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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视角下我国低成本城市化模式的转型面临财政约束和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约束，这就使得我国城市化模式转型只能是渐进式转型。根据上述对于人口视角下我国低成本城市化模式形成原因的分析，在我国低成本城市化模式转型方面应采取以下的对策：
低成本城市化 人口流动转型 产业升级
我国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保障水平低下、城乡分化等问题，理论界和实践界因此提出了“新型城市化”的模式和道路。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对于克服传统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如何由传统的城市化模式转型到新型城市化模式才是问题的关键，这就需要我们对于传统城市化道路或模式进行深入研究，找到传统城市化模式的实质，探寻其形成原因，以及转型的约束条件，从而提出向新型城市化转型的对策。
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它既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城市产业结构转变、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和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及传播的过程（孙久文，2003）。从量上看，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进入了快速的发展过程，我国的城镇人口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2年的52.57%，年平均提高大约1个百分点。但从质上看，有学者认为，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一直是“不健康”的（闫小培，等，2008）；学者们并概括了我国传统城市化的问题：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匹配，土地城镇化超越人口城镇化，不完全城市化，城市病与乡村病，城镇化负面效应等（沈清基，2013）。概而言之，我国的传统城镇化表现为量上快速扩张而质量低下的粗放型城市化。
粗放型增长方式是指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提高产量或产值的增长方式。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增长方式有可能实现经济的快速扩张，如我国和前苏联都曾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通过一定方式汇集大量生产要素投入生产是这种方式实现高速增长的关键，而要素使用的低效率是这种方式运行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后，我国通过制度改革使得农村大量廉价的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通过征地制度使城市发展获得了大量廉价土地；大量低成本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我国传统城市化的基本特点，这种城市化被称为“低成本城市化”（于猛，2012；丁华艳，2012）。
在我国的低成本城市化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涌入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他们的工资水平非常低，没有社会保障或者保障残缺不全，享受的公共服务很少，使得他们没有融入城市而呈现出所谓的“半城市化”状态（王春光，2006）；用较低的代价大量征用农村土地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土地供应，在缺乏科学的土地使用规划及集约使用土地激励不足的情况下使得土地粗放使用及造成大量浪费；资源、能源的大量开采、进口及粗放使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大量农村廉价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是我国低成本城市化模式的主要特点。我们可以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来解释人口流动视角下我国低成本城市化模式的形成。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生产技术差异及由此引起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使得在城乡间形成二元结构：在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使用土地等非再生性资源，存在大量并持续增加的人口，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低下，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很低；而在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大量使用厂房、设备等再生性资源，雇佣劳动力为利润而生产，生产规模随着资本的积累不断扩大，扩大的速度可以超过人口的增长；在二元结构中，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不是由工人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而是由传统农业部门农民的平均收入决定；一般情况下，工人的工资水平略高于农民的平均收入，当城市工业部门以现行工资率增雇工人时，就能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流入；资本家持续通过资本积累扩大生产并吸收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进而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一过程反复进行，使得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提高及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增加，并迫使工业部门也提高工资水平；最终工业部门的扩张将剩余劳动力吸收干净，实现二元经济的一元化转变。尽管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与我国的情况未必完全符合，但基本可用来解释人口视角下我国低成本城市化模式的形成。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推动下发展的：城乡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成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农民向城市流动的强大的推动力，而政府逐渐弱化乃至拆除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障碍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成为现实。除了改革开放初和最近几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一直处于持续的扩大之中（近几年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的缩小应是“民工荒”出现的重要原因）。在人口流动的政策方面，从1984年开始，我国开始出台政策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到1992年后，政策调整为鼓励、引导和实行宏观调控下劳动力的有序流动，进入2000年后，政策又调整为鼓励农民工的流动：提出要改革城乡分割体制，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步一体化。
由于农民的低收入及城乡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即使存在一些阻碍农民进城的障碍，仍然形成了对于城市的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农民大量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只获得很低的工资收入。在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及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城市政府将资金更多投入生产领域及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及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因此，迫使企业提高农民工工资及大力改善其生活条件不会成为城市政府的逻辑选择。可见，我国低成本城市化模式的形成是由我国的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
