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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英国《经济学人》7月11号发布了全球“仇富榜”，展示了受调查的23个国家国民的仇富情况。在这份榜单中，仇富情况最少的五个国家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中国和印度，仇富情况最严重的3个国家分别是希腊、俄罗斯和土耳其。
样本数量小未必反映真实情况
这是由全球知名民意调查公司“环球扫描”做的一份调查，核心问题是“本国多数富人是否配得上他们的财富”？ 23个国家的12000名受访者接受了调查。在澳大利亚，对“本国多数富人能够配得上他们的财富”持同意态度的受访者比重超过60%，中国和印度都略高于50%，而希腊则不到10%。
这份“仇富榜”能否如实展示受调查国家的财富公平情况和贫富差距现状呢？对此，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有所质疑。他指出：这份榜单到底采集了哪些样本，样本数是不是足够大，是不是覆盖了足够的群体。比如主要采访富人的话，那么会发觉仇富情况非常好，如果这份榜单主要采访中低收入阶层，会发觉全球仇富情况特别厉害。从2008年到现在，此前的10年间全球贫富差距都在扩大，这时候如果去问中低收入阶层，仇恨度当然会增加，所以采样的公平性和完整性、样本的数量非常重要。
叶檀进一步分析，这份榜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危机背景下，希腊等一些经济状况“内忧外患”的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来说，调查所选择的受访者比例和权重未必能反映出真实的经济心态。仇富情况越好，说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空间和经济心态就越好。希腊曾经被视作是大众贪腐的国家，偷逃税的情况比较严重，富人财富集中不尽社会责任，这种情况比较严重，处于榜单的前列并不出意外，像土耳其这些国家都是如此。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东南亚这些国家同样是如此。比较意外的是像中国，现在从经济系数来看，贫富差距比较大，榜单情况倒还好，排名倒数第四，这里边存在一种逻辑悖论。我们知道相对于中国的人口或中国家庭数来说，这12000绝对是个非常小众的样本，在一个社会调查里，要调查财富公平度和社会公平度，最好的方法是在富裕群体和中产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群体各自取出自己的权重来进行比较，那样才会比较接近事实。
中华民族原本不是仇富的民族
“历史不嘲笑胜利者”。事实上，中华民族不是仇官仇富的民族，反倒对官员和富人从来都是恭而敬之的。
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妇、反坫（即有三位妻妾，有专门放置酒杯的台子，按礼法这都是诸侯才可以拥有），齐人不以为侈。”孔子虽然为此批评他有违礼法，但依然称赞曰“微管子，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即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要当野蛮的异族人了，肯定了管仲维护国家安定的功劳。
齐国人对管仲既不仇其富，又不仇其官，是因为他的富贵来得正当，其一是国君齐桓公做主，赐予这位“职业经理人”高薪，而非他利用职权贪污致富；其二他的贡献完全有资格“富拟于公室”。太史公说，“管仲既仁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用现在流行的语言表述，齐国通过管仲主导的改革开放，富国强兵，老百姓解决温饱问题，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普通中国人从古到今，对富贵有着正当的追求，在一个宗教氛围不浓的国度里，福禄寿三星和财神赵公元帅的香火从来都是最旺的。对合法致富或得官的人，也一般是艳羡加尊重。比如，在江南一带的民间传说中，元末明初的巨富沈万三，形象颇佳。真正“仇富”者不是小老百姓，而是暴力集团。朱元璋定鼎南京后，觊觎沈氏财富，也担忧商业繁华和富商的势力影响其统治，效仿汉武帝对待富人的政策，没收沈万三财产，将其充军。多数民间传说对沈表示同情而对朱皇帝很是鄙夷，可见中国的小老百姓是非分得清清楚楚，因为沈万三是利用苏州一带的便利交通，做买卖办实业而致富，朱元璋则利用暴力公然掠夺人家的财富。
中国人仇的不是富而是不仁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曾这样说过：“在我看来，民众并不‘仇富’，他们反对的是‘不仁’；民众也不‘仇官’，他们反对的是‘不正’。为官不正，为富不仁，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在当下，极少数官员本性丢失和富豪道德滑坡，打碎了民众对“公平正义”社会机制的憧憬，使得百姓在“强权”和“暴富”这一双重挤压下，变得异常脆弱。
网络上一些社会新闻事件中的富人，往往会置身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如宝马车飙车撞人事件，网友们指责“富二代”，是担心富人们“用钱摆平”，舆论强烈反弹是对办案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仇视富人。人们仇视的是非法致富，同时尊重合法致富。网友们仇视的是通过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偷税漏税等非法手段致富的富人，而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富起来的人，不仅没遭到仇视，反而深受推崇，正如调查所言，这些“富人配得上其财富”，他们获取财富并没有违背社会公平，反而彰显了社会公平的力量。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完善，但毋庸讳言，社保、养老保障体系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养老体制的双轨制导致的不公平等，而以权谋私、贪腐的现象也屡禁未绝，民众对此也有不少怨言。
