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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是13亿中国人的美好梦想：到了2020年，中国大地上已不再存有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农村、没有农民，农业改变成农业产业，农民改变成农业企业的农业产业工人，农村改变成有一定人口、企业集聚居住的乡镇社区，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不复存在，零散、无规划、环境恶劣的自然村落消失了，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弱病残和孤寡老人不再担心没有任何保障的生活……你已经找不到现在的农村和农民，取而代之的是数百万计的各种农业企业和为农业产业配套服务的第二、三类产业企业，以及数亿计的从事农业产业工作的国民（包括农业企业工人）。
“消灭农村” “消灭农民”
要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就必须全面深入的进行中国农业体制改革。
现在的农业体制最为迫切的是要解决“三农问题”，它以农民问题为核心，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社会保障差，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是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其次是农村问题，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最后是农业问题，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产业化程度低。同时中国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些失去土地或务农工作的农民流转到城镇谋生，一部分更是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流动人口，而另一部分已长期在城镇立足，有稳定的工作、社保、医保、住房甚至有自己的企业或股份，但却又在原来的农村中持有承包田地和宅基地，不合理地得到两块资源。因此“三农问题”已成为城乡一体化的全国性问题，已成为中国的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大问题。
中国13亿人口中9亿在农村，三农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由于农业发展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占中国人口3/4的农村人口总体生活情况是中国总体生活情况的最主要体现。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因此不加快农业体制改革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农业产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则将危及整个中国经济。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始于1979年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当时打破“大锅钣”、极大地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当时的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大家要知道，这种刚起步的改革，实际上是当时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以生存压力来迫使当时农业进行“倒退式”改革（退一步进二步）。如果中国当时城市国有、集体工业和商业改革仍停留在如同农村一样的个人或多人承包、租赁式的层面上，不继续深化改革，不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那么现在中国城市和工商企业等各种经济就会出现如同现在的农业、农村、农民一样的“三农问题”。现在任何有识之士都会认为如果城镇的全体市民、居民和全部企业的职工和中国现在农村中的小农经济一样户户每人都有一份生产资料或者一份城镇资产，都从事着以家庭为单位的工商生产经营的话，那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也是不可能的事，假如可能那么这个经济就一定是如同中国现在的“三农问题”一样，天天、月月、年年都要为此担心，并且一定会是一个很不好的“问题经济体”。
小农经济的先天不足和现有耕地只需1～2亿农业劳动力，农村现有劳动力总计达5.5亿，有近3亿多的过剩劳动力不得不进城打工，但城市并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提供，形成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人员就业难、收入低、几乎无保障的局面。九十年代后对于农业体制是没有进行大的改革。当我们意识到农业重要性积极抓农业时，又往往就农业抓农业，孤立地对待“三农问题”，未能从农业体制的根本上进行改革，把它与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和消灭农村、消灭农民，把农业变为规模化农业产业整体来规划改革，把它与二、三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发展。进入WTO后中国农业产品又面临外国农业强国的竞争，单一的家庭生产单位无力进行市场竞争，中国农业在发达国家农业面前几乎溃不成军。
在近半个世纪新中国农业发展历程中，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年年月月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出台了许多配套支持帮助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使得“三农问题”得到一定的缓解，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在于“几千年遗留的、根深蒂固的、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农业体制和传统农业文化意识”，以致于几乎所有国人将“每个农民都应有一亩三分地、一定生产资料进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的个体农户经济”视为千年铁打的规律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事实上这是不对的，更谈不上科学，并使在此基础上推行的一系列农业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的根本性缺陷。