我国的低成本城市化模式促进了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的潜力已经消耗殆尽并难以为继：我国已经难以大量获得并使用各种廉价的生产要素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也难以继续承担这种模式产生的成本及造成的各种问题，如环境污染，土地及资源的浪费，农民工生活水平低下，收入的两极分化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等等。对此，我国学界及政府提出我国应该走新型城市化道路。
低成本城市化 人口流动转型 产业升级
我国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保障水平低下、城乡分化等问题，理论界和实践界因此提出了“新型城市化”的模式和道路。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对于克服传统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如何由传统的城市化模式转型到新型城市化模式才是问题的关键，这就需要我们对于传统城市化道路或模式进行深入研究，找到传统城市化模式的实质，探寻其形成原因，以及转型的约束条件，从而提出向新型城市化转型的对策。
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它既是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城市产业结构转变、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和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及传播的过程（孙久文，2003）。从量上看，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进入了快速的发展过程，我国的城镇人口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2年的52.57%，年平均提高大约1个百分点。但从质上看，有学者认为，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一直是“不健康”的（闫小培，等，2008）；学者们并概括了我国传统城市化的问题：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匹配，土地城镇化超越人口城镇化，不完全城市化，城市病与乡村病，城镇化负面效应等（沈清基，2013）。概而言之，我国的传统城镇化表现为量上快速扩张而质量低下的粗放型城市化。
粗放型增长方式是指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提高产量或产值的增长方式。在一定时期内这种增长方式有可能实现经济的快速扩张，如我国和前苏联都曾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通过一定方式汇集大量生产要素投入生产是这种方式实现高速增长的关键，而要素使用的低效率是这种方式运行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后，我国通过制度改革使得农村大量廉价的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通过征地制度使城市发展获得了大量廉价土地；大量低成本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我国传统城市化的基本特点，这种城市化被称为“低成本城市化”（于猛，2012；丁华艳，2012）。
在我国的低成本城市化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涌入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他们的工资水平非常低，没有社会保障或者保障残缺不全，享受的公共服务很少，使得他们没有融入城市而呈现出所谓的“半城市化”状态（王春光，2006）；用较低的代价大量征用农村土地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土地供应，在缺乏科学的土地使用规划及集约使用土地激励不足的情况下使得土地粗放使用及造成大量浪费；资源、能源的大量开采、进口及粗放使用，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大量农村廉价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是我国低成本城市化模式的主要特点。我们可以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来解释人口流动视角下我国低成本城市化模式的形成。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生产技术差异及由此引起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使得在城乡间形成二元结构：在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使用土地等非再生性资源，存在大量并持续增加的人口，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低下，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很低；而在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大量使用厂房、设备等再生性资源，雇佣劳动力为利润而生产，生产规模随着资本的积累不断扩大，扩大的速度可以超过人口的增长；在二元结构中，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不是由工人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而是由传统农业部门农民的平均收入决定；一般情况下，工人的工资水平略高于农民的平均收入，当城市工业部门以现行工资率增雇工人时，就能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流入；资本家持续通过资本积累扩大生产并吸收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进而获得更多的利润，这一过程反复进行，使得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提高及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增加，并迫使工业部门也提高工资水平；最终工业部门的扩张将剩余劳动力吸收干净，实现二元经济的一元化转变。尽管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与我国的情况未必完全符合，但基本可用来解释人口视角下我国低成本城市化模式的形成。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推动下发展的：城乡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成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农民向城市流动的强大的推动力，而政府逐渐弱化乃至拆除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障碍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成为现实。除了改革开放初和最近几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一直处于持续的扩大之中（近几年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的缩小应是“民工荒”出现的重要原因）。在人口流动的政策方面，从1984年开始，我国开始出台政策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到1992年后，政策调整为鼓励、引导和实行宏观调控下劳动力的有序流动，进入2000年后，政策又调整为鼓励农民工的流动：提出要改革城乡分割体制，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步一体化。
由于农民的低收入及城乡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即使存在一些阻碍农民进城的障碍，仍然形成了对于城市的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农民大量进入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只获得很低的工资收入。在低成本劳动力“无限”供给及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城市政府将资金更多投入生产领域及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及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因此，迫使企业提高农民工工资及大力改善其生活条件不会成为城市政府的逻辑选择。可见，我国低成本城市化模式的形成是由我国的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
我国的低成本城市化模式促进了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的潜力已经消耗殆尽并难以为继：我国已经难以大量获得并使用各种廉价的生产要素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也难以继续承担这种模式产生的成本及造成的各种问题，如环境污染，土地及资源的浪费，农民工生活水平低下，收入的两极分化造成的社会不稳定，等等。对此，我国学界及政府提出我国应该走新型城市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