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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雎》这首诗我们都不陌生，作为《诗经》的开篇之作，清代学者方玉润称之为“取冠三百，真绝唱也”，真可谓脍炙人口。在大多数读者眼中，这是一首朴素生动的爱情诗：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雎鸠栖息在水中的小洲里，和声鸣叫，发出“关关”的声音。贤能美丽的淑女，是君子好的配偶。男子思念她，追求她，却总不能如愿，情思扰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副情所困的模样，还真是生动入微。诗歌结尾处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似乎也对应了这段爱情的圆满结局，两人最终琴瑟和鸣，融洽和睦。
这样一首朴素动人、直抒胸臆的诗，古人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认为它不是一首爱情诗，历代学者对《关雎》的解读具有浓厚的政治教化色彩。那么，《关雎》究竟是一首爱情诗还是一首教化诗呢？古人的政治化说解是一种误读？还是别有深意？
在汉代经学中，讲解《诗经》的共有四家：齐、鲁、韩、毛。其中毛亨的《毛诗故训传》（简称《毛诗》或《毛传》）完整保存至今，影响也最为广泛。东汉大儒郑玄为《毛传》再度笺释，也就是鼎鼎有名的“毛传郑笺”。《毛诗》是这样评价《关雎》的：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也，是《关雎》之义也。
这位“窈窕淑女”的身份非同小可，她是天子后妃，人美心善，身为贵族却能亲自劳动，无论“流之”“采之”还是“芼之”，都是择取水中荇菜的动作，用来祭祀祖先;至于“友之”“乐之”，更体现出男女家庭关系的融洽和谐。《关雎》塑造出一位颇为“完美”的女性角色，这首诗又被放置在《诗经》开篇之处，在儒者看来，一定是大有深意的吧。因此，只有周文王的妻子太姒才能如此完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说的正是文王和太姒的融洽和睦、举案齐眉。你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并不是随便哪一对恋人都能“当得起”的，他们是周朝的先王先后，是垂范天下的“圣人夫妻”。
乍一看，这种解读不免有些牵强附会，恋人之间的辗转相思，怎么成了周天子的后宫之道呢？近代以来，学者对这种解释多有批评，认为汉人实在是牵强附会、迂腐不通。问题在于，汉人的解释究竟是迂腐附会？还是有着内在的文化传统？要知道，汉唐以来的儒者之所以执着于从教化的角度解读这首诗，与孔子的“诗教”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孔子是如何看待《关雎》的？我们又当如何全面地解读这首诗呢？
孔子曾“删定六经”，作为《诗经》成书的重要整理者，他曾多次对《诗经》加以评论，例如我们熟悉的“思无邪”、“不學《诗》，无以言”等。在众多诗篇中，《关雎》也曾被孔子专门“点名”评价，《论语·八佾》中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这里，“淫”是“过度、放纵”的意思，“伤”是“损害”。在孔子看来，《关雎》中描绘了夫妻之间的情感，在两情相悦之际，没有过度放纵;在相思哀苦之中，有没有过分伤心，体现出一种“节情”的修养，与儒家强调的“中和”之道紧密相契。
《论语》中的评价言简意赅，在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出土竹简中，有一篇著名的《孔子诗论》，里面记载了孔子对《关雎》更为全面的评价：
《关雎》以色喻于礼，……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悉（拟）好色之恋（愿），以钟鼓之乐□□□□好，反内于礼，不亦能改乎？
这段文字虽有脱落，但大致意思仍可解读：《关雎》通过“色”来譬喻“礼”，在男女相爱之中，更能看出礼乐文化的修养。所谓“琴瑟之悦”，是男女之间的和睦，这就是“好色之愿”;而随着诗歌的推进，这种“好色”的本能与愿望，进一步回归到了“钟鼓”所蕴含的“礼”之中，得到了端正与升华。无论是爱情还是相思，都是冲动不定的情感，但《关雎》难得的地方，正是在篇章最后用“钟鼓礼乐”节制了情感冲动，将男女之爱升华为家族的伦理、后宫的道德——儒家讲究“修齐治平”，《关雎》正体现出君子的“齐家”之道。
