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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期间，曾看过一部上海译制片厂配音的罗马尼亚影片《橡树十万火急》。片中有爱国军官乌德雷亚上尉与他在德国留学时的老同学维尔纳见面的情景，背景音乐为一段几分钟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即最后一乐章里，间插回溯友情、柔情的倾诉一段。其中的旋律萦绕耳际，让人为之入迷，总是挥之不去。临毕业时，一个朋友告诉我音乐系来了一批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演奏的贝多芬作品资料，他认识资料保管员，可帮我翻录。于是我买十盘索尼带，把资料全录了。其中就包括卡拉扬指挥、十七岁的穆特演奏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
大学毕业时，我被分到一所中学教书。记得火车从郭沫若的家乡沙湾昏沉沉地穿过几十个山洞，停在一个叫刘沟的站臺，然后换乘一种今日只有去台湾观光才能见到的小火车，被运到一前不靠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学校孤孤单单地坐落在大渡河边，群山环抱，整个秋冬之际， 尤难为怀，总是雾蒙蒙、雨绵绵。好在有双卡录音机和翻录的贝多芬音乐的卡带，才在无可奈何的消沉岁月里找到些许快乐和慰藉。
在那一年多里，春天我比较喜欢听《田园交响曲》。《田园》与远离都市的春天乡居自然景物十分协调，情景交融、物我两忘。总是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能使人得到稳定、和谐的快感对象上，从而使精神生活变得安宁从容。冬日里阴沉的天气中，我常听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其从定音鼓的五击开始，随后在昂奋、激烈的情绪里展开，非常有感染力量，而优美的旋律又让人感受到古典的均衡，激昂与柔和相互交替呈现，让人感到温暖，生命也在无声中流动着自然的信息。
而周末学生散去，老师归家，寂静的山间更加寂静。有时会对未来感到困惑和迷茫，我就找出卡拉扬指挥的“ 贝五”，把录音机开到最大声，只听第一乐章，即命运主题。十多分钟的时间，大地在响，万籁有声，瞬间烦闷为之消去。
那时没有一种固定的心情去面对贝多芬。曲目选择上随天气、心情而定，听的过程也时兴时辍，全凭兴致。至于风格、形式、艺术性的东西并未认真去理会。维特根斯坦说过“音乐的结构和情感”，即“各种情感伴随着我们对一首曲子的理解，类似于伴随着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确实，我听卡带里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奏鸣曲，是为了优美、感人和一种含混、不太明确的愉悦。听交响乐曲多少有点精神上的分量感，但更多是无聊、寂寞中为了要一些交响音乐的刺激。这批翻录的贝多芬卡带是我感情的一把钥匙。现在双卡录音机和索尼带早已淘汰，成为陈列馆的装饰品。而聆听卡带里贝多芬的流光总让人怀念。
有段时间， 逛CD店如同我逛书店是一种生活方式。在逛过的CD店里，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东京神保町书店街一家古典音乐商店。
神保町是东京最大的旧书店街，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书店街。神保町书店的老板和顾客对旧书和旧物代表的历史似乎都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神保町书店街犄角旮旯里，隐藏着一个奇异的风景—一家或许是专为有怀旧情绪的人开设的古典音乐的商店。进店给人的感觉是杂乱、陈旧，桌上的唱机与《末代皇帝》中溥仪与婉容皇后跳舞时放音乐的唱机相仿，甚至让人产生了可能是日军或商人从伪满洲国带回日本的旧物的想法。怀旧一般是上了年纪或拥有了一定身份、经济地位的人干的事，所以，店里的音乐商品价格都偏高，也就是说怀旧是要付代价的。
音乐评论家们常说，十九世纪是作曲家的世纪，二十世纪是指挥家和演奏家的世纪。这家商店的CD 基本上是EM l、DECCA 等老牌公司出品的二十世纪著名指挥家和演奏家录制的德奥作曲家的经典作品。日本人对德、奥音乐有偏好，这可能与日本民族性格更近德意志民族性格有关（当然，日本士兵身上的武士道精神与喜欢爱情和普契尼的意大利士兵完全是两回事）。陈列架上摆放着索尔蒂、托斯卡尼尼、哈农库特、瓦尔特、伯姆、卡拉扬等指挥演绎的贝多芬作品，但最吸引我的是一套富特文格勒指挥的《贝多芬全集》。
