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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在一个机会公平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承受很高程度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而在一个机会不均等的社会里，只要收入差距稍有扩大，人们就会产生仇富心理，进而要求政府对收入分配进行不恰当的干预，因此导致社会激励机制的消失
中国奇迹发生的原因
中国奇迹的创造大致上是沿着以下路径逐渐向前推进的：首先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突破口，展开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紧接而来的是对“一大二公”的传统经济体制加以改革，通过引进市场机制，让商业活动合法化。
与此同时，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打开了引进外资的大门，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外资潮”，其结果不仅帮助中国突破了资本要素短缺的瓶颈，也帮助中国突破了市场知识匮乏的瓶颈；伴随而来的“民工潮”，则大幅度地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外资潮”与“民工潮”的结合产生了“经济上的化学反应”，让中国很快成了世界工厂。
在廉价劳动与巨大海外市场的双重吸引下，私人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纷纷创业建厂，于是便有了民营经济的崛起与外国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民营经济占到了三分之一的份额。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导致中国的产能迅速释放，但是受到存量失业人口的约束，工资无法与GDP同步增长，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过剩产能”，为了出清这些“过剩产能”，我们找到了以下正确的解决方法：一是货币贬值，二是加入WTO。前者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后者降低了中国出口贸易的交易成本。
中国的经济奇迹还与中国选择了正确的国际分工模式高度相关。从中国劳动要素丰裕、资本要素供给不足、以及人力资本高度匮乏的事实出发，我们正确地选择了加工贸易的模式，这种分工与贸易模式既符合中国的禀赋，也能够为世界所接受。
保持奇迹的关键因素
沿着以上的路径，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了30年，从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根据以上总结，我们可以预期，中国的经济奇迹能否持续，关键取决于以下因素：
从存量角度来讲，能否把存量要素与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比如是补贴农民进城打工，还是补贴农民回家种地，这就涉及到是把存量人口配置到报酬递增的部门还是报酬递减的部门。再如，是把资金投向自然环境脆弱与物流成本很高的西部地区，还是动员西部地区的人口流向东部和中部适合经济增长的地区，这些都将对中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重大的影响。
从流量角度来讲，能否促进全社会生产性固定资本的形成、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中国经济奇迹可否持续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教育、知识和人才都未做好充分准备、研发能力整体较差的情况下，政策不当会造成外商撤资，民营资金从原有生产部门撤出，转而投向房产和金融部门的严重后果。结果不仅是增量生产性固定资本的形成率在下降，而且还造成了存量固定资产与潜在GDP的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房地产泡沫与因为内生性货币供给增加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我们这里所说的内生性货币供给指的是那种将存量资产变现为流动性的行为，受这种行为影响，即使央行不增加货币供给，全社会的货币供应量也会因此而增加。
从需求角度来讲，外部市场需求是中国经济奇迹得以发生和持续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事实上，自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依靠对外贸易来实现经济起飞，最终走向成熟发展阶段的。对于绝大多数经历了这样发展过程的国家来说，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大都呈现出倒U字的特征，即贸易依存度随着经济起飞而递增，然后，再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而递减。对外贸易依存度的这种变动轨迹告诉我们，外贸、特别是出口与内需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因果关系。由此可见，内需与外需的这种替代过程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可能是政策调整的结果。假如在经济发展还未达到可以用内需来替代外需的时候，放弃出口促进的贸易和发展战略，那么就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从而也就无法实现从外需推动经济增长到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转变。中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刺激内需的经济政策之所以成效不大，可能与中国尚未达到这样的转换阶段有关。如果以上的分析成立，那么放弃出口促进的发展战略，就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汇率政策。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名义汇率不断升值，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一系列非常负面的影响：从基本面來看，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竞争力的下降，迫使更多的资本流出出口贸易部门，转而进入金融与地产等高收益部门，从而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发展；从金融面来看，人民币升值为境外投机套利资本的流入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境外资本流入而来的便是中国的流动性泛滥，结果发生了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同时并存的通胀。
