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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会议的第一次预备会于4月3日至8日在泰国曼谷举行。这次会议除了产生几份文件外，无实质进程。作为2011年底南非德班会议的热身，曼谷会议的成果不多，国外媒体甚至评论其为一次失败的会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本刊记者采访了刚刚从曼谷归来的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博士。
曼谷得小失大
中国经济信息：曼谷会议取得了哪些成果？您如何评价曼谷会议呢？
杨富强：我对曼谷会议的评价是政治意愿低迷，僵局未破。值得庆幸的是，长期合作行动工作组（以下简称LCA）的 “议程”在最后一分钟敲定，这是一种小斩获，但宝贵时间正在流失，设立“绿色气候基金”是《坎昆协议》的实质性内容之一，被视为坎昆会议的代表性成果，但是在曼谷会议上根本就没有时间进行讨论。
大会通过了新的工作组会议“议程”。新“议程”比较全面和平衡，基本是按“77国+中国”集团的提案为蓝本修改补充而成。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基本包括在内，其他国家的重要议题也仍在字里行间显现。与LCA工作组相比，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KP）工作组早已按原先确定的议程进行，但屡屡在关键的有进取心的减排目标上“卡壳”。
此前，我对2011年底的南非德班大会的结果作了三个情景分析。在2011年南非德班大会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综合的、平衡的和较高政治承诺的条约。第一种情景应该是首选并为此而努力。第二种情景是，德班会议成果有限，但为2012年的韩国首尔会议扫除一些障碍，铺平道路，争取更多的时间。第三种情景南非德班会议无果而终，在首尔会议上很可能只有 “各自目标，分别表述，志愿实施”的文件，而没有强制性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从6天的曼谷会议进展效果来看，第一种情景显然减分，第二和第三种情景增加了可能性。
中国经济信息：曼谷会议主要内容集中在哪些方面，焦点问题是什么？
杨富强：KP和LCA两个小组在正式的文件发放中，今年迄今只有两个会议已被确定：4月5-8日的曼谷会议和6月6-17日的波恩会议。如果今年只有这两个谈判会议的话，年底南非德班的第17届气候变化框架大会（COP17）能否取得成果就成了问题。当务之急，是要为今年的气候谈判梳理出一个全年会议的工作方案。
77国集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集团认为，LCA的谈判基础是“巴厘路线图”。“巴厘路线图”确定了11个谈判领域，其中减缓、适应、技术转让、资金支持和能力建设为五大重点。在坎昆会议上谈判取得了进展，但在“巴厘路线图”中阐明的一些主要议题没有得到反映，应该在2011年的谈判中一并考虑。美国和一些伞形国家，认为坎昆会议已取得了许多进展，应继续在这些议题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扩大共识，没有必要在其他问题上再陷入争论。77国家+中国集团认为，在11个领域里全面平衡发展为好，美国和某些伞形国家的议题都可放在这个大框架里进行。欧盟等一些发达国家同意在坎昆会议决议的基础上，加入一些重要的议题，态度折中。简单地说，就是只要坎昆会议决议中的一些议题，还是“巴厘路线图”和坎昆会议决议中全面的平衡议题。
碳减排迷题
中国经济信息：发达国家提交的碳减排行动报告有什么特点呢？
杨富强：发达国家的发言中，老调重弹的多，新意较少，有几个国家的发言还是值得回顾一下。美国代表在发言中，罗列了许多正在执行和尚在计划中的实施方案，认为美国CO2排放在2009年来首次下降，除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奥巴马政府的行动也起了效果。美国代表再三强调美国国内政体不同，立法困难和经济人口增长等因素，认为原先提出在2005年基础上，2020年减排17%的目标是突出的。日本代表的发言与众不同，对各国在日本大地震和大海啸灾难的同情和支持，表示感谢，日本代表的发言，没有联系25%的减排目标，其含意引人揣测。澳大利亚和俄罗斯仍强调自然条件特殊，发展经济为首要任务，提出一组不同的以他国减排为前提的减排目标。瑞士、瑞典、波兰、英国等欧洲国家表明，在经济保持发展的同时，可以与碳减排脱钩。德国提出在2020年减少40%的目标是在欧盟减排30%的基础上作出的，将了欧盟一军。德国2030年减排50%，2040年和2050年各减排70%和80%-95%。除了利用市场机制外，新能源将从20%的能源供应上升到60%以上。