音乐家欣德米特说 ：“ 富特文格勒之所以胜过其他音乐家，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音乐修养……他举起指挥棒的一瞬间，音乐的灵魂已经站在我们面前。”富特文格勒曾说：“如果把贝多芬内容无限丰富的音乐定在某种文字解释上，就如同把蝴蝶钉在一根针下面，我宁愿紧盯住音乐的内容。”在他看来，贝多芬的独创性和丰富性绝不可能用文字去解释和描绘，故一生都在诗意地表明自己是在用指挥棒解释音乐的主题。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从演奏和录制贝多芬交响曲的数量和重要性来看，无人能比富特文格勒。富特文格勒最受争议的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为希特勒庆生而演出的“黑色贝九”。“ 二战”结束后，他被作为前纳粹分子进行调查，电影《指挥家的抉择》（Taking Sides ）就反映了富特文格勒在战后接受“非纳粹化调查”的故事。
非纳粹化调查期间德国人民日常生活中只能听到美国爵士音乐和流行歌曲。面对支离破碎、已经瓦解了的国家，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在沉思如何“ 拯救德国的精神”。他深情地寄厚望于德国古典文化，德国崇高的音乐和伟大的抒情诗。在那悲剧的局势中，他怀着最热忱的愿望写道：“通过嘹亮的声音把伟大的德国之最富生气的见证带到听众的心里，一一向他们同时提供那永远是最崇高的音乐和诗歌。”（《德国的浩劫》178 页）希望崇高的德国古典音乐再度繁花怒放，滋养、慰藉悲伤的德国人民心灵，恢复德国民族精神。一九五一年在拜罗伊特开幕式上，富特文格勒重新拿起指挥棒，演出了“ 贝九”，成为后人难以超越的巅峰。音乐之外，“ 贝九”体现了作曲家对人类文明的理想信念，使这场演出别有意味， 成为象征着德国民族精神复兴的一个文化符号。全集中收了这个版本，而没收前者，不知是否因为这是一场希特勒生日音乐会。所谓：“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本此精神，既称全集，我认为此版也应收入其中。由于是限量发行的珍藏版，其价格也不菲， 相当于我当时一年的俸禄，只能看着过瘾，摩挲一下。最后我只选了DECCA 中价单张发行的 2CD 的《巴克豪斯最后的演奏会》和伯恩斯坦指挥的“ 柏林墙贝九”。 巴克豪斯被众多人认为是那个时代贝多芬最权威的诠释者之一。他曾被誉为“键盘上的狮子”，风格即人，日文说明书上写道：“从精神气质和知识储备来讲，巴克豪斯无疑属于钢琴家中的古典派，他的风格建立在鲜明的特点、纯粹的声音和直截了当的男性化演绎基础上。”他是一个雄健的人，巴克豪斯一生都喜欢演绎贝多芬，认为“他的音乐，不管是欢乐还是悲伤，都根本符合我的天性，和其他音乐不一样”。或许是作为德国人，他对贝多芬音乐的本质进行了一种深刻的内在思辨，将贝多芬的音乐演绎成一种神圣的逻辑。《巴克豪斯最后的演奏会》是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巴克豪斯在奥地利一个教堂举办音乐会的现场录音。第一张CD 中贝多芬C 大调二十一号《华尔斯坦奏鸣曲》的演绎充满温柔又显得不耐烦，令人捉摸不透，而舒伯特的六首《音乐瞬间》在曲子的处理上，每个音都很干净，犹如细语倾诉自己与音乐融为一体和谐的一生。第二张CD 中的咳嗽、椅子移动及大师微弱的请求变换演奏曲子的声音，带给人一种生动的现场感。匆忙之中，音乐演奏结束了，传达出一丝异样的东西，大师突发心脏病， 一周后去世，这场演奏会是一场通往死的旅途。
伯恩斯坦指挥的“柏林墙贝九”。就艺术而言，除了末章加入童声合唱、癫狂而富有魔性的“ 自由頌”演唱是亮点外，技术和演绎的效果都不如他的老对手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贝九”，但柏林“指挥帝王”于当年七月去世了，这一历史的荣誉便落在了伯恩斯坦身上，我收藏这CD看重的是历史意义。演出后老伯恩斯坦敲打柏林墙体的欢乐场景，让人想到福山的预言“历史的终结”和里根高呼的“我们的时代到来了！”似乎人类共同的价值信仰已破除阻碍，塑造了人类未来的光明与和谐。
神保町书店街有大量书籍聚集在此，经过整理后，大多数以面对面的形式出售。我本为淘书而来，却意外淘到比较稀罕的CD。其快乐就如同在不远处内山书店意外遇上了一本鲁迅签名本的小说。