与此同时，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引起的境外投机套利资本的流入却增加了人民币外汇占款发行的数量，从而使得货币供应量并未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而减少，反而进一步增加了基础货币的供应量。于是，便发生了由人民币对外升值、境外投机套利资本流入、人民币供应量增加及其对内贬值的严重局面。
此外，经过30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社会开始失去往日的平衡，比如城乡差距在扩大、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也在扩大、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资源紧缺的压力也越来越明显。
中国又来到了十字路口
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好的方法不是再分配，而是在于公平机会，比如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公平就业的机会、公平进入市场创造财富的机会。事实证明，在一个机会公平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承受很高程度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而在一个机会不均等的社会里，只要收入差距稍有扩大，人们就会产生仇富心理，进而要求政府对收入分配进行不恰当的干预，因此导致社会激励机制的消失。
解决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最好办法则是鼓励人口自由流动，只有当劳动力能够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了，工资才能趋于均等化，而用平衡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方法来平衡不同地区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必定会事倍功半。为鼓励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之间自由流动，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建立在农耕社会基础上的社会治理结构。
环境是经济增长的一种成本，我们应该在允许污染产业发展的同时，通过建立相匹配的环保产业，将污染“就地正法”。资源短缺则并不构成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回顾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国家是因为受到资源约束而陷入经济崩溃的。只要价格机制起作用，任何一种资源的稀缺性增加，都会导致企业家和科学家共同去寻找或者创造替代品，于是便有了人类的技术进步和文明的发展。
面对中国经济奇迹下产生的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回归，不能从传统思维逻辑和体制中去寻找答案，而是要通过思想创新和体制改革的深化去更加有效地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但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传统文化不问良莠的全面复归、经济决策权限过多地集中于中央政府部门、以及由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造成的国进民退现象。所有这些正在妨碍着我们去真正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使得中国的经济奇迹可能离我们而去。中国又来到了十字路口。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责编/李逸浩 美编/叶锐）
中国奇迹发生的原因
中国奇迹的创造大致上是沿着以下路径逐渐向前推进的：首先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突破口，展开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紧接而来的是对“一大二公”的传统经济体制加以改革，通过引进市场机制，让商业活动合法化。
与此同时，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打开了引进外资的大门，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外资潮”，其结果不仅帮助中国突破了资本要素短缺的瓶颈，也帮助中国突破了市场知识匮乏的瓶颈；伴随而来的“民工潮”，则大幅度地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外资潮”与“民工潮”的结合产生了“经济上的化学反应”，让中国很快成了世界工厂。
在廉价劳动与巨大海外市场的双重吸引下，私人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纷纷创业建厂，于是便有了民营经济的崛起与外国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民营经济占到了三分之一的份额。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导致中国的产能迅速释放，但是受到存量失业人口的约束，工资无法与GDP同步增长，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过剩产能”，为了出清这些“过剩产能”，我们找到了以下正确的解决方法：一是货币贬值，二是加入WTO。前者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后者降低了中国出口贸易的交易成本。
中国的经济奇迹还与中国选择了正确的国际分工模式高度相关。从中国劳动要素丰裕、资本要素供给不足、以及人力资本高度匮乏的事实出发，我们正确地选择了加工贸易的模式，这种分工与贸易模式既符合中国的禀赋，也能够为世界所接受。
保持奇迹的关键因素
沿着以上的路径，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了30年，从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奇迹。根据以上总结，我们可以预期，中国的经济奇迹能否持续，关键取决于以下因素：
从存量角度来讲，能否把存量要素与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比如是补贴农民进城打工，还是补贴农民回家种地，这就涉及到是把存量人口配置到报酬递增的部门还是报酬递减的部门。再如，是把资金投向自然环境脆弱与物流成本很高的西部地区，还是动员西部地区的人口流向东部和中部适合经济增长的地区，这些都将对中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重大的影响。
