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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多罗村位于大山垭口下的山坳里，东西两侧的古帕觉和阿则雄吉古像两座绿色的屏障。清晨，当雾霭散去，古帕觉身后的玉龙雪山矗立在金色阳光下。逃过砍伐劫难的冷杉林和松栎混交林依然覆盖着山岭，春夏之间，高山草甸间便是一片杜鹃花的海洋。
波多罗曾经森林密布，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很久一段时间，地方财政靠木头，老百姓生计靠木头。在全民砍树的大格局之下，波多罗也参与到了商业性砍伐中。家家户户几乎都靠伐木维持家庭开支，卖木头换油盐柴米，卖木头换孩子学费，卖木头换看病药钱。“靠山吃山”这句话，直到今天依然让许多吃资源饭的人理直气壮。但是，只有吃过最后一口的人才真正知道滋味如何。
“不只我们砍，纳西族也砍。龙蟠的人来了砍，拉市的人来了也砍。山上搭满了帐蓬，每天三四百人、一百多匹骡子在这里砍树。”1997年砍树达到了高峰，但砍树的人并没有因此受益，顶多是维持最低温饱水平的日子。村里的老人们已经意识到砍树是在拆毁为自己遮风挡雨的自然屏障，却已经扼制不住毁林换生存的恶性循环。
老村长说：“几百年的大树几分钟就砍倒了，一座山的原始森林十几年之内就砍光了！从前牲口很好养，冬天波多罗的雪下得很厚，牲口可以躲在原始森林下避寒。树下温暖，风吹不进去，放在树下就不用管了，那些牲畜吃树叶子就够过冬。那时候羊多、牛也多，吃都吃不过来。树砍光以后，一到冬天，牛羊冻死的冻死，病死的病死，有的就自己跑下山了。我家原有16头牛，到最后只剩下1头，太冷了，都病死了。失掉了森林，年年来风灾，每到二三月，大风吹走了屋顶，吹倒了房屋。水也不出了，土壤越来越瘦，虫灾不断，种点苦荞、燕麦和洋芋，产量也不好，背到山下换大米，早早的天不亮就下山，天黑都回不到家。100斤洋芋背下去只换得20斤大米，大人不敢吃，只舍得给孩子吃。几年之后，树根腐掉了，泥石流也来了。”
1998年大洪水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签署了长江中上游天然林禁伐令。不砍树吃什么？没有钱买粮食，没钱给孩子交学费，连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没有。“资源诅咒”让山区彝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那时，站在垭口一眼望去，所有人家都是简陋的木楞房。夜晚坐在家里可以看星星。一到雨季，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晚上没法睡，点着松明一夜到天亮，坐等雨停。禁伐头两年，家家都靠借钱借粮过日子，一年的收成只够吃四五个月，所有的孩子都辍学在家。
刘正伟是继老村长之后波多罗的村长，他回忆道：那时候很苦很苦。女儿还小，天天哭着要吃米饭，让人心焦得睡不着，但家里一颗米都没有。他只得下到江边找纳西族老乡借了10斤米，承诺到秋天收洋芋后再还人家。
波多罗的生活，彻底“跌落”到了谷底。
1998年末，于晓刚来到丽江调查长江中上游天然林保护的生态学意义。与遍体鳞伤的西部森林同样令他触目惊心的是这里老百姓的生活现实。于晓刚与乡长到波多罗做调查，乡长带了一袋面粉，给村里5位五保户一人分两碗面，那两碗面也就够一个人吃一两顿，但整个村子都感恩戴德，几乎痛哭流涕。
当年，在村民们饭都没得吃的情况下，于晓刚这个外来的书生是怎么说服大家保护森林的？村民们又是怎样看待他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想法？
老村长是自然村村长，也是家族族长，同时也是波多罗项目早期的领导人。只要有客人来访，他都会提到2000年改变村庄命运的那次农村参与式评估。那一年，他和于晓刚一同走遍了上南尧地区的山山水水，对8个彝族村庄做了深入的调查。
全村老少坐下来，共同回忆爷爷时代的波多罗，整理村庄生态变迁史，一起分析波多罗贫困的原因，以及商量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走。
“不砍树吃什么？”这是所有人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刘正伟说：“大家习惯了砍树换粮，第一次听于晓刚说要保护森林，觉得他的话离题太远。”于老师说森林保护下来会减少灾害，以后村里还可以搞生态旅游。大家都觉得奇怪，树林有什么可看的？于晓刚请来了许多专家为大家培训，有讲动物植物的、有讲农业生产的、有讲环境保护的……道理大家不是不懂，如泥石流、风灾、虫灾都是森林被砍伐后出现的问题，爷爷那一代人从来没有遇到过泥石流。“山哥水妹”是彝族老话，山好水才好。
几天以后，大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十多年就把一座山的森林砍光了，我们却并没富起来。刘正伟印象最深的是1993年，那时他刚刚分家，面临着独自担当一个小家庭的责任。当时正值砍伐高峰年代，他却家图四壁，即使有树可砍，他也过着寅年吃卯粮的日子。
