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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贝尔奖众多奖项中，经济学奖是一个例外——这是唯一为社会运转理论提供的奖项，也是唯一不在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遗嘱中的奖项。这位100多年前的发明家甚至曾在一封信中说自己“满心憎恨商业”。但他也挡不住“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凶猛势头。
1969年，第一位经济学奖获得者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1903～1994）终究还是跟在第69届文学奖得主塞缪尔·贝克特后头，站上了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的领奖台，与其他同届获奖者相对而立。自此，诺贝尔奖的巨大光环照进了一个新的领域。
迟到了68年的经济学奖来之不易。它是在瑞典中央银行的竭力劝说下，才由诺贝尔基金会点头增设的。既然没有征得诺贝尔本人的同意，经济学奖的奖金自然不能像其他奖项那样，从诺贝尔捐赠的遗产中支出，而是由瑞典央行掏钱，也就是由纳税人买单。
那么，瑞典央行为什么会在1968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源头可以追溯到 18世纪商业企业与启蒙运动思想的相互影响。
从最近也最直接的起因来看，就是瑞典央行与瑞典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二战以后，作为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将住房和充分就业放在首位，这样的做法可能给自由市场机制带来一定的扭曲，造成物价波动。然而，宏观经济的稳定是瑞典央行的职责所在，也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执政党与央行相互博弈的20多年里，政府一直相当强势。
直到1970年前后，经济危机到来，持续20年的富足被艰苦岁月取代，那些主张对市场进行调控和刺激的学说无法解释当时的经济状况。就在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到巅峰的时候，瑞典央行祭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作者们看来，这其实就是瑞典央行在“寻求出路来坚持自己的主张”。
两位作者是站在批判的角度来分析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的，字里行间也不乏对具体人与事的尖锐嘲讽与批评。不过，在译者苏京春看来，这本书并不是为了表达哪一种主义或者思潮更好，而是主张开放、理性的辩论，想要探讨的是哪一种思潮是前进的方向、怎样的发展模式是更好的。
《陆家嘴》：通过瑞典央行公布的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档案，评奖的规则和流程大概是怎样的？
苏京春：每年秋季到次年2月，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是提名时间。参加提名的人主要是北欧的一些著名学者、经济学奖评委会以及之前得过诺奖的经济学家。在这个阶段，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个多达几百人的名单。随后，名单被提交给学术委员会，由委员会讨论选出最佳人选。最后，再从几个最佳人选当中投票选出最终的获奖者。我个人觉得整个流程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颖的地方，国际上很多奖项都是这样的。
但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者，我觉得提名制是很可能将很多经济学家拒之门外的。因为提名制意味着，如果这名经济学家没有和参加提名的学者有过接触，或者进入他们的视野，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林毅夫先生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也是基于类似原因，他判断中国可能要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杨小凯先生曾被认为是中国最接近诺奖得主的经济学家，这除了他本人在理论上有很高的建树以外，也因为他很受诺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Jr.，1919～2013）的看重，这种推荐于获奖至关重要。但最后很可惜，可能由于身体原因，他错失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陆家嘴》：这本书对诺奖评选逻辑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哪些问题上？
苏京春：批判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一是他们认为评选还是存在主观因素，而且主观性比较强。二是这个奖项颁发的流程和仪式存在问题。作者们认为，诺奖不应该把一个思想性的奖项颁发当成一个娱乐场合，做成一个盛大的庆典，这样等于是赋予了一种思想以权威地位，为一些经济学理论做了背书。他们认为，这些思想者应该是一个个独立的人，最终在众目睽睽之下，通过仪式走到大众面前，就有了娱乐效应。这也是这本书一个有意思的点，带有思辨的色彩。
《陆家嘴》：书中说，有很多有成就、呼声很高的经济学家最终还是被诺奖“抛弃”了。在你心目中，这样的经济学家有哪些？
苏京春：作为一名中国的青年经济学者，我看诺贝尔奖完全是一种吃瓜群众的心态。我很喜欢的一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创立了“垄断竞争理论”，当时，她的观点和诺奖的管理者林德贝克他们那批人可能是相左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她没有得到诺奖重视的原因。
还有几位没有得到诺奖，但对中国影响很大的人。比如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1904～1978），他是“后發优势”的提出者，阿布拉莫维茨（M. Abramovitz，1912～2000）基于此提出了“追赶假说”；另一位则是杨小凯，他提出了“后发劣势”。“后发优势”讲的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一个国家如果在技术上处于劣势，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实现经济赶超；“后发劣势”说的是制度层面的问题，一个国家需要改变制度以适应新的环境，而制度很难通过学习去改造，而是要更多结合本国具体情况。
