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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社会上呼吁减税的声音越来越大。不少观点认为，减税口号喊得凶，但距离落到实处还很远。另一方面，来自相关部门的数据又说，已经为实体经济减了上万亿的税和费，力度空前。
看起来，这是一笔很可能算不清的账。的确，账很难算得清。参加这场“辩论”的双方，数据来源都可能不一样。
在中国的财经舆论场，很多宏观数据可能缺乏意义。相比而言，微观主体的现实处境更有价值。减税的效果如何？看一个截面，即资金脱实向虚的倾向是否改变即可。
2016年5月，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紧急推出了楼市大调控。直到如今，各地的调控依然没有丝毫松动，一些地方还不断加码调控措施。这是中国房改以来，力度最大的，持续时间也最长的一次地产调控。
调控不敢放松，其实已从另一角度说明，资金脱实向虚的“冲动”，依然没有得到彻底扭转。至少，减税幅度还没有大到足以把资金重新逼入实体经济的程度。
实际上，当所有人的目光和舆论的火力都集中到减税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三个问题：一是除了减税，金融改革可能更重要；二是支出的刚性之下，减税空间还有多大？三是减税光靠财税等几个部门恐怕搞不定，它是个纵深改革。接下来，分别讨论这三个问题。
第一，对实体经济减负来说，金融改革和减税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拿制造业来说，生产经营成本（原材料、人工和厂房设备租金）、利息成本和税收是企业的三大成本项。第一项生产经营成本是刚性上涨的，无法扭转。但第二项利息成本却可以改变，而且极富弹性。
在《南风窗》本期策划中，我们提到一个观点：中小企业面临困境的根源之一，在于信用的“双轨制”（国有信用和民营信用）。中小企业以民企为主，一旦遇到经济下行，信贷将迅速向国有信用主体收缩，这是市场自发和银行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要么融资难，要么融资贵。从民间机构借贷，利率会很高，这等于在企业的利润表上极大程度地削弱了股东收益。如果能够降低这项成本，那么股东收益提高，自然助力于扭转脱实向虚的趋势。其实，减税的效果也同样是提高股东收益。
因此，通过金融改革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提振实体经济的效果和减税是一样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对金融改革的容忍程度，要比减税高得多。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金融改革动的“金融掮客”群体的奶酪，他们分发国有银行的资金，层层加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负担。如今，他们大多已步入富人阶层，是信贷狂潮的最大赢家。其存量财富已足够可观，那么对增量并没有刚性的分配需求（并不是要分配他们的存量财富）。换句话说，他们对改革的反弹会比较小—如果真的进行强力改革的话。
但是，减税（含社保费用）将直接削弱政府治理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财力，而中央对地方治理的支付是刚性的存在。另外，和群众有关的福利支付，如社保的现金需求，更关乎社会稳定。因此，我们要谈第二点。
第二，支出的刚性之下，减税空间可能没有想象的大。那么，精简人员是否是一条可行的路呢？但这里面临一个问题，在经济增速下行的时候，机构改革的困难往往更大，因为不断收缩的经济可能根本无法吸收大量的人员分流，再就业如何解决？
因此，这里似乎有一个世界各国公共治理的悖论：经济上行的时候，改革时机最好，因为上行的经济可以吸收改革带来的压力和阻力。但实际情况是，经济上行的时候，一些落后国家却往往忘记了改革。但中国不一样，目前中国经济已经逐渐企稳，这正在给改革留出时间和空间。
第三，财税改革涉及国家治理的纵深，因此问题也必须依靠改革的深化来破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最快速的增长区间是从1994年的分税制開始的。此后，财税体制一直处于强大的路径依赖之中，除了营改增之外，并无大幅度调整。伴随着减税的呼声，一些问题真的到了必须重新审视的时候。