十多年前，成都有好几家专卖古典音乐CD的店。有一家叫“音乐房子”的离我家仅有二十分钟的路程，闲时我常散着步去逛一下。该店设有听音室，有一套价格昂贵、效果极佳的播放设备，所以，当淘到喜欢的碟片后，我常先坐在听音室里听一遍。而售货小姐居然是个诗歌爱好者，是成都诗人柏桦、翟永明的粉丝，当她知道我认识她崇拜的诗人时，对我也另眼相看。沾诗人的光，在我听音乐时常会享受到一杯免费的下午茶。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专卖古典音乐CD的店纷纷倒闭， 最后“音乐房子”也关了，成为这个城市消逝的风景。但我偶尔还会惦记着神保町旧书店街上是否还保留着那道奇异的风景。
大学毕业时，我被分到一所中学教书。记得火车从郭沫若的家乡沙湾昏沉沉地穿过几十个山洞，停在一个叫刘沟的站臺，然后换乘一种今日只有去台湾观光才能见到的小火车，被运到一前不靠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学校孤孤单单地坐落在大渡河边，群山环抱，整个秋冬之际， 尤难为怀，总是雾蒙蒙、雨绵绵。好在有双卡录音机和翻录的贝多芬音乐的卡带，才在无可奈何的消沉岁月里找到些许快乐和慰藉。
在那一年多里，春天我比较喜欢听《田园交响曲》。《田园》与远离都市的春天乡居自然景物十分协调，情景交融、物我两忘。总是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能使人得到稳定、和谐的快感对象上，从而使精神生活变得安宁从容。冬日里阴沉的天气中，我常听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其从定音鼓的五击开始，随后在昂奋、激烈的情绪里展开，非常有感染力量，而优美的旋律又让人感受到古典的均衡，激昂与柔和相互交替呈现，让人感到温暖，生命也在无声中流动着自然的信息。
而周末学生散去，老师归家，寂静的山间更加寂静。有时会对未来感到困惑和迷茫，我就找出卡拉扬指挥的“ 贝五”，把录音机开到最大声，只听第一乐章，即命运主题。十多分钟的时间，大地在响，万籁有声，瞬间烦闷为之消去。
那时没有一种固定的心情去面对贝多芬。曲目选择上随天气、心情而定，听的过程也时兴时辍，全凭兴致。至于风格、形式、艺术性的东西并未认真去理会。维特根斯坦说过“音乐的结构和情感”，即“各种情感伴随着我们对一首曲子的理解，类似于伴随着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确实，我听卡带里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钢琴奏鸣曲，是为了优美、感人和一种含混、不太明确的愉悦。听交响乐曲多少有点精神上的分量感，但更多是无聊、寂寞中为了要一些交响音乐的刺激。这批翻录的贝多芬卡带是我感情的一把钥匙。现在双卡录音机和索尼带早已淘汰，成为陈列馆的装饰品。而聆听卡带里贝多芬的流光总让人怀念。
有段时间， 逛CD店如同我逛书店是一种生活方式。在逛过的CD店里，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东京神保町书店街一家古典音乐商店。
神保町是东京最大的旧书店街，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书店街。神保町书店的老板和顾客对旧书和旧物代表的历史似乎都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神保町书店街犄角旮旯里，隐藏着一个奇异的风景—一家或许是专为有怀旧情绪的人开设的古典音乐的商店。进店给人的感觉是杂乱、陈旧，桌上的唱机与《末代皇帝》中溥仪与婉容皇后跳舞时放音乐的唱机相仿，甚至让人产生了可能是日军或商人从伪满洲国带回日本的旧物的想法。怀旧一般是上了年纪或拥有了一定身份、经济地位的人干的事，所以，店里的音乐商品价格都偏高，也就是说怀旧是要付代价的。
音乐评论家们常说，十九世纪是作曲家的世纪，二十世纪是指挥家和演奏家的世纪。这家商店的CD 基本上是EM l、DECCA 等老牌公司出品的二十世纪著名指挥家和演奏家录制的德奥作曲家的经典作品。日本人对德、奥音乐有偏好，这可能与日本民族性格更近德意志民族性格有关（当然，日本士兵身上的武士道精神与喜欢爱情和普契尼的意大利士兵完全是两回事）。陈列架上摆放着索尔蒂、托斯卡尼尼、哈农库特、瓦尔特、伯姆、卡拉扬等指挥演绎的贝多芬作品，但最吸引我的是一套富特文格勒指挥的《贝多芬全集》。
