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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教育，顾名思义，是一种“为考试而进行的教育”，考什么教什么，不考不教，评价上唯分数、唯升学率；与考试无关、难以考核的人格养成、个性发展、社会关怀乃至音体美等内容被架空虚置，从而背离了教育树人育人的内涵。改革应试教育，是基础教育改革最重要的
任务。
应试教育在改变吗？
我国从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颁布开始，就一直在倡导素质教育，至今已有十几年了。如何评价当前基础教育的变化，是在改善之中还是继续恶化？我认为不能说完全没有改变，变化是有的。由于强调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取消奥数竞争，改革小升初考试，小学的教育生态有所改善，择校、奥数、学科竞赛等正在隐蔽化。但是中小学教育的基本现实，仍然是应试教育的“一统天下”。
应试教育不仅强度越来越大，难度也越来越高，对熟练程度、解题速度的要求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对”，“刷题”已经成为学习、复习的代名词，高三花整整一年，初三花半年以上的时间，进行记忆力、解题技巧和速度的应试训练。事实上，很多大学导师、高中教师都很难通过高考，即便通过高考的大一、大二学生，再次考试时也很难胜出。评价的扭曲使得“北清率”（北大、清华录取率）已经成为一种正式评价，而在十年前这一说法刚出现时，大家只是作为一个笑谈。应试教育“做大做强”的趋势，突出表现为“超级中学”的崛起，曾经显赫一时的“县一中”现象已经消失，一些学校的极端模式正在走向全国。
应试教育的另一新形态，是借助互联网的数字化生存—以教育创新的名义。“互联网 ” 教育的最显著表现是资本强势进入教育市场，教育培训成为资本逐利的火爆战场，将更多的教育资源不足地区的儿童裹挟进来，使用电子白板、大数据使应试训练更为精细化、精确化，营造全天候的学习环境，使应试训练变得更为便捷和有趣。问题是，它并未脱离某种窠臼：将教育窄化为教学，将教学窄化为应试训练，其实际的关注还是分数和知识点，显示的是在关键教育制度（考试评价制度、重点学校制度）和教育环境、教育文化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单纯的课程改革和教育技术对基础教育的整体改善作用是有限的。
应试教育为什么“有效”
一些“超级中学”对自己的教学成绩很自豪，向批评它们的学校和同行叫板：不服来比一比，谁的学习成绩更好，升学率更高？然而，教育真正需要比较的不是考试分数，而是学生走上社会的适应性、创造力和生活幸福感。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杂技团经过严格训练的猴子、小狗能够走钢丝、钻火圈，有多少人愿意选择这种成功？
对“中国式教学”，包括“超级中学”在应试上的显著成效，我们需要认真辨析。以考试为中心、以知识灌输为主的应试教育，在教学模式上实行的是一种“直接性教学”。其指导理论主要不是来自儿童发展理论，而是建立在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的理论基础上，依据行为研究和如何达成有效训练的研究，控制学习者可以被测量和观察的行为，把教学内容分解为细小并分离的部分（知识点），进行反复强化训练。它的重要概念是塑造、模仿、练习、回馈和强化。
与之相反的是具有建构性的生成性教学，是师生依据已有经验与现场互动的新信息逐渐生成、共同建构的教学过程，具有一定的现场性和随机性。国外教学实验结果显示，直接性教学对达成目标的实效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但并未被追捧，而是被有限地使用在语言教学等领域。相反，通过讨论、阅读、交流获得经验的学习过程，这种平淡无奇的“低效课堂”才是主流。这是因为两者的教学目标完全不同。后者关注的不是“短平快”的教学效果，不是知识点和“提分”，而是学会学习和合作、阅读习惯的养成、知识系统的构建、反思和批判的能力等。这就是为什么不少中国“学霸”在更重视研究能力的研究生阶段和职场中便相形见绌。
应试教育不仅是一种以重复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还因有统一教材、标准答案和唯分数的评价制度，形成一种大一统、强控制、高竞争的制度。在全国统一的高考、省级统一的学业水平考试之外，还有区县一级的统考统测。学校内部则有日测、周考、月考的制度，每个学生都知道自己在全市、全区、全年级的排名，升学率和分数标准与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和工资直接挂钩。这种强控制、高竞争、高评价的制度模式，通过升学率对学校、教师、学生实行捆绑，让师生在这种高压下超负荷地高速运转，完全没有来自家长、教师、学术和任何方面的制约和制衡的
力量。
今天的问题是，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行全民教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应试教育为什么仍然强劲，难以改变？多年来，对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原因解释，主要是高考指挥棒、文化传统、独生子女政策、就业竞争等。后者其实主要是一种社会背景，并不会直接传递到义务教育。对于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似乎也夸大了，这是因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高考瓶颈比现在狭窄得多，小学教育大致还是正常的。可见，影响小学的主要是小升初，影响初中的主要是中考。在教育供求关系极大改善的背景下，基础教育环境继续恶化，教育界将责任主要推向了家长，认为是家长望子成龙、出人头地的功利主义，导致学校减负、家长加负。然而，这可能只是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城市家长，对以考试和分数压迫孩子尤其是小学生的教育深恶痛绝，但投诉无门、反抗乏力，有一点能力的就会选择出国。可见，家长的理性是大致健全的，知道什么是好的教育。