减税非小事，更不是数字游戏，它是改革的枢纽。目前，各项改革已逐渐推进和深化，对改革呼声的回应也非常积极，改革举措更相当务实。不妨更加耐心，更加建设性，相信中国经济的未来，即是相信自己。
看起来，这是一笔很可能算不清的账。的确，账很难算得清。参加这场“辩论”的双方，数据来源都可能不一样。
在中国的财经舆论场，很多宏观数据可能缺乏意义。相比而言，微观主体的现实处境更有价值。减税的效果如何？看一个截面，即资金脱实向虚的倾向是否改变即可。
2016年5月，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紧急推出了楼市大调控。直到如今，各地的调控依然没有丝毫松动，一些地方还不断加码调控措施。这是中国房改以来，力度最大的，持续时间也最长的一次地产调控。
调控不敢放松，其实已从另一角度说明，资金脱实向虚的“冲动”，依然没有得到彻底扭转。至少，减税幅度还没有大到足以把资金重新逼入实体经济的程度。
实际上，当所有人的目光和舆论的火力都集中到减税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三个问题：一是除了减税，金融改革可能更重要；二是支出的刚性之下，减税空间还有多大？三是减税光靠财税等几个部门恐怕搞不定，它是个纵深改革。接下来，分别讨论这三个问题。
第一，对实体经济减负来说，金融改革和减税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拿制造业来说，生产经营成本（原材料、人工和厂房设备租金）、利息成本和税收是企业的三大成本项。第一项生产经营成本是刚性上涨的，无法扭转。但第二项利息成本却可以改变，而且极富弹性。
在《南风窗》本期策划中，我们提到一个观点：中小企业面临困境的根源之一，在于信用的“双轨制”（国有信用和民营信用）。中小企业以民企为主，一旦遇到经济下行，信贷将迅速向国有信用主体收缩，这是市场自发和银行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要么融资难，要么融资贵。从民间机构借贷，利率会很高，这等于在企业的利润表上极大程度地削弱了股东收益。如果能够降低这项成本，那么股东收益提高，自然助力于扭转脱实向虚的趋势。其实，减税的效果也同样是提高股东收益。
因此，通过金融改革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提振实体经济的效果和减税是一样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对金融改革的容忍程度，要比减税高得多。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金融改革动的“金融掮客”群体的奶酪，他们分发国有银行的资金，层层加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负担。如今，他们大多已步入富人阶层，是信贷狂潮的最大赢家。其存量财富已足够可观，那么对增量并没有刚性的分配需求（并不是要分配他们的存量财富）。换句话说，他们对改革的反弹会比较小—如果真的进行强力改革的话。
但是，减税（含社保费用）将直接削弱政府治理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财力，而中央对地方治理的支付是刚性的存在。另外，和群众有关的福利支付，如社保的现金需求，更关乎社会稳定。因此，我们要谈第二点。
第二，支出的刚性之下，减税空间可能没有想象的大。那么，精简人员是否是一条可行的路呢？但这里面临一个问题，在经济增速下行的时候，机构改革的困难往往更大，因为不断收缩的经济可能根本无法吸收大量的人员分流，再就业如何解决？
因此，这里似乎有一个世界各国公共治理的悖论：经济上行的时候，改革时机最好，因为上行的经济可以吸收改革带来的压力和阻力。但实际情况是，经济上行的时候，一些落后国家却往往忘记了改革。但中国不一样，目前中国经济已经逐渐企稳，这正在给改革留出时间和空间。
第三，财税改革涉及国家治理的纵深，因此问题也必须依靠改革的深化来破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最快速的增长区间是从1994年的分税制開始的。此后，财税体制一直处于强大的路径依赖之中，除了营改增之外，并无大幅度调整。伴随着减税的呼声，一些问题真的到了必须重新审视的时候。
减税非小事，更不是数字游戏，它是改革的枢纽。目前，各项改革已逐渐推进和深化，对改革呼声的回应也非常积极，改革举措更相当务实。不妨更加耐心，更加建设性，相信中国经济的未来，即是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