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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底出现了一次“钱荒”，银行间市场拆借利率突然直线上升，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引起了很多讨论。一种意见认为，中央银行迟迟不介入是正确的，以此提醒商业银行资产发生了错配的问题，需要改善自己的配置。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市场上出现流动性短缺时不作为表明中央银行严重失职。
作为一个观察者，我觉得双方都有自己的道理。第一种观点主要是从长期的角度去讨论的，认为整个市场中的货币量并不短缺，而是信贷资源发生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错配，用总量扩张的办法无非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并不能够解决结构上的问题，反而会因为滥用刺激政策造成宏观经济的混乱和经济效率的下降。后一种意见主要是从短期视角看，当时确实出现了流动性短缺的情况，需要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央行采取行动，来保持市场的稳定。
错用分析框架
在我看来，在市场发生流动性短缺的时候，中央银行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出手和怎样出手的确是一个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也的确应当对6月“钱荒”的经验教训做出总结，但是，我们不应当把讨论仅仅局限在货币当局的短期政策和范围内，而应当进一步探究造成当下问题的更深刻的原因，也就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这些年，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混在一起。凯恩斯主义是观察短期问题的理论框架，其要点是从需求方着眼分析宏观经济态势和作出宏观经济政策决定。在我看来，讨论长期增长问题，应该用生产函数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生产函数等式的左边是产出，右边是各种引起增长的因素。人均产出的增长归根结底靠两个基本的因素，一个是资源投入，另一个就是效率提高。主要依靠资源投入实现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叫作“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方式叫作“集约型增长方式”。
中国短期经济出现的问题，根源在于经济增长方式或说经济发展方式出现了问题。这种发展方式的特点就是主要依靠资源投入投资驱动。在效率很低的情况之下，要保持高增长，结果就是资源超支和货币超发。
所以，根本问题在于，要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应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支持增长。
问题出在哪里？
从“九五”（1996～2000年）计划开始，中国政府就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在这之后制定的三个五年计划或规划，都强调发展方式的转变，然而，现在“十二五”规划时间已经过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问题出在哪里？总结“十五”（2001～2005年）经验时已经明确，就是存在体制性障碍，使市场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不能形成兼容的激励机制。
在发展方式转变步履维艰，效率没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只有采取老办法，靠投资拉动。反复采用这种办法的结果是什么呢？微观层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资源变得非常短缺，环境破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土、水、空气都出了大问题。宏观经济最重要的表现则是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即负债率越来越高。
负债率太高，随时有一个冲击过来，就可能引发资产负债表衰退。比如说，如果房地产价格突然下降，许多企业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就会出现偿债问题；一些企业还不了钱了，也会引起其他企业资金链断裂。当一批企业发生偿债危机时，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希望手里保持足够多的现金，于是，流动性过多立即转化为流动性短缺，引发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此外，也会引发如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资产泡沫破灭引发资产负债表的问题。当然，当这种金融动荡有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的时候，政府必须出手救市，但是，它的能力是有限的。有些朋友说，中央银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手里有上万亿元的钱，可是，一旦出现系统性的问题，这点钱也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为了保证长治久安，根本的出路还在于解决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转变增长模式已经提出将近20年，还转不过来呢？在总结“十五”规划的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原因就是存在体制性障碍。体制性障碍怎么才能铲除呢？办法就是全面深化改革。
应防患于未然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动全面改革。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的任务就是要提出改革的时间表和总体规划。现在看来，社会各界都在积极地提出建议。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为制定路线图和总体规划开展调查研究，在武汉座谈会上提出六个大的题目。
眼前，我们还要做一些其他的准备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一方面不要再实施大规模投资，把增长率拉得很高；另一方面就是去杠杆化。2007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家都在做去杠杆化的工作，美国做得好一点，它手里有一个工具，就是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世界各国都替它分担了一部分债务。欧洲就差一点，因为欧元不是一个非常牢靠的货币，主要靠德国替欧元区其他国家把债务背了。它们的高消费、高福利已经养成习惯了，要想改变，老百姓反对，所以做起来也很困难。
最近几年，中国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提高得很快。怎么降低呢？目前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说“盘活存量”的问题。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基金空账户和补充公共住房基金，清偿国家或政府的国有债务。有些地方做了一点探索。比如今年早些时候上海市委讨论决定出售地方国有企业上海家化，筹集资金来充实上海的社保基金给老职工，听说效果不错。
