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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月派成员多有留学欧美的背景，重视中外文学交流，擅长文学创作与翻译。新月派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也是其文学观念的重要载体。从新月派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标准和翻译实践等方面入手，可以多方位观照新月派现代的、世界的文学观，从而正确认识新月派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与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为当下文学的转型提供启示。
关键词：
新月派；翻译；文学观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7）01-0127-06
新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人文主义文学流派。徐志摩、胡适、闻一多、梁实秋及陈西滢等是新月派文学理论与创作的核心，也是从事翻译活动的主力。已有关于新月派的文学研究多从创作和批评入手，鲜有翻译视角下的文学观照。从翻译学角度研究新月派文学观，实际上属于跨学科研究。到目前为止，对新月派翻译的研究，已有成果要么集中在对新月派成员如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胡适等个人的翻译方面，如严晓江《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原则分析》[1]（P108-110）、盛绘《徐志摩翻译活动的选择倾向》[2]（P65-67）、程银春《论孙大雨的格律诗观念与翻译实践》[3]；要么是对新月派某种文体、尤其是诗歌的翻译研究，或者是翻译中某方面问题的研究，如许莎莎《新月派诗人的格律诗翻译实践》主要以新月派诗人对西方格律诗的翻译为对象，运用翻译研究和文类研究的某些方法阐述新月派诗人的翻译实践与新诗语言及文类规范形成之间的关系，讨论诗人在语际翻译之间获得的对新诗语言的理解和观照[4]；李月《浅谈新月派的诗歌翻译活动》阐述了新月派的形成与特点，探讨了新月派诗歌翻译活动对中西诗歌的影响[5]（P5-6）。而对新月派翻译的整体研究只有少量论文，且主要从翻译学角度切入，如张少雄《新月社翻译小史：文学翻译》主要梳理了新月社的文学翻译历史[6]（P46-50）；黄立波《新月派的翻译思想探究——以〈新月〉期刊发表的翻译作品为例》从翻译选材、翻译语言、翻译策略和译论等方面研究新月派翻译思想，但其研究对象局限于新月派的《新月》杂志所刊载的作品[7]（P88-91）。从总的来说，新月派翻译研究还未见结合其翻译理论与创作、跨文学与翻译学的综合而深入的研究，故在此方面仍有可开拓空间。
新月派重视翻译，重视对世界的了解和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并且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他们既是文学家又是翻译家的双重身份，决定了新月派创作与翻译的互动性，从而也预示了从翻译活动反观其文学观念的可行性。
新月派翻译属于五四新文学翻译。在这之前，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晚清民初的科技与小说翻译。五四新文学翻译具有显著特色：一是有目的有选择地引进外国文学作品，以借鉴外国文学来改革中国文学。同晚清的文学翻译相比，五四新文学翻译不仅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而且注重审美功能；二是涌现了大量以翻译为重要职能的文学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它们不仅促进了中国翻译理论的完善，而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翻译成果。新月派所依托的新月社就是五四新文学社团之一。新月派有翻译理论建树，也有大量翻译作品。相比其他新文学社团，新月派翻译的重心在于欧美文学，尤其是英美文学。最难得的是新月派诗人倡导并尝试用白话翻译外国诗歌，输入外国诗歌形式与观念，同时又用白话写诗，从而开创了中国现代诗歌文体。虽然新月派已经“月落”历史的长河，但它在翻译中彰显的文学观和通过翻译参与新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于今仍有启示意义。
一 翻译选材与“经典文学”观
影响翻译选材的因素有译者的审美习惯、文化成见和政治倾向等等，而影响新月派翻译选材的主要因素是文学观。从翻译选材来看，新月派重视文学作品的翻译，在文学作品中重视英美名著的翻译。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在《论翻译》中提倡多译英美文学名著，不应多费力去转译。他还反对大量翻译言情、侦探和侠义之类的流行作品，认为应该由学者议定《西洋文学丛书》，选译小说、戏曲和散文来翻译，诗歌因不容易翻译故从缓考虑。他翻译了30多首诗歌，其中包括拜伦的长诗《哀希腊歌》，另译有都德、莫泊桑、契诃夫等名家的短篇小说和易卜生的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等。他重视译介莎士比亚的作品，曾经倡导成立一个莎士比亚翻译班子，拟由闻一多、徐志摩负责音韵文体，梁实秋、陈西滢负责散文体。
梁实秋也重视翻译选材，认为要依据理性来指导，有纪律、有目的地选择西方第一流的作品，即表现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的经典著作来翻译。他说：“翻译一事在新文学运动里可以算得一个主要的柱石。翻译的文学无时不呈一种浪漫的状态，翻译者对于所翻译的外国作品并不取理性的研究态度，其选择亦不是有纪律的、有目的的，而是任性纵情，凡投其所好者则尽量翻译，结果是往往把外国第三四流的作品运到中国，视为至宝，争相模拟。”[8]（P11）他对自己的翻译理论身体力行，从1930年到1967年花费38年心血，独自一人译完《莎士比亚全集》，并多次夸它是一部超越时空的伟大著作，表现了永恒的人性。
此外，闻一多、徐志摩等也认为应该多翻译西洋文学名著。闻一多翻译了豪斯曼、劳伦斯·霍普、哈代、勃朗宁夫人、蒂斯代尔、米蕾等人的诗歌共计40首。徐志摩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诗歌方面，他是中国第一位译介哈代诗歌的文学家，共译其诗20多首，另翻译了布莱克、华兹华斯、拜伦、梅瑞迪斯、罗塞蒂兄妹等的詩歌计60多首；小说方面，他翻译了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戏剧方面，他翻译了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理论方面，他翻译了《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等。余上沅则在1931年发表《翻译莎士比亚》一文，介绍日本坪内雄藏花费43年时间译完莎士比亚全集的壮举，和匈牙利、德国等国因重视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取得的良好效果，呼吁中国尽快着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从文体来看，新月派无论创作还是翻译，最有成就的都是诗歌，且其诗歌翻译是典型的“诗人译诗”。新月派着重翻译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英法象征主义诗歌和20世纪英国现代主义诗歌。诗歌是所有文体中最难译的，徐志摩认为：“翻译难不过译诗”[9]（P124），胡适亦认为译诗比创作难，更有人直言：“只有诗人才能把诗译好。”[10]（P19）如果说，诗歌是属于少数人的天才的结果，那么翻译诗歌无疑是和天才对话。
