，我从沈阳，其他兄弟姐妹从大连出发，大家一起在鞍山车站会合，结伴去陪长兄两天。尽管当时长兄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但他还是经常搬个小板凳到楼下坐着，看附近军用机场的战机起起落落。他告诉我：“老三呐，等我不在了，我那件飞行夹克还是给老四吧，他特别喜欢军用夹克，你可不要生气啊。”他还对姐姐说：“我活着户籍在鞍山，等真到了‘那一天’，一定要把我送回老家，和爸妈在一起。”
2000年9月24日，长兄走到了生命尽头。头一天晚上，一度清醒的他贴着我的耳朵对我说：“在沈阳一下就住了半年的医院，花钱像流水似的，你背着家里为我借了很多钱。哥走了，感觉这一点很对不起你。”
这就是我的长兄，穷尽一生都在为他人着想。在他的尽力呵护下，奶奶走完了110岁的人生历程，三伯母87岁离世，母亲晚年非常幸福，我们兄弟姐妹不仅生活得很好，而且都有了第三代。
长兄去世一年后，兄弟姐妹们把他安葬在老家的祖坟地，那是一片三面环山、一侧向海的福地，家族中三代故人长眠于此。长兄终于可以永远陪伴在故乡和父母的身旁。一生漂泊的长兄啊，你那化不开的乡愁，可散去了吗？
责编/张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