除了砍树，是否还有别的路可走？
老村长说：“培训中我也睡不着了。于老师问我们，你们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大家提出来需要改善交通和照明条件，需要培训多样化种植的知识，需要学习汉语，好好供孩子读书。”问题和需要被列成一个表格，大家在一起分析了山区资源保护与自身生存之间的关系，找出了村庄发展面临的问题，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共同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
农村参与式评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中国，为许多社区发展项目所采用，但一次普通的农村参与式评估为何能够如此深刻地留在一个村庄的记忆中，老村长想了一下说：“规划。当年的评估为我们的生活重新做了一个规划，我们看到了一条路。”
路有各种各样的走法，哪一条路才是自己的路？在改变命运的重要关头，村民们真正地参与到了关于自己村庄发展的讨论中，共同决策如何在满目疮痍的家园重建自己和后代的生活。
那次农村参与式评估令村民最刻骨铭心的，是认识到他们自己实际上是砍伐森林最终的受害者。
于是，全村集体做出了一个不再砍树的规定：为了让被重创的森林得以休养生息，在未来五年里，薪柴完全靠此前伐木留下的干树枝，不许砍伐活树。村民们制定了《洋芋厂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设定了保护目标，要保护石灰岩森林和大树杜鹃林，保护猕猴等野生动物，不许打猎、捕鸟，保护稀有药材品种，资源丰富的药材可以允许有控制地开发。为了保证规定得到执行，大家又制定了一个《洋芋厂关于护林员的规定》，选出两位护林员，由全体村民每户一年出10斤大米作为护林员报酬，全村各家各户轮流担任护林员，接受全体村民的共同监督。
老村长记得，规定制定的第一年，就没收了三位来自龙蟠的伐木者的工具，赶走了一位来自南尧的砍树者。村长说：“我问他们：‘我们房前屋后的树都被你们砍光了，以后我们波多罗的生产生活怎么办？没有吃的，我们到你们家里吃？！’”头一两年，村里也有人夜里去偷砍，但大家对此会采取比较宽容的处理方式，因为理解那是家里穷得实在没得吃才会做这样的事。
在这个山区扶贫计划实施过程中，村民们走到了前台。他们不再是被动的救济接受者，而是改变贫困的行动者和参与者。尤其重要的是，村民们再一次意识到资源权属的重要性。虽然在砍树的年代他们就与乡政府订过一个地界协议，但那是为了保证自己砍树的权力，今天的权属是为了保证自然资源成为村庄长远发展的基础。
波多罗曾经森林密布，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很久一段时间，地方财政靠木头，老百姓生计靠木头。在全民砍树的大格局之下，波多罗也参与到了商业性砍伐中。家家户户几乎都靠伐木维持家庭开支，卖木头换油盐柴米，卖木头换孩子学费，卖木头换看病药钱。“靠山吃山”这句话，直到今天依然让许多吃资源饭的人理直气壮。但是，只有吃过最后一口的人才真正知道滋味如何。
“不只我们砍，纳西族也砍。龙蟠的人来了砍，拉市的人来了也砍。山上搭满了帐蓬，每天三四百人、一百多匹骡子在这里砍树。”1997年砍树达到了高峰，但砍树的人并没有因此受益，顶多是维持最低温饱水平的日子。村里的老人们已经意识到砍树是在拆毁为自己遮风挡雨的自然屏障，却已经扼制不住毁林换生存的恶性循环。
老村长说：“几百年的大树几分钟就砍倒了，一座山的原始森林十几年之内就砍光了！从前牲口很好养，冬天波多罗的雪下得很厚，牲口可以躲在原始森林下避寒。树下温暖，风吹不进去，放在树下就不用管了，那些牲畜吃树叶子就够过冬。那时候羊多、牛也多，吃都吃不过来。树砍光以后，一到冬天，牛羊冻死的冻死，病死的病死，有的就自己跑下山了。我家原有16头牛，到最后只剩下1头，太冷了，都病死了。失掉了森林，年年来风灾，每到二三月，大风吹走了屋顶，吹倒了房屋。水也不出了，土壤越来越瘦，虫灾不断，种点苦荞、燕麦和洋芋，产量也不好，背到山下换大米，早早的天不亮就下山，天黑都回不到家。100斤洋芋背下去只换得20斤大米，大人不敢吃，只舍得给孩子吃。几年之后，树根腐掉了，泥石流也来了。”
1998年大洪水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签署了长江中上游天然林禁伐令。不砍树吃什么？没有钱买粮食，没钱给孩子交学费，连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没有。“资源诅咒”让山区彝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那时，站在垭口一眼望去，所有人家都是简陋的木楞房。夜晚坐在家里可以看星星。一到雨季，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晚上没法睡，点着松明一夜到天亮，坐等雨停。禁伐头两年，家家都靠借钱借粮过日子，一年的收成只够吃四五个月，所有的孩子都辍学在家。