我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农户的规模化和组织化程度低，曾经在改革开放初期发挥巨大作用的家庭承包经营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弊端也充分暴露出来：产出十分有限，没有发展后劲，仅能解决温饱问题，抗风险能力极差，仍然几乎靠天吃饭。在一些自然条件差、生存环境恶劣的地方，甚至无法解决温饱问题。中国大部分农业作为弱小产业，投入大，生产周期长，产出小，不仅受市场制约，还受大自然制约，收入极不稳定。人们为了生存，疯狂掠夺性使用自然资源，造成自然环境恶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制约农业和农村农民的发展。
在如此狭小的土地经营规模和先天不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无论怎样添砖加瓦都建立不起现代化、产业化、农产品工业化的农业高楼大厦。农村每个人为了生存和那一亩三分地以及生产所需的各种生产资料（如种子、农药、化肥等等）和生产工具，和由此产出的那么一点点产品而忙碌奔波耗尽一生。并且在以农户为单位的生产过程中，几乎每个人都不得不从耕地、种植、施肥、杀虫、除草、灌溉到供应、运输、仓储、销售的全部环节单打独斗，同时还要懂农业技术、农产品市场信息、一定财务知识和营销管理等。实际上绝大多数农村农民是不可能做到的，即使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城市居民也无法做到，特别是在现在全球一体化、现代化、信息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更不可能做到。
经济危机造就了天赐良机
综上所述，现在的农业体制已经妨碍了整个经济发展。极小规模、低产出、高消耗的小农经济已耗费了几代农民几乎全部的人生和财富。
这就是为什么此前中央和各级政府增加许多好的改革和政策措施如：减免农业税费、推行义务教育、加强食品安全监控、加大银行农业信贷、增加农业补贴、扩大农民就业和保障劳动权益、科技下乡、推动社会保障“新农合”、促进环境保护等却在一盘散沙的亿万个小农经济个体面前事倍功半，收效甚微。
因此如果不加快农业体制改革，不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模式，将危及整个中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从农业体制的根本面进行改革已刻不容缓。
目前中国已经有能力、有水平、有条件来解决“三农问题”了。中国农业体制改革应借鉴中国城镇工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在中国成功改革30年的大好形势下，大胆的以一种超常规、跳跃式发展进行改革是完全可行的。
2008年百年难遇的世界经济危机给了我们百年难遇的天赐良机。这场危机使我们建设所需的绝大部分成本如能源、原材料等各种生产资料均处于罕见的历史低位，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是农业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对于迟早要做且必须要做的一系列基础建设，越迟做其成本代价越高，耗费社会财富越多。农业体制改革在前期已做了大量铺垫工作，在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下要趁势而为，应势利导，进行全面、深入、本质上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更经济、更有效、又好又快。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具备了全面进行农业体制改革的条件和综合实力：
一、长期稳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改造和“消灭农村”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二、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和充足的国民储蓄为改造和“消灭农村”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
三、充足的外汇储备和财政盈余为改造和“消灭农村”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四、大量剩余、青壮年期的劳动力为改造和“消灭农村”提供了坚实的人力保障。
五、世界各种物资的过剩以及通缩，许多行业充足的产能为改造和“消灭农村”提供了坚实的物资和资源保障。
六、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总体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大中城市经济过剩，使我们已具备了“城市工业反哺农业并支持改造和“消灭农村”的基础。
当然9亿农村人口的农业体制改革，在全国进行跨越式整体规划改革所需要的投入是巨大的，即使自身有这个国力也应该考虑吸引国际投资和国际资金，应改变传统“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观念，改变过去“有钱办事、无钱不办事”和“宁可将钱存起来贬值也不办事”的习惯，向国内外大举发行国债，通过借贷来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建设。
长远看，世界范围内大量资金为躲避经济风险和动荡以及通货紧缩，会避开动荡中的欧美日等国而选择中国这样高增长、稳定发展和有世界最大的市场的国家作为新目标市场。如果中国政府宣布实施积极的扩张经济政策，并发行10～20万亿元国债，将吸引国外巨大的资金融入。
