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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11月10日，弗里德里希·席勒出生于涅卡河畔的德国小城马尔巴赫。那里离斯图加特不远，当时属于符腾堡公国。因为在军中服役的父亲常需调防，符腾堡公国各处都留下了席勒童年的足迹。他自幼天资聪颖，口才过人，在14岁那年被符腾堡公爵卡尔·欧根相中，不由分说地把他录取进公国军校“卡尔学院”，先是学习法学，后来又改修医学。但年少的席勒却发自内心地抗拒这一桩旁人眼中的恩典。他厌恶学院内与世隔绝的生活与刻板生硬的规章，更厌恶卡尔·欧根大家长式的独断，不止一次地想象有一天能够逃离这一切。
彼时的德国正是“狂飙突进”文学崭露头角的时候。1774年，青年歌德匿名发表了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主人公维特不愿屈从于僵化的封建礼俗，最终选择殉情。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一股新文学的风潮席卷德国。身处“卡尔学院”的席勒也深受触动，在心中悄然播下了文学的种子。他一边学习，一边偷偷创作诗歌和剧本;即便是毕业后被派往斯图加特当军医，也没有中断写作。正是在“卡尔学院”的压抑氛围中，席勒写就了他的处女作《强盗》，并于1781年匿名自费出版。这部剧讲述了贵族青年卡尔·封·莫尔被人陷害、落草为寇，却依旧胸怀惩恶扬善英雄气概的故事。当《强盗》于次年在曼海姆剧院首演时，观众如痴如醉，剧中振奋人心的台词让他们坚信，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然而席勒还需忍耐。由于他未经准假就私自离开连队前往曼海姆剧院观看演出，卡尔·欧根公爵关了他禁闭，且禁止他再发表文学作品。创作的笔既已拾起，就无法再屈从于强权。席勒知道，自己不能再留在斯图加特了。1782年9月，他与同伴逃离了符腾堡，同时继续写作，接连完成了“共和主义悲剧”《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叛乱》以及“市民悲剧”《阴谋与爱情》。在后一部剧中，席勒讲述了贵族青年费迪南与市民少女路易丝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尽管两部作品都叫好不叫座，但他在其中却赋予了戏剧极高的期待：当法国的启蒙主义者们还在争论文学艺术是否会败坏社会风俗时，席勒在1784年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将戏剧奉为坚守正义的“道德机关”，舞台的效果将“比道德和法律更为深刻持久”。
但是这座“道德机关”暂时还无法保证席勒的生计。他本想成为曼海姆剧院的常驻作家，但合同却未获延长，自费出版所欠的债务又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就在他即将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封寄自莱比锡的信让席勒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从未见过信的作者戈特弗里德·科尔纳，但信中洋溢的真挚、认可与崇敬还是让席勒于1785年踏上了前往萨克森的旅途。家境富裕的科尔纳不仅为席勒提供了足够的经济支持，还懂得倾听、理解、欣赏席勒的每一个念头，在思想上与他产生强烈共鸣。在这里，席勒再度感受到自由的喜悦。他用一首《欢乐颂》为这段友谊立下了丰碑。多年后，贝多芬在自己的《第九交响曲》中为这首诗谱曲，后来成为欧盟的盟歌被世人傳唱至今。
因为科尔纳的帮助，席勒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1787年，他完成了名剧《唐·卡洛斯》，这部历史剧取材于尼德兰联省脱离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而赢得独立的“八十年战争”，但却预示着日后历史的发展。在《唐·卡洛斯》付梓后第二年，巴士底狱便在法国大革命的洪流中化为瓦砾。席勒本人被授予法兰西荣誉公民的称号。一段时间之后，席勒逐渐意识到，相比起政体更迭，民众的教育与启蒙才是革命最核心的任务。在他看来，文明的进步无法通过暴力实现，而只能通过艺术和美育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