如同中国社会的各类问题，理解这一病态的關键是政府行为。在教育领域，一些地方政府对“教育GDP”（升学率、北清率）的攀比和竞争，是应试教育最主要、最根本的推动力。 “北清率”“宁要鲜桃一口，不要烂桃一筐”，基础教育乱象丛生，这就容易导致超级中学“异军突起”“大行其道”。
重建教育的人文主义价值
实质性的教育改革牵涉政府、学校、学生、家长、社会和市场等各个方面，不是学校和教师可以单独完成的，也不是政府发文开会可以解决的。它需要地方政府改变应试评价，规范学校行为；需要通过办学体制改革，形成新的变革机制，给学校松绑，恢复学校活力。这一变革的前提是教育理念、教育价值的更新。制度和文化是一种一体两面、相互依存的存在，应试教育体制本质上是传统教育文化、功利主义、技术主义的产物。今天谈改变应试教育，促进素质教育，不能不重视观念的革命。呼唤人文主义的价值，这是当前一个世界性的潮流。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教育2030行动纲领》和最新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报告，它强烈而鲜明地提出了人文主义的命题，认为面对世界新的挑战，要重新定义知识、学习和教育，“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1]。而且，它还指出在教育中重申人文主义的方法，可以打破传统发展模式下人类发展的极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开启未来的钥匙。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社会发展，受人力资本理论、教育规划理论的支配，教育的发展目标逐渐异化，发展本身变成了目的，人则成为发展的工具，这被认为是造成全球性问题频发的根源。
因此，要向工具理性的教育价值提出挑战，“在教育和学习方面，要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将人类生存的多个方面融合起来，采取开放的、灵活的、全方位的学习方法，为所有人提供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以实现可持续的未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2]。
美国教育政策的宏观转变，是教育文化转向的最新佐证。2015年12月，奥巴马总统签署的《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是对2002年小布什总统签署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重大改变，从严格强调学业成就、绩效评价重新回到低控制、低竞争的模式。实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负面影响，是我们所熟悉的：在年度测评、达标评价的惩罚压力下，学校越来越重视统考科目的教学；社会学习、美术、音乐、职教、体育和外语等不考的科目被削弱甚至被放弃；不少中小学延长学校上课时间，并且在放学后补课，缩减学生休息时间，甚至取消高年级学生午餐后的15分钟休息时间。可见应试评价的效果，在美国和中国是一样的。
教育目标的冲突也发生在美国校园。2015年岁末，新泽西州格罗夫尔中学举行董事会，讨论是否要降低四、五年级的数学教学标准。这是因为来自亚洲的学霸让美国学生不堪压力，甚至患上心理疾病，美国家长主张“找回童年”，支持旨在培养“完整孩子”的教育。尽管亚裔和中国家长强烈反对，认为减压是一种反智，但校董会最终投票支持简化教学大纲。改革评价的行为也出现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提出了改革入学评价的动议：不再让ACT/SAT分数或拿几门AP课程成为高中生的生活重心，要让他们更多地关注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弗吉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决定加入这一改革，降低标准化考试比重，提高课外活动比重，在申请文书中加入“Caring”的内容。
当代教育变革的另一重大背景，是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创新。无论从事大规模在线教育的MOOCs、可汗学院、新型大学MINERVA、实现个性化教学的微型学校Altschool，以及越来越多的Homeschooling（在家上学），都是以促进个性发展、个性化学习、创造力、核心能力素养等为主要追求，创建知识经济和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它指向了对19世纪“教育工厂”模式的颠覆，而不是用21世紀的技术去强化19世纪的教学。这显示出美国教育创新不是完全由技术主义驱动的，而是具有深刻的人文主义基础。
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一些教育探索正在打破“教材中心”和“课堂中心”，通过跨学科的主题学习和实践教学贯通教学与教育，从课改走向了教改。在个性化、定制式服务的“高技术、高成本”的改革之外，以阅读推广、合作学习、改善师生关系、社区参与等为特点的“低技术、低成本”的教育改革也大有用武之地。众多的“在家上学”、小微学校、华德福学校等，正实践着全人教育、自由教育的理念。这些自下而上的教育创新，昭示着中国教育的希望。
