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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债危机的不断蔓延、深化，欧洲一体化建设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欧元崩溃说”、“欧盟解体说”、“欧洲衰落论”等各种怀疑论、悲观论层出不穷，欧洲患上“一体化疲劳症”，欧洲一体化建设前景蒙上厚重的阴影。但与此同时，在危机刺激下，法德“发动机”重启，欧盟相继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欧元区政府将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经济统合，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等，又显示出欧盟“走强”的一面。
欧盟被危机链所困扰
欧债危机不是一个单独的危机，而只是欧洲危机链上的一个部分，这个危机链导致欧盟综合实力和内外影响严重受损，一体化建设进入高度不稳定的时期。当前欧盟遭遇的主要危机有：
一、欧债危机
2009年底由希腊首先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两年来迅速波及的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也面临出现危机的高风险，五国被称为“欧猪五国”（PIIGS）。据欧盟统计，2010年五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分别为：希10.5%、爱32.4%、葡9.1%、西9.2%、意4.6%；公债占GDP比重为：希142.8%、爱96.2%、葡93%、西60.1%、意119%；远远超过《欧洲稳定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占GDP的3%、公债占GDP的60%的标准。更严重的是，债务状况恶化不断呈蔓延扩大之势。主要经济体德、法、英均超标，德国财政赤字占3.3%、公债占83.2%；法国财政赤字占7%、公债占81.7%；英国财政赤字占10.4%，仅次于爱、希，公债达80%。英、法面临信用评级下调的压力。欧盟采取的应对措施一靠借新债还旧债，致使银行业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的风险加大；二靠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此举限制了消费和投资，造成欧盟经济复苏无望。
二、政治危机
危机的表面是经济问题，但深刻暴露出一体化进程中政治与经济发展失衡的矛盾。在危机面前，成员国各自为政，法德“发动机”时停时续，法英德三大国勾心斗角，债权国与债务国、地中海国家与北欧、新老成员国等矛盾分歧不断，形成不同利益集团。欧盟新老机构难有作为，严重削弱了欧盟应对危机的能力。据法国《世界报》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如果欧盟国家在解决债务问题上缺乏政治领导力，将引发重大金融市场动荡。
三、体制危机
欧债危机暴露出欧洲资本主义体制的弊端。一是高福利为特征的社会市场经济难以为继。福利社会过于偏重社会效率，造成多年来政府入不敷出，久而久之债台高筑，再也无力为高福利政策提供经济保障。二是体制转型激起民众的强烈反对。为应对危机，政府被迫改变过去的增长和消费方式，采取包括减少公共开支、降低福利、增加税收为主的紧缩政策，严重伤及民众的切身利益。三是欧元区成立时留下的隐患。欧元形成单一的货币政策，但没有共同的财政政策，违背了经济与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形成畸形的财政运作模式。
四、信任危机
民众对政治的信任感持续低落，政党及政府的支持率下降，各种选举的弃权率越来越高。危机对民众、市场的信心打击沉重，一方面债务高企，负债状况持续恶化，银行收縮放贷；另一方面政府又采取紧缩措施，造成支撑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投资和消费需求明显萎缩，经济增速放缓，伤害了投资者、消费者的信心，造成经济、金融形势持续动荡。
五、社会危机
在危机冲击下，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现象加剧。各国治安形势普遍恶化，面临新一轮的社会政治动荡时期。英、法、西、德、希、意等国大规模罢工、示威以及“暴力抗争”风潮不断，极端势力、排外势力、民粹分子以及无政府主义分子借机作乱。7月22日在世界最富有和多元文化最包容的国家挪威，发生了震惊全球的枪击惨案。8月初，在曾经是成功实现多元文化、多民族融合的伦敦市郊，发生了大规模骚乱。
“去化”问题造成一体化“趋弱”
欧盟在外有全球化、经济金融危机，内有债务、政治、社会等多重危机打击之下， 成员国内从精英到民众对全球化、一体化、多元文化热情和支持锐减，反对、不满、怀疑形成的“去化”问题，成为一体化“趋弱”的主因。
第一，对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不适应，导致“去全球化”。欧盟对全球化造成的世界格局及力量对比的变化充满疑虑和恐惧。近十年来，同比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欧盟受扩员、深化政治改革及机制建设等问题的拖累发展迟缓，内部矛盾制约内外政策。金融危机更加剧了这一发展趋势，导致欧盟国际战略地位和处境日趋不利。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欧盟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与新兴大国的差距则越来越小。许多政治精英和民众把欧盟遭遇的各种困难诸如通货膨胀、失业高企和经济增长乏力等归咎于全球化，欧洲出现周期性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去全球化”的思潮与行动泛滥。法国多达84%的人表示反对开放边界。法国舆论认为，“去全球化”将是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的重要主题。