新月派为现代文坛贡献了大量外国文学经典。据笔者统计，新月书店出版的24种译著中，文学类约11种；《新月》刊载的110篇译作中，文学类91篇，其中诗歌42首，小说23篇，散文17篇，戏剧9篇。从《新月》刊载的译诗来看，被译比较多的是勃朗宁夫人、豪斯曼、哈代、雪莱、济慈等人的诗歌。
新月派的翻译选材凸显了一种“经典文学”观。新月派重视文学经典，首先是因为这类作品本身有特别的价值，包括经典文本自身的文字、文体层面的独特价值。经典常常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和良心，有时代历史意义。经典能够超越具体时空，具有一种探寻生命本质、直达人性深处的力量等。其次，新月派成员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开阔的文学视野，属于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其他精英知识分子一样，有强烈的启蒙意识，文学翻译也是他们实践启蒙的一部分。最后，他们大都出身上层、留学欧美。因此，推崇天才的、贵族的、经典的文学与经典文学的价值有关，也与新月派的身份、素养和趣味相吻合。与晚清的小说翻译重视道德教化作用不同，新月派更强调以艺术为本位，遵循艺术的标准。如，闻一多、饶孟侃等提倡新诗格律化，主张“纯诗”立场；余上沅、赵太侔等开展国剧运动，提倡“纯粹的艺术”等等。新月派的“经典文学”观也是对新文学在当时出现功利化、通俗化倾向的反拨。
二 翻译策略与“为人生”兼“為艺术”的文学观
翻译策略包括翻译原则、方法以及翻译技巧。晚清小说的翻译策略以意译为主，即在保持原文主要内容不变或主要故事情节完整的前提下，不以句子为基本单位，只在语篇层面上进行翻译，其语句可以根据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等进行删改或增补。意译是一种自由的译法，有助于凸显译者主体意识，但也容易造成对原作的偏误。与“意译”相对的是“直译”。直译要求既忠实原文内容又符合原文的结构形式，包括按字直译、直译文法和标点等。“五四”时期发生过关于直译和意译的争论，持直译观者认为意译美而不信，持意译观者认为直译信而不美。
新月派主张直译和意译相结合，既反对一味主张意译而走向曲译，也反对只求直译而走向硬译。“曲译”是指译者随意增加或减少语句，甚至发表自己的观点，与原作思想相差很大的翻译。“硬译”是鲁迅提出来的一个词，指照着原作逐词逐句翻译，哪怕译文读起来不通顺。鲁迅在从日文转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时，为求与原作一致而不顾译文晦涩难懂的“硬译”法，在梁实秋看来，就是“死译”。梁实秋反对硬译和曲译，认为二者同样糟糕。他认为：
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有些种句法是中文里没有的，翻译之难即难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文有“本来的缺点”便使“读者硬着头皮看下去”。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11]（P4）
胡适也赞同直译和意译相结合，他译完《戒酒》时附言：“直译可达，便用直译；直译不易懂，便婉转曲折以求达意。有时原文的语句不关重要，而译了反更费解的，我便删去不译。”[12]（P9-10）刘英士则认为无所谓直译或曲译，直译忠实而机械，“译者往往牺牲自己的个性来迁就作者”，“曲译是添花样的说谎”[13]（P2），过于张扬译者个性而无视作者。徐志摩更不赞同只用直译不用意译，并坦言他的翻译就有僭冒作者的篇幅借题发议论的。他认为翻译重在形神兼备，不在字面上的曲折，直了不好，曲了也不好；曲了不好，直了更不好。
新月派主张意译和直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从文化的价值取向上来看，就是追求归化和异化相结合。所谓“归化”是指“译作迎合本土文化的主导价值标准，对外来文本采取一种保守的同化方法，用以维持本土准则、出版潮流和政治力量组合”；所谓“异化”是指“译者通过利用边缘文本、寻绎被本土准则摒弃的外来文本、重新发现边缘价值、酝酿新的价值（例如新的文化形式）等途径，来抵制、修改本土文化的主导价值”[14]（P61）。异化是为保持译作的原貌而努力，让读者接受异国的文法语词和思想；归化不但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价值标准，而且彰显译者的主体性。归化和异化各有其存在合理性，也反映译者不同的文化心态，如果能将两者结合，则能体现译者对中外文化的中正态度，并使翻译达到最佳的效果，正如郑茗元所说：“毕竟，异化翻译法与归化翻译法的首要功用都是为了实现有着差异形式的语言思维转换，二者相得益彰的灵活运用才是解决文学翻译活动中不同文化冲突这一矛盾现象的真正天堑之途。”[15]（P139）
从新月派译作的组织结构来看，他们喜欢在译作前或者后添加译者的话，让翻译主体显身。如胡适译的小说《戒酒》和《米格儿》后面都有附言，介绍作家作品兼表译者的翻译观；陈西滢译的小说《一个没有性气的人》则附有他对该作的感悟性简评。有的还把附言写得更完整，成了一篇随笔，如毕树棠在《论译俄国小说》之后附有《译“论译俄国小说”之后》一文。
添加“译者的话”与赞成意译和直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均体现了新月派既“为艺术”又“为人生”的文学观。说“为艺术”，是因为他们反对简单的直译，追求译笔雅驯、传神，文辞畅达。这是对艺术形式和内容并举的态度。只有重视艺术本体，才会追求作品的形神兼备。新月派虽然是一个非纯文学的、综合性流派，但从事翻译的基本上都是作家，尤其以诗人身份居多，如闻一多、徐志摩、孙大雨、朱湘等。他们追求艺术的独立性，重视艺术的审美价值。为此，以闻一多、饶孟侃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曾提出新格律诗主张，要求诗歌具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三美”品质；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还引进哈佛大学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主张文学写永恒的人性，反对革命文学的功利主义和左翼文学的阶级论。新月派反对硬译，追求翻译语言的诗性和张力，追求翻译的“雅”和“达”，正是这种艺术观的反映。 同时说“为人生”是因为新月派在重视艺术的独立性的同时又关注现实人生。