参考文献：
[1][2]顾明远.对教育本质的新认识[N].光明日报，2016-1-5.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孙建辉
任务。
应试教育在改变吗？
我国从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颁布开始，就一直在倡导素质教育，至今已有十几年了。如何评价当前基础教育的变化，是在改善之中还是继续恶化？我认为不能说完全没有改变，变化是有的。由于强调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取消奥数竞争，改革小升初考试，小学的教育生态有所改善，择校、奥数、学科竞赛等正在隐蔽化。但是中小学教育的基本现实，仍然是应试教育的“一统天下”。
应试教育不仅强度越来越大，难度也越来越高，对熟练程度、解题速度的要求是“一看就会，一做就对”，“刷题”已经成为学习、复习的代名词，高三花整整一年，初三花半年以上的时间，进行记忆力、解题技巧和速度的应试训练。事实上，很多大学导师、高中教师都很难通过高考，即便通过高考的大一、大二学生，再次考试时也很难胜出。评价的扭曲使得“北清率”（北大、清华录取率）已经成为一种正式评价，而在十年前这一说法刚出现时，大家只是作为一个笑谈。应试教育“做大做强”的趋势，突出表现为“超级中学”的崛起，曾经显赫一时的“县一中”现象已经消失，一些学校的极端模式正在走向全国。
应试教育的另一新形态，是借助互联网的数字化生存—以教育创新的名义。“互联网 ” 教育的最显著表现是资本强势进入教育市场，教育培训成为资本逐利的火爆战场，将更多的教育资源不足地区的儿童裹挟进来，使用电子白板、大数据使应试训练更为精细化、精确化，营造全天候的学习环境，使应试训练变得更为便捷和有趣。问题是，它并未脱离某种窠臼：将教育窄化为教学，将教学窄化为应试训练，其实际的关注还是分数和知识点，显示的是在关键教育制度（考试评价制度、重点学校制度）和教育环境、教育文化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单纯的课程改革和教育技术对基础教育的整体改善作用是有限的。
应试教育为什么“有效”
一些“超级中学”对自己的教学成绩很自豪，向批评它们的学校和同行叫板：不服来比一比，谁的学习成绩更好，升学率更高？然而，教育真正需要比较的不是考试分数，而是学生走上社会的适应性、创造力和生活幸福感。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杂技团经过严格训练的猴子、小狗能够走钢丝、钻火圈，有多少人愿意选择这种成功？
对“中国式教学”，包括“超级中学”在应试上的显著成效，我们需要认真辨析。以考试为中心、以知识灌输为主的应试教育，在教学模式上实行的是一种“直接性教学”。其指导理论主要不是来自儿童发展理论，而是建立在斯金纳的操作条件反射的理论基础上，依据行为研究和如何达成有效训练的研究，控制学习者可以被测量和观察的行为，把教学内容分解为细小并分离的部分（知识点），进行反复强化训练。它的重要概念是塑造、模仿、练习、回馈和强化。
与之相反的是具有建构性的生成性教学，是师生依据已有经验与现场互动的新信息逐渐生成、共同建构的教学过程，具有一定的现场性和随机性。国外教学实验结果显示，直接性教学对达成目标的实效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但并未被追捧，而是被有限地使用在语言教学等领域。相反，通过讨论、阅读、交流获得经验的学习过程，这种平淡无奇的“低效课堂”才是主流。这是因为两者的教学目标完全不同。后者关注的不是“短平快”的教学效果，不是知识点和“提分”，而是学会学习和合作、阅读习惯的养成、知识系统的构建、反思和批判的能力等。这就是为什么不少中国“学霸”在更重视研究能力的研究生阶段和职场中便相形见绌。
应试教育不仅是一种以重复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还因有统一教材、标准答案和唯分数的评价制度，形成一种大一统、强控制、高竞争的制度。在全国统一的高考、省级统一的学业水平考试之外，还有区县一级的统考统测。学校内部则有日测、周考、月考的制度，每个学生都知道自己在全市、全区、全年级的排名，升学率和分数标准与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和工资直接挂钩。这种强控制、高竞争、高评价的制度模式，通过升学率对学校、教师、学生实行捆绑，让师生在这种高压下超负荷地高速运转，完全没有来自家长、教师、学术和任何方面的制约和制衡的
力量。
今天的问题是，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行全民教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应试教育为什么仍然强劲，难以改变？多年来，对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原因解释，主要是高考指挥棒、文化传统、独生子女政策、就业竞争等。后者其实主要是一种社会背景，并不会直接传递到义务教育。对于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似乎也夸大了，这是因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高考瓶颈比现在狭窄得多，小学教育大致还是正常的。可见，影响小学的主要是小升初，影响初中的主要是中考。在教育供求关系极大改善的背景下，基础教育环境继续恶化，教育界将责任主要推向了家长，认为是家长望子成龙、出人头地的功利主义，导致学校减负、家长加负。然而，这可能只是结果而非原因。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城市家长，对以考试和分数压迫孩子尤其是小学生的教育深恶痛绝，但投诉无门、反抗乏力，有一点能力的就会选择出国。可见，家长的理性是大致健全的，知道什么是好的教育。