第二，欧盟发展模式暴露出的弊端，产生“去一体化”。长期以来，共同的民主自由理念、福利社会、公正与多元文化等元素构成欧洲联合的共识与认同。但如今“疑欧恐欧”情绪上升，一体化建设陷入低谷，民众对“欧洲模式”心存不确定性。西班牙《国家报》发表评论认为，“欧洲患上了疲劳症，扩张后对扩张感到疲劳，制宪失败后对政治一体化感到疲劳，欧元危机后对经济和金融感到疲劳”。反对欧洲联合的“去一体化”势力得势，使欧洲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右翼政治势力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第三，法德分歧矛盾增多，出现“去轴心化”。长期致力于推动欧盟一体化发展的法德“发动机”，如今在危机面前运转失灵，迷失方向。两国在加强经济治理、如何救助及其规模、欧盟影响力及领导权、发展核能、打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等问题上分歧公开化。两国领导人更看重国内利益、民意走向和争取选票。德国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变成时时说“不”的反对者。据最新民调显示，63%的德国人不再信任欧洲，仅有24%的人认为加入欧盟利大于弊。法德矛盾增加的同时，其他成员国也不满法德当“老大”，反对欧盟发展进程被法德所左右。
第四，“极右”和极端势力上升，引发“去多元化”。近年来，欧洲极端和保守势力利用公众对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不满情绪，在移民和多元文化上大做文章，竭力宣扬“白人至上”、反对外来移民、反伊斯兰主义、清除多元文化等“极右”思想，新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等组织团体在德、法、比、荷、意、英、北欧和东欧国家扩大声势，取得较大影响。英、法、德领导人均承认“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法国通过限制佩戴伊斯兰头巾的法律；丹麦人民党在议会获得25席，在其推动下5月政府宣布对边界进行单方面控制；荷兰极右翼的自由党已成为第三大党，宣布要改变多元文化政策；芬兰正统芬兰人党在4月大选中赢得超过五分之一的选票；在发生枪击惨案的挪威，持排外思想的进步党在2010年议会选举中获得22%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二大党。
欧盟继续展现“走强”
尽管一体化建设困难重重，但欧盟及其成员国借助危机“重塑欧洲”的期待也在增强，危机中欧盟表现出较强的“保护功能”，一体化建设在困境中顽强奋斗，展示其“强欧洲”的一面：
首先，欧盟在抵御危机中显示出“堡垒”作用。欧洲一体化发展历来是在压力和危机下取得的，每次危机都会使欧盟退一步进两步。危机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屡屡打破“禁忌”，表现出较强的修复能力和自救能力：《稳定和增长公约》禁止向成员国提供救助，欧盟先是通过临时救助机制——“欧洲金融稳定安排”绕开规定，后又决定修改条约成立永久性救助机制——“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希腊先后获得两轮总额为2300亿欧元援助贷款，爱尔兰、葡萄牙也各获850亿、780 亿。《竞争力公约》的通过表明各国就税收、社会福利、劳工市场政策将“紧密协调”，经济社会主权进一步向欧盟让渡。在加强经济治理方面，2010年6月通过了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规划，即“欧洲2020战略”，旨在改变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复苏，促进新一轮增长。欧元区经济政府一旦成立，不仅实现了期盼已久的经货联盟，而且向“强欧洲”又迈出了一大步。
其次，法德“发动机”重启。法德是欧洲一体化发展的“火车头”，欧盟每一个重大决定，每一次重要会议都事先由法德两国领导人协商定调。“法德和、欧盟兴”，正如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德洛尔所说，“法德联盟是欧盟的生命之树”。尽管两国分歧不断，但随着危机的深入及蔓延，两国领导人均意识到团结一致，捍卫欧元区稳定和避免一体化倒退的重要性。从2011年年初起，两国协调面、妥协面有所增强。德国总理默克尔同意设立永久性救助机制，接受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的欧元区经济政府的倡议。8月法德特别峰会上，两国更宣布采取一系列重要倡议：成立17个欧元区国家组成的经济政府，成员国将财政平衡政策的“黄金准则”纳入各自国家的宪法，开征国际金融交易税，法德将从2013年起两国实行统一的公司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表示，法德建议为欧元区加强经济治理的努力做出了“重要政治贡献”。