比如胡适、梁实秋和罗隆基曾经在《新月》月刊上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发起了一场所谓的“人权运动”；闻一多也不是一个只追求“三美”的诗歌艺术的文人，其《七子之歌》《死水》《一句话》等在思想内容上均凸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新月派的翻译和“为人生”的文学观也密切相关，他们喜欢在“译者的话”中交代背景或评价作品，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作，并彰显他们启蒙民智的目的；同时他们翻译了不少社会科学类作品在《新月》刊出，如罗隆基翻译英国拉斯基的《服从的危险》和《平等的呼吁》，潘光旦翻译美国亨廷顿的《种族之品性》等。这些译作涉及政治学、教育学和人类学等多个门类，给国人以科学的启蒙和文化的反思。其实，对于有责任意识又有独立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为人生和为艺术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的辩证统一才是真正的现代品格，同时铸成现代文学的先锋性。
三 翻译标准与“自由的”“人性的”文学观
在中国翻译史上，严复最早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所谓“信”，指忠实于原文；“达”指译文通顺畅达；“雅”指“尔雅”，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严复师从桐城派吴汝纶，视桐城古文为正宗。他说：“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16]（P7）他的翻译标准在“五四”时期引起了争议，争议焦点就在“雅”字上。
新月派对“雅”有自己的看法，提倡辩证地看待“信、达、雅”三原则。如陈西滢认为不同文体和种类的作品应采用不同的翻译标准：对非文学作品，只要能“达”就可以了，无须研究行文方法，“雅在非文学作品里根本就用不着”；“达”也不适合于所有文学作品，象征派和表现派的作品本来就不明白晓畅，还去求“达”，就会造成曲译；“雅”只能对原本就雅的作品来要求；要做到“信”，关键在于译者要有理解原文的能力，要能超越形似、意似而走到神似。所以，“译者在译书之前，不应当自己先定下一个标准，不论是雅，是达，是高古，是通俗，是优美，是质朴，而得以原文的标准为标准。”[17]（P3-4）
新月派肯定“信”的标准，但反对“宁信而不顺”的硬译和通过翻译改造中国文法的观点。鲁迅提出他之所以“硬译”是因为中国文有缺点，希望通过翻译输入西方语言的内容与表现法，因此，翻译宁“信而不顺”。对此，梁实秋坚决否认翻译语言难处理是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认为翻译不应和一个国家改良文字扯在一起。中国文字、文法因为翻译起了“欧化”是不可避免的，但翻译不应该借口欧化而不求文字顺达，信而不顺和顺而不信一样糟糕，因此，“曲译固是我们深恶痛绝的，然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11]（P1）。那如何才能达到“信”呢？新月派认为关键在于译者要具备理解原文的能力，能超越形似、意似而达到神似。“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像颜色化入水，又得把形式化进神韵，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9]这就是徐志摩强调的“形神兼备”。
从翻译标准可以看出，新月派敢于反抗传统，善于独立思考的特点。但他们之所以热衷于谈翻译标准，还是为了表达他们与鲁迅所代表的左翼作家不同的观点。当时鲁迅是左翼文学的旗手，主张文学有阶级性，注重翻译无产阶级理论书籍。新月派是自由主义文人，反对艺术的政治功利性，主张文学表现永恒的人性。然而，两方的创作和翻译都是为了启蒙民智这个共同的目的。鲁迅抱着启蒙主义思想从事创作，翻译的目的也是“别求新声于异邦”[18]（P41）。新月派追求文学的独立性，但又反对无节制的自由，提倡维护健康和尊严，以及有理性的自由。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主张新人文主义，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19]（P105）。鲁迅与新月派为了同一个目标走了不同的路，一条是革命的、讲阶级性的文学之路，一条是自由的、重人性的文学之路。梁实秋与鲁迅之间关于文学的论争、新月派与左翼作家之间关于翻译的论争，说到底都是这两条道路的分歧。在鲁迅看来，翻译既是启蒙民智、改造社会的途径，也是借鉴外国文学语言艺术的途径，即“将文学翻译的社会功用与文学翻译的审美自律结合在一起”[20]（P154）。虽然鲁迅说硬译是因为他的外国文和语文能力不足，但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奠基人，这显然是谦辞和托辞，实则希望给读者一个作品的原貌。如果用劳伦斯·韦努蒂的理论来说，鲁迅追求的是“异化”翻译，即用西方文法来改造中国语言，同时借西方文化精髓来改造国民性。可见，新月派与鲁迅关于翻译的论争反映了文学观与政治观的差异。但从艺术本身来说，他们没有高低和对错之别，均为现代文学和现代翻译的发展作出了贡獻。
四 翻译与创作互动：“世界”的文学观
新月派主张译者要有专业素养，诗人译诗、小说家译小说才能把作品译得形神兼备。新月派不少人具备作家和译者双重身份。比较新月派的翻译作品与原创作品，可以看到其翻译与创作具有互动性。如果说“翻译是跨文化交际，而非仅仅是语际交流”[21]（P203），那这种互动性也彰显了他们跨文化的、世界的文学观。
一方面，新月派翻译给新月派文学创作提供艺术形式和思想文化的借鉴，反映了新月派博采众长的、开放的文学观。就诗歌翻译来说，新月派译得最多的是欧美浪漫主义诗歌。这些诗歌在形式上的共性是格律谨严、句式整齐、富有音乐性。如哈代的抒情短诗《伤痕》（The Wound），原诗共两节，每节四行，每行有2-3个音步，第一节每行收尾词发音为[t]或[d]，第二节韵脚为[n]。整首诗善于运用“The sun lay west/Like a crimson wound”（残阳如血）这个意象，有色彩感和画面感，表达了人物内心的忧伤。徐志摩将它译成中文，也是两节各4行，每行2-3个“顿”，且选用了同样有色彩感的词语来传达潜隐的伤感。由于大量翻译哈代的抒情诗，受之影响，徐志摩创作的诗歌也有形式美和音乐美，而且情感色彩也偏向忧伤，如《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沙扬娜拉》等。闻一多也受到所译诗歌的影响。他通过译豪斯曼的诗歌注意音乐美，形式整齐，节奏强烈；通过译米蕾的诗歌注意到绘画美，辞藻华丽，色彩丰富；通过译哈代的诗歌注意到诗歌的建筑美，结构匀称，句式整齐；译勃朗宁的诗则启示他将十四行诗体移植到中国来。所以说，闻一多提出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这“三美”要求，除了受中国古代诗词的影响，还有西方诗歌的启示。其“三美”诗歌典范之作《死水》与米蕾的《竖琴织女谣及其他》中的十四行诗的第43首，二者在造意象、用色彩、用对比手法和立意上就有明显相似之处。胡适是主张翻译要为创作服务的。