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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末，教育系统曾制定过一项政策：公办教师必须回原籍工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回到我的户口所在地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县高沟公社健全小学工作的。
那是1969年的春天，一场春雨刚过，土路尚未干透，我挑着一担行李——两床被褥、一只木箱及若干衣物，总共不过六七十斤重的家当，前往健全小学走马上任。刚到时，且不说没有锣鼓迎接，连接待的人都没有一个，因为整个学校除了刚到的我之外，根本没有第二个人。举目一看，一片凄凉：西边五间草房倒塌了一半，屋架趴在地上无人过问；北边四间老式瓦房，三间是大教室，一间是办公室；瓦房旁边的半间草屋漏着风，是教师厨房；门窗不全，好在民风淳朴，否则课桌恐怕早就没有了。
我向学校附近的农民打听才知道，这里原是一所公办完小，有10位教师。1966年“文革”开始后，有的教师被开除回家，有的被调回原籍，就剩下这么几间破房和几十张课桌。别的学校都已经开学了，这里就等着调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我终于明白了自己担当的角色——一个地地道道的承上启下者。
第二天，我去公社反映情况，分管教育的张书记说：“现在没有教师，如果上级调人来就给你；你让一、二年级的孩子去附近的民办小学就读，你就教三、四、五年级（当时小学实行的是五年制）。”
接下来，我就张罗着开学了。学生只需交书费，办公用品都是我私人付钱买的。三、四、五三个年级共60来人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课，采用复式教学。我每节课用一个小时，每个年级分摊20分钟不到。这就要求我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把需要预习的课程或作业提前写在小黑板上，上课时往墙上一挂，交代后让学生自己学习，我就去教别的年级。这个年级教完后，又是学生自己做作业，我再去教另一个年级……就这样轮流上课。我每天上五节课，忙得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有人戏称我为“五职教师”——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教师、炊事员（那时我是单身汉，自煮自吃）。
那年夏季，雨水特别多，低处的田地都被水淹了，而学校位置较高，这就造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田野里的野狐狸纷纷来学校避难。白天见不到它们，夜晚灯一熄，学校就成了它们的跑马厅、练武场。老人们相信迷信，把那些狐狸说得神秘而恐怖。我不信鬼神，晚上一个人睡觉也不害怕。刚一熄灯，就像有人拿粗木棍擊打床边的木箱，响声惊人。它们还从蚊帐旁边来回奔跑，猖狂得很。我一直不惹它们，与它们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弹指一挥间，50多年过去了。尽管当年的学校那么破旧，办学条件那么艰苦，但我依然对它存有深深的感情，因为那里是我流过汗水、传授过知识的地方……
那是1969年的春天，一场春雨刚过，土路尚未干透，我挑着一担行李——两床被褥、一只木箱及若干衣物，总共不过六七十斤重的家当，前往健全小学走马上任。刚到时，且不说没有锣鼓迎接，连接待的人都没有一个，因为整个学校除了刚到的我之外，根本没有第二个人。举目一看，一片凄凉：西边五间草房倒塌了一半，屋架趴在地上无人过问；北边四间老式瓦房，三间是大教室，一间是办公室；瓦房旁边的半间草屋漏着风，是教师厨房；门窗不全，好在民风淳朴，否则课桌恐怕早就没有了。
我向学校附近的农民打听才知道，这里原是一所公办完小，有10位教师。1966年“文革”开始后，有的教师被开除回家，有的被调回原籍，就剩下这么几间破房和几十张课桌。别的学校都已经开学了，这里就等着调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我终于明白了自己担当的角色——一个地地道道的承上启下者。
第二天，我去公社反映情况，分管教育的张书记说：“现在没有教师，如果上级调人来就给你；你让一、二年级的孩子去附近的民办小学就读，你就教三、四、五年级（当时小学实行的是五年制）。”
接下来，我就张罗着开学了。学生只需交书费，办公用品都是我私人付钱买的。三、四、五三个年级共60来人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课，采用复式教学。我每节课用一个小时，每个年级分摊20分钟不到。这就要求我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把需要预习的课程或作业提前写在小黑板上，上课时往墙上一挂，交代后让学生自己学习，我就去教别的年级。这个年级教完后，又是学生自己做作业，我再去教另一个年级……就这样轮流上课。我每天上五节课，忙得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有人戏称我为“五职教师”——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教师、炊事员（那时我是单身汉，自煮自吃）。
那年夏季，雨水特别多，低处的田地都被水淹了，而学校位置较高，这就造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田野里的野狐狸纷纷来学校避难。白天见不到它们，夜晚灯一熄，学校就成了它们的跑马厅、练武场。老人们相信迷信，把那些狐狸说得神秘而恐怖。我不信鬼神，晚上一个人睡觉也不害怕。刚一熄灯，就像有人拿粗木棍擊打床边的木箱，响声惊人。它们还从蚊帐旁边来回奔跑，猖狂得很。我一直不惹它们，与它们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弹指一挥间，50多年过去了。尽管当年的学校那么破旧，办学条件那么艰苦，但我依然对它存有深深的感情，因为那里是我流过汗水、传授过知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