这种解释不仅源自儒家的思想传统，更有先秦历史的坚实依据。根据《仪礼》等文献的记载，先秦时期，琴瑟是在堂上歌唱时所用的乐器，钟鼓是堂下演奏所用的乐器。“钟鼓”并不是平民所能使用，《仪礼·乡饮酒礼》中说：“钟鼓者，天子诸侯备用之”，只有天子、诸侯才能使用钟鼓之乐，“钟鼓乐之”也就是天子诸侯典礼用乐的情形。既然如此，无论是“淑女”还是“君子”，还真不是乡村田间的青年男女，而是雍容高贵的天子后妃。因此，《关雎》虽与爱情有关，但与儒家的礼乐精神更密不可分。它所描写的，不是普通人的爱情与结合，而是作为治国起点的“齐家”与宗法。这首诗以水鸟意象起兴，有意思的是，两只鸟虽然关关相和，但一只在水中、一只在岛上，并没有凑到一起。因此，《毛传》说它们是“鸟挚而有别”——情真意切，是《诗经》中的真诚无伪，这种热烈的爱情打动千古人心;守礼有别，是《诗经》中的修养有素，这种内敛的情感节制，更让人体会到礼乐君子的理性与自律。由求偶的热烈情感到庄重的礼乐演奏，这一“由情入礼”的过程，便是孔子所说的“以色喻于礼”，也正是《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根源所在。
时光荏苒，《关雎》已经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岁月。作为一首爱情诗，它唤醒了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相思情愫;作为一首政教诗，它更提醒着人们，当爱情走向家庭之时，更重要的是和睦、自制与责任。这首意味深长的小诗，始终吸引着历代学人的目光，他们因为种种缘由，提出过许多迥异的观点。时至今日，我们仍在探究其中奥义，而这恰是经典传承至今的一个缩影。我们立足当下，面对经典和前人见解时，全面解读文本信息和准确把握历史语境都至关重要——前者能确保典籍解读的精度，后者则决定了我们理解和阐发的广度。
（李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孟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章太炎黄侃研究中心主任/责编 王宇航）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雎鸠栖息在水中的小洲里，和声鸣叫，发出“关关”的声音。贤能美丽的淑女，是君子好的配偶。男子思念她，追求她，却总不能如愿，情思扰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这副情所困的模样，还真是生动入微。诗歌结尾处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似乎也对应了这段爱情的圆满结局，两人最终琴瑟和鸣，融洽和睦。
这样一首朴素动人、直抒胸臆的诗，古人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认为它不是一首爱情诗，历代学者对《关雎》的解读具有浓厚的政治教化色彩。那么，《关雎》究竟是一首爱情诗还是一首教化诗呢？古人的政治化说解是一种误读？还是别有深意？
在汉代经学中，讲解《诗经》的共有四家：齐、鲁、韩、毛。其中毛亨的《毛诗故训传》（简称《毛诗》或《毛传》）完整保存至今，影响也最为广泛。东汉大儒郑玄为《毛传》再度笺释，也就是鼎鼎有名的“毛传郑笺”。《毛诗》是这样评价《关雎》的：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也，是《关雎》之义也。
这位“窈窕淑女”的身份非同小可，她是天子后妃，人美心善，身为贵族却能亲自劳动，无论“流之”“采之”还是“芼之”，都是择取水中荇菜的动作，用来祭祀祖先;至于“友之”“乐之”，更体现出男女家庭关系的融洽和谐。《关雎》塑造出一位颇为“完美”的女性角色，这首诗又被放置在《诗经》开篇之处，在儒者看来，一定是大有深意的吧。因此，只有周文王的妻子太姒才能如此完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说的正是文王和太姒的融洽和睦、举案齐眉。你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并不是随便哪一对恋人都能“当得起”的，他们是周朝的先王先后，是垂范天下的“圣人夫妻”。