中国经济信息：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提交的碳减排报告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杨富强：发展中国家集团在发言中强调指出，即使将附件1国家的全部承诺和发展中国家所作出的国家行动方案加起来，本世纪末将温升控制在2℃的要求，在2020年仍有70亿吨-60亿吨CO2排放的差距。发达国家必须要做更多的减排，才能给发展中国家留出有限的发展空间。在目前行动方案的总减量中，发展中国家占到56%以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令人吃惊的是，有48个发展中国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提交了NAMA报告，就连积极推动气候变化谈判的国际NGO组织也连说“想不到”。
基础四国(BSIC，巴西、南非、印度、中国)在去年报告的NAMA中，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巴西政府提出到2020年，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12％-15%，减少10亿吨CO2排放；2020年为排放顶峰，随后下降。南非在2020年要降低34%；在2025年降低42%。印度到2020年CO2排放比2005年水平降低20％-25%，可减少19.5亿吨CO2排放。中国在2005年-2010年期间，能耗强度下降19.1%，减少了17亿吨的CO2排放；从2010年-2015年，CO2强度要下降17%，2020年在2005年的水平上，CO2强度下降40％-45%，还有可再生能源份额的15%指标以及森林碳汇指标也都成为国内有法律约束力的指标。基础四国的NAMA中减排目标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实施内容和力度都有加所加强。
其它发展中国家也提出雄心勃勃的NAMA方案。比如，墨西哥在2020年比基础年（2000年）下降30%，到2050年下降50%；秘鲁承诺在未来，40%以上的能源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孟加拉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完全没有责任提交NAMA的方案，但孟加拉提交并介绍NAMA的内容，实际操作性很强。加纳着重说明，发展中国家对资金的需要是迫切的，主要用于技术、能力建设、适应和减排项目上。南非代表指出，要满足和实现2050年的目标，仅国际资金需求就到达1万亿美元。
中国经济信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碳减排行动上存在什么共同问题呢？
杨富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需要时间进行讨论，减少和弥合分歧，建立互信。发达国家不仅自己的减排承诺很低，在碳汇、市场机制、热空气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大漏洞，有些负面影响也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但减排的效果既重复计算又计入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中。正如许多发展中国家所表示的那样，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所做的NAMA那样，认真地考虑将承诺目标进一步提高，并对发展中国家的NAMA行动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在发展中国家的介绍中，也发现有不一致和困惑的地方，例如各国采用的照常情景的假设条件没有充分说明和解释。发达国家在自己国家承诺的假设中也多有含糊之处。因此，建立全球性的指导文件，克服这类歧义和模糊解释是有用的。在今后的讨论会中，应有目的将国家行动介绍与谈判和其它支持（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联系起来。
中国经济信息：有媒体评论曼谷会议是一次失败的会议，您怎么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杨富强：如我前面所讲的，曼谷会议得少失多，政治意愿不足，僵局未破。政治意愿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基础。人们之所以津津乐道京都议定书，因为它是缔约各方高度政治意愿的产物。京都议定书正面临着弃废的挑战：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在2012年底截止。京都议定书几经磨难，曾遭受到美国退出的威胁，多数附件1国家的实际减排和承诺目标之间差距过大，使国际公约履行的权威受到质疑。这是许多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的应对上政治意愿降低，动力不足所致。