中国持续3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长期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巨大经济成就和良好的政治、社会、投资环境，以及世界公认的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巨大潜力预期，为中国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的信誉。一个有信誉和巨大消费市场需求的经济体所发行的国债将大有市场。金融危机中无处可投的大量资本正在欧美灾区以外寻找避风港，借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发行大量国债将使中国更为有效的利用资金全面进行各项改革和建设，包括重中之重的农业体制改革。
转载自：《民营经济报》
“消灭农村” “消灭农民”
要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就必须全面深入的进行中国农业体制改革。
现在的农业体制最为迫切的是要解决“三农问题”，它以农民问题为核心，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社会保障差，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是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其次是农村问题，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最后是农业问题，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产业化程度低。同时中国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些失去土地或务农工作的农民流转到城镇谋生，一部分更是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流动人口，而另一部分已长期在城镇立足，有稳定的工作、社保、医保、住房甚至有自己的企业或股份，但却又在原来的农村中持有承包田地和宅基地，不合理地得到两块资源。因此“三农问题”已成为城乡一体化的全国性问题，已成为中国的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大问题。
中国13亿人口中9亿在农村，三农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由于农业发展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占中国人口3/4的农村人口总体生活情况是中国总体生活情况的最主要体现。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全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因此不加快农业体制改革将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农业产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则将危及整个中国经济。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始于1979年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在当时打破“大锅钣”、极大地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当时的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大家要知道，这种刚起步的改革，实际上是当时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以生存压力来迫使当时农业进行“倒退式”改革（退一步进二步）。如果中国当时城市国有、集体工业和商业改革仍停留在如同农村一样的个人或多人承包、租赁式的层面上，不继续深化改革，不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那么现在中国城市和工商企业等各种经济就会出现如同现在的农业、农村、农民一样的“三农问题”。现在任何有识之士都会认为如果城镇的全体市民、居民和全部企业的职工和中国现在农村中的小农经济一样户户每人都有一份生产资料或者一份城镇资产，都从事着以家庭为单位的工商生产经营的话，那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也是不可能的事，假如可能那么这个经济就一定是如同中国现在的“三农问题”一样，天天、月月、年年都要为此担心，并且一定会是一个很不好的“问题经济体”。
小农经济的先天不足和现有耕地只需1～2亿农业劳动力，农村现有劳动力总计达5.5亿，有近3亿多的过剩劳动力不得不进城打工，但城市并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提供，形成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人员就业难、收入低、几乎无保障的局面。九十年代后对于农业体制是没有进行大的改革。当我们意识到农业重要性积极抓农业时，又往往就农业抓农业，孤立地对待“三农问题”，未能从农业体制的根本上进行改革，把它与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和消灭农村、消灭农民，把农业变为规模化农业产业整体来规划改革，把它与二、三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发展。进入WTO后中国农业产品又面临外国农业强国的竞争，单一的家庭生产单位无力进行市场竞争，中国农业在发达国家农业面前几乎溃不成军。
在近半个世纪新中国农业发展历程中，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年年月月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出台了许多配套支持帮助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使得“三农问题”得到一定的缓解，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在于“几千年遗留的、根深蒂固的、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农业体制和传统农业文化意识”，以致于几乎所有国人将“每个农民都应有一亩三分地、一定生产资料进行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的个体农户经济”视为千年铁打的规律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事实上这是不对的，更谈不上科学，并使在此基础上推行的一系列农业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的根本性缺陷。