他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歌》、蒂斯代尔的《关不住了！》、莪默·伽亚谟的《希望》和安妮·林赛的《老洛伯》等诗歌。这些诗歌均善用口语，受其影响，胡适主张新诗口语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他提出了用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主张。他还创作了《老鸦》《上山》等白话新诗。此外，朱湘希望通过翻译来推动中国的“文艺复兴”。他翻译了《番石榴集》《罗马尼亚民歌一斑》、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十四行诗等，共计81位诗人的100多首诗。他的叙事诗《王娇》借鉴了罗马尼亚民歌与十四行诗的艺术形式，抒情诗《冬》也有他所译歌德的《夜歌》的痕迹。 另一方面，新月派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也影响了翻译。新月派翻译的主体意识强，在翻译选材和翻译评论中这种主体意识尤其明显。比如梁实秋之所以译《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是因为该作正好吻合了梁实秋的文艺观。该作展示的是法国800多年前一个僧人与一个修女的爱情故事。他们的爱由普通的人生境界上升到了宗教的境界，哀感顽艳，先有强烈的个性解放精神，后有克己复礼的理性。梁实秋认为他们的爱超凡入圣，和当时流行的情书不一样，后者“不但把礼教的桎梏重重的打破，把监视情感的理性也扑到了”[8]（P15）。这显示了梁实秋在浪漫与古典之间中庸的文艺观。徐志摩之所以翻译曼斯菲尔德的小说，除了他们之间的交情，更多是因为文学倾向和艺术风格类似。徐志摩文学观的核心是“灵感”与“情感”。他认为：“我们相信文艺的生命是无形的灵感加上有意识的耐心与勤力的成绩。”[22]受剑桥文化的洗礼，他执着地追求“爱、美和自由”三位一体的人生，而曼斯菲尔德的人生和作品在他的眼里正如此理想。曼斯菲尔德虽然生命短暂，但其小说标志着西方现代短篇小说的成熟。她的小说不设奇局，注重从看似平凡之处发掘人物情绪的变化，对于人生的观察微妙深刻，文笔简洁而富有诗意。
新月派文学与翻译的互动是“五四”新文学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显示了新月派构建跨中西文化的、世界的文学理念。虽然鲁迅曾经讽刺新月派：“梁实秋有一个白壁德，徐志摩有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23]（P82），但这些话恰恰表明，新月派不仅有留洋背景，而且有自己尊崇与交好的外国文人。他们重视中外文化交流，自然也在翻译与创作中拥有世界眼光。1930年代是新月派的存续期，施蛰存曾经评述20世纪中国文学，认为发展得最好的还是1930年代，说“30年代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大体同步”[24]（P88）。新月派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上，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努力推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同步发展。
文学翻译是建构新文学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考察新月派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文学观，一方面可以正确把握新月派对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态度，合理评价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新月派曾经被误读和遮蔽，被贴上“反动”“逆流”等政治标签。但实际上，它是现代文学史上坚持启蒙主义思想与民主独立精神的一个文学流派，与左翼文学共同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新月派在翻译中体现的中西并举的、世界的文学观在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新月派的翻译是现代精英知识分子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徐志摩说：“翻译在文学上有时是一种有效果的异种播植。”[25]文学播植是文学赖以走向世界的基本途径。新月派通过翻译移植意象，获取灵感，促生新知。他们的翻译和创作可以启示我们如何重新接续五四新文学传统，发扬人文主义精神，处理好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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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Xinyue School’s Literature Concept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HUANG Hong-chun，WANG Y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School of Humanities，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Abstract：Many of the Xinyue School members have studied in Europe and America.They paid attention to the exchange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s，and were good at literature writing and translation.Th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Xinyue School’s literature were the important carrier of literature concept.From the Xinyue School’s translation materials，translation strategy，translation standard，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other aspects，we can multi-view the Xinyue School’s modern and world literature concept.Thus we can understand the Xinyue School in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correctly，and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in transition.