音乐家欣德米特说 ：“ 富特文格勒之所以胜过其他音乐家，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音乐修养……他举起指挥棒的一瞬间，音乐的灵魂已经站在我们面前。”富特文格勒曾说：“如果把贝多芬内容无限丰富的音乐定在某种文字解释上，就如同把蝴蝶钉在一根针下面，我宁愿紧盯住音乐的内容。”在他看来，贝多芬的独创性和丰富性绝不可能用文字去解释和描绘，故一生都在诗意地表明自己是在用指挥棒解释音乐的主题。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从演奏和录制贝多芬交响曲的数量和重要性来看，无人能比富特文格勒。富特文格勒最受争议的是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为希特勒庆生而演出的“黑色贝九”。“ 二战”结束后，他被作为前纳粹分子进行调查，电影《指挥家的抉择》（Taking Sides ）就反映了富特文格勒在战后接受“非纳粹化调查”的故事。
非纳粹化调查期间德国人民日常生活中只能听到美国爵士音乐和流行歌曲。面对支离破碎、已经瓦解了的国家，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在沉思如何“ 拯救德国的精神”。他深情地寄厚望于德国古典文化，德国崇高的音乐和伟大的抒情诗。在那悲剧的局势中，他怀着最热忱的愿望写道：“通过嘹亮的声音把伟大的德国之最富生气的见证带到听众的心里，一一向他们同时提供那永远是最崇高的音乐和诗歌。”（《德国的浩劫》178 页）希望崇高的德国古典音乐再度繁花怒放，滋养、慰藉悲伤的德国人民心灵，恢复德国民族精神。一九五一年在拜罗伊特开幕式上，富特文格勒重新拿起指挥棒，演出了“ 贝九”，成为后人难以超越的巅峰。音乐之外，“ 贝九”体现了作曲家对人类文明的理想信念，使这场演出别有意味， 成为象征着德国民族精神复兴的一个文化符号。全集中收了这个版本，而没收前者，不知是否因为这是一场希特勒生日音乐会。所谓：“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本此精神，既称全集，我认为此版也应收入其中。由于是限量发行的珍藏版，其价格也不菲， 相当于我当时一年的俸禄，只能看着过瘾，摩挲一下。最后我只选了DECCA 中价单张发行的 2CD 的《巴克豪斯最后的演奏会》和伯恩斯坦指挥的“ 柏林墙贝九”。 巴克豪斯被众多人认为是那个时代贝多芬最权威的诠释者之一。他曾被誉为“键盘上的狮子”，风格即人，日文说明书上写道：“从精神气质和知识储备来讲，巴克豪斯无疑属于钢琴家中的古典派，他的风格建立在鲜明的特点、纯粹的声音和直截了当的男性化演绎基础上。”他是一个雄健的人，巴克豪斯一生都喜欢演绎贝多芬，认为“他的音乐，不管是欢乐还是悲伤，都根本符合我的天性，和其他音乐不一样”。或许是作为德国人，他对贝多芬音乐的本质进行了一种深刻的内在思辨，将贝多芬的音乐演绎成一种神圣的逻辑。《巴克豪斯最后的演奏会》是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巴克豪斯在奥地利一个教堂举办音乐会的现场录音。第一张CD 中贝多芬C 大调二十一号《华尔斯坦奏鸣曲》的演绎充满温柔又显得不耐烦，令人捉摸不透，而舒伯特的六首《音乐瞬间》在曲子的处理上，每个音都很干净，犹如细语倾诉自己与音乐融为一体和谐的一生。第二张CD 中的咳嗽、椅子移动及大师微弱的请求变换演奏曲子的声音，带给人一种生动的现场感。匆忙之中，音乐演奏结束了，传达出一丝异样的东西，大师突发心脏病， 一周后去世，这场演奏会是一场通往死的旅途。
伯恩斯坦指挥的“柏林墙贝九”。就艺术而言，除了末章加入童声合唱、癫狂而富有魔性的“ 自由頌”演唱是亮点外，技术和演绎的效果都不如他的老对手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贝九”，但柏林“指挥帝王”于当年七月去世了，这一历史的荣誉便落在了伯恩斯坦身上，我收藏这CD看重的是历史意义。演出后老伯恩斯坦敲打柏林墙体的欢乐场景，让人想到福山的预言“历史的终结”和里根高呼的“我们的时代到来了！”似乎人类共同的价值信仰已破除阻碍，塑造了人类未来的光明与和谐。
神保町书店街有大量书籍聚集在此，经过整理后，大多数以面对面的形式出售。我本为淘书而来，却意外淘到比较稀罕的CD。其快乐就如同在不远处内山书店意外遇上了一本鲁迅签名本的小说。
十多年前，成都有好几家专卖古典音乐CD的店。有一家叫“音乐房子”的离我家仅有二十分钟的路程，闲时我常散着步去逛一下。该店设有听音室，有一套价格昂贵、效果极佳的播放设备，所以，当淘到喜欢的碟片后，我常先坐在听音室里听一遍。而售货小姐居然是个诗歌爱好者，是成都诗人柏桦、翟永明的粉丝，当她知道我认识她崇拜的诗人时，对我也另眼相看。沾诗人的光，在我听音乐时常会享受到一杯免费的下午茶。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专卖古典音乐CD的店纷纷倒闭， 最后“音乐房子”也关了，成为这个城市消逝的风景。但我偶尔还会惦记着神保町旧书店街上是否还保留着那道奇异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