“经审美得自由”，恰恰是席勒发表于1795年的哲理名篇《审美教育书简》中的核心观点。他希望借助美育调和人身上感性与理性的双重天性，让人们在行动中既能遵循道德规范，也不缺少情感关怀，“从心所欲不逾矩”。他想要通过“游戏”的手段实现“情”和“理”的统一，因为“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这种游戏并非孩童的嬉闹，而是在承载着人类精神美之结晶的艺术中徜徉。不仅如此，席勒更想要借助文学将古人的淳朴与今人的思辨合而为一，在重塑人性的同时迎接一个诗与哲学深度交融的黄金时代。文学、人生与历史的理想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席勒另一名篇《论质朴的和多情的文学》中的主旋律。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席勒先是迁居耶拿，后搬至魏玛，并结识了日后的挚友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二人于1794年初次相识就一见如故。他们一个注重自然经验，一个强调思辨与理念，在美学观念上两相互补，却又同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写出动人心弦的诗篇。自1795年歌德为席勒创办的《季节女神》杂志撰稿，到1805年席勒溘然长逝，他们二人共同缔造了被誉为德国文学史上最高峰的“魏玛古典文学”黄金十年。时至今日，在魏玛剧院正门前的广场上，依然矗立着这一对双子星的塑像：席勒在左，歌德居右，二人共握着象征诗人荣耀的月桂花冠;席勒左手握着一卷书稿，微扬着头，目光炯炯，仿佛正眺望着他在诗中所吟诵的那必将实现的理想。
与歌德的交往，让已近不惑之年的席勒更加成熟。他褪去了些许青年时的冲劲，笔下增添了几分凝练与厚重。他开始意识到，即便是美也无法抵御时间的冲击;但若是人们诉诸内心，寻找尚未被世间喧嚣所触及的意志的领地，就会发现即便是在最大的不幸中，人依旧可以保有心灵的崇高，坦然面对各自的命运，并由此证明精神自由远在物质必然之上。
于是，他在剧作中不再试图塑造现实世界里种种不可调和的对抗，而是将目光转向历史，描绘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伟大个体。戏剧三部曲《华伦斯坦》勾勒了试图与瑞典和谈而结束30年战争的华伦斯坦如何死于哈布斯堡王朝的阴谋;《玛利亚·斯图尔特》展现了这位苏格兰女王如何带着尊严迎接死亡;《奥尔良的童贞女》则以圣女贞德为原型，诉说了她如何在抵御异族入侵的战争中带着必胜的信念牺牲。在这一时期席勒创作的戏剧中，只有重现瑞士独立历程的《威廉·退尔》以胜利结尾：神射手退尔除掉了暴虐的总督格斯勒，而瑞士先民则在四林湖畔的吕特利草地上喊出了著名的誓言：“我们要结成一个民族，亲如兄弟，碰到任何困厄都不分离！”
席勒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期望的。然而，他却没有能够看到德国的统一。早年的困厄与疾病已挖空了他健康的根基，不知疲倦的写作又耗尽了他的精力。1805年5月9日傍晚，时年仅46岁的席勒与世长辞。他如同一颗彗星划过德意志的天际，在短暂的一生中释放出理想主义的光彩。
（杨进摘自2021年7月11日《人民日报》）
彼时的德国正是“狂飙突进”文学崭露头角的时候。1774年，青年歌德匿名发表了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主人公维特不愿屈从于僵化的封建礼俗，最终选择殉情。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一股新文学的风潮席卷德国。身处“卡尔学院”的席勒也深受触动，在心中悄然播下了文学的种子。他一边学习，一边偷偷创作诗歌和剧本;即便是毕业后被派往斯图加特当军医，也没有中断写作。正是在“卡尔学院”的压抑氛围中，席勒写就了他的处女作《强盗》，并于1781年匿名自费出版。这部剧讲述了贵族青年卡尔·封·莫尔被人陷害、落草为寇，却依旧胸怀惩恶扬善英雄气概的故事。当《强盗》于次年在曼海姆剧院首演时，观众如痴如醉，剧中振奋人心的台词让他们坚信，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来临。
然而席勒还需忍耐。由于他未经准假就私自离开连队前往曼海姆剧院观看演出，卡尔·欧根公爵关了他禁闭，且禁止他再发表文学作品。创作的笔既已拾起，就无法再屈从于强权。席勒知道，自己不能再留在斯图加特了。1782年9月，他与同伴逃离了符腾堡，同时继续写作，接连完成了“共和主义悲剧”《斐耶斯科在热那亚的叛乱》以及“市民悲剧”《阴谋与爱情》。在后一部剧中，席勒讲述了贵族青年费迪南与市民少女路易丝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尽管两部作品都叫好不叫座，但他在其中却赋予了戏剧极高的期待：当法国的启蒙主义者们还在争论文学艺术是否会败坏社会风俗时，席勒在1784年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将戏剧奉为坚守正义的“道德机关”，舞台的效果将“比道德和法律更为深刻持久”。