Key words：the Xinyue School；translation；literature cocept
关键词：
新月派；翻译；文学观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7）01-0127-06
新月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人文主义文学流派。徐志摩、胡适、闻一多、梁实秋及陈西滢等是新月派文学理论与创作的核心，也是从事翻译活动的主力。已有关于新月派的文学研究多从创作和批评入手，鲜有翻译视角下的文学观照。从翻译学角度研究新月派文学观，实际上属于跨学科研究。到目前为止，对新月派翻译的研究，已有成果要么集中在对新月派成员如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胡适等个人的翻译方面，如严晓江《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原则分析》[1]（P108-110）、盛绘《徐志摩翻译活动的选择倾向》[2]（P65-67）、程银春《论孙大雨的格律诗观念与翻译实践》[3]；要么是对新月派某种文体、尤其是诗歌的翻译研究，或者是翻译中某方面问题的研究，如许莎莎《新月派诗人的格律诗翻译实践》主要以新月派诗人对西方格律诗的翻译为对象，运用翻译研究和文类研究的某些方法阐述新月派诗人的翻译实践与新诗语言及文类规范形成之间的关系，讨论诗人在语际翻译之间获得的对新诗语言的理解和观照[4]；李月《浅谈新月派的诗歌翻译活动》阐述了新月派的形成与特点，探讨了新月派诗歌翻译活动对中西诗歌的影响[5]（P5-6）。而对新月派翻译的整体研究只有少量论文，且主要从翻译学角度切入，如张少雄《新月社翻译小史：文学翻译》主要梳理了新月社的文学翻译历史[6]（P46-50）；黄立波《新月派的翻译思想探究——以〈新月〉期刊发表的翻译作品为例》从翻译选材、翻译语言、翻译策略和译论等方面研究新月派翻译思想，但其研究对象局限于新月派的《新月》杂志所刊载的作品[7]（P88-91）。从总的来说，新月派翻译研究还未见结合其翻译理论与创作、跨文学与翻译学的综合而深入的研究，故在此方面仍有可开拓空间。
新月派重视翻译，重视对世界的了解和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并且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他们既是文学家又是翻译家的双重身份，决定了新月派创作与翻译的互动性，从而也预示了从翻译活动反观其文学观念的可行性。
新月派翻译属于五四新文学翻译。在这之前，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晚清民初的科技与小说翻译。五四新文学翻译具有显著特色：一是有目的有选择地引进外国文学作品，以借鉴外国文学来改革中国文学。同晚清的文学翻译相比，五四新文学翻译不仅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而且注重审美功能；二是涌现了大量以翻译为重要职能的文学团体，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它们不仅促进了中国翻译理论的完善，而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翻译成果。新月派所依托的新月社就是五四新文学社团之一。新月派有翻译理论建树，也有大量翻译作品。相比其他新文学社团，新月派翻译的重心在于欧美文学，尤其是英美文学。最难得的是新月派诗人倡导并尝试用白话翻译外国诗歌，输入外国诗歌形式与观念，同时又用白话写诗，从而开创了中国现代诗歌文体。虽然新月派已经“月落”历史的长河，但它在翻译中彰显的文学观和通过翻译参与新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于今仍有启示意义。
一 翻译选材与“经典文学”观
影响翻译选材的因素有译者的审美习惯、文化成见和政治倾向等等，而影响新月派翻译选材的主要因素是文学观。从翻译选材来看，新月派重视文学作品的翻译，在文学作品中重视英美名著的翻译。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在《论翻译》中提倡多译英美文学名著，不应多费力去转译。他还反对大量翻译言情、侦探和侠义之类的流行作品，认为应该由学者议定《西洋文学丛书》，选译小说、戏曲和散文来翻译，诗歌因不容易翻译故从缓考虑。他翻译了30多首诗歌，其中包括拜伦的长诗《哀希腊歌》，另译有都德、莫泊桑、契诃夫等名家的短篇小说和易卜生的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等。他重视译介莎士比亚的作品，曾经倡导成立一个莎士比亚翻译班子，拟由闻一多、徐志摩负责音韵文体，梁实秋、陈西滢负责散文体。
梁实秋也重视翻译选材，认为要依据理性来指导，有纪律、有目的地选择西方第一流的作品，即表现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的经典著作来翻译。他说：“翻译一事在新文学运动里可以算得一个主要的柱石。翻译的文学无时不呈一种浪漫的状态，翻译者对于所翻译的外国作品并不取理性的研究态度，其选择亦不是有纪律的、有目的的，而是任性纵情，凡投其所好者则尽量翻译，结果是往往把外国第三四流的作品运到中国，视为至宝，争相模拟。”[8]（P11）他对自己的翻译理论身体力行，从1930年到1967年花费38年心血，独自一人译完《莎士比亚全集》，并多次夸它是一部超越时空的伟大著作，表现了永恒的人性。
此外，闻一多、徐志摩等也认为应该多翻译西洋文学名著。闻一多翻译了豪斯曼、劳伦斯·霍普、哈代、勃朗宁夫人、蒂斯代尔、米蕾等人的诗歌共计40首。徐志摩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诗歌方面，他是中国第一位译介哈代诗歌的文学家，共译其诗20多首，另翻译了布莱克、华兹华斯、拜伦、梅瑞迪斯、罗塞蒂兄妹等的詩歌计60多首；小说方面，他翻译了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戏剧方面，他翻译了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理论方面，他翻译了《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等。余上沅则在1931年发表《翻译莎士比亚》一文，介绍日本坪内雄藏花费43年时间译完莎士比亚全集的壮举，和匈牙利、德国等国因重视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取得的良好效果，呼吁中国尽快着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从文体来看，新月派无论创作还是翻译，最有成就的都是诗歌，且其诗歌翻译是典型的“诗人译诗”。新月派着重翻译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英法象征主义诗歌和20世纪英国现代主义诗歌。诗歌是所有文体中最难译的，徐志摩认为：“翻译难不过译诗”[9]（P124），胡适亦认为译诗比创作难，更有人直言：“只有诗人才能把诗译好。”[10]（P19）如果说，诗歌是属于少数人的天才的结果，那么翻译诗歌无疑是和天才对话。
