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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驳的青石板路、诡谲的千年小镇，一段尘封的恐怖记忆渐渐从浓雾笼罩的山城重庆弥漫开来……一位年近五旬的观众在电视剧《一双绣花鞋》的触动之下，特地把家中一本珍藏了20年、已经破烂不堪的手抄本重新抄了一遍。而当鬼气森森、悬疑迭宕的《梅花档案》在湖南经视热播时，湖南益阳一处乡村怪屋里，夜阑时分主人似乎总能听到“咚嚓咚嚓”的异响……一时间弄得戏里戏外都惊悚。
手抄本叫座荧屏
2003年9月15日，《一双绣花鞋》在南京首播，手抄本小说正式登上荧屏。随后，《一双绣花鞋》和《梅花档案》先后在重庆、天津、上海、湖南、广东等地热播。《一双绣花鞋》在上海才播出前几集，便取得13.1%的高收视率，跃居当地电视剧的收视榜首；而号称“国内版《午夜凶铃》”的22集反特恐怖剧《梅花档案》在广东电视台珠江频道播出时，平均收视率也达到18.1%，创下了同时段电视剧多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该剧在湖南经视播出时，收视率甚至超过50%，即两名观众中就有至少一人在收看《梅花档案》。
就在《一双绣花鞋》和《梅花档案》在全国各地热播的同时。2003年11月22日，曾因手抄本《第二次握手》而饱受牢狱之灾的著名作家张扬在长沙宣布，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将于2004年搬上荧屏。
“文革”手抄本是文化专制年代的特定产物，是当时相互传抄、流传甚广的民间文学样式，然而，30年后的今天，这些发黄的手抄本拭去岁月的积尘，并通过现代商业制作，摇身一变成为热门电视剧，并很快在岁末荧屏掀起收视狂澜，引发了一场耐人寻味的手抄本文化现象。
中国式的恐怖剧
如果就选材而论，《一双绣花鞋》和《梅花档案》的确算不上什么创新，都是根据观众熟知的“文革”手抄本小说改编而成，讲述的也都是建国初期“反特”的传奇故事。笔者以为，这两部电视剧很大程度上是一次商业制作的成功，现代拍摄手法赋予了“反特”新的精神内涵，它们不只试图反映那个时代，更迎合了现代人的收视心理。更重要的是，这两部电视剧都是在古装戏了无生气、警匪剧渐渐式微，电视剧市场陷入题材困境时应运而生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两部电视剧开辟了国产“恐怖悬疑剧”的新路。
《一双绣花鞋》原作仅五万多字，却在此基础上改编成22集电视连续剧，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是《梅花档案》，也是在手抄本小说《梅花党》的基础上做了很大改动，该剧的导演毛卫宁说，《梅花档案》讲述的毕竟是几十年前的故事，人物都是脸谱化的，而且话语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出于收视需要，对原作的内容和情节均做了很大变动，有的甚至只是保留了主人公的名字。
《梅花档案》耗资近二千万元，堪称一次商业电视剧的大制作。为将“悬疑恐怖”演绎得尽善尽美，除了启用真尸作道具，还特别请来曾为张国荣《异度空间》配乐的金培达负责编曲，选用琵琶与古筝等中国民乐，大造空灵诡异气氛；另外，更盛情邀请到好莱坞著名的彩妆师Davide专程为女主角苏瑾做人体形象造型。
该剧刚推出时就有人提议，电视剧制作方要在海报上注明“儿童不宜”字样，最好明确告诉观众：“《梅花档案》有大量恐怖情节，不适合单独观看，女士需有男士陪伴，有心脏病的人以及少年儿童禁止观看。”
当然，《梅花档案》的制作不排除炒作“噱头”，但对于商业剧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而且对于人性的挖掘与情节的处理，《梅花档案》也算得上是一次艺术再创造。《梅花档案》偏重了“人情”的元素，更加符合现代观众的收视习惯，这一点与传统反特影片彻底不同。随着诡异迷离的案情层层推递，同志之间的信任最终化解了猜疑，父女之间的温情原来是一场欺骗，恋人之间的甜蜜最终变成了仇恨与绝望……同时，《梅花档案》充分演绎了中国式的恐怖。一枝干枯梅花引出的神经质般的诡魅与灵异、阴恻恻的忧郁和绝望，这些都是在欧美恐怖大片里找不到的独特色彩。
电视剧的创新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在清宫剧、言情剧、警匪剧都走入结构雷同、情节落套的怪圈之后，恐怖悬疑剧的出现的确给了制作人一个惊喜，但在惊喜过后，仍将面临同样的怪圈，也许惟有避旧图新，才是电视剧创作的生命所系。
不仅仅是怀旧