因此，虽然在此次“仇富心态测验”中，中国“夺取高分”，但依然没理由沾沾自喜，因为真正消除“仇富”心态滋生的环境，中国仍任重道远。
样本数量小未必反映真实情况
这是由全球知名民意调查公司“环球扫描”做的一份调查，核心问题是“本国多数富人是否配得上他们的财富”？ 23个国家的12000名受访者接受了调查。在澳大利亚，对“本国多数富人能够配得上他们的财富”持同意态度的受访者比重超过60%，中国和印度都略高于50%，而希腊则不到10%。
这份“仇富榜”能否如实展示受调查国家的财富公平情况和贫富差距现状呢？对此，著名财经评论员叶檀有所质疑。他指出：这份榜单到底采集了哪些样本，样本数是不是足够大，是不是覆盖了足够的群体。比如主要采访富人的话，那么会发觉仇富情况非常好，如果这份榜单主要采访中低收入阶层，会发觉全球仇富情况特别厉害。从2008年到现在，此前的10年间全球贫富差距都在扩大，这时候如果去问中低收入阶层，仇恨度当然会增加，所以采样的公平性和完整性、样本的数量非常重要。
叶檀进一步分析，这份榜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危机背景下，希腊等一些经济状况“内忧外患”的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来说，调查所选择的受访者比例和权重未必能反映出真实的经济心态。仇富情况越好，说明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空间和经济心态就越好。希腊曾经被视作是大众贪腐的国家，偷逃税的情况比较严重，富人财富集中不尽社会责任，这种情况比较严重，处于榜单的前列并不出意外，像土耳其这些国家都是如此。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东南亚这些国家同样是如此。比较意外的是像中国，现在从经济系数来看，贫富差距比较大，榜单情况倒还好，排名倒数第四，这里边存在一种逻辑悖论。我们知道相对于中国的人口或中国家庭数来说，这12000绝对是个非常小众的样本，在一个社会调查里，要调查财富公平度和社会公平度，最好的方法是在富裕群体和中产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群体各自取出自己的权重来进行比较，那样才会比较接近事实。
中华民族原本不是仇富的民族
“历史不嘲笑胜利者”。事实上，中华民族不是仇官仇富的民族，反倒对官员和富人从来都是恭而敬之的。
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国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妇、反坫（即有三位妻妾，有专门放置酒杯的台子，按礼法这都是诸侯才可以拥有），齐人不以为侈。”孔子虽然为此批评他有违礼法，但依然称赞曰“微管子，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即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要当野蛮的异族人了，肯定了管仲维护国家安定的功劳。
齐国人对管仲既不仇其富，又不仇其官，是因为他的富贵来得正当，其一是国君齐桓公做主，赐予这位“职业经理人”高薪，而非他利用职权贪污致富；其二他的贡献完全有资格“富拟于公室”。太史公说，“管仲既仁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用现在流行的语言表述，齐国通过管仲主导的改革开放，富国强兵，老百姓解决温饱问题，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普通中国人从古到今，对富贵有着正当的追求，在一个宗教氛围不浓的国度里，福禄寿三星和财神赵公元帅的香火从来都是最旺的。对合法致富或得官的人，也一般是艳羡加尊重。比如，在江南一带的民间传说中，元末明初的巨富沈万三，形象颇佳。真正“仇富”者不是小老百姓，而是暴力集团。朱元璋定鼎南京后，觊觎沈氏财富，也担忧商业繁华和富商的势力影响其统治，效仿汉武帝对待富人的政策，没收沈万三财产，将其充军。多数民间传说对沈表示同情而对朱皇帝很是鄙夷，可见中国的小老百姓是非分得清清楚楚，因为沈万三是利用苏州一带的便利交通，做买卖办实业而致富，朱元璋则利用暴力公然掠夺人家的财富。
中国人仇的不是富而是不仁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曾这样说过：“在我看来，民众并不‘仇富’，他们反对的是‘不仁’；民众也不‘仇官’，他们反对的是‘不正’。为官不正，为富不仁，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在当下，极少数官员本性丢失和富豪道德滑坡，打碎了民众对“公平正义”社会机制的憧憬，使得百姓在“强权”和“暴富”这一双重挤压下，变得异常脆弱。
网络上一些社会新闻事件中的富人，往往会置身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如宝马车飙车撞人事件，网友们指责“富二代”，是担心富人们“用钱摆平”，舆论强烈反弹是对办案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仇视富人。人们仇视的是非法致富，同时尊重合法致富。网友们仇视的是通过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偷税漏税等非法手段致富的富人，而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富起来的人，不仅没遭到仇视，反而深受推崇，正如调查所言，这些“富人配得上其财富”，他们获取财富并没有违背社会公平，反而彰显了社会公平的力量。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完善，但毋庸讳言，社保、养老保障体系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养老体制的双轨制导致的不公平等，而以权谋私、贪腐的现象也屡禁未绝，民众对此也有不少怨言。
因此，虽然在此次“仇富心态测验”中，中国“夺取高分”，但依然没理由沾沾自喜，因为真正消除“仇富”心态滋生的环境，中国仍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