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是京都议定书的生命线。如果没有第二承诺期，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底就寿终正寝。在这次曼谷的KP工作组会议上，附件1国家仍然说着车轱辘话。没有一个附件1国家表达强的政治意愿，明确表示加入第二承诺期，并作出承诺。有的附件1国家把京都议定书的承诺与长期合作行动工作组的承诺相关联，形成连环套死结。
曼谷得小失大
中国经济信息：曼谷会议取得了哪些成果？您如何评价曼谷会议呢？
杨富强：我对曼谷会议的评价是政治意愿低迷，僵局未破。值得庆幸的是，长期合作行动工作组（以下简称LCA）的 “议程”在最后一分钟敲定，这是一种小斩获，但宝贵时间正在流失，设立“绿色气候基金”是《坎昆协议》的实质性内容之一，被视为坎昆会议的代表性成果，但是在曼谷会议上根本就没有时间进行讨论。
大会通过了新的工作组会议“议程”。新“议程”比较全面和平衡，基本是按“77国+中国”集团的提案为蓝本修改补充而成。发展中国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基本包括在内，其他国家的重要议题也仍在字里行间显现。与LCA工作组相比，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KP）工作组早已按原先确定的议程进行，但屡屡在关键的有进取心的减排目标上“卡壳”。
此前，我对2011年底的南非德班大会的结果作了三个情景分析。在2011年南非德班大会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综合的、平衡的和较高政治承诺的条约。第一种情景应该是首选并为此而努力。第二种情景是，德班会议成果有限，但为2012年的韩国首尔会议扫除一些障碍，铺平道路，争取更多的时间。第三种情景南非德班会议无果而终，在首尔会议上很可能只有 “各自目标，分别表述，志愿实施”的文件，而没有强制性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从6天的曼谷会议进展效果来看，第一种情景显然减分，第二和第三种情景增加了可能性。
中国经济信息：曼谷会议主要内容集中在哪些方面，焦点问题是什么？
杨富强：KP和LCA两个小组在正式的文件发放中，今年迄今只有两个会议已被确定：4月5-8日的曼谷会议和6月6-17日的波恩会议。如果今年只有这两个谈判会议的话，年底南非德班的第17届气候变化框架大会（COP17）能否取得成果就成了问题。当务之急，是要为今年的气候谈判梳理出一个全年会议的工作方案。
77国集团+中国的发展中国家集团认为，LCA的谈判基础是“巴厘路线图”。“巴厘路线图”确定了11个谈判领域，其中减缓、适应、技术转让、资金支持和能力建设为五大重点。在坎昆会议上谈判取得了进展，但在“巴厘路线图”中阐明的一些主要议题没有得到反映，应该在2011年的谈判中一并考虑。美国和一些伞形国家，认为坎昆会议已取得了许多进展，应继续在这些议题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扩大共识，没有必要在其他问题上再陷入争论。77国家+中国集团认为，在11个领域里全面平衡发展为好，美国和某些伞形国家的议题都可放在这个大框架里进行。欧盟等一些发达国家同意在坎昆会议决议的基础上，加入一些重要的议题，态度折中。简单地说，就是只要坎昆会议决议中的一些议题，还是“巴厘路线图”和坎昆会议决议中全面的平衡议题。
碳减排迷题
中国经济信息：发达国家提交的碳减排行动报告有什么特点呢？
杨富强：发达国家的发言中，老调重弹的多，新意较少，有几个国家的发言还是值得回顾一下。美国代表在发言中，罗列了许多正在执行和尚在计划中的实施方案，认为美国CO2排放在2009年来首次下降，除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奥巴马政府的行动也起了效果。美国代表再三强调美国国内政体不同，立法困难和经济人口增长等因素，认为原先提出在2005年基础上，2020年减排17%的目标是突出的。日本代表的发言与众不同，对各国在日本大地震和大海啸灾难的同情和支持，表示感谢，日本代表的发言，没有联系25%的减排目标，其含意引人揣测。澳大利亚和俄罗斯仍强调自然条件特殊，发展经济为首要任务，提出一组不同的以他国减排为前提的减排目标。瑞士、瑞典、波兰、英国等欧洲国家表明，在经济保持发展的同时，可以与碳减排脱钩。德国提出在2020年减少40%的目标是在欧盟减排30%的基础上作出的，将了欧盟一军。德国2030年减排50%，2040年和2050年各减排70%和80%-95%。除了利用市场机制外，新能源将从20%的能源供应上升到60%以上。
中国经济信息：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提交的碳减排报告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杨富强：发展中国家集团在发言中强调指出，即使将附件1国家的全部承诺和发展中国家所作出的国家行动方案加起来，本世纪末将温升控制在2℃的要求，在2020年仍有70亿吨-60亿吨CO2排放的差距。发达国家必须要做更多的减排，才能给发展中国家留出有限的发展空间。在目前行动方案的总减量中，发展中国家占到56%以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令人吃惊的是，有48个发展中国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秘书处提交了NAMA报告，就连积极推动气候变化谈判的国际NGO组织也连说“想不到”。