我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农户的规模化和组织化程度低，曾经在改革开放初期发挥巨大作用的家庭承包经营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弊端也充分暴露出来：产出十分有限，没有发展后劲，仅能解决温饱问题，抗风险能力极差，仍然几乎靠天吃饭。在一些自然条件差、生存环境恶劣的地方，甚至无法解决温饱问题。中国大部分农业作为弱小产业，投入大，生产周期长，产出小，不仅受市场制约，还受大自然制约，收入极不稳定。人们为了生存，疯狂掠夺性使用自然资源，造成自然环境恶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制约农业和农村农民的发展。
在如此狭小的土地经营规模和先天不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无论怎样添砖加瓦都建立不起现代化、产业化、农产品工业化的农业高楼大厦。农村每个人为了生存和那一亩三分地以及生产所需的各种生产资料（如种子、农药、化肥等等）和生产工具，和由此产出的那么一点点产品而忙碌奔波耗尽一生。并且在以农户为单位的生产过程中，几乎每个人都不得不从耕地、种植、施肥、杀虫、除草、灌溉到供应、运输、仓储、销售的全部环节单打独斗，同时还要懂农业技术、农产品市场信息、一定财务知识和营销管理等。实际上绝大多数农村农民是不可能做到的，即使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城市居民也无法做到，特别是在现在全球一体化、现代化、信息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更不可能做到。
经济危机造就了天赐良机
综上所述，现在的农业体制已经妨碍了整个经济发展。极小规模、低产出、高消耗的小农经济已耗费了几代农民几乎全部的人生和财富。
这就是为什么此前中央和各级政府增加许多好的改革和政策措施如：减免农业税费、推行义务教育、加强食品安全监控、加大银行农业信贷、增加农业补贴、扩大农民就业和保障劳动权益、科技下乡、推动社会保障“新农合”、促进环境保护等却在一盘散沙的亿万个小农经济个体面前事倍功半，收效甚微。
因此如果不加快农业体制改革，不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模式，将危及整个中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从农业体制的根本面进行改革已刻不容缓。
目前中国已经有能力、有水平、有条件来解决“三农问题”了。中国农业体制改革应借鉴中国城镇工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在中国成功改革30年的大好形势下，大胆的以一种超常规、跳跃式发展进行改革是完全可行的。
2008年百年难遇的世界经济危机给了我们百年难遇的天赐良机。这场危机使我们建设所需的绝大部分成本如能源、原材料等各种生产资料均处于罕见的历史低位，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是农业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对于迟早要做且必须要做的一系列基础建设，越迟做其成本代价越高，耗费社会财富越多。农业体制改革在前期已做了大量铺垫工作，在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大潮下要趁势而为，应势利导，进行全面、深入、本质上的改革，这样的改革更经济、更有效、又好又快。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具备了全面进行农业体制改革的条件和综合实力：
一、长期稳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改造和“消灭农村”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二、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和充足的国民储蓄为改造和“消灭农村”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
三、充足的外汇储备和财政盈余为改造和“消灭农村”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四、大量剩余、青壮年期的劳动力为改造和“消灭农村”提供了坚实的人力保障。
五、世界各种物资的过剩以及通缩，许多行业充足的产能为改造和“消灭农村”提供了坚实的物资和资源保障。
六、综合国力明显增强，总体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大中城市经济过剩，使我们已具备了“城市工业反哺农业并支持改造和“消灭农村”的基础。
当然9亿农村人口的农业体制改革，在全国进行跨越式整体规划改革所需要的投入是巨大的，即使自身有这个国力也应该考虑吸引国际投资和国际资金，应改变传统“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观念，改变过去“有钱办事、无钱不办事”和“宁可将钱存起来贬值也不办事”的习惯，向国内外大举发行国债，通过借贷来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建设。
长远看，世界范围内大量资金为躲避经济风险和动荡以及通货紧缩，会避开动荡中的欧美日等国而选择中国这样高增长、稳定发展和有世界最大的市场的国家作为新目标市场。如果中国政府宣布实施积极的扩张经济政策，并发行10～20万亿元国债，将吸引国外巨大的资金融入。
中国持续3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长期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巨大经济成就和良好的政治、社会、投资环境，以及世界公认的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巨大潜力预期，为中国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的信誉。一个有信誉和巨大消费市场需求的经济体所发行的国债将大有市场。金融危机中无处可投的大量资本正在欧美灾区以外寻找避风港，借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发行大量国债将使中国更为有效的利用资金全面进行各项改革和建设，包括重中之重的农业体制改革。
转载自：《民营经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