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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道德内涵角度对作品进行解读,认为刘恒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对幸福的理解缺少了一种道德的崇高感,认同了小市民卑贱的世俗心态;在表现人物伦理关系方面同样缺失了道德内涵,因而造成作品的缺憾。
【关键词】幸福 家庭伦理 道德缺失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6-00125-02
追求幸福,是人们生活实践的最终目标和巨大动力,而道德却是人们幸福生活的源泉,追求幸福必须追求道德。道德对幸福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人的尊严和人的理性本质的确认,为幸福获得合乎人性的发展方向提供担保”。[1]中国自古就把幸福与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宋代哲学家张载就曾经说过:“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2]佛教中也说:“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同样认为.幸福不在遥远的天国,也不在人的任意想象中,幸福就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就在人们的道德实践中。所以尽管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尽相同,我们却不能忽略幸福背后的道德意义与力量。
因此,在提倡法治与德治的当今社会,我们来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优秀,也不能够再单纯地从接受角度和艺术角度评价,更要看作品本身是否蕴含着一种道德感,是否有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是否有一种健全的伦理观念,能否对人生的思考起到积极的意义,能否建构人的精神文明。因此,有些作品也许非常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但是从作品所蕴含的道德内涵来看,依然有不小的缺憾,比如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是刘恒1997年创作的作品,在《北京文学》连载后,全国各大刊物和报纸争相转载,随后,先后被改编成冯巩主演的电影《没事偷着乐》,梁冠华主演的二十集同名电视剧,以及续集《美丽的家》。刘恒笔下的那个贫嘴的小人物——张大民,在很长时间成为人们关注谈论的对象。从接受角度看,作品无疑获得了成功,但是作品在描写小人物“幸福”生活的同时,却忘记了道德意义的生成,造成作品格调与品味的下降。
作家借作品表达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与认识,而作家刘恒对幸福的理解就直接决定了“张大民”对生活是否感到幸福的态度。刘恒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谈到了对中“幸福”二字的理解:“幸福二字不是反讽,也没有新意,可理解为‘不幸福’,也可以理解为‘乍一看不幸福,细想想挺幸福’,总之,不同的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可是谁的结论都不是终极结论。什么叫幸福,这是人类永恒的难题,我认为个体的生命以死亡为终结,使不幸福成为必然,也使任何幸福都成为相对的。总之在最后的钟声响起之前,任何贫穷、劳碌、辛酸、苦楚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忍受它们并争取战胜它们,是我们作为人的基本使命,也是我们幸福的源泉,有人断定张大民是奴隶,在我眼里,则没有比他更朴素更纯粹的人生斗士了。”[3]在这段关于幸福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恒认为的幸福是一种缺乏崇高感的幸福,能够依靠忍受以及卑微,在辛苦的人生中艰难的活下去就已经算是幸福的事情了。因此作家在对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理解上表示了充分的认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幸福”二字,没有反讽,而是认同。然而,细读文本我们能够发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幸福”,却未必是我们所认同的“幸福”。
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小市民,张大民的生活到底是否幸福,我们来品味此书中多次重复出现的一句话——“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李云芳不治而愈,嫁给了张大民,从此两个人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应该说,作者这次对幸福的定义包含着婚姻的高贵和欣喜,还有着道德的支持和积淀,但是接下来对幸福的定义,作者描写夫妻二人性爱之后,说道,“两个人扎扎实实的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则不免有些低俗和卑下了。作者在后面对幸福的界定中,慢慢放弃了道德的标尺,更趋于庸俗和世俗化,甚至媚俗。学习了三民夫妇的性爱方式,“两个人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木勺的金光灿灿的大戒指,让“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满足而欣喜的笑容。他们过上了更加幸福的生活了。”幸福的事情在不断地增多,而道德也在一步步堕落。坦白的讲,小人物的这些日常生活追求并无可厚非,但只有这些却是远远不够的。作者在这里对小人物的幸福生活追求描写的时候,虽然也写到了幸福的辛酸,但却并未对这种幸福的意义和价值提出质疑,反而认同了从小人物的幸福感,因而丧失了更高的道德追求。人在满足了生存的基本要求之后,更该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而张大民们却并非如此,他们总是满足于对生命最低层次的追求之中,努力追求生命本能层次的满足,所谓,“食,色,性也。”张大民每天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吃好,拼命地把每一分钱都算得仔仔细细,最具代表性的也是非常能体现人物这一特点的就是他与李云芳的一段话:
“你们厂夜班费6毛钱,我们厂夜班费8毛钱。我上一个夜班比你多挣2毛钱,我要上一个月夜班就比你多挣6块钱了。看起来是这样吧?其实不是这样。问题出在夜餐上面。你们厂一碗馄饨2毛钱,我们厂一碗馄饨3毛钱,我上一个夜班才比你多挣1毛钱。我要是一碗馄饨吃不饱,再加半碗,我上一个夜班就比你少挣5分钱了,不过你们厂一碗馄饨才给10个,我们厂一碗馄饨给12个,这样一算咱俩上一个夜班就挣得差不多了,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可是你们厂的馄饨馅儿肉搁的多,算来算去还是我们厂亏了。表面看起来你们厂的夜班费少几毛钱,实际上1分钱都不少!云芳,你觉得呢?”