第三，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发挥“独特”作用。尽管欧盟在内政外交方面困难重重，但欧盟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体制格局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和影响。2011年法国同时担任G8、G20主席国主席，法英在推翻卡扎菲政权上起到关键作用，进一步提升了欧盟国际影响力。欧盟坚持推行其全球治理理念，极力引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推动国际体系改革，力主使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化谈判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等三大领域成为欧盟的外交“品牌”。恰如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
欧盟被危机链所困扰
欧债危机不是一个单独的危机，而只是欧洲危机链上的一个部分，这个危机链导致欧盟综合实力和内外影响严重受损，一体化建设进入高度不稳定的时期。当前欧盟遭遇的主要危机有：
一、欧债危机
2009年底由希腊首先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两年来迅速波及的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也面临出现危机的高风险，五国被称为“欧猪五国”（PIIGS）。据欧盟统计，2010年五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分别为：希10.5%、爱32.4%、葡9.1%、西9.2%、意4.6%；公债占GDP比重为：希142.8%、爱96.2%、葡93%、西60.1%、意119%；远远超过《欧洲稳定公约》规定的财政赤字占GDP的3%、公债占GDP的60%的标准。更严重的是，债务状况恶化不断呈蔓延扩大之势。主要经济体德、法、英均超标，德国财政赤字占3.3%、公债占83.2%；法国财政赤字占7%、公债占81.7%；英国财政赤字占10.4%，仅次于爱、希，公债达80%。英、法面临信用评级下调的压力。欧盟采取的应对措施一靠借新债还旧债，致使银行业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的风险加大；二靠政府采取紧缩政策，此举限制了消费和投资，造成欧盟经济复苏无望。
二、政治危机
危机的表面是经济问题，但深刻暴露出一体化进程中政治与经济发展失衡的矛盾。在危机面前，成员国各自为政，法德“发动机”时停时续，法英德三大国勾心斗角，债权国与债务国、地中海国家与北欧、新老成员国等矛盾分歧不断，形成不同利益集团。欧盟新老机构难有作为，严重削弱了欧盟应对危机的能力。据法国《世界报》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如果欧盟国家在解决债务问题上缺乏政治领导力，将引发重大金融市场动荡。
三、体制危机
欧债危机暴露出欧洲资本主义体制的弊端。一是高福利为特征的社会市场经济难以为继。福利社会过于偏重社会效率，造成多年来政府入不敷出，久而久之债台高筑，再也无力为高福利政策提供经济保障。二是体制转型激起民众的强烈反对。为应对危机，政府被迫改变过去的增长和消费方式，采取包括减少公共开支、降低福利、增加税收为主的紧缩政策，严重伤及民众的切身利益。三是欧元区成立时留下的隐患。欧元形成单一的货币政策，但没有共同的财政政策，违背了经济与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形成畸形的财政运作模式。
四、信任危机
民众对政治的信任感持续低落，政党及政府的支持率下降，各种选举的弃权率越来越高。危机对民众、市场的信心打击沉重，一方面债务高企，负债状况持续恶化，银行收縮放贷；另一方面政府又采取紧缩措施，造成支撑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投资和消费需求明显萎缩，经济增速放缓，伤害了投资者、消费者的信心，造成经济、金融形势持续动荡。
五、社会危机
在危机冲击下，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现象加剧。各国治安形势普遍恶化，面临新一轮的社会政治动荡时期。英、法、西、德、希、意等国大规模罢工、示威以及“暴力抗争”风潮不断，极端势力、排外势力、民粹分子以及无政府主义分子借机作乱。7月22日在世界最富有和多元文化最包容的国家挪威，发生了震惊全球的枪击惨案。8月初，在曾经是成功实现多元文化、多民族融合的伦敦市郊，发生了大规模骚乱。
“去化”问题造成一体化“趋弱”
欧盟在外有全球化、经济金融危机，内有债务、政治、社会等多重危机打击之下， 成员国内从精英到民众对全球化、一体化、多元文化热情和支持锐减，反对、不满、怀疑形成的“去化”问题，成为一体化“趋弱”的主因。
第一，对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不适应，导致“去全球化”。欧盟对全球化造成的世界格局及力量对比的变化充满疑虑和恐惧。近十年来，同比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欧盟受扩员、深化政治改革及机制建设等问题的拖累发展迟缓，内部矛盾制约内外政策。金融危机更加剧了这一发展趋势，导致欧盟国际战略地位和处境日趋不利。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欧盟与美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与新兴大国的差距则越来越小。许多政治精英和民众把欧盟遭遇的各种困难诸如通货膨胀、失业高企和经济增长乏力等归咎于全球化，欧洲出现周期性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去全球化”的思潮与行动泛滥。法国多达84%的人表示反对开放边界。法国舆论认为，“去全球化”将是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的重要主题。