新月派为现代文坛贡献了大量外国文学经典。据笔者统计，新月书店出版的24种译著中，文学类约11种；《新月》刊载的110篇译作中，文学类91篇，其中诗歌42首，小说23篇，散文17篇，戏剧9篇。从《新月》刊载的译诗来看，被译比较多的是勃朗宁夫人、豪斯曼、哈代、雪莱、济慈等人的诗歌。
新月派的翻译选材凸显了一种“经典文学”观。新月派重视文学经典，首先是因为这类作品本身有特别的价值，包括经典文本自身的文字、文体层面的独特价值。经典常常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和良心，有时代历史意义。经典能够超越具体时空，具有一种探寻生命本质、直达人性深处的力量等。其次，新月派成员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开阔的文学视野，属于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其他精英知识分子一样，有强烈的启蒙意识，文学翻译也是他们实践启蒙的一部分。最后，他们大都出身上层、留学欧美。因此，推崇天才的、贵族的、经典的文学与经典文学的价值有关，也与新月派的身份、素养和趣味相吻合。与晚清的小说翻译重视道德教化作用不同，新月派更强调以艺术为本位，遵循艺术的标准。如，闻一多、饶孟侃等提倡新诗格律化，主张“纯诗”立场；余上沅、赵太侔等开展国剧运动，提倡“纯粹的艺术”等等。新月派的“经典文学”观也是对新文学在当时出现功利化、通俗化倾向的反拨。
二 翻译策略与“为人生”兼“為艺术”的文学观
翻译策略包括翻译原则、方法以及翻译技巧。晚清小说的翻译策略以意译为主，即在保持原文主要内容不变或主要故事情节完整的前提下，不以句子为基本单位，只在语篇层面上进行翻译，其语句可以根据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等进行删改或增补。意译是一种自由的译法，有助于凸显译者主体意识，但也容易造成对原作的偏误。与“意译”相对的是“直译”。直译要求既忠实原文内容又符合原文的结构形式，包括按字直译、直译文法和标点等。“五四”时期发生过关于直译和意译的争论，持直译观者认为意译美而不信，持意译观者认为直译信而不美。
新月派主张直译和意译相结合，既反对一味主张意译而走向曲译，也反对只求直译而走向硬译。“曲译”是指译者随意增加或减少语句，甚至发表自己的观点，与原作思想相差很大的翻译。“硬译”是鲁迅提出来的一个词，指照着原作逐词逐句翻译，哪怕译文读起来不通顺。鲁迅在从日文转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时，为求与原作一致而不顾译文晦涩难懂的“硬译”法，在梁实秋看来，就是“死译”。梁实秋反对硬译和曲译，认为二者同样糟糕。他认为：
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有些种句法是中文里没有的，翻译之难即难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能因为中国文有“本来的缺点”便使“读者硬着头皮看下去”。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11]（P4）
胡适也赞同直译和意译相结合，他译完《戒酒》时附言：“直译可达，便用直译；直译不易懂，便婉转曲折以求达意。有时原文的语句不关重要，而译了反更费解的，我便删去不译。”[12]（P9-10）刘英士则认为无所谓直译或曲译，直译忠实而机械，“译者往往牺牲自己的个性来迁就作者”，“曲译是添花样的说谎”[13]（P2），过于张扬译者个性而无视作者。徐志摩更不赞同只用直译不用意译，并坦言他的翻译就有僭冒作者的篇幅借题发议论的。他认为翻译重在形神兼备，不在字面上的曲折，直了不好，曲了也不好；曲了不好，直了更不好。
新月派主张意译和直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从文化的价值取向上来看，就是追求归化和异化相结合。所谓“归化”是指“译作迎合本土文化的主导价值标准，对外来文本采取一种保守的同化方法，用以维持本土准则、出版潮流和政治力量组合”；所谓“异化”是指“译者通过利用边缘文本、寻绎被本土准则摒弃的外来文本、重新发现边缘价值、酝酿新的价值（例如新的文化形式）等途径，来抵制、修改本土文化的主导价值”[14]（P61）。异化是为保持译作的原貌而努力，让读者接受异国的文法语词和思想；归化不但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价值标准，而且彰显译者的主体性。归化和异化各有其存在合理性，也反映译者不同的文化心态，如果能将两者结合，则能体现译者对中外文化的中正态度，并使翻译达到最佳的效果，正如郑茗元所说：“毕竟，异化翻译法与归化翻译法的首要功用都是为了实现有着差异形式的语言思维转换，二者相得益彰的灵活运用才是解决文学翻译活动中不同文化冲突这一矛盾现象的真正天堑之途。”[15]（P139）
从新月派译作的组织结构来看，他们喜欢在译作前或者后添加译者的话，让翻译主体显身。如胡适译的小说《戒酒》和《米格儿》后面都有附言，介绍作家作品兼表译者的翻译观；陈西滢译的小说《一个没有性气的人》则附有他对该作的感悟性简评。有的还把附言写得更完整，成了一篇随笔，如毕树棠在《论译俄国小说》之后附有《译“论译俄国小说”之后》一文。
添加“译者的话”与赞成意译和直译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均体现了新月派既“为艺术”又“为人生”的文学观。说“为艺术”，是因为他们反对简单的直译，追求译笔雅驯、传神，文辞畅达。这是对艺术形式和内容并举的态度。只有重视艺术本体，才会追求作品的形神兼备。新月派虽然是一个非纯文学的、综合性流派，但从事翻译的基本上都是作家，尤其以诗人身份居多，如闻一多、徐志摩、孙大雨、朱湘等。他们追求艺术的独立性，重视艺术的审美价值。为此，以闻一多、饶孟侃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曾提出新格律诗主张，要求诗歌具有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三美”品质；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还引进哈佛大学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主张文学写永恒的人性，反对革命文学的功利主义和左翼文学的阶级论。新月派反对硬译，追求翻译语言的诗性和张力，追求翻译的“雅”和“达”，正是这种艺术观的反映。 同时说“为人生”是因为新月派在重视艺术的独立性的同时又关注现实人生。比如胡适、梁实秋和罗隆基曾经在《新月》月刊上发表一系列政论文章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发起了一场所谓的“人权运动”；闻一多也不是一个只追求“三美”的诗歌艺术的文人，其《七子之歌》《死水》《一句话》等在思想内容上均凸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新月派的翻译和“为人生”的文学观也密切相关，他们喜欢在“译者的话”中交代背景或评价作品，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作，并彰显他们启蒙民智的目的；同时他们翻译了不少社会科学类作品在《新月》刊出，如罗隆基翻译英国拉斯基的《服从的危险》和《平等的呼吁》，潘光旦翻译美国亨廷顿的《种族之品性》等。这些译作涉及政治学、教育学和人类学等多个门类，给国人以科学的启蒙和文化的反思。其实，对于有责任意识又有独立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为人生和为艺术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的辩证统一才是真正的现代品格，同时铸成现代文学的先锋性。