看这段描写,首先我们会觉得张大民的精打细算有趣不已,仔细读又会看到小人物生活的辛酸和悲苦,然而,这里面却隐含着一种崇高道德的缺失。作者在这里一味的沉溺于自己语言描写的有趣与狂欢之中,而缺乏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审视,没有看到这种“贫嘴”背后的道德危机和精神空虚,不自觉地认同了小人物的对幸福的粗浅理解,从而缺少了一种崇高的道德建构。作者对生活的理解,也缺乏一种崇高感,认同了生活本来就是粗浅而又琐碎的世俗态度。
作品认同了普通小市民的粗浅的幸福观,其根源在于作家认同了小市民世俗的卑贱心态。因为盖房子,张大民和邻居产生了冲突,在他身上突出表现了小市民那种胆小怕事却又拼命想要得到些小利益的性格特点:“翻砂工终于暴跳起来了,真的捡了半块砖头。张大民心头一惊。他用砖头拍我脑袋怎么办?他把我拍成了大傻子怎么办?翻砂工的眼神儿稍稍往旁边躲了一下。张大民倍受鼓舞,脑袋又烈士一样昂起来了。”作者在这里出色的刻画出了小市民的卑贱与贪婪,这本来是作者很好的一个机会,继续深究下去,继而揭露出人性的自私与丑陋,然而作者却恰恰止步于此,给这种市民的卑贱的性格增加了可爱和亮丽的色彩,从而大大冲淡了道德批判和审视的意味。张大民新的“宫殿”的落成,靠的是小市民的无耻心态和痞子作风,作者不但对这些未作正面的批判,反而把这当成是小人物悲苦生活的正当宣泄与诉求而给与同情,最终混淆了同情与道德的界限。同情人物的命运,并不应该牺牲道德,相反,真正的同情人物命运,就更应该积极地帮助人物建构主体性,促进人物道德的完满和人物自身价值的实现。
在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家庭伦理关系方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道德的缺失。张大民与二民之间的相互挖苦与争斗,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原因,也远远超出了兄妹间开开玩笑的界限;二民惨淡的感情生活不但没有得到哥哥的关爱和同情,反而成了大民挖苦和耍贫嘴的对象。五民是家中的知识分子,苦读之后考上大学即将远行,不但没有对家的眷恋,反而喊出了哪怕到西北种向日葵也不回家的誓言。年少的冲动终也抵不过现实的残酷,五民最终还是选择了回来。但五民的回家却并没有家庭伦理的因素,而是为了自己仕途的便利。五民回家之后,对妈妈说的一句:“老人家,您辛苦了”,更是把母爱和亲情扫荡的一干二净。在面对丢妈的这件事情上,所有的人物都缺乏一种自我的反省,而只是相互指责。在对待这些人物的态度上,作者是有所讽刺的,但作者的讽刺只限于人物的语言和行为层面,而没有上升到人性的高度上去,没有看到人物的道德缺失。作者在这里把兄弟姐妹间的家长里短和不休的争吵,当成是一种日常生活风趣的描绘,却没有注意到人物亲情的缺乏和伦理的不健全,没有提出建构合理的家庭伦理关系。
正如有人所说:“我尊重感觉,但我更尊重理性;我尊重物质,但我更尊重精神;我尊重自己,但我更尊重他人和社会。”[4]所以,作家刘恒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所描述的“幸福”,更多的是一种缺乏理性的个人的主观感受和体验。虽然不管是文本还是影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的诙谐和对小市民的灰色生活的描绘,也每每让读者忍俊不禁,但是,当我们把这部作品放到道德和伦理的高度来审视,就会发现,作者过分的追求语言的诙谐有趣,而缺乏对人的终极关爱和人的道德的合理建构;过分地强调个人对幸福的一种主观上的理解与追求,而割裂了真正的幸福与道德的内在的联系与统一,因此仍不能算是一部完满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69.
[2] 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32.
[3] 刘毅.作家刘恒的幸福生活[J].商业时代,2000(6).
