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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先生的口述史之一《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8月出版），在提及当年西南联大读书时，同学的邹承鲁（后为科学院院士）曾对他说：在西南联大的教师之中，“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的是冯友兰”。
所以“最不欣赏”冯友兰，在当年，倒不是出于学术观点的差异，而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即许多同学反感于冯“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如当年他那本《新世训》最后的《应帝王》，“是为蒋捧场的”，因而有失学者的身份。后来，冯友兰在“批孔”运动中又曾随江青赴天津，期间写了一些咏史诗，其中有“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等等，何兆武先生以为：“这话说得毫无根据。现在有关汉初的史料主要是《史记》和《汉书》，可是这两部书从来没提到汉高祖打天下全靠（‘端赖’）吕后的智谋，捧吕后其实是捧女权，跟着江青的意思走。”是耶非耶？
其实，当年“文革”结束之后，如梁漱溟先生等就特别反感于冯友兰的“曾诌媚江青”，彼时冯先生则征引《周易·文言》中“修辞立其诚”的话来反省和批判自己，认为自己的问题“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不过，在具体情节上，他是有所保留的。比如“曾诌媚江青”一事。
在写《三松堂自序》时，冯友兰特意就此事述其原委。原来，1973年谢静宜代表江青访问冯友兰，之后有人建议他上书铭感，“信是写给江青的，但表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再后，江青“导演”了一出“批孔”的闹剧，可怜“一代大儒”的冯友兰竟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所谓大会发言、外出参观（天津）等等，及在小靳庄看了农民写诗，又诗兴大发，在医院时吟《咏史诗》二十五首，其中歌唱“女皇”武则天，所谓“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等，这又被人非议为“谄媚江青”。此外，1976年华北地震，江青又亲到北大地震棚来看望冯友兰，事后冯友兰又“奉旨”献诗，所谓“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云云；不久，江青又赴清华讲话，再次召见了冯友兰。
那么，冯友兰的这些“咏史诗”是不是意在恭维江青呢？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是这样解释的，即当时自己是从“批儒”的观点出发，以为武则天“反儒”最为彻底，却并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企图”，尽管当时全社会私底下都有议论“女皇”的传闻，然而他自己“向来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书房也听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我认为小道消息大概都是国内国外的资产阶级编造出来的。我只信报纸上的消息，我对于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都是以国内的报纸为凭”，于是，局促于书斋中的冯友兰果然“毕竟是书生”，他大概不曾会料到：“向来说，‘诗无达诂’，可以灵活解释，但是灵活也不能灵活到这样的地步。”
后来，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女士更谴责道：“有些人惯于歪曲诗的本意，甚至在所谓研究文章中杜撰，把自己的揣测硬安在别人头上，这种做法甚不足取。”
那么，是不是现在何兆武先生又来妄自“杜撰”和“揣测”了呢？
《上学记》中还说到《三松堂全集》。何兆武先生说该书主持者涂又光先生曾向他解释《三松堂全集》不收冯友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检讨，“因为那都是言不由衷”的，我记得许多冯友兰的弟子在写纪念先师的文章时，也每每提到“其过也，如日月之蚀”这句话。但是，何兆武先生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从出版角度来说，“作为一个全集来说，凡是他有的就都应该收，至于是否言不由衷还是要由读者来判断，不能由编者来决定，不然就应该叫选集。虽然有的人在迫于压力的情况下说了假话，可是这些作为原始资料都应该保留。冯先生的作品也不例外，而且我以为，冯先生的检讨是他平生著作里最值得保存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心路历程，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可以算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思想状态的结晶。所以，不但不应该删掉，反而真应该给它出个单行本，为当时中国整个文化界、知识界留一份典型史料，这甚至于比他的著作还重要，更有价值得多”。何兆武先生说得很对。也是因此，我对许多所谓《全集》抱怀疑态度。