其实，在手抄本题材叫座荧屏之先，手抄本小说已提前风行出版市场，《一只绣花鞋》还一度跻身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而电视剧的热播又让这些图书有了意外收获，不仅新版《一双绣花鞋》炙手可热，《暗流——“文革”手抄文存》也开始畅销，这本书被称为《一只绣花鞋》的姊妹篇，是编者煞费苦心，由京城普通人家褪色的日记本上、压箱底的稿纸上、耗子啃过的杂物堆里收集来的手抄本小说编辑而成，收录了《绿色尸体》《一百个美女的故事》《叶飞三下江南》等七个“文革”中流传最广的故事。
这些作品现在看来有些粗糙和幼稚。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透着朴实和简单，情节却像无数民间文学一样，本能地抓住了人性中美好和邪恶的方面。手抄本是产生于特定时期特定人群以特定方式流传的特定作品，然而却在时隔近三十年后，粉墨登场，走向前台。这究竟是现实的文化环境走向宽松，还是人们的怀旧猎奇心理作祟？
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说过：“一切过去了的，都会成为亲切的记忆。”武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洁认为，当具体的伤痛消隐之后，这些东西就变成了诗意和温馨，或者被视为生命的磨炼过程，时间久了就会回去寻求。文革在某些人的记忆中也是这样。
还有学者认为，人们对“文革题材”的追捧，不排除收藏动因的存在。人们一方面是眷恋那个抛洒青春和热血的年代，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那个时期的作品太少，尤其是民间手抄本如果不采取措施，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亡。有不少学者在总结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时，都提出不能让文革10年留下空白，这主要是研究10年地下文学的创作。
对文革作品的重新追捧，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怀旧，主要与不少现代人信仰空虚、丧失理想有关。这主要反映出人们在审美情绪上的逆反心理，由于时下文艺作品的现代、轻松、消闲化，难免会产生颓废的社会心态，有人便开始怀念那个时期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东西了。但如果想重建全民的精神乌托邦，而不是建立个体的精神目标，用文革那一套来疗治现在的伤痛是荒谬的，也是无济于事的。
手抄本叫座荧屏
2003年9月15日，《一双绣花鞋》在南京首播，手抄本小说正式登上荧屏。随后，《一双绣花鞋》和《梅花档案》先后在重庆、天津、上海、湖南、广东等地热播。《一双绣花鞋》在上海才播出前几集，便取得13.1%的高收视率，跃居当地电视剧的收视榜首；而号称“国内版《午夜凶铃》”的22集反特恐怖剧《梅花档案》在广东电视台珠江频道播出时，平均收视率也达到18.1%，创下了同时段电视剧多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该剧在湖南经视播出时，收视率甚至超过50%，即两名观众中就有至少一人在收看《梅花档案》。
就在《一双绣花鞋》和《梅花档案》在全国各地热播的同时。2003年11月22日，曾因手抄本《第二次握手》而饱受牢狱之灾的著名作家张扬在长沙宣布，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也将于2004年搬上荧屏。
“文革”手抄本是文化专制年代的特定产物，是当时相互传抄、流传甚广的民间文学样式，然而，30年后的今天，这些发黄的手抄本拭去岁月的积尘，并通过现代商业制作，摇身一变成为热门电视剧，并很快在岁末荧屏掀起收视狂澜，引发了一场耐人寻味的手抄本文化现象。
中国式的恐怖剧
如果就选材而论，《一双绣花鞋》和《梅花档案》的确算不上什么创新，都是根据观众熟知的“文革”手抄本小说改编而成，讲述的也都是建国初期“反特”的传奇故事。笔者以为，这两部电视剧很大程度上是一次商业制作的成功，现代拍摄手法赋予了“反特”新的精神内涵，它们不只试图反映那个时代，更迎合了现代人的收视心理。更重要的是，这两部电视剧都是在古装戏了无生气、警匪剧渐渐式微，电视剧市场陷入题材困境时应运而生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两部电视剧开辟了国产“恐怖悬疑剧”的新路。