刘正伟是继老村长之后波多罗的村长，他回忆道：那时候很苦很苦。女儿还小，天天哭着要吃米饭，让人心焦得睡不着，但家里一颗米都没有。他只得下到江边找纳西族老乡借了10斤米，承诺到秋天收洋芋后再还人家。
波多罗的生活，彻底“跌落”到了谷底。
1998年末，于晓刚来到丽江调查长江中上游天然林保护的生态学意义。与遍体鳞伤的西部森林同样令他触目惊心的是这里老百姓的生活现实。于晓刚与乡长到波多罗做调查，乡长带了一袋面粉，给村里5位五保户一人分两碗面，那两碗面也就够一个人吃一两顿，但整个村子都感恩戴德，几乎痛哭流涕。
当年，在村民们饭都没得吃的情况下，于晓刚这个外来的书生是怎么说服大家保护森林的？村民们又是怎样看待他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想法？
老村长是自然村村长，也是家族族长，同时也是波多罗项目早期的领导人。只要有客人来访，他都会提到2000年改变村庄命运的那次农村参与式评估。那一年，他和于晓刚一同走遍了上南尧地区的山山水水，对8个彝族村庄做了深入的调查。
全村老少坐下来，共同回忆爷爷时代的波多罗，整理村庄生态变迁史，一起分析波多罗贫困的原因，以及商量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走。
“不砍树吃什么？”这是所有人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刘正伟说：“大家习惯了砍树换粮，第一次听于晓刚说要保护森林，觉得他的话离题太远。”于老师说森林保护下来会减少灾害，以后村里还可以搞生态旅游。大家都觉得奇怪，树林有什么可看的？于晓刚请来了许多专家为大家培训，有讲动物植物的、有讲农业生产的、有讲环境保护的……道理大家不是不懂，如泥石流、风灾、虫灾都是森林被砍伐后出现的问题，爷爷那一代人从来没有遇到过泥石流。“山哥水妹”是彝族老话，山好水才好。
几天以后，大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十多年就把一座山的森林砍光了，我们却并没富起来。刘正伟印象最深的是1993年，那时他刚刚分家，面临着独自担当一个小家庭的责任。当时正值砍伐高峰年代，他却家图四壁，即使有树可砍，他也过着寅年吃卯粮的日子。
除了砍树，是否还有别的路可走？
老村长说：“培训中我也睡不着了。于老师问我们，你们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大家提出来需要改善交通和照明条件，需要培训多样化种植的知识，需要学习汉语，好好供孩子读书。”问题和需要被列成一个表格，大家在一起分析了山区资源保护与自身生存之间的关系，找出了村庄发展面临的问题，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共同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
农村参与式评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中国，为许多社区发展项目所采用，但一次普通的农村参与式评估为何能够如此深刻地留在一个村庄的记忆中，老村长想了一下说：“规划。当年的评估为我们的生活重新做了一个规划，我们看到了一条路。”
路有各种各样的走法，哪一条路才是自己的路？在改变命运的重要关头，村民们真正地参与到了关于自己村庄发展的讨论中，共同决策如何在满目疮痍的家园重建自己和后代的生活。
那次农村参与式评估令村民最刻骨铭心的，是认识到他们自己实际上是砍伐森林最终的受害者。
于是，全村集体做出了一个不再砍树的规定：为了让被重创的森林得以休养生息，在未来五年里，薪柴完全靠此前伐木留下的干树枝，不许砍伐活树。村民们制定了《洋芋厂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设定了保护目标，要保护石灰岩森林和大树杜鹃林，保护猕猴等野生动物，不许打猎、捕鸟，保护稀有药材品种，资源丰富的药材可以允许有控制地开发。为了保证规定得到执行，大家又制定了一个《洋芋厂关于护林员的规定》，选出两位护林员，由全体村民每户一年出10斤大米作为护林员报酬，全村各家各户轮流担任护林员，接受全体村民的共同监督。
老村长记得，规定制定的第一年，就没收了三位来自龙蟠的伐木者的工具，赶走了一位来自南尧的砍树者。村长说：“我问他们：‘我们房前屋后的树都被你们砍光了，以后我们波多罗的生产生活怎么办？没有吃的，我们到你们家里吃？！’”头一两年，村里也有人夜里去偷砍，但大家对此会采取比较宽容的处理方式，因为理解那是家里穷得实在没得吃才会做这样的事。
在这个山区扶贫计划实施过程中，村民们走到了前台。他们不再是被动的救济接受者，而是改变贫困的行动者和参与者。尤其重要的是，村民们再一次意识到资源权属的重要性。虽然在砍树的年代他们就与乡政府订过一个地界协议，但那是为了保证自己砍树的权力，今天的权属是为了保证自然资源成为村庄长远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