第二，欧盟发展模式暴露出的弊端，产生“去一体化”。长期以来，共同的民主自由理念、福利社会、公正与多元文化等元素构成欧洲联合的共识与认同。但如今“疑欧恐欧”情绪上升，一体化建设陷入低谷，民众对“欧洲模式”心存不确定性。西班牙《国家报》发表评论认为，“欧洲患上了疲劳症，扩张后对扩张感到疲劳，制宪失败后对政治一体化感到疲劳，欧元危机后对经济和金融感到疲劳”。反对欧洲联合的“去一体化”势力得势，使欧洲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右翼政治势力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第三，法德分歧矛盾增多，出现“去轴心化”。长期致力于推动欧盟一体化发展的法德“发动机”，如今在危机面前运转失灵，迷失方向。两国在加强经济治理、如何救助及其规模、欧盟影响力及领导权、发展核能、打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等问题上分歧公开化。两国领导人更看重国内利益、民意走向和争取选票。德国从一体化的主要推动者变成时时说“不”的反对者。据最新民调显示，63%的德国人不再信任欧洲，仅有24%的人认为加入欧盟利大于弊。法德矛盾增加的同时，其他成员国也不满法德当“老大”，反对欧盟发展进程被法德所左右。
第四，“极右”和极端势力上升，引发“去多元化”。近年来，欧洲极端和保守势力利用公众对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不满情绪，在移民和多元文化上大做文章，竭力宣扬“白人至上”、反对外来移民、反伊斯兰主义、清除多元文化等“极右”思想，新法西斯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等组织团体在德、法、比、荷、意、英、北欧和东欧国家扩大声势，取得较大影响。英、法、德领导人均承认“多元文化主义已经失败”。法国通过限制佩戴伊斯兰头巾的法律；丹麦人民党在议会获得25席，在其推动下5月政府宣布对边界进行单方面控制；荷兰极右翼的自由党已成为第三大党，宣布要改变多元文化政策；芬兰正统芬兰人党在4月大选中赢得超过五分之一的选票；在发生枪击惨案的挪威，持排外思想的进步党在2010年议会选举中获得22%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二大党。
欧盟继续展现“走强”
尽管一体化建设困难重重，但欧盟及其成员国借助危机“重塑欧洲”的期待也在增强，危机中欧盟表现出较强的“保护功能”，一体化建设在困境中顽强奋斗，展示其“强欧洲”的一面：
首先，欧盟在抵御危机中显示出“堡垒”作用。欧洲一体化发展历来是在压力和危机下取得的，每次危机都会使欧盟退一步进两步。危机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屡屡打破“禁忌”，表现出较强的修复能力和自救能力：《稳定和增长公约》禁止向成员国提供救助，欧盟先是通过临时救助机制——“欧洲金融稳定安排”绕开规定，后又决定修改条约成立永久性救助机制——“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希腊先后获得两轮总额为2300亿欧元援助贷款，爱尔兰、葡萄牙也各获850亿、780 亿。《竞争力公约》的通过表明各国就税收、社会福利、劳工市场政策将“紧密协调”，经济社会主权进一步向欧盟让渡。在加强经济治理方面，2010年6月通过了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规划，即“欧洲2020战略”，旨在改变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复苏，促进新一轮增长。欧元区经济政府一旦成立，不仅实现了期盼已久的经货联盟，而且向“强欧洲”又迈出了一大步。
其次，法德“发动机”重启。法德是欧洲一体化发展的“火车头”，欧盟每一个重大决定，每一次重要会议都事先由法德两国领导人协商定调。“法德和、欧盟兴”，正如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德洛尔所说，“法德联盟是欧盟的生命之树”。尽管两国分歧不断，但随着危机的深入及蔓延，两国领导人均意识到团结一致，捍卫欧元区稳定和避免一体化倒退的重要性。从2011年年初起，两国协调面、妥协面有所增强。德国总理默克尔同意设立永久性救助机制，接受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的欧元区经济政府的倡议。8月法德特别峰会上，两国更宣布采取一系列重要倡议：成立17个欧元区国家组成的经济政府，成员国将财政平衡政策的“黄金准则”纳入各自国家的宪法，开征国际金融交易税，法德将从2013年起两国实行统一的公司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表示，法德建议为欧元区加强经济治理的努力做出了“重要政治贡献”。
第三，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继续发挥“独特”作用。尽管欧盟在内政外交方面困难重重，但欧盟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体制格局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和影响。2011年法国同时担任G8、G20主席国主席，法英在推翻卡扎菲政权上起到关键作用，进一步提升了欧盟国际影响力。欧盟坚持推行其全球治理理念，极力引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和推动国际体系改革，力主使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化谈判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等三大领域成为欧盟的外交“品牌”。恰如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