有人分析，日本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原因之一，是存在相当数量的“僵尸企业”，已经年年亏损了，政府还是千方百计把它们托住。我们这里也有一些连年亏损或者负债表率很高的企业。对于这类企业，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正常办法实施各种减债措施，甚至在破产保护下实施重组，不能让债务不断地积累。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可以采用资产证券化的办法出售部分资产，降低负债率和可能引起的风险。要有长远的考虑，防患于未然。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欢迎讨论）
作为一个观察者，我觉得双方都有自己的道理。第一种观点主要是从长期的角度去讨论的，认为整个市场中的货币量并不短缺，而是信贷资源发生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错配，用总量扩张的办法无非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并不能够解决结构上的问题，反而会因为滥用刺激政策造成宏观经济的混乱和经济效率的下降。后一种意见主要是从短期视角看，当时确实出现了流动性短缺的情况，需要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央行采取行动，来保持市场的稳定。
错用分析框架
在我看来，在市场发生流动性短缺的时候，中央银行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出手和怎样出手的确是一个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也的确应当对6月“钱荒”的经验教训做出总结，但是，我们不应当把讨论仅仅局限在货币当局的短期政策和范围内，而应当进一步探究造成当下问题的更深刻的原因，也就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这些年，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混在一起。凯恩斯主义是观察短期问题的理论框架，其要点是从需求方着眼分析宏观经济态势和作出宏观经济政策决定。在我看来，讨论长期增长问题，应该用生产函数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生产函数等式的左边是产出，右边是各种引起增长的因素。人均产出的增长归根结底靠两个基本的因素，一个是资源投入，另一个就是效率提高。主要依靠资源投入实现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叫作“粗放型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方式叫作“集约型增长方式”。
中国短期经济出现的问题，根源在于经济增长方式或说经济发展方式出现了问题。这种发展方式的特点就是主要依靠资源投入投资驱动。在效率很低的情况之下，要保持高增长，结果就是资源超支和货币超发。
所以，根本问题在于，要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应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支持增长。
问题出在哪里？
从“九五”（1996～2000年）计划开始，中国政府就提出转变发展方式，在这之后制定的三个五年计划或规划，都强调发展方式的转变，然而，现在“十二五”规划时间已经过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问题出在哪里？总结“十五”（2001～2005年）经验时已经明确，就是存在体制性障碍，使市场不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不能形成兼容的激励机制。
在发展方式转变步履维艰，效率没有显著提高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只有采取老办法，靠投资拉动。反复采用这种办法的结果是什么呢？微观层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资源变得非常短缺，环境破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土、水、空气都出了大问题。宏观经济最重要的表现则是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即负债率越来越高。
负债率太高，随时有一个冲击过来，就可能引发资产负债表衰退。比如说，如果房地产价格突然下降，许多企业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就会出现偿债问题；一些企业还不了钱了，也会引起其他企业资金链断裂。当一批企业发生偿债危机时，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希望手里保持足够多的现金，于是，流动性过多立即转化为流动性短缺，引发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此外，也会引发如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资产泡沫破灭引发资产负债表的问题。当然，当这种金融动荡有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的时候，政府必须出手救市，但是，它的能力是有限的。有些朋友说，中央银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手里有上万亿元的钱，可是，一旦出现系统性的问题，这点钱也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为了保证长治久安，根本的出路还在于解决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转变增长模式已经提出将近20年，还转不过来呢？在总结“十五”规划的时候，人们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原因就是存在体制性障碍。体制性障碍怎么才能铲除呢？办法就是全面深化改革。
应防患于未然
中共十八大提出，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推动全面改革。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的任务就是要提出改革的时间表和总体规划。现在看来，社会各界都在积极地提出建议。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为制定路线图和总体规划开展调查研究，在武汉座谈会上提出六个大的题目。
眼前，我们还要做一些其他的准备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一方面不要再实施大规模投资，把增长率拉得很高；另一方面就是去杠杆化。2007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家都在做去杠杆化的工作，美国做得好一点，它手里有一个工具，就是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世界各国都替它分担了一部分债务。欧洲就差一点，因为欧元不是一个非常牢靠的货币，主要靠德国替欧元区其他国家把债务背了。它们的高消费、高福利已经养成习惯了，要想改变，老百姓反对，所以做起来也很困难。
最近几年，中国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提高得很快。怎么降低呢？目前提出了一些建议。比如说“盘活存量”的问题。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社保基金空账户和补充公共住房基金，清偿国家或政府的国有债务。有些地方做了一点探索。比如今年早些时候上海市委讨论决定出售地方国有企业上海家化，筹集资金来充实上海的社保基金给老职工，听说效果不错。
有人分析，日本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原因之一，是存在相当数量的“僵尸企业”，已经年年亏损了，政府还是千方百计把它们托住。我们这里也有一些连年亏损或者负债表率很高的企业。对于这类企业，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正常办法实施各种减债措施，甚至在破产保护下实施重组，不能让债务不断地积累。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可以采用资产证券化的办法出售部分资产，降低负债率和可能引起的风险。要有长远的考虑，防患于未然。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