《一双绣花鞋》原作仅五万多字，却在此基础上改编成22集电视连续剧，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是《梅花档案》，也是在手抄本小说《梅花党》的基础上做了很大改动，该剧的导演毛卫宁说，《梅花档案》讲述的毕竟是几十年前的故事，人物都是脸谱化的，而且话语环境也发生了改变，出于收视需要，对原作的内容和情节均做了很大变动，有的甚至只是保留了主人公的名字。
《梅花档案》耗资近二千万元，堪称一次商业电视剧的大制作。为将“悬疑恐怖”演绎得尽善尽美，除了启用真尸作道具，还特别请来曾为张国荣《异度空间》配乐的金培达负责编曲，选用琵琶与古筝等中国民乐，大造空灵诡异气氛；另外，更盛情邀请到好莱坞著名的彩妆师Davide专程为女主角苏瑾做人体形象造型。
该剧刚推出时就有人提议，电视剧制作方要在海报上注明“儿童不宜”字样，最好明确告诉观众：“《梅花档案》有大量恐怖情节，不适合单独观看，女士需有男士陪伴，有心脏病的人以及少年儿童禁止观看。”
当然，《梅花档案》的制作不排除炒作“噱头”，但对于商业剧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而且对于人性的挖掘与情节的处理，《梅花档案》也算得上是一次艺术再创造。《梅花档案》偏重了“人情”的元素，更加符合现代观众的收视习惯，这一点与传统反特影片彻底不同。随着诡异迷离的案情层层推递，同志之间的信任最终化解了猜疑，父女之间的温情原来是一场欺骗，恋人之间的甜蜜最终变成了仇恨与绝望……同时，《梅花档案》充分演绎了中国式的恐怖。一枝干枯梅花引出的神经质般的诡魅与灵异、阴恻恻的忧郁和绝望，这些都是在欧美恐怖大片里找不到的独特色彩。
电视剧的创新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在清宫剧、言情剧、警匪剧都走入结构雷同、情节落套的怪圈之后，恐怖悬疑剧的出现的确给了制作人一个惊喜，但在惊喜过后，仍将面临同样的怪圈，也许惟有避旧图新，才是电视剧创作的生命所系。
不仅仅是怀旧
其实，在手抄本题材叫座荧屏之先，手抄本小说已提前风行出版市场，《一只绣花鞋》还一度跻身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而电视剧的热播又让这些图书有了意外收获，不仅新版《一双绣花鞋》炙手可热，《暗流——“文革”手抄文存》也开始畅销，这本书被称为《一只绣花鞋》的姊妹篇，是编者煞费苦心，由京城普通人家褪色的日记本上、压箱底的稿纸上、耗子啃过的杂物堆里收集来的手抄本小说编辑而成，收录了《绿色尸体》《一百个美女的故事》《叶飞三下江南》等七个“文革”中流传最广的故事。
这些作品现在看来有些粗糙和幼稚。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透着朴实和简单，情节却像无数民间文学一样，本能地抓住了人性中美好和邪恶的方面。手抄本是产生于特定时期特定人群以特定方式流传的特定作品，然而却在时隔近三十年后，粉墨登场，走向前台。这究竟是现实的文化环境走向宽松，还是人们的怀旧猎奇心理作祟？
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说过：“一切过去了的，都会成为亲切的记忆。”武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洁认为，当具体的伤痛消隐之后，这些东西就变成了诗意和温馨，或者被视为生命的磨炼过程，时间久了就会回去寻求。文革在某些人的记忆中也是这样。
还有学者认为，人们对“文革题材”的追捧，不排除收藏动因的存在。人们一方面是眷恋那个抛洒青春和热血的年代，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那个时期的作品太少，尤其是民间手抄本如果不采取措施，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亡。有不少学者在总结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时，都提出不能让文革10年留下空白，这主要是研究10年地下文学的创作。
对文革作品的重新追捧，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怀旧，主要与不少现代人信仰空虚、丧失理想有关。这主要反映出人们在审美情绪上的逆反心理，由于时下文艺作品的现代、轻松、消闲化，难免会产生颓废的社会心态，有人便开始怀念那个时期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东西了。但如果想重建全民的精神乌托邦，而不是建立个体的精神目标，用文革那一套来疗治现在的伤痛是荒谬的，也是无济于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