三 翻译标准与“自由的”“人性的”文学观
在中国翻译史上，严复最早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所谓“信”，指忠实于原文；“达”指译文通顺畅达；“雅”指“尔雅”，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严复师从桐城派吴汝纶，视桐城古文为正宗。他说：“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16]（P7）他的翻译标准在“五四”时期引起了争议，争议焦点就在“雅”字上。
新月派对“雅”有自己的看法，提倡辩证地看待“信、达、雅”三原则。如陈西滢认为不同文体和种类的作品应采用不同的翻译标准：对非文学作品，只要能“达”就可以了，无须研究行文方法，“雅在非文学作品里根本就用不着”；“达”也不适合于所有文学作品，象征派和表现派的作品本来就不明白晓畅，还去求“达”，就会造成曲译；“雅”只能对原本就雅的作品来要求；要做到“信”，关键在于译者要有理解原文的能力，要能超越形似、意似而走到神似。所以，“译者在译书之前，不应当自己先定下一个标准，不论是雅，是达，是高古，是通俗，是优美，是质朴，而得以原文的标准为标准。”[17]（P3-4）
新月派肯定“信”的标准，但反对“宁信而不顺”的硬译和通过翻译改造中国文法的观点。鲁迅提出他之所以“硬译”是因为中国文有缺点，希望通过翻译输入西方语言的内容与表现法，因此，翻译宁“信而不顺”。对此，梁实秋坚决否认翻译语言难处理是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认为翻译不应和一个国家改良文字扯在一起。中国文字、文法因为翻译起了“欧化”是不可避免的，但翻译不应该借口欧化而不求文字顺达，信而不顺和顺而不信一样糟糕，因此，“曲译固是我们深恶痛绝的，然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11]（P1）。那如何才能达到“信”呢？新月派认为关键在于译者要具备理解原文的能力，能超越形似、意似而达到神似。“你得把神韵化进形式，像颜色化入水，又得把形式化进神韵，像玲珑的香水瓶子盛香水。”[9]这就是徐志摩强调的“形神兼备”。
从翻译标准可以看出，新月派敢于反抗传统，善于独立思考的特点。但他们之所以热衷于谈翻译标准，还是为了表达他们与鲁迅所代表的左翼作家不同的观点。当时鲁迅是左翼文学的旗手，主张文学有阶级性，注重翻译无产阶级理论书籍。新月派是自由主义文人，反对艺术的政治功利性，主张文学表现永恒的人性。然而，两方的创作和翻译都是为了启蒙民智这个共同的目的。鲁迅抱着启蒙主义思想从事创作，翻译的目的也是“别求新声于异邦”[18]（P41）。新月派追求文学的独立性，但又反对无节制的自由，提倡维护健康和尊严，以及有理性的自由。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主张新人文主义，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19]（P105）。鲁迅与新月派为了同一个目标走了不同的路，一条是革命的、讲阶级性的文学之路，一条是自由的、重人性的文学之路。梁实秋与鲁迅之间关于文学的论争、新月派与左翼作家之间关于翻译的论争，说到底都是这两条道路的分歧。在鲁迅看来，翻译既是启蒙民智、改造社会的途径，也是借鉴外国文学语言艺术的途径，即“将文学翻译的社会功用与文学翻译的审美自律结合在一起”[20]（P154）。虽然鲁迅说硬译是因为他的外国文和语文能力不足，但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奠基人，这显然是谦辞和托辞，实则希望给读者一个作品的原貌。如果用劳伦斯·韦努蒂的理论来说，鲁迅追求的是“异化”翻译，即用西方文法来改造中国语言，同时借西方文化精髓来改造国民性。可见，新月派与鲁迅关于翻译的论争反映了文学观与政治观的差异。但从艺术本身来说，他们没有高低和对错之别，均为现代文学和现代翻译的发展作出了贡獻。
四 翻译与创作互动：“世界”的文学观
新月派主张译者要有专业素养，诗人译诗、小说家译小说才能把作品译得形神兼备。新月派不少人具备作家和译者双重身份。比较新月派的翻译作品与原创作品，可以看到其翻译与创作具有互动性。如果说“翻译是跨文化交际，而非仅仅是语际交流”[21]（P203），那这种互动性也彰显了他们跨文化的、世界的文学观。
一方面，新月派翻译给新月派文学创作提供艺术形式和思想文化的借鉴，反映了新月派博采众长的、开放的文学观。就诗歌翻译来说，新月派译得最多的是欧美浪漫主义诗歌。这些诗歌在形式上的共性是格律谨严、句式整齐、富有音乐性。如哈代的抒情短诗《伤痕》（The Wound），原诗共两节，每节四行，每行有2-3个音步，第一节每行收尾词发音为[t]或[d]，第二节韵脚为[n]。整首诗善于运用“The sun lay west/Like a crimson wound”（残阳如血）这个意象，有色彩感和画面感，表达了人物内心的忧伤。徐志摩将它译成中文，也是两节各4行，每行2-3个“顿”，且选用了同样有色彩感的词语来传达潜隐的伤感。由于大量翻译哈代的抒情诗，受之影响，徐志摩创作的诗歌也有形式美和音乐美，而且情感色彩也偏向忧伤，如《再别康桥》《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沙扬娜拉》等。闻一多也受到所译诗歌的影响。他通过译豪斯曼的诗歌注意音乐美，形式整齐，节奏强烈；通过译米蕾的诗歌注意到绘画美，辞藻华丽，色彩丰富；通过译哈代的诗歌注意到诗歌的建筑美，结构匀称，句式整齐；译勃朗宁的诗则启示他将十四行诗体移植到中国来。所以说，闻一多提出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这“三美”要求，除了受中国古代诗词的影响，还有西方诗歌的启示。其“三美”诗歌典范之作《死水》与米蕾的《竖琴织女谣及其他》中的十四行诗的第43首，二者在造意象、用色彩、用对比手法和立意上就有明显相似之处。胡适是主张翻译要为创作服务的。他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歌》、蒂斯代尔的《关不住了！》、莪默·伽亚谟的《希望》和安妮·林赛的《老洛伯》等诗歌。这些诗歌均善用口语，受其影响，胡适主张新诗口语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他提出了用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主张。