从流量角度来讲，能否促进全社会生产性固定资本的形成、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中国经济奇迹可否持续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教育、知识和人才都未做好充分准备、研发能力整体较差的情况下，政策不当会造成外商撤资，民营资金从原有生产部门撤出，转而投向房产和金融部门的严重后果。结果不仅是增量生产性固定资本的形成率在下降，而且还造成了存量固定资产与潜在GDP的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房地产泡沫与因为内生性货币供给增加而引起的通货膨胀。我们这里所说的内生性货币供给指的是那种将存量资产变现为流动性的行为，受这种行为影响，即使央行不增加货币供给，全社会的货币供应量也会因此而增加。
从需求角度来讲，外部市场需求是中国经济奇迹得以发生和持续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事实上，自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依靠对外贸易来实现经济起飞，最终走向成熟发展阶段的。对于绝大多数经历了这样发展过程的国家来说，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大都呈现出倒U字的特征，即贸易依存度随着经济起飞而递增，然后，再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而递减。对外贸易依存度的这种变动轨迹告诉我们，外贸、特别是出口与内需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因果关系。由此可见，内需与外需的这种替代过程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可能是政策调整的结果。假如在经济发展还未达到可以用内需来替代外需的时候，放弃出口促进的贸易和发展战略，那么就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从而也就无法实现从外需推动经济增长到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转变。中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刺激内需的经济政策之所以成效不大，可能与中国尚未达到这样的转换阶段有关。如果以上的分析成立，那么放弃出口促进的发展战略，就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汇率政策。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名义汇率不断升值，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一系列非常负面的影响：从基本面來看，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竞争力的下降，迫使更多的资本流出出口贸易部门，转而进入金融与地产等高收益部门，从而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发展；从金融面来看，人民币升值为境外投机套利资本的流入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境外资本流入而来的便是中国的流动性泛滥，结果发生了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同时并存的通胀。
与此同时，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引起的境外投机套利资本的流入却增加了人民币外汇占款发行的数量，从而使得货币供应量并未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而减少，反而进一步增加了基础货币的供应量。于是，便发生了由人民币对外升值、境外投机套利资本流入、人民币供应量增加及其对内贬值的严重局面。
此外，经过30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社会开始失去往日的平衡，比如城乡差距在扩大、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也在扩大、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资源紧缺的压力也越来越明显。
中国又来到了十字路口
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最好的方法不是再分配，而是在于公平机会，比如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公平就业的机会、公平进入市场创造财富的机会。事实证明，在一个机会公平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承受很高程度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而在一个机会不均等的社会里，只要收入差距稍有扩大，人们就会产生仇富心理，进而要求政府对收入分配进行不恰当的干预，因此导致社会激励机制的消失。
解决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最好办法则是鼓励人口自由流动，只有当劳动力能够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了，工资才能趋于均等化，而用平衡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方法来平衡不同地区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必定会事倍功半。为鼓励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之间自由流动，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建立在农耕社会基础上的社会治理结构。
环境是经济增长的一种成本，我们应该在允许污染产业发展的同时，通过建立相匹配的环保产业，将污染“就地正法”。资源短缺则并不构成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回顾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国家是因为受到资源约束而陷入经济崩溃的。只要价格机制起作用，任何一种资源的稀缺性增加，都会导致企业家和科学家共同去寻找或者创造替代品，于是便有了人类的技术进步和文明的发展。
面对中国经济奇迹下产生的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回归，不能从传统思维逻辑和体制中去寻找答案，而是要通过思想创新和体制改革的深化去更加有效地解决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但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传统文化不问良莠的全面复归、经济决策权限过多地集中于中央政府部门、以及由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造成的国进民退现象。所有这些正在妨碍着我们去真正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使得中国的经济奇迹可能离我们而去。中国又来到了十字路口。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责编/李逸浩 美编/叶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