如同中国社会的各类问题，理解这一病态的關键是政府行为。在教育领域，一些地方政府对“教育GDP”（升学率、北清率）的攀比和竞争，是应试教育最主要、最根本的推动力。 “北清率”“宁要鲜桃一口，不要烂桃一筐”，基础教育乱象丛生，这就容易导致超级中学“异军突起”“大行其道”。
重建教育的人文主义价值
实质性的教育改革牵涉政府、学校、学生、家长、社会和市场等各个方面，不是学校和教师可以单独完成的，也不是政府发文开会可以解决的。它需要地方政府改变应试评价，规范学校行为；需要通过办学体制改革，形成新的变革机制，给学校松绑，恢复学校活力。这一变革的前提是教育理念、教育价值的更新。制度和文化是一种一体两面、相互依存的存在，应试教育体制本质上是传统教育文化、功利主义、技术主义的产物。今天谈改变应试教育，促进素质教育，不能不重视观念的革命。呼唤人文主义的价值，这是当前一个世界性的潮流。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教育2030行动纲领》和最新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报告，它强烈而鲜明地提出了人文主义的命题，认为面对世界新的挑战，要重新定义知识、学习和教育，“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1]。而且，它还指出在教育中重申人文主义的方法，可以打破传统发展模式下人类发展的极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开启未来的钥匙。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社会发展，受人力资本理论、教育规划理论的支配，教育的发展目标逐渐异化，发展本身变成了目的，人则成为发展的工具，这被认为是造成全球性问题频发的根源。
因此，要向工具理性的教育价值提出挑战，“在教育和学习方面，要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将人类生存的多个方面融合起来，采取开放的、灵活的、全方位的学习方法，为所有人提供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以实现可持续的未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2]。
美国教育政策的宏观转变，是教育文化转向的最新佐证。2015年12月，奥巴马总统签署的《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是对2002年小布什总统签署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重大改变，从严格强调学业成就、绩效评价重新回到低控制、低竞争的模式。实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负面影响，是我们所熟悉的：在年度测评、达标评价的惩罚压力下，学校越来越重视统考科目的教学；社会学习、美术、音乐、职教、体育和外语等不考的科目被削弱甚至被放弃；不少中小学延长学校上课时间，并且在放学后补课，缩减学生休息时间，甚至取消高年级学生午餐后的15分钟休息时间。可见应试评价的效果，在美国和中国是一样的。
教育目标的冲突也发生在美国校园。2015年岁末，新泽西州格罗夫尔中学举行董事会，讨论是否要降低四、五年级的数学教学标准。这是因为来自亚洲的学霸让美国学生不堪压力，甚至患上心理疾病，美国家长主张“找回童年”，支持旨在培养“完整孩子”的教育。尽管亚裔和中国家长强烈反对，认为减压是一种反智，但校董会最终投票支持简化教学大纲。改革评价的行为也出现了。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提出了改革入学评价的动议：不再让ACT/SAT分数或拿几门AP课程成为高中生的生活重心，要让他们更多地关注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弗吉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决定加入这一改革，降低标准化考试比重，提高课外活动比重，在申请文书中加入“Caring”的内容。
当代教育变革的另一重大背景，是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创新。无论从事大规模在线教育的MOOCs、可汗学院、新型大学MINERVA、实现个性化教学的微型学校Altschool，以及越来越多的Homeschooling（在家上学），都是以促进个性发展、个性化学习、创造力、核心能力素养等为主要追求，创建知识经济和互联网时代的教育。它指向了对19世纪“教育工厂”模式的颠覆，而不是用21世紀的技术去强化19世纪的教学。这显示出美国教育创新不是完全由技术主义驱动的，而是具有深刻的人文主义基础。
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一些教育探索正在打破“教材中心”和“课堂中心”，通过跨学科的主题学习和实践教学贯通教学与教育，从课改走向了教改。在个性化、定制式服务的“高技术、高成本”的改革之外，以阅读推广、合作学习、改善师生关系、社区参与等为特点的“低技术、低成本”的教育改革也大有用武之地。众多的“在家上学”、小微学校、华德福学校等，正实践着全人教育、自由教育的理念。这些自下而上的教育创新，昭示着中国教育的希望。
参考文献：
[1][2]顾明远.对教育本质的新认识[N].光明日报，2016-1-5.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孙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