但是这座“道德机关”暂时还无法保证席勒的生计。他本想成为曼海姆剧院的常驻作家，但合同却未获延长，自费出版所欠的债务又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就在他即将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封寄自莱比锡的信让席勒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从未见过信的作者戈特弗里德·科尔纳，但信中洋溢的真挚、认可与崇敬还是让席勒于1785年踏上了前往萨克森的旅途。家境富裕的科尔纳不仅为席勒提供了足够的经济支持，还懂得倾听、理解、欣赏席勒的每一个念头，在思想上与他产生强烈共鸣。在这里，席勒再度感受到自由的喜悦。他用一首《欢乐颂》为这段友谊立下了丰碑。多年后，贝多芬在自己的《第九交响曲》中为这首诗谱曲，后来成为欧盟的盟歌被世人傳唱至今。
因为科尔纳的帮助，席勒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1787年，他完成了名剧《唐·卡洛斯》，这部历史剧取材于尼德兰联省脱离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而赢得独立的“八十年战争”，但却预示着日后历史的发展。在《唐·卡洛斯》付梓后第二年，巴士底狱便在法国大革命的洪流中化为瓦砾。席勒本人被授予法兰西荣誉公民的称号。一段时间之后，席勒逐渐意识到，相比起政体更迭，民众的教育与启蒙才是革命最核心的任务。在他看来，文明的进步无法通过暴力实现，而只能通过艺术和美育的途径，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
“经审美得自由”，恰恰是席勒发表于1795年的哲理名篇《审美教育书简》中的核心观点。他希望借助美育调和人身上感性与理性的双重天性，让人们在行动中既能遵循道德规范，也不缺少情感关怀，“从心所欲不逾矩”。他想要通过“游戏”的手段实现“情”和“理”的统一，因为“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这种游戏并非孩童的嬉闹，而是在承载着人类精神美之结晶的艺术中徜徉。不仅如此，席勒更想要借助文学将古人的淳朴与今人的思辨合而为一，在重塑人性的同时迎接一个诗与哲学深度交融的黄金时代。文学、人生与历史的理想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席勒另一名篇《论质朴的和多情的文学》中的主旋律。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席勒先是迁居耶拿，后搬至魏玛，并结识了日后的挚友约翰·沃尔夫冈·封·歌德。二人于1794年初次相识就一见如故。他们一个注重自然经验，一个强调思辨与理念，在美学观念上两相互补，却又同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写出动人心弦的诗篇。自1795年歌德为席勒创办的《季节女神》杂志撰稿，到1805年席勒溘然长逝，他们二人共同缔造了被誉为德国文学史上最高峰的“魏玛古典文学”黄金十年。时至今日，在魏玛剧院正门前的广场上，依然矗立着这一对双子星的塑像：席勒在左，歌德居右，二人共握着象征诗人荣耀的月桂花冠;席勒左手握着一卷书稿，微扬着头，目光炯炯，仿佛正眺望着他在诗中所吟诵的那必将实现的理想。
与歌德的交往，让已近不惑之年的席勒更加成熟。他褪去了些许青年时的冲劲，笔下增添了几分凝练与厚重。他开始意识到，即便是美也无法抵御时间的冲击;但若是人们诉诸内心，寻找尚未被世间喧嚣所触及的意志的领地，就会发现即便是在最大的不幸中，人依旧可以保有心灵的崇高，坦然面对各自的命运，并由此证明精神自由远在物质必然之上。
于是，他在剧作中不再试图塑造现实世界里种种不可调和的对抗，而是将目光转向历史，描绘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伟大个体。戏剧三部曲《华伦斯坦》勾勒了试图与瑞典和谈而结束30年战争的华伦斯坦如何死于哈布斯堡王朝的阴谋;《玛利亚·斯图尔特》展现了这位苏格兰女王如何带着尊严迎接死亡;《奥尔良的童贞女》则以圣女贞德为原型，诉说了她如何在抵御异族入侵的战争中带着必胜的信念牺牲。在这一时期席勒创作的戏剧中，只有重现瑞士独立历程的《威廉·退尔》以胜利结尾：神射手退尔除掉了暴虐的总督格斯勒，而瑞士先民则在四林湖畔的吕特利草地上喊出了著名的誓言：“我们要结成一个民族，亲如兄弟，碰到任何困厄都不分离！”
席勒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期望的。然而，他却没有能够看到德国的统一。早年的困厄与疾病已挖空了他健康的根基，不知疲倦的写作又耗尽了他的精力。1805年5月9日傍晚，时年仅46岁的席勒与世长辞。他如同一颗彗星划过德意志的天际，在短暂的一生中释放出理想主义的光彩。
（杨进摘自2021年7月1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