其实，何先生的建议并不是没有影子，前些年出版的聂绀弩、沈从文、郭小川等的集子，全集或是“检讨”的单行本，都已有了先例。
所以“最不欣赏”冯友兰，在当年，倒不是出于学术观点的差异，而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即许多同学反感于冯“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如当年他那本《新世训》最后的《应帝王》，“是为蒋捧场的”，因而有失学者的身份。后来，冯友兰在“批孔”运动中又曾随江青赴天津，期间写了一些咏史诗，其中有“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等等，何兆武先生以为：“这话说得毫无根据。现在有关汉初的史料主要是《史记》和《汉书》，可是这两部书从来没提到汉高祖打天下全靠（‘端赖’）吕后的智谋，捧吕后其实是捧女权，跟着江青的意思走。”是耶非耶？
其实，当年“文革”结束之后，如梁漱溟先生等就特别反感于冯友兰的“曾诌媚江青”，彼时冯先生则征引《周易·文言》中“修辞立其诚”的话来反省和批判自己，认为自己的问题“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不过，在具体情节上，他是有所保留的。比如“曾诌媚江青”一事。
在写《三松堂自序》时，冯友兰特意就此事述其原委。原来，1973年谢静宜代表江青访问冯友兰，之后有人建议他上书铭感，“信是写给江青的，但表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再后，江青“导演”了一出“批孔”的闹剧，可怜“一代大儒”的冯友兰竟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所谓大会发言、外出参观（天津）等等，及在小靳庄看了农民写诗，又诗兴大发，在医院时吟《咏史诗》二十五首，其中歌唱“女皇”武则天，所谓“则天敢于作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等，这又被人非议为“谄媚江青”。此外，1976年华北地震，江青又亲到北大地震棚来看望冯友兰，事后冯友兰又“奉旨”献诗，所谓“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云云；不久，江青又赴清华讲话，再次召见了冯友兰。
那么，冯友兰的这些“咏史诗”是不是意在恭维江青呢？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是这样解释的，即当时自己是从“批儒”的观点出发，以为武则天“反儒”最为彻底，却并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企图”，尽管当时全社会私底下都有议论“女皇”的传闻，然而他自己“向来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书房也听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我认为小道消息大概都是国内国外的资产阶级编造出来的。我只信报纸上的消息，我对于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都是以国内的报纸为凭”，于是，局促于书斋中的冯友兰果然“毕竟是书生”，他大概不曾会料到：“向来说，‘诗无达诂’，可以灵活解释，但是灵活也不能灵活到这样的地步。”
后来，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女士更谴责道：“有些人惯于歪曲诗的本意，甚至在所谓研究文章中杜撰，把自己的揣测硬安在别人头上，这种做法甚不足取。”
那么，是不是现在何兆武先生又来妄自“杜撰”和“揣测”了呢？
《上学记》中还说到《三松堂全集》。何兆武先生说该书主持者涂又光先生曾向他解释《三松堂全集》不收冯友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检讨，“因为那都是言不由衷”的，我记得许多冯友兰的弟子在写纪念先师的文章时，也每每提到“其过也，如日月之蚀”这句话。但是，何兆武先生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从出版角度来说，“作为一个全集来说，凡是他有的就都应该收，至于是否言不由衷还是要由读者来判断，不能由编者来决定，不然就应该叫选集。虽然有的人在迫于压力的情况下说了假话，可是这些作为原始资料都应该保留。冯先生的作品也不例外，而且我以为，冯先生的检讨是他平生著作里最值得保存的一部分，因为它代表了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反省的心路历程，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可以算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思想状态的结晶。所以，不但不应该删掉，反而真应该给它出个单行本，为当时中国整个文化界、知识界留一份典型史料，这甚至于比他的著作还重要，更有价值得多”。何兆武先生说得很对。也是因此，我对许多所谓《全集》抱怀疑态度。
其实，何先生的建议并不是没有影子，前些年出版的聂绀弩、沈从文、郭小川等的集子，全集或是“检讨”的单行本，都已有了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