乍一看，这种解读不免有些牵强附会，恋人之间的辗转相思，怎么成了周天子的后宫之道呢？近代以来，学者对这种解释多有批评，认为汉人实在是牵强附会、迂腐不通。问题在于，汉人的解释究竟是迂腐附会？还是有着内在的文化传统？要知道，汉唐以来的儒者之所以执着于从教化的角度解读这首诗，与孔子的“诗教”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孔子是如何看待《关雎》的？我们又当如何全面地解读这首诗呢？
孔子曾“删定六经”，作为《诗经》成书的重要整理者，他曾多次对《诗经》加以评论，例如我们熟悉的“思无邪”、“不學《诗》，无以言”等。在众多诗篇中，《关雎》也曾被孔子专门“点名”评价，《论语·八佾》中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这里，“淫”是“过度、放纵”的意思，“伤”是“损害”。在孔子看来，《关雎》中描绘了夫妻之间的情感，在两情相悦之际，没有过度放纵;在相思哀苦之中，有没有过分伤心，体现出一种“节情”的修养，与儒家强调的“中和”之道紧密相契。
《论语》中的评价言简意赅，在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出土竹简中，有一篇著名的《孔子诗论》，里面记载了孔子对《关雎》更为全面的评价：
《关雎》以色喻于礼，……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悉（拟）好色之恋（愿），以钟鼓之乐□□□□好，反内于礼，不亦能改乎？
这段文字虽有脱落，但大致意思仍可解读：《关雎》通过“色”来譬喻“礼”，在男女相爱之中，更能看出礼乐文化的修养。所谓“琴瑟之悦”，是男女之间的和睦，这就是“好色之愿”;而随着诗歌的推进，这种“好色”的本能与愿望，进一步回归到了“钟鼓”所蕴含的“礼”之中，得到了端正与升华。无论是爱情还是相思，都是冲动不定的情感，但《关雎》难得的地方，正是在篇章最后用“钟鼓礼乐”节制了情感冲动，将男女之爱升华为家族的伦理、后宫的道德——儒家讲究“修齐治平”，《关雎》正体现出君子的“齐家”之道。
这种解释不仅源自儒家的思想传统，更有先秦历史的坚实依据。根据《仪礼》等文献的记载，先秦时期，琴瑟是在堂上歌唱时所用的乐器，钟鼓是堂下演奏所用的乐器。“钟鼓”并不是平民所能使用，《仪礼·乡饮酒礼》中说：“钟鼓者，天子诸侯备用之”，只有天子、诸侯才能使用钟鼓之乐，“钟鼓乐之”也就是天子诸侯典礼用乐的情形。既然如此，无论是“淑女”还是“君子”，还真不是乡村田间的青年男女，而是雍容高贵的天子后妃。因此，《关雎》虽与爱情有关，但与儒家的礼乐精神更密不可分。它所描写的，不是普通人的爱情与结合，而是作为治国起点的“齐家”与宗法。这首诗以水鸟意象起兴，有意思的是，两只鸟虽然关关相和，但一只在水中、一只在岛上，并没有凑到一起。因此，《毛传》说它们是“鸟挚而有别”——情真意切，是《诗经》中的真诚无伪，这种热烈的爱情打动千古人心;守礼有别，是《诗经》中的修养有素，这种内敛的情感节制，更让人体会到礼乐君子的理性与自律。由求偶的热烈情感到庄重的礼乐演奏，这一“由情入礼”的过程，便是孔子所说的“以色喻于礼”，也正是《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根源所在。
时光荏苒，《关雎》已经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岁月。作为一首爱情诗，它唤醒了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相思情愫;作为一首政教诗，它更提醒着人们，当爱情走向家庭之时，更重要的是和睦、自制与责任。这首意味深长的小诗，始终吸引着历代学人的目光，他们因为种种缘由，提出过许多迥异的观点。时至今日，我们仍在探究其中奥义，而这恰是经典传承至今的一个缩影。我们立足当下，面对经典和前人见解时，全面解读文本信息和准确把握历史语境都至关重要——前者能确保典籍解读的精度，后者则决定了我们理解和阐发的广度。
（李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孟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章太炎黄侃研究中心主任/责编 王宇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