1969年，第一位经济学奖获得者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1903～1994）终究还是跟在第69届文学奖得主塞缪尔·贝克特后头，站上了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的领奖台，与其他同届获奖者相对而立。自此，诺贝尔奖的巨大光环照进了一个新的领域。
迟到了68年的经济学奖来之不易。它是在瑞典中央银行的竭力劝说下，才由诺贝尔基金会点头增设的。既然没有征得诺贝尔本人的同意，经济学奖的奖金自然不能像其他奖项那样，从诺贝尔捐赠的遗产中支出，而是由瑞典央行掏钱，也就是由纳税人买单。
那么，瑞典央行为什么会在1968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源头可以追溯到 18世纪商业企业与启蒙运动思想的相互影响。
从最近也最直接的起因来看，就是瑞典央行与瑞典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二战以后，作为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将住房和充分就业放在首位，这样的做法可能给自由市场机制带来一定的扭曲，造成物价波动。然而，宏观经济的稳定是瑞典央行的职责所在，也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执政党与央行相互博弈的20多年里，政府一直相当强势。
直到1970年前后，经济危机到来，持续20年的富足被艰苦岁月取代，那些主张对市场进行调控和刺激的学说无法解释当时的经济状况。就在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到巅峰的时候，瑞典央行祭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作者们看来，这其实就是瑞典央行在“寻求出路来坚持自己的主张”。
两位作者是站在批判的角度来分析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的，字里行间也不乏对具体人与事的尖锐嘲讽与批评。不过，在译者苏京春看来，这本书并不是为了表达哪一种主义或者思潮更好，而是主张开放、理性的辩论，想要探讨的是哪一种思潮是前进的方向、怎样的发展模式是更好的。
《陆家嘴》：通过瑞典央行公布的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档案，评奖的规则和流程大概是怎样的？
苏京春：每年秋季到次年2月，这个时间段基本上是提名时间。参加提名的人主要是北欧的一些著名学者、经济学奖评委会以及之前得过诺奖的经济学家。在这个阶段，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个多达几百人的名单。随后，名单被提交给学术委员会，由委员会讨论选出最佳人选。最后，再从几个最佳人选当中投票选出最终的获奖者。我个人觉得整个流程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颖的地方，国际上很多奖项都是这样的。
但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者，我觉得提名制是很可能将很多经济学家拒之门外的。因为提名制意味着，如果这名经济学家没有和参加提名的学者有过接触，或者进入他们的视野，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很多中国经济学家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林毅夫先生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也是基于类似原因，他判断中国可能要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杨小凯先生曾被认为是中国最接近诺奖得主的经济学家，这除了他本人在理论上有很高的建树以外，也因为他很受诺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Jr.，1919～2013）的看重，这种推荐于获奖至关重要。但最后很可惜，可能由于身体原因，他错失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陆家嘴》：这本书对诺奖评选逻辑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哪些问题上？
苏京春：批判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一是他们认为评选还是存在主观因素，而且主观性比较强。二是这个奖项颁发的流程和仪式存在问题。作者们认为，诺奖不应该把一个思想性的奖项颁发当成一个娱乐场合，做成一个盛大的庆典，这样等于是赋予了一种思想以权威地位，为一些经济学理论做了背书。他们认为，这些思想者应该是一个个独立的人，最终在众目睽睽之下，通过仪式走到大众面前，就有了娱乐效应。这也是这本书一个有意思的点，带有思辨的色彩。
《陆家嘴》：书中说，有很多有成就、呼声很高的经济学家最终还是被诺奖“抛弃”了。在你心目中，这样的经济学家有哪些？
苏京春：作为一名中国的青年经济学者，我看诺贝尔奖完全是一种吃瓜群众的心态。我很喜欢的一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创立了“垄断竞争理论”，当时，她的观点和诺奖的管理者林德贝克他们那批人可能是相左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她没有得到诺奖重视的原因。
还有几位没有得到诺奖，但对中国影响很大的人。比如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1904～1978），他是“后發优势”的提出者，阿布拉莫维茨（M. Abramovitz，1912～2000）基于此提出了“追赶假说”；另一位则是杨小凯，他提出了“后发劣势”。“后发优势”讲的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一个国家如果在技术上处于劣势，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实现经济赶超；“后发劣势”说的是制度层面的问题，一个国家需要改变制度以适应新的环境，而制度很难通过学习去改造，而是要更多结合本国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