[4] 夏伟东.道德的历史与现实[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28.
【关键词】幸福 家庭伦理 道德缺失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6-00125-02
追求幸福,是人们生活实践的最终目标和巨大动力,而道德却是人们幸福生活的源泉,追求幸福必须追求道德。道德对幸福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人的尊严和人的理性本质的确认,为幸福获得合乎人性的发展方向提供担保”。[1]中国自古就把幸福与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宋代哲学家张载就曾经说过:“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2]佛教中也说:“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同样认为.幸福不在遥远的天国,也不在人的任意想象中,幸福就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就在人们的道德实践中。所以尽管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尽相同,我们却不能忽略幸福背后的道德意义与力量。
因此,在提倡法治与德治的当今社会,我们来判断一部文学作品是否优秀,也不能够再单纯地从接受角度和艺术角度评价,更要看作品本身是否蕴含着一种道德感,是否有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是否有一种健全的伦理观念,能否对人生的思考起到积极的意义,能否建构人的精神文明。因此,有些作品也许非常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但是从作品所蕴含的道德内涵来看,依然有不小的缺憾,比如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是刘恒1997年创作的作品,在《北京文学》连载后,全国各大刊物和报纸争相转载,随后,先后被改编成冯巩主演的电影《没事偷着乐》,梁冠华主演的二十集同名电视剧,以及续集《美丽的家》。刘恒笔下的那个贫嘴的小人物——张大民,在很长时间成为人们关注谈论的对象。从接受角度看,作品无疑获得了成功,但是作品在描写小人物“幸福”生活的同时,却忘记了道德意义的生成,造成作品格调与品味的下降。
作家借作品表达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与认识,而作家刘恒对幸福的理解就直接决定了“张大民”对生活是否感到幸福的态度。刘恒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谈到了对中“幸福”二字的理解:“幸福二字不是反讽,也没有新意,可理解为‘不幸福’,也可以理解为‘乍一看不幸福,细想想挺幸福’,总之,不同的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可是谁的结论都不是终极结论。什么叫幸福,这是人类永恒的难题,我认为个体的生命以死亡为终结,使不幸福成为必然,也使任何幸福都成为相对的。总之在最后的钟声响起之前,任何贫穷、劳碌、辛酸、苦楚都是微不足道的,而忍受它们并争取战胜它们,是我们作为人的基本使命,也是我们幸福的源泉,有人断定张大民是奴隶,在我眼里,则没有比他更朴素更纯粹的人生斗士了。”[3]在这段关于幸福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恒认为的幸福是一种缺乏崇高感的幸福,能够依靠忍受以及卑微,在辛苦的人生中艰难的活下去就已经算是幸福的事情了。因此作家在对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理解上表示了充分的认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幸福”二字,没有反讽,而是认同。然而,细读文本我们能够发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幸福”,却未必是我们所认同的“幸福”。
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小市民,张大民的生活到底是否幸福,我们来品味此书中多次重复出现的一句话——“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李云芳不治而愈,嫁给了张大民,从此两个人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应该说,作者这次对幸福的定义包含着婚姻的高贵和欣喜,还有着道德的支持和积淀,但是接下来对幸福的定义,作者描写夫妻二人性爱之后,说道,“两个人扎扎实实的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则不免有些低俗和卑下了。作者在后面对幸福的界定中,慢慢放弃了道德的标尺,更趋于庸俗和世俗化,甚至媚俗。学习了三民夫妇的性爱方式,“两个人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木勺的金光灿灿的大戒指,让“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满足而欣喜的笑容。他们过上了更加幸福的生活了。”幸福的事情在不断地增多,而道德也在一步步堕落。坦白的讲,小人物的这些日常生活追求并无可厚非,但只有这些却是远远不够的。作者在这里对小人物的幸福生活追求描写的时候,虽然也写到了幸福的辛酸,但却并未对这种幸福的意义和价值提出质疑,反而认同了从小人物的幸福感,因而丧失了更高的道德追求。人在满足了生存的基本要求之后,更该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而张大民们却并非如此,他们总是满足于对生命最低层次的追求之中,努力追求生命本能层次的满足,所谓,“食,色,性也。”张大民每天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吃好,拼命地把每一分钱都算得仔仔细细,最具代表性的也是非常能体现人物这一特点的就是他与李云芳的一段话:
“你们厂夜班费6毛钱,我们厂夜班费8毛钱。我上一个夜班比你多挣2毛钱,我要上一个月夜班就比你多挣6块钱了。看起来是这样吧?其实不是这样。问题出在夜餐上面。你们厂一碗馄饨2毛钱,我们厂一碗馄饨3毛钱,我上一个夜班才比你多挣1毛钱。我要是一碗馄饨吃不饱,再加半碗,我上一个夜班就比你少挣5分钱了,不过你们厂一碗馄饨才给10个,我们厂一碗馄饨给12个,这样一算咱俩上一个夜班就挣得差不多了,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可是你们厂的馄饨馅儿肉搁的多,算来算去还是我们厂亏了。表面看起来你们厂的夜班费少几毛钱,实际上1分钱都不少!云芳,你觉得呢?”