基础四国(BSIC，巴西、南非、印度、中国)在去年报告的NAMA中，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巴西政府提出到2020年，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12％-15%，减少10亿吨CO2排放；2020年为排放顶峰，随后下降。南非在2020年要降低34%；在2025年降低42%。印度到2020年CO2排放比2005年水平降低20％-25%，可减少19.5亿吨CO2排放。中国在2005年-2010年期间，能耗强度下降19.1%，减少了17亿吨的CO2排放；从2010年-2015年，CO2强度要下降17%，2020年在2005年的水平上，CO2强度下降40％-45%，还有可再生能源份额的15%指标以及森林碳汇指标也都成为国内有法律约束力的指标。基础四国的NAMA中减排目标虽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实施内容和力度都有加所加强。
其它发展中国家也提出雄心勃勃的NAMA方案。比如，墨西哥在2020年比基础年（2000年）下降30%，到2050年下降50%；秘鲁承诺在未来，40%以上的能源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孟加拉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完全没有责任提交NAMA的方案，但孟加拉提交并介绍NAMA的内容，实际操作性很强。加纳着重说明，发展中国家对资金的需要是迫切的，主要用于技术、能力建设、适应和减排项目上。南非代表指出，要满足和实现2050年的目标，仅国际资金需求就到达1万亿美元。
中国经济信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碳减排行动上存在什么共同问题呢？
杨富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需要时间进行讨论，减少和弥合分歧，建立互信。发达国家不仅自己的减排承诺很低，在碳汇、市场机制、热空气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大漏洞，有些负面影响也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但减排的效果既重复计算又计入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中。正如许多发展中国家所表示的那样，发达国家要向发展中国家所做的NAMA那样，认真地考虑将承诺目标进一步提高，并对发展中国家的NAMA行动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在发展中国家的介绍中，也发现有不一致和困惑的地方，例如各国采用的照常情景的假设条件没有充分说明和解释。发达国家在自己国家承诺的假设中也多有含糊之处。因此，建立全球性的指导文件，克服这类歧义和模糊解释是有用的。在今后的讨论会中，应有目的将国家行动介绍与谈判和其它支持（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联系起来。
中国经济信息：有媒体评论曼谷会议是一次失败的会议，您怎么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杨富强：如我前面所讲的，曼谷会议得少失多，政治意愿不足，僵局未破。政治意愿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基础。人们之所以津津乐道京都议定书，因为它是缔约各方高度政治意愿的产物。京都议定书正面临着弃废的挑战：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即将在2012年底截止。京都议定书几经磨难，曾遭受到美国退出的威胁，多数附件1国家的实际减排和承诺目标之间差距过大，使国际公约履行的权威受到质疑。这是许多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的应对上政治意愿降低，动力不足所致。
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是京都议定书的生命线。如果没有第二承诺期，京都议定书在2012年底就寿终正寝。在这次曼谷的KP工作组会议上，附件1国家仍然说着车轱辘话。没有一个附件1国家表达强的政治意愿，明确表示加入第二承诺期，并作出承诺。有的附件1国家把京都议定书的承诺与长期合作行动工作组的承诺相关联，形成连环套死结。