他还创作了《老鸦》《上山》等白话新诗。此外，朱湘希望通过翻译来推动中国的“文艺复兴”。他翻译了《番石榴集》《罗马尼亚民歌一斑》、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十四行诗等，共计81位诗人的100多首诗。他的叙事诗《王娇》借鉴了罗马尼亚民歌与十四行诗的艺术形式，抒情诗《冬》也有他所译歌德的《夜歌》的痕迹。 另一方面，新月派的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也影响了翻译。新月派翻译的主体意识强，在翻译选材和翻译评论中这种主体意识尤其明显。比如梁实秋之所以译《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是因为该作正好吻合了梁实秋的文艺观。该作展示的是法国800多年前一个僧人与一个修女的爱情故事。他们的爱由普通的人生境界上升到了宗教的境界，哀感顽艳，先有强烈的个性解放精神，后有克己复礼的理性。梁实秋认为他们的爱超凡入圣，和当时流行的情书不一样，后者“不但把礼教的桎梏重重的打破，把监视情感的理性也扑到了”[8]（P15）。这显示了梁实秋在浪漫与古典之间中庸的文艺观。徐志摩之所以翻译曼斯菲尔德的小说，除了他们之间的交情，更多是因为文学倾向和艺术风格类似。徐志摩文学观的核心是“灵感”与“情感”。他认为：“我们相信文艺的生命是无形的灵感加上有意识的耐心与勤力的成绩。”[22]受剑桥文化的洗礼，他执着地追求“爱、美和自由”三位一体的人生，而曼斯菲尔德的人生和作品在他的眼里正如此理想。曼斯菲尔德虽然生命短暂，但其小说标志着西方现代短篇小说的成熟。她的小说不设奇局，注重从看似平凡之处发掘人物情绪的变化，对于人生的观察微妙深刻，文笔简洁而富有诗意。
新月派文学与翻译的互动是“五四”新文学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显示了新月派构建跨中西文化的、世界的文学理念。虽然鲁迅曾经讽刺新月派：“梁实秋有一个白壁德，徐志摩有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23]（P82），但这些话恰恰表明，新月派不仅有留洋背景，而且有自己尊崇与交好的外国文人。他们重视中外文化交流，自然也在翻译与创作中拥有世界眼光。1930年代是新月派的存续期，施蛰存曾经评述20世纪中国文学，认为发展得最好的还是1930年代，说“30年代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大体同步”[24]（P88）。新月派站在世界文学的立场上，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努力推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同步发展。
文学翻译是建构新文学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考察新月派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文学观，一方面可以正确把握新月派对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态度，合理评价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新月派曾经被误读和遮蔽，被贴上“反动”“逆流”等政治标签。但实际上，它是现代文学史上坚持启蒙主义思想与民主独立精神的一个文学流派，与左翼文学共同推动现代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新月派在翻译中体现的中西并举的、世界的文学观在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新月派的翻译是现代精英知识分子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徐志摩说：“翻译在文学上有时是一种有效果的异种播植。”[25]文学播植是文学赖以走向世界的基本途径。新月派通过翻译移植意象，获取灵感，促生新知。他们的翻译和创作可以启示我们如何重新接续五四新文学传统，发扬人文主义精神，处理好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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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Xinyue School’s Literature Concept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HUANG Hong-chun，WANG Y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School of Humanities，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Abstract：Many of the Xinyue School members have studied in Europe and America.They paid attention to the exchange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s，and were good at literature writing and translation.The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Xinyue School’s literature were the important carrier of literature concept.From the Xinyue School’s translation materials，translation strategy，translation standard，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other aspects，we can multi-view the Xinyue School’s modern and world literature concept.Thus we can understand the Xinyue School in modern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correctly，and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in transition.
Key words：the Xinyue School；translation；literature coce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