看这段描写,首先我们会觉得张大民的精打细算有趣不已,仔细读又会看到小人物生活的辛酸和悲苦,然而,这里面却隐含着一种崇高道德的缺失。作者在这里一味的沉溺于自己语言描写的有趣与狂欢之中,而缺乏对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审视,没有看到这种“贫嘴”背后的道德危机和精神空虚,不自觉地认同了小人物的对幸福的粗浅理解,从而缺少了一种崇高的道德建构。作者对生活的理解,也缺乏一种崇高感,认同了生活本来就是粗浅而又琐碎的世俗态度。
作品认同了普通小市民的粗浅的幸福观,其根源在于作家认同了小市民世俗的卑贱心态。因为盖房子,张大民和邻居产生了冲突,在他身上突出表现了小市民那种胆小怕事却又拼命想要得到些小利益的性格特点:“翻砂工终于暴跳起来了,真的捡了半块砖头。张大民心头一惊。他用砖头拍我脑袋怎么办?他把我拍成了大傻子怎么办?翻砂工的眼神儿稍稍往旁边躲了一下。张大民倍受鼓舞,脑袋又烈士一样昂起来了。”作者在这里出色的刻画出了小市民的卑贱与贪婪,这本来是作者很好的一个机会,继续深究下去,继而揭露出人性的自私与丑陋,然而作者却恰恰止步于此,给这种市民的卑贱的性格增加了可爱和亮丽的色彩,从而大大冲淡了道德批判和审视的意味。张大民新的“宫殿”的落成,靠的是小市民的无耻心态和痞子作风,作者不但对这些未作正面的批判,反而把这当成是小人物悲苦生活的正当宣泄与诉求而给与同情,最终混淆了同情与道德的界限。同情人物的命运,并不应该牺牲道德,相反,真正的同情人物命运,就更应该积极地帮助人物建构主体性,促进人物道德的完满和人物自身价值的实现。
在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家庭伦理关系方面,我们同样可以看到道德的缺失。张大民与二民之间的相互挖苦与争斗,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原因,也远远超出了兄妹间开开玩笑的界限;二民惨淡的感情生活不但没有得到哥哥的关爱和同情,反而成了大民挖苦和耍贫嘴的对象。五民是家中的知识分子,苦读之后考上大学即将远行,不但没有对家的眷恋,反而喊出了哪怕到西北种向日葵也不回家的誓言。年少的冲动终也抵不过现实的残酷,五民最终还是选择了回来。但五民的回家却并没有家庭伦理的因素,而是为了自己仕途的便利。五民回家之后,对妈妈说的一句:“老人家,您辛苦了”,更是把母爱和亲情扫荡的一干二净。在面对丢妈的这件事情上,所有的人物都缺乏一种自我的反省,而只是相互指责。在对待这些人物的态度上,作者是有所讽刺的,但作者的讽刺只限于人物的语言和行为层面,而没有上升到人性的高度上去,没有看到人物的道德缺失。作者在这里把兄弟姐妹间的家长里短和不休的争吵,当成是一种日常生活风趣的描绘,却没有注意到人物亲情的缺乏和伦理的不健全,没有提出建构合理的家庭伦理关系。
正如有人所说:“我尊重感觉,但我更尊重理性;我尊重物质,但我更尊重精神;我尊重自己,但我更尊重他人和社会。”[4]所以,作家刘恒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所描述的“幸福”,更多的是一种缺乏理性的个人的主观感受和体验。虽然不管是文本还是影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的诙谐和对小市民的灰色生活的描绘,也每每让读者忍俊不禁,但是,当我们把这部作品放到道德和伦理的高度来审视,就会发现,作者过分的追求语言的诙谐有趣,而缺乏对人的终极关爱和人的道德的合理建构;过分地强调个人对幸福的一种主观上的理解与追求,而割裂了真正的幸福与道德的内在的联系与统一,因此仍不能算是一部完满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69.
[2] 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32.
[3] 刘毅.作家刘恒的幸福生活[J].商业时代,2000(6).
[4